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理論的旅行與思想的命運

“外國文論的引介與研究”這一課題是可以從多種角度來切入的。從基本學理上來說，相對于我們自身的外國并不能簡化為“西方”；進而，外國文論并不能簡化為“西方文論”，盡管在當下不少教材中甚至在課程設置上“外國文論”實際上已經(jīng)被等同于“西方文論”，一如在當下不少中小學學生家長心目中，外語已然被等同于英語。同理，“外國文論”也并不能簡化為“歐美文論”。盡管“歐美文論”在人們心目中儼然是外國文論的主要部分，“歐美文論”畢竟不足以涵蓋我們所面對的整個國外文論。從實際發(fā)生的情形來看，從當代中國學界對國外文論的引介與接受歷史與現(xiàn)狀來看，若比較客觀地來切分，國外文論至少還可以細分為“歐陸文論”、“英美文論”、“俄蘇文論”、“東方文論”這幾個板塊。

基于超越“簡化”的思維定式這一追求，我們在這里以“中國對外國文論的引介與研究”為題而進行的學術(shù)史梳理，其敘述坐標將以“俄蘇文論”、“英美文論”與“歐陸文論”為經(jīng)線。

對外國文論的研究，自然是以引介為基礎(chǔ)，以研究性的引介為基礎(chǔ)。研究性的引介，自然離不開具體的“學人、學說、學刊”這幾個基本環(huán)節(jié)：外國文論的引介，是具體的學者對具體的學說的引介，是某個中國學者通過某個漢語學刊或某部漢語著作對某個國外學者或某個域外學派之文論學說的引介。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在這里以“中國的外國文論研究”為題而進行的學術(shù)史梳理，其敘述坐標將以“學人、學說、學刊”為緯線。一個國家的文論學說經(jīng)翻譯而被傳播到另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被接受也被改寫，被應用也被化用，這種理論的旅行必然呈現(xiàn)出思想的命運，戲劇性甚或悲劇性的命運。

我們在這里以“外國文論的引介與研究”為題而進行的學術(shù)史梳理，一個基本的關(guān)切就是回望外國文論的某些學說在當代中國的理論旅行印跡，回望某些外國文論家的某些思想在當代中國所遭遇的命運軌跡。這樣一種關(guān)切，就是我們在學術(shù)史層面上實證的梳理所追求的思想史層面上問題的反思：在梳理中進入反思，反思當代中國的外國文論引進路徑與接受格局上的一些現(xiàn)實問題；在反思中探索，探索我們未來的外國文論引介上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這種戰(zhàn)略規(guī)劃，將有助于我們的外國文論譯介與研究更好地“介入”當代中國的文學研究實踐，更好地深化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建設。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在梳理中反思現(xiàn)實問題，在反思中探索戰(zhàn)略規(guī)劃”之建設性的動機，2008—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理論室以異乎尋常的節(jié)奏，連續(xù)組織了三次規(guī)模不同、思路不一，而旨趣相通的學術(shù)研討會：“改革開放與外國文論研究三十年”（北京，外文所，2008年12月5—7日，50位學者與會）；“外國文論六十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2009年9月17—20日，80位學者與會）；“理論的旅行，思想的命運”（廣東，深圳大學，2010年1月9—11日，110位學者與會）。“外國文論在當代中國”是這三次學術(shù)會議的一個中心議題。在這三次學術(shù)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各地不同類型的高校與相關(guān)科研機構(gòu)外國文論教學與研究、譯介與出版一線的學者，從不同視角切入外國文論的重要流脈、重大學派、名家名說在當代中國的“旅行”與“命運”。這種回顧性的梳理，反思性的清理，可謂我國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中一項基礎(chǔ)性的國情調(diào)研。這種回望式的研討，對于總結(jié)當代中國的外國文論學科建設的主要成績、勘察當代中國的外國文論學科發(fā)育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制訂當代中國的外國文論學科的發(fā)展規(guī)劃，都是很有意義的。經(jīng)過我們的檢閱，可以看到，將當代中國對外國文論的引介與接受簡化為“西方文論在中國”顯然是以偏概全，有結(jié)構(gòu)性、學理性的缺陷，可謂“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式操控國外文論接受史研究實踐的產(chǎn)物；將外國文論在當代中國的旅行一分為二，分為“蘇聯(lián)文論在中國”與“西方文論在中國”，固然不無道理，但如今看來還是比較粗放的。“蘇聯(lián)文論”有不同的內(nèi)涵，至少“解凍”之前與“解凍”之后的蘇聯(lián)文論不應當?shù)攘魁R觀；“西方文論”更不是鐵板一塊，“歐陸文論”與“英美文論”在旨趣與路向等方面其實是很有分野的。若基于歷史上實際發(fā)生的情形而進行比較細致的梳理，當代中國對外國文論的引介路徑大體上可以一分為三，也就是說至少可以分為三大支：由俄羅斯文論與蘇聯(lián)文論構(gòu)成的“俄蘇文論”，涵蓋法國文論及瑞士文論、德國文論及奧地利文論、意大利文論及古希臘古羅馬文論的“歐陸文論”，包括英國文論、美國文論及加拿大文論的“英美文論”。

經(jīng)過我們的檢閱，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對外國文論的接受格局大體上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言必稱希臘；“三十年河西”，言必稱羅馬。前三十年（1949—1979年）主要是以俄蘇學界的取向為基本視界來接受：主要通過俄語看世界，極言之，大體上是跟定蘇聯(lián)的眼光來移植國外文論理論資源與核心話語。后三十年（1979—2009年）主要是以美英學界的取向為基本視界而“拿來”：主要通過英語看世界，極言之，大體上是跟定美國的眼光來移植國外文論的理論資源與核心話語。兩個三十年各有成就也各有局限：前三十年里，將原本就是多形態(tài)的國外文論簡化為“蘇俄文論”，自然是一種歷史的局限；后三十年里將原本就是多形態(tài)的國外文論簡化為“美英文論”，應當說也是另一種歷史的局限。誠然，歷史在進步，在發(fā)展，而達爾文的進化論用于人文科學研究就不一定時時、處處行得通。以后三十年的“輝煌成就”來否定前三十年的“歷史失誤”會背離歷史真實。如今將“美英模式”放大為整個國外文論，一如當年將“蘇俄模式”放大為整個外國文論一樣，同樣會使我們的外國文論圖像失真，同樣導致了國外文論引介與研究實踐中的話語生態(tài)危機與范式生態(tài)危機。

基于這一認識，我們以“中國外國文論研究”為題的學術(shù)史梳理，有必要對這些年來我們似乎已經(jīng)習慣的勘察路徑加以反思：外國文論在中國之接受歷程，除去解放前，通常被切分成兩段：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之降臨為界標，一分為二，即前三十年（1949—1979年）與后三十年（1979—2009年）。這樣的劃分固然不無道理。然而，對歷史事實的原生態(tài)之更為細致而客觀的研究告訴我們，當代中國對外國文論的引介路程是曲折的，其中的選擇取舍也是復雜的。譬如，在前三十年對外國文論的引介與接受實踐中，“俄蘇文論”并不是像如今某些學人所想象的那樣完全獨領(lǐng)風騷，“俄蘇文論”并沒有在這一時段里始終保持一家獨大，并不能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對外國文論的接受簡化為所謂的“蘇聯(lián)模式”一統(tǒng)天下。事實上，當代中國對于“俄蘇文論”的引進熱潮早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即蘇聯(lián)的“解凍”歲月開始之際就遭遇降溫，甚至反倒進入“冰凍”季節(jié)了。又譬如，1966—1976年這個史稱“十年浩劫”的時期，外國文論在中國的旅行遭遇的命運固然是悲慘的，但中國學者即使在這個艱難歲月也并非完全中止了在外國文論研究與翻譯園地的不懈耕耘。這十年里中國對外國文論的引介固然進入困境，但也并非全然是一片空白，新時期伊始就面世的一些外國文論譯著其實就是在十年“文革”期間悄悄完成的。

基于這一史實，我們這里的以“外國文論的引介與研究”而進行的學術(shù)史梳理，注重原生態(tài)，竭力走進國外文論引介與研究這一學術(shù)史的原生態(tài)，姑且以新中國成立前為一個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以每個十年為一個自然時段進行梳理研究，也就是說，以六個十年之“自然時段”來具體地充實兩個三十年之歷史“大時段”。由是，我們這里對“中國外國文論研究”的梳理，將采取“新中國成立前1章加新中國成立后4章”這樣的結(jié)構(gòu)形式，之后再將“外國文論譯介與研究資料要目”附錄于后，借以實證地展示當代中國對國外文論理論資源與核心話語之引進軌跡。我們認為，這一類目錄也是國外文論引介與接受之原生態(tài)的一個歷史縮影。

總而言之，作為一項學術(shù)史梳理工作，我們努力呈現(xiàn)“原生態(tài)”——恪守書寫一段學術(shù)史所應有的立足于歷史原生態(tài)的實證精神；我們竭力充分地“擺事實”——記錄中國幾代學人在外國文論引介與接受園地辛勤耕耘的歷史足跡。作為一項可以為思想史研究奠定基礎(chǔ)的工作，我們將竭力通過歷史事實的記錄來“看問題”——清理出中國引介與研究外國文論一百年的經(jīng)驗與教訓，以期通過對一段歷史的重建來為未來的“拿來”探尋出更好的戰(zhàn)略路徑。

1. 新中國對“日本文論”、“印度文論”、“阿拉伯文論”等“東方文論”的引介與研究，我們也曾考慮過，但本項目中相應的國別文學卷或地區(qū)文學卷對這些東方國別或地區(qū)的文論引介已有相應梳理，有關(guān)這些東方國別或地區(qū)的文論在新中國的引介與研究情況，可參看相應的國別文學研究卷或地區(qū)文學研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