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4年（之一）

李杭育

《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后來還被改編成電影。小說虛構了一個專制、集權的國度或者社會，或謂“反烏托邦”，可以看作一個政治寓言。但《我的1984年》不是，沒有虛構，沒有寓言，完全是紀實的，或者確切說是對真實往事的回憶。從1984年1月我女兒田桑出生，我做了父親，到這年年底的“杭州會議”，我是策劃者、籌辦者和與會者之一，我在這一年里經(jīng)歷了很多事，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關鍵時期的種種事件和跡象，而這一切又和我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糾結在一起。

就像今天的許多事情要從昨天說起，1984年是上一年的延續(xù)，割也割不斷的。

上一年，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發(fā)表了葛川江系列的最初三篇小說，《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個漁佬兒》和《沙灶遺風》，都是上半年發(fā)表的，從3月到5月，每月一篇。后來我聽到人家議論我，說我在1983年很不得了，光是在北京，三個月內(nèi)就在三家頂級的文學期刊《十月》《當代》和《北京文學》發(fā)表三篇有分量的小說，其他月份，發(fā)表在別處的，天曉得還有多少？實不相瞞，1983年我總共只發(fā)表了這三篇小說，再沒有別的了。其實還是有第四篇的，可那是個意外的故事，且和“葛川江”無關，我等會兒再說。1983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兩個會員之一。另一個據(jù)說是鐵凝。

第二件事情是，我意外地讓妻子懷孕了。那時我和葉芳分居兩地，生活還很不穩(wěn)定，日后的安身立命諸多事項還存在著很大變數(shù)。說白了，我們還不想要孩子。但我岳母很堅持，要我們勇于擔負起責任，既然懷上了，就把孩子生下來，橫豎早晚是要生一個的。我們接受了岳母的意見，硬著頭皮做起了生兒育女的打算。

1983年很讓我忐忑。往上的“忐”讓我自信我的寫作算是打開了一個局面，可心情又時常忍不住地往下去“忑”，因為我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好幾次“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晦氣了——1980年代初中國文壇時“收”時“放”，變幻莫測，我每每寫成一篇小說便恰逢其“收”，成了那些被點名挨批的他人作品的陪綁。這又讓我不敢太過自信。再說還有經(jīng)濟上的困窘，由于我總共只發(fā)表了三個短篇小說，且都是上半年的進賬，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年初，我已經(jīng)很長時間沒有了稿費收入，僅憑每月五十幾塊的工資生活，手頭很吃緊了。

這就是我的1984年故事的開端。因為我很快要做爸爸了，我不得不在為錢發(fā)愁的心情下迎來了1984年。

年初，已經(jīng)懷孕九個多月的葉芳臨產(chǎn)，從湖州來到杭州，住在九溪我母親家，準備生下孩子后在婆家坐月子。葉芳是我的大學同學，我倆自大二相戀，畢業(yè)后于1982年5月結婚。我畢業(yè)后分配到富陽工作，而她則回原籍湖州，供職于人民銀行嘉興支行（當時的湖州是嘉興地區(qū)行署所在地）。因她所在單位給她分了一個小套的住房，我們就把家安在了湖州。

元旦過后，我回到富陽上班，在縣廣播站編輯每天的本縣新聞。1月7號那天，我接到哥哥慶西從杭州打來的長途電話，說葉芳羊水破了，恐怕要早產(chǎn)，他已經(jīng)托人從某單位借了一輛車，把葉芳送進了在杭州靈隱附近的解放軍117醫(yī)院。

那個年代交通很不方便，富陽距離杭州僅三十七公里，卻讓我趕了大半天路，趕到醫(yī)院已是夜晚。當晚十一點，葉芳生下了女兒，出生證上卻寫著1月8日。在醫(yī)院的走廊上，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剛出產(chǎn)房的女兒，就趕緊回家了。是我母親的家，在錢塘江邊的九溪，也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已是午夜，末班車早過了，而那時杭州還沒有出租車這碼事，我只得步行回家，要走很長很長的路。

就在回家路上，我想好了給女兒取名叫田桑。走了兩個多小時，凌晨三點前我回到九溪。母親還沒睡，還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訴她生了個女兒，母親平靜地說，生女兒好。但我知道她原本希望這是個男孩。我又告訴母親，我給女兒取名叫田桑，并向她做了一番解釋：第一，“?！弊质情_口呼，念起來很響亮；第二，“田?！倍侄际亲笥覍ΨQ的結構，擺在那里，看上去很平穩(wěn)；第三，這名字寓意男耕女織，更合你老人家的心意，做個平凡的人，靠勞動為生，平平穩(wěn)穩(wěn)，平安即福?，F(xiàn)在想來，已經(jīng)年近三十的田桑，果然如我母親當年的期盼，也果然踐行了我給她取的名字的寓意，自食其力而后自得其樂地生活著。

但在當時，實際上我遠沒有那么輕松，男耕女織云云只是個烏托邦的寄語，暫時還美好不了。原因很簡單，我沒有錢為葉芳坐月子買來足夠的營養(yǎng)品或營養(yǎng)食物，就是杭州人都很相信的鯽魚、老母雞、金華火腿之類……

許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和朋友聊天，說到什么叫命好，我的說法是，和你原本不相干的事，卻實實在在地幫了你，成全了你，就是你的命好！

我就舉了田桑的例子，她一生下來，本來可能要受窮的，她母親可能沒奶水，我也可能沒錢買奶粉。事實上，我母親當時曾跟我商量過，打算向什么人借點錢?？删驮谶@時，我忽然收到一筆意外的稿費，就是我前面說過的1983年發(fā)表的第四篇小說，叫《歸去來兮》，由《安徽文學》刊出。而今，就算是研究我的人，恐怕也沒有哪個曉得我還曾有過這么一篇小說，連我自己都已經(jīng)沒有了這篇小說的無論何種留存，只記得它是葉芳和我合寫的唯一的小說，1981年我們還在杭大念書時就寫成了，一稿多投，寄給了六七家雜志，此后便石沉大海，兩年多沒有音信，我們自己也早就忘了這回事。而忽然間，就在我最需要錢的時候，《安徽文學》給我寄來了一百二十元稿費。一百二十塊，比我兩個月的工資還多，在當時是購買力很高的呢。它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讓葉芳有金華火腿吃了，讓田桑有喝不完的奶粉。這事原本跟田桑毫不相干，卻成了田桑來到這個世上的第一份見面禮。

我說田桑的命好，命中不該她生在會造成她營養(yǎng)不良的人家。但是她母親葉芳卻有稍微不同一點的說法，說是田桑的出生給我?guī)砹撕眠\。當然她指的是我在文學上的突進，除了文運，她從沒指望過我會有什么官運、財運。

不過暫時是什么好運都還沒碰上。2月份過年，我又請了點假，回家照顧月子。我母親的那個家，總共兩個房間。母親把里間讓出來給我們，她和我姐姐住外間。姐姐白天上班，由退休在家的母親做飯做菜，我則天天給女兒洗尿布。天很冷，在刺骨的冷水池里用手搓洗尿布，每天十幾塊二十幾塊的。為此我曾很納悶地問，這小丫頭是不是有什么不對勁，怎么會每天撒那么多尿？母親說這很正常，小孩子都這樣。天總是陰著，洗凈后的尿布總也晾曬不干，不得不把它們搭在一個用鐵絲扎成的大籠子上，架到煤爐上去烘烤，不然來不及給孩子換。母親家的廚房是和隔壁鄰居兩家合用的，那些日子，廚房里總有一股淡淡的和著奶味的尿騷味，讓鄰居很有些不快。

田桑給我?guī)淼暮眠\出現(xiàn)在1984年的3月。此前，我在參加杭州市第二次文代會期間，接到北京發(fā)來的電報，邀請我參加3月初由《文藝報》和《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集的全國農(nóng)村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當時的《人民文學》主編是王蒙，是1980年代初中國文壇上最為大紅大紫的作家，早就是我輩文學青年的偶像。而今，等于是王蒙請了我，王蒙知道我李杭育了，這可不得了！看來我真是要走運了。

會議是在河北涿縣的桃園賓館開的。與我同住一個房間的是山東的青年作家張煒，那時已得過全國獎了，盡管名聲還不算太大?？瓷先ニ贻p、秀氣、濃眉大眼，說話慢條斯理，又不時地冒出一句要你去回味一下的格言式的話語。有一回在餐桌上，不知怎么說起來，我說我也是山東人，張煒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說如今人人都自稱是山東人。我對他這股自大的腔調(diào)有些反感，沒有跟他爭辯?？墒墙又?，服務員給我們上了一盆湯，我拿起湯勺攪了幾下，不經(jīng)意地說了句“挌摟挌摟”，張煒一聽，立刻承認我這個老鄉(xiāng)了，說這土話只有膠東人會說。我和張煒初識在1984年3月的涿縣，二十九年了，彼此有過許多來往，至今仍有聯(lián)絡。他前年冬天來杭州講學，還曾邀我去他的賓館房間聊天。

參加這個會議的作家、評論家很多，除王蒙和張煒外，我記得的還有張光年、唐因、康濯、高曉聲、古華、陳忠實、鐵凝等等，除鐵凝外我都是初識。鐵凝是一年前在溫州，由《文學青年》雜志主辦的雁蕩山筆會上就見過面的。還有許多我此后再也沒有見過，因此也記不住名字的人。

王蒙在會上有個很頭頭是道的發(fā)言，令我印象深刻。他的主旨好像是要大家開闊一下對“農(nóng)村題材”的認識和理解，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創(chuàng)作天地。這本來是個很正面的話，怎么講都沒錯。可那時的文壇禁忌很多，有些人還專愛找碴，王蒙便不得不把話講得既這樣又那樣，滴水不漏，貌似很辯證法。我當時聽著，一是很欽佩王蒙的口才，二是覺得他這樣講話很累，心想，我們寫小說的，其實可以不去理論那些膚淺的道理?，F(xiàn)在看來，1980年代的理論家們，包括高高在上的胡喬木和他的對手周揚，還是很膚淺的。異化呀，人道主義呀，現(xiàn)代主義呀，其中的許多說法連馬克思的水平都沒達到，更是遠不如馬克思講得透，講得真切，講得理直氣壯。馬克思是他那個時代的造反派，而北京的理論家們則不是。在1980年代的中國，在我們的漢語詞匯里，“造反派”猙獰可怖，早已臭烘烘了。如今回想起來，1984年之前文壇上討論小說，大多近乎討論時事政治，且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方圓規(guī)矩之內(nèi)，“左”和“右”互為正題或反題。又因人們總是把話講得拐彎抹角，欲言又止，且在本該是理論研討中又不時地夾帶一些有關時政的內(nèi)幕消息，顯得那么地心猿意馬，言不由衷。一邊是膚淺而虛情假意的“左”，一邊是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右”，組合成那個時代中國文壇所承載的意識形態(tài)的正題和反題，實在是出自同一個語境。如今，每當我看到一篇講當代文學的文章，看到作者們用了那么多篇幅來講1980年代初文壇上的那些理論爭論，講得那么認真，我就覺得好笑。

像我這樣的外省小說家，其實很不適應當年他們北京文人圈的亦政亦文的那些話題。我們只管寫出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有血有肉，乃至血肉模糊，很難剝離出什么意識形態(tài)不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上邊那些老“左”就抓不著我們的把柄，頂多是不喜歡我們罷了。

但王蒙坐在那個位子上，他不能不講些他們北京文人都情不自禁喜歡講講的亦政亦文的話題，就不能不講得既這樣又那樣，也就不能不讓人覺得他很圓滑。我并不覺得那樣講話是王蒙的初衷，但他那樣講了，然后漸漸地被他能夠把話講得那么滴水不漏的才智所激勵，漸漸地有些得意起來。直到1989年6月，他遇到的麻煩不能再用口才去對付了，他出了那個局，回歸到他的小說家的本來，盡管已經(jīng)有點時過境遷了。

不管別人怎么看，我至今對王蒙先生還是很敬重的，不僅因為他擔當了無論他是否樂意擔當?shù)哪莻€角色，在那個時代完成了這個角色的尷尬使命，也因為他是第一個為我的書寫序的人。

而且我非常喜歡他的幽默和他對幽默事物的敏感。我在涿縣會議上認識的王蒙，并非只是在臺上作發(fā)言的那個王蒙。有一天晚飯后，王蒙到我和張煒的房間來看我們，和我倆聊天聊了很久。偶像忽然就在眼前，我當時相當興奮，我想張煒也是。但也可能不是，他那時見的世面應該比我多。和王蒙聊了些什么我記不得了，只記得他講的一個故事。王蒙曾在新疆生活過很多年，他說他很喜歡維吾爾人的幽默，他就舉了一個例子，說新疆的一位維吾爾族作家（名字我忘了），也是新疆某高校的老師?！拔母铩眮砹耍巳说弥旆磁杉磳⑴匪?，索性自己寫了一張批判自己的大字報貼了出去，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然后打起鋪蓋卷兒逃離學校，回到他的家鄉(xiāng)，躲過了一劫。

涿縣會議開了好幾天，這期間我得到消息說，我的小說《沙灶遺風》評上獎了。在那個年代，一篇小說在全國獲獎，對作家來說意味著很多很多，起碼是從今以后我寫的小說拿到了“通行證”，發(fā)表不成問題了，也不再會有像那篇《歸去來兮》寄出兩年杳無音信又忽然刊出那種事情了。我當然很開心，很想馬上就告訴已經(jīng)坐滿月子回湖州上班的葉芳。但那時打長途電話是件很奢侈的事，不是十萬火急的事一般不會去打。可我得給自己來點什么高興高興也算犒勞犒勞。我那時抽的煙很蹩腳，兩角幾分錢一包的，而在這家涉外的桃園賓館，我看到小賣部有賣紅塔山香煙，從沒抽過，卻知道這是名煙，就索性花五塊多錢買下一整條。一整條紅塔山哪！我卻咬咬牙就買了，心想我以后發(fā)表小說很容易了，稿費會源源不斷地匯來……

開完涿縣會議，與會者們回到北京，然后各奔東西。這應該是3月7日或者8日，而獲獎小說的頒獎會定在19日舉行，只相隔十天左右，因此中國作協(xié)或是《人民文學》的什么人勸我別回去了，留在北京等著領獎。但我還是回家了一趟，我不喜歡沒事待在北京，而且我很想回去看看給我?guī)砗眠\的還只兩個月大的女兒。

十天后我又飛回北京，那是我一生頭一回坐飛機，坐的是三叉戟。途中約莫是在山東上空，飛機遇氣流顛簸得厲害，簡直叫人翻腸倒肚，頭一回坐飛機的興致全被毀了。到了北京，我還暈頭暈腦了好兩天。

或許就是因為暈頭暈腦，狀態(tài)不佳，那回頒獎的整個龐大的活動，許多人和許多事，我都印象很模糊，隨我一起懵懵懂懂了。同屆獲獎的其他作家我只記得不幾個人，有陸文夫、石言、史鐵生、鄧剛、達理（一對夫妻）和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等等。

我能記得的事情之一，是中國作協(xié)在北京飯店請客的一桌西餐晚宴，不僅是因為周揚等大人物也到場了，更因為那是我一生中頭一回吃正宗的西餐，而且是在1980年代的北京飯店那樣高檔的地方。

還有一件事我也記得，因為事關我的作品與獲獎。那天，我們坐一輛面包車去什么地方，好像就是去北京飯店吃西餐的那一路上，與我同排坐的鄧友梅是這回評獎的評委，他告訴我，評委們在討論的時候，先是達成共識要給你一個獎，接下來的分歧在于是給《沙灶遺風》還是給《最后一個漁佬兒》。這對你來說或許無所謂，能得上就是了，但發(fā)表這兩篇小說的兩家雜志《北京文學》和《當代》，它們可就是太有所謂了，關系到雜志的聲譽、責任編輯的獎勵等等，所以競爭很激烈。前幾次評獎就有過這種情況，兩家爭得厲害，票就分散了，結果一篇也沒評上，作者吃虧大了，所以這回我們先說好一定避免發(fā)生這種情況。最后給了《沙灶遺風》，是因為這篇有點“亮色”，上邊容易通過。說完，他又問我自己怎么看。我如實回答，我本人更看好《最后一個漁佬兒》。這時，坐在我們身后的鄧剛插話說，剛才上車前我聽到你對記者說自己更看好“漁佬兒”，你可別再這么說了，會讓《北京文學》不高興的。再說，“漁佬兒”反正名氣很大了，評上《沙灶遺風》，等于讓你多一篇小說打響，你不吃虧的。

幸虧他這么提醒，我此前倒沒有這么想過。還是他們北方作家懂政治哪！當然，《北京文學》沒有生我的氣，《沙灶遺風》的責任編輯章德寧和她的丈夫岳建一，后來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那幾天在北京，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是，我這樣的外省作家，且身處南方，遠離首都，政治上很不敏感。當年在北京文壇上的那些熱鬧話題，我竟沒有一個是應對得來的。他們都有內(nèi)幕消息，這就比我有話語權，就讓我插不上嘴了，這常常讓我感到孤獨。不僅是北京作家，即使是從各地來到北京小聚的外省作家們，也都入鄉(xiāng)隨俗地跟著談論亦政亦文的話題，或至少表現(xiàn)出對這類話題的濃厚的興趣。他們不談文學，不談小說的敘事藝術，覺得談這些太幼稚了。于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話很少，深深地感到孤獨。后來，大約在1985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南方的孤獨》，其中委婉地表露了我的這種最初源自1984年3月在涿縣和北京的感受。大約也是在1985年，吳亮寫了一篇對我的印象記《孤獨與合群》，開頭是這樣說：

我所知道的這個人，其實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老成，倒有幾分天真。這種天真是罕見的，他把生活時而看得很輕松，時而又看得很凝重。他能夠不費力地、隨心所欲地往平凡的生活中添加一點詼諧和幽默，顯出豁達、無所謂甚至貌似玩世不恭的神色，同時又能清醒地省悟到生活固有的苦澀、悶煩以及陣陣襲來的孤獨。

……一句話，他是一個孤獨的、既想為人所知、又不相信能真正為人所知的人。

吳亮肯定明白，作為一個作家的孤獨，首先來自他不能融入文壇主流話題的那種被排斥、被疏離的感覺。而這也就是為什么我要去“尋根”的根本原因——我得給自己另起爐灶，另開話題。

再有一件事令我難忘，就是在北京期間，獲獎作家照例要接受眾多媒體的采訪，其中有一位上海《文匯報》的記者，向我轉達了上海老作家茹志鵑的口信，希望我離京回杭途中在上海停留一下，她想見見我。我當然欣然應諾，不僅因為茹志鵑是文壇前輩，我在杭大中文系念書時就讀過她的小說《百合花》，后來買的一本《建國以來優(yōu)秀短篇小說選》，里面也有她的作品，更因為此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趙水金曾告訴我，茹志鵑幾個月前出訪美國，在她還壓根不認識我的情況下，就在演講中向美國聽眾介紹了我的作品《最后一個漁佬兒》。我對茹志鵑雖然說不上崇拜，卻頗懷敬意和好感，因為在那個年代，像她那樣的早已確立了文壇地位的老作家，對我這樣的還剛剛出頭的年輕人，如此關注，如此友好，實在不多。

記不得當我來到上海，是作協(xié)派人還是茹志鵑派了王安憶和李章，到火車站接了我，直接去了茹志鵑家。

在寒暄過幾句，招呼我入座后，茹志鵑抽著煙，笑瞇瞇地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應該是很滿足她的好奇心了。我猜，她當時一定在想，這個寫了《最后一個漁佬兒》的年輕人，我對美國人都介紹了他，自己卻并不清楚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F(xiàn)在看出來一點名堂了……

而我的印象則是，這位前輩，太容易親近了，看上去樸實得就像個街巷里弄最常見不過的大媽，抽煙的動作簡單、直接，很男性化。她話不多，聽別人講話很耐心。

談話中，她問我眼下在寫什么，我大致講了兩三個小說的構思，其中好像有《土地與神》。她建議我在《最后一個漁佬兒》這種套路上再多寫幾篇，話中隱含著對我把小說題材撒得太開，有點四面出擊的批評。后來，程德培也曾批評過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做法。此外，茹志鵑還希望我為《上海文學》投稿。她這個要求我做到了，“葛川江小說”的第二階段，我的幾個重要作品《人間一隅》《炸墳》《國營蛤蟆油廠的鄰居》等，都是發(fā)表在《上海文學》上的。

這一天，也是我和王安憶的初識。安憶比我大三歲，出道也比我早幾年，1981年就發(fā)表了《本次列車終點》。比起她母親的從容來，年輕的安憶顯得矜持，不太放松，說話的語速極快。約莫那時候安憶還沒有動手寫《小鮑莊》，或許是她對我的小說沒啥興趣，又或許是家教嚴，她不便在母親的客人面前多嘴，反正印象中那天我和安憶之間沒有多少交流。

時值中午，茹志鵑以家宴招待我，同桌的全是她的家人，她的丈夫王嘯平、她的大女兒以及安憶和李章。這頓飯，和我在北京飯店享用的那頓豪華西餐，形成極大的反差。那里很氣派、堂皇，以周揚為首的文壇大人物們的出場，代表著國家對我們這些作家的褒獎，加之頭一回享用那么高檔的西餐，用刀叉還不熟練，多少有點讓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而這里，茹志鵑的家不大，也不怎么鮮亮，都是家人，很親近，很家常。

飯后，我告辭離去。因我當時的家安在湖州，要從上海乘坐長途汽車前往，茹志鵑又讓安憶和李章送我到長途汽車站。

在回湖州的路上，我在想，上海是不是能讓我更容易、更爽地另起爐灶、另開話題的地方？但又隱約覺得，好像還缺少一點什么。那應該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只有一點朦朦朧朧的念頭。

后來，在這一年的年底，茹志鵑來杭州參加“杭州會議”。此前我在上海又見過茹志鵑，在“杭州會議”上應該是第三回甚至第四回見她了。在會議期間的一次文娛活動上，葉芳也在場，茹志鵑又好奇了，要我把葉芳介紹給她讓她看看。葉芳那時剛調(diào)到《杭州日報》副刊工作，還不太善于交際，在茹志鵑面前甚至還有些害羞。記得后來葉芳曾對我半開玩笑地抱怨說，茹志鵑那樣看著她，好像要給她找對象。

原載《上海文學》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