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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軍裝不久，開始入伍教育。第一個課題是“憶苦思甜”，因為當年選飛的政治標準是按國家一級保密人員的要求，家庭成分必須是“貧下中農(nóng)”以下，應該解放前人人家里都有一本苦情賬。我和丁小平、韓強，還有湖北的姚葉運、朱際唐、張萬林等所謂干部子弟，之前并沒經(jīng)歷過咱們共產(chǎn)黨這種看家法寶一樣的程式教育。后來，我們到農(nóng)村參加“四清”，聽參加過土改的老鄉(xiāng)們說，當年這一招非常靈，一下子就能把群眾的階級仇民族恨和參加土改的積極性調(diào)動起來。四野打贏遼沈戰(zhàn)役也是用的這一招，讓國民黨的俘虜兵第二天就調(diào)轉(zhuǎn)槍口，跟著解放軍打老蔣。

“憶苦思甜”就要挨個發(fā)言談體會談感受。有個學員說到他們那里前兩年餓死過人，教員非常敏感，馬上意識到不是“解放前”，而是解放后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立即打斷學員的發(fā)言。

當時因為我們新學員人少，便把安徽大學畢業(yè)到我校當文化教員的兩個大學生，還有空軍護士學校剛畢業(yè)分配到我校醫(yī)院的四個小姑娘，和我們安排在一起“憶苦思甜”。多虧了一個大學生家祖上三代都是雇農(nóng)，比雷鋒家還要貧困，在萬惡的舊社會家里死了好幾個人，于是他在大會上痛哭流涕，號啕大哭，教育效果很震撼，也很到位。這使我們這一輩人明白了什么是階級，為什么要當兵，也知道了《毛澤東選集》四卷為什么開篇第一章就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實質(zhì)”。

也就在這一年，全國隆重地紀念兩個極為重要的軍人的去世，一位是元帥羅榮桓，一位是士兵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