《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序

趙逵夫

在今日的社會環(huán)境與學術條件下，應該對先秦文學與文化進行集中的、系統(tǒng)的、更深入的研究。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般說來，距當今社會越近者，與當今社會的共同性越多，對當今社會的影響便越大，借鑒意義也越大。但是，先秦時期既是中華民族的形成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確立時期，它對后代在文學和文化各方面的影響，此后任何一個時代不能與之相比。

在學術領域的情形是，從古到今，有關這一段的研究最多（包括經學范圍內的論著），但近代以來學者同古代人們的看法之差距卻最大，而且近代以來學者之間爭論亦最多，分歧也最大。讀讀《古史辨》以來的有關論著，便可以明白。至于文學史著作，先秦一段似乎只是同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并列的一個時段，同各朝分體論述的情形一樣，大多分為“《詩經》”、“歷史散文”、“諸子散文”、“楚辭”四大部分，有的在前面加上“概述”或“原始歌謠與神話”，后面帶上“秦代文學”。而事實上，就中國文明史言之，秦以前的一段同漢以后一段時間大體相等注。先秦時代沒有攝影、錄音、錄像設備，我們對先秦時兩千年社會的認識，除了有關史書、諸子著作之外，一靠地下出土的材料，二靠當時留下來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不僅是當時社會的反映，也是當時人們心靈的反映。一部文學史，便是一部心靈史。至今存在一個比較普遍的錯誤觀念，認為先秦時代沒有純文學?！对娊洝分械娜俣嗍自婋y道不是純文學？世界各個民族中，文學不同體裁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但一般說來，詩歌都是產生最早的。我國西周末年宣王時代即產生了以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張仲為代表的中興詩人，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文學群體，這也是很多學者未能想到的注。

我們要展現(xiàn)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必須對先秦時代的文學與文化各方面有一個科學、明晰的認識，既消除種種盲目信古的謬說，也克服一味疑古的心理與思想，從而對它們作科學的、更為細致的研究。

百年來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資料及一些學者們的研究，已為我們奠定了一個好的基礎，即使是“疑古派”學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也對我們徹底地清理理論場地、對不少問題的考察與研究拋開各種舊說的束縛而從頭做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近幾十年出土的大量文字資料，更使我們有可能弄清前人無法弄清的問題，糾正前人的某些錯誤，解決一些歷史的懸案，補出某些歷史的缺環(huán)。

我們的先民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左右進入銅石并用的時代（在距今六七千年的陜西臨潼姜寨文化遺址中已發(fā)現(xiàn)銅片）。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出現(xiàn)中心聚落，表現(xiàn)出明顯的階段、階層的差異，有的大墓葬中還有象征著權威、武力、生殺大權的玉鉞。到仰韶文化晚期，社會分化更為明顯。如秦安大地灣中心聚落出現(xiàn)了建筑規(guī)格甚高的原始殿堂注?？梢姡敃r已確立了強制性權力系統(tǒng)。而階段或階層的存在，強制性權力系統(tǒng)的確立，是國家形成的標志注。炎帝族、黃帝族爭戰(zhàn)于阪泉，黃帝族、蚩尤族爭戰(zhàn)于涿鹿，以及顓頊、共工之戰(zhàn)，實際上就反映了在一定王權之下，各部族間為擴大勢力，爭得更多生活、生產資源而進行的戰(zhàn)爭。當時的帝（部族集團的首領）或由各部族首領協(xié)商確定，或由上一任的部族集團首領提名確定。與由選舉產生的制度相比，逐漸帶有強制確定的性質，已為以后的世襲王權奠定了基礎?！渡胶＝洝ずＭ饽辖洝饭弊ⅲ骸拔魣蛞蕴煜伦屗?，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薄俄n非子·外儲說右上》和《呂氏春秋·行論》有類似的記載注?！俄n非子》中言鯀因反對傳于舜，堯“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并說時舜為“匹夫”，說明舜此前在部落集團中并無高的地位。堯為什么不顧其他首領的反對而一意傳位于一個并無地位的人呢？因為這樣就可以使繼位者完全聽他的話，維護他的利益，包括他的聲譽。而《史記正義·五帝本紀》引《竹書》，又說“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或者是堯初言傳于舜只是一個姿態(tài)，本意是要傳于兒子丹朱，后來舜在培植了自己的勢力之后強取之；或者堯雖打算百年之后傳于舜，舜等不及，因而搶班奪權?？傊?，“堯舜禪讓”乃是儒家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改造了的歷史，其實當時已開始了家天下的前奏。禹的宣言傳位于益，而實欲傳于子，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俄n非子·飾邪》說：“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后至，而禹斬之?！币粋€部落的首領或曰酋長因朝會遲到而被殺，帝（君主）的地位如此之威嚴，其法令如此之峻急，則其個人與家族的勢力到了怎樣的程度，便可想而知。古代文獻中說禹年老之后在部落集團會議上提出繼承人的問題，大家推舉皋陶，但皋陶早死。后又推舉了益。其實這時推舉帝的繼承人在禹來說，只是因襲舊制度與習俗進行的一種形式而已，因為他將天下傳于自己兒子啟已經是水到渠成，只需交接的過程了?！稌x書·束皙傳》引《竹書紀年》說：“益干啟位，啟殺之?！薄痘茨献印R俗》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保ā皢⑼鲋毖詥缌擞徐枋?。）《尚書·虞夏書》中有《甘誓》，即記啟滅有扈氏之事。

掃除儒家所散迷霧，由古代文獻即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從炎黃時代已經開始進入文明社會。而近幾十年地下挖掘的資料，也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對中國遠古時代歷史、文化的正確認識，也有利于對“軸心時期”我國文化的繁榮及各種思想的來源、形成與發(fā)展有更為深入的研究。

遠古時代由于人類無力治理河道，洪水暴發(fā)會淹沒平原地帶居民的房屋等生活資源，故先民多居于丘陵地帶。西北的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遠祖生存棲息地之一。隨著人類對自然規(guī)律（如一年四季的變化，洪水的發(fā)作、消退，果實谷物的生長、成熟等）的逐漸掌握，防止河患能力的增強（局部的圍堵、疏通等），人類慢慢向平原地帶發(fā)展。古代傳說伏羲“生于仇夷，長于起城”，“徙治陳倉”（《路史》。其說本榮氏《遁甲開山圖》，見《路史·后紀一》羅蘋注引），正說明了遠古氏族生存、遷徙的一般狀況。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距今7800年，已發(fā)現(xiàn)繩紋，則作為八卦前身的結繩記事，具有了產生的基礎。那么，作為遠古時先民記數(shù)、記事、判斷吉兇的“八索”，也應該已經形成。這就是八卦的前身注。周人使用八進位制，這就同“八索”有關。全世界大部分地區(qū)用十進位制，因為人的兩手共十個指頭，是人類最早的、與生俱來的計算工具；有的民族用十二進位，因為一年十二個月，這種進制起源于對一年十二個月事件的記載。周人最早用八進位制，涉及度、量、衡、歷算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文獻中有大量證據(jù)，只是學者們熟視無睹懵然不知而已。如：

“八尺曰尋，倍尋曰?！保ā犊脊び洝]人》鄭玄注，《左傳》成公十二年杜預注），“八寸曰咫”（《國語·魯語下》韋昭注）。《說文》：“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泵餮浴板搿睘橹艹?，則“八尺為尋，信尋為?！?，也是周人度制。

《國語·周語中》韋昭注：“十六斗曰庾?！庇殖鐾翍?zhàn)國金文中有“”字，學者們多釋為“半”，實誤。此乃是半庾之義，即八斗，為周人衡制之單位。八斗曰，倍八曰庾，略同于長度單位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又據(jù)《儀禮·喪服》注，二十四鎰為一升。二十四也是八的倍數(shù)。則八進位制在量制中也自成系統(tǒng)。

《漢書·律歷志上》：“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又據(jù)《孟子·公孫丑下》：“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

周人的八進位制在歷算中也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湖北云夢出土秦簡《日書》中的《日夕表》，便是將一天分為十六等分。一年中日、夕的變化，從“日六夕十”到白天最短、夜晚最長的“日五夕十一”，再恢復到“日六夕十”，按月變化，直至白天最長，夜晚最短的“日十一夕五”，再又一月月向日短夜長變化。秦人發(fā)祥于今甘肅禮縣東部、西和縣北部、天水西南之地，周人最早發(fā)祥于隴東馬蓮河流域注。后來周人東遷，秦人有周岐以西之地，“收周余民而有之”（《史記·周本紀》），形成周秦文化的交融，則秦人在某些方面也采用了周人八進位制。

“八節(jié)二十四氣”民間至今十分重視注，十六兩為一斤，這種衡制一直使用到20世紀50年代，“半斤八兩”這句俗語至今活在語言中。則可見周人八進位制影響之深遠?！鞍素浴钡淖兓?guī)則、卦爻辭及對這些進行解說的《易傳》，組成《周易》。不僅八卦，整個《周易》的理論框架也同周人的八進位制有著密切的關系。八八六十四，為重卦，在遠古周人應是整數(shù)?！吨芤住は缔o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边@是《周易》哲學體系中有關陰陽學說的基本概念?！吨芤住返暮芏嗬碚摶诖恕?/p>

“八卦”固然是用來占卜的，但它起于記事，而且影響了我國上古時代的度、量、衡、歷算等同生產、生活、科學研究密不可分的各個方面，又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思想。充滿了辯證思想的陰陽學說雖然其產生同我國先民從遠古即主要以農業(yè)生產（由采集農業(yè)到種植農業(yè)）有關，但其系統(tǒng)化為一種思想方法，也應同起于“八索”的“八卦”從一開始即以奇偶示吉兇有關。中華民族美學思想中的“對稱美”以及“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也無不與《周易》及其前身有關。與傳說的伏羲時代相當?shù)那匕泊蟮貫骋黄谖幕?，已發(fā)現(xiàn)刻畫符號，這既是文字的濫觴，也是后代八卦形成的基礎。今天我們看到的八卦卦畫，是產生較遲的。由八索到今日之卦畫之間，是數(shù)字卦，作連山形，用“一”、“五”、“六”、“七”、“八”這五個數(shù)字組成。為什么沒有“二”、“三”、“四”？因為這幾個數(shù)在上古分別用兩個、三個、四個“一”重疊來表示?？窒嗷ラg不易識別，故奇數(shù)有三個，而偶數(shù)只有兩個。當時五作“×”，六作“∧”，七作“十”，八作“八”，豎寫如連山形。這其實就是古代文獻中說的“連山易”。至今有不少學者對八卦的形成，八種卦畫的來源以及“連山易”作出種種完全出于猜想的解釋，其實都是向壁之說。

在上世紀的數(shù)十年之中，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學者們多能上溯至先秦時《易》、《書》、《詩》、《禮》、《春秋》，而能更上求其形成之基礎與根源者并不多。研究儒家上至孔子為止，研究道家上至老子為止，研究墨家上至墨子而止，研究兵家上至孫武為止。其實，這些學術祖師的思想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老子上承容成，孔丘上承周公旦（當今學者多改為“姬旦”，誤。先秦時男子稱氏不稱姓。秦始皇亦當稱“趙政”，而不當稱“嬴政”，新出土文獻已證明之）。這樣看來似乎中國文化發(fā)軔于春秋時期，此前似乎是一片空白。這與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適應的。近若干年中，李學勤等先生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的研究，張光直、余英時、陳來等對“前軸心時代”的探討，使人們對我國春秋中期以前的歷史有了較明晰的認識，在《周易》、《尚書》、《詩經》及《逸周書》、《國語》、《左氏春秋》、《楚辭》、三《禮》等文化元典的研究方面，在先秦諸子的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先秦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教育、藝術以至科技史、邏輯學等，一百多年來產生了大量具有開拓性、具有創(chuàng)見的論著。總的說來，成績是巨大的。但應該重新研究、重新審視的問題尚多。在上下貫通、溯源辨流、打破舊有的藩籬、更準確地恢復歷史真相方面，還有些工作可做；在消除經學、舊史學的束縛，同時又打通學科的界線，對先秦一些文學、文化現(xiàn)象作新的審視方面，也有些工作可做。因此，我們準備出一套《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

如前所言，甘肅是伏羲氏發(fā)祥地。伏羲氏是遠古一個氏族，有氏族就有氏族首領，所以在長久的傳說中伏羲是指一個具體的人。關于這個氏族的延續(xù)遷徙情況，我們先不說，但文獻中說的伏羲時代，確實代表了我國史前社會種植農業(yè)繁榮以前，以漁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的一個時代。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天水西山坪一期文化、天水師趙村一期文化，都早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包括天水師趙村、秦安王家陰洼、秦安大地灣等遺址在內的不少文化遺址中，保存著豐富的仰韶早、中、晚各期文化，上世紀20年代以前首先發(fā)現(xiàn)于甘肅臨洮馬家窯的馬家窯文化（年代為公元前3300～前2050年），以及首先發(fā)現(xiàn)于甘肅廣河縣齊家坪，大體相當于夏商時期的齊家文化，為弄清中華民族早期階段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慶陽縣董志塬、韓灘廟嘴等處的商代遺存，隴東靈臺、涇川、崇信、合水、正寧、寧、慶陽等縣，及天水、隴南一些縣的大量西周文化遺址，以及布于甘肅很多地方的春秋戰(zhàn)國文化遺址，如辛店文化（因1924年在臨洮縣辛店村首先發(fā)現(xiàn)而得名）、寺洼文化（因1923年在臨洮縣寺洼山首先發(fā)現(xiàn)而得名）、沙井文化（因1924年在民勤縣沙井村首先發(fā)現(xiàn)而得名）、四壩文化（因1948年在山丹縣四壩首先發(fā)現(xiàn)而得名）等，顯示了中華民族的發(fā)展進程和民族交融過程。尤其禮縣大堡子山、圓頂山秦早期先公先王及貴族墓葬群，使我們對秦國從西周末年到春秋時代狀況有了清楚的認識。周人、秦人都發(fā)祥于甘肅，都先后達到不同程度的統(tǒng)一局面，從而形成周王朝與秦王朝。周代的禮制、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兩千多年，秦王朝通過實行郡縣制及“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達到完全意義上的統(tǒng)一，其政體亦影響以后兩千余年。而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中孕育最久、流傳時間最長、傳播最廣的牛郎織女傳說，并形成一個“七夕”節(jié)注。這都是以前學者們未能注意到的。

近幾年來在甘肅和全國很多地方出土大量刻畫符號、陶文、文字資料及實物資料，不只是解決了一些學術上的歷史疑案，使我們在有關先秦歷史、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所持的觀念大大轉變。在今天新的條件下，以一種新的觀念來解讀先秦時文學、文獻，可能會發(fā)現(xiàn)以往不曾注意到的問題。

甘肅省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經我省領導關心，于2008年在原西北師范大學先秦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礎上組建，由省內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的研究人員組成，而仍附設于西北師范大學。本省和學校領導對中心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我們一定共同努力，在這一套叢書中推出一些有價值的論著，以與學界朋友共商。希望得到學界朋友的批評與幫助。

201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