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

走自己的路，看人生風景

時間過得真快，沒有想到認識馮驥才先生超過三十年了。找到他送我的第一套書《馮驥才選集》，時間為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我們熟悉后，不再叫馮先生，而是叫“大馮”，一直叫到今天。

站在馮驥才面前，個矮的我們，只能仰視。如果合影，更為懸殊。這位個頭高大的人，喜歡運動，曾是籃球隊員，可是，他卻把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藝術門類之中。他從小開始畫畫，居然一次又一次臨摹《清明上河圖》，那可真是要下不一般的功夫。他喜歡收藏民間大大小小的物件，從而奠定后來全身心投入文化保護事業(yè)的扎實基礎。當然，對于他，誘惑最大的是文學。這一誘惑，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鬼使神差地出現(xiàn)他的面前，令他無法抗拒。

馮驥才一九四二年出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時，二十四歲的他與顧同昭大姐結婚。新婚之際，未曾預料的風暴就來了。五十年，他們相濡以沫，在風云變幻中走過。二○一六年，他們步入金婚，我收到他們夫婦題贈的《金婚圖記》。翻閱圖記，兩個大家族在天津的風風雨雨，依次展開……

動蕩歲月，沉甸甸的歷史責任感促使馮驥才開始偷偷記錄。他無法抗拒！身處浩劫之中，他清醒意識到他們這代人，需要以不同方式記錄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一切，為了現(xiàn)實不被遺忘，更是為了留存歷史。下面他的這段文字描述當年情形：

我把自己鎖在屋里，偷偷寫起來，只要有人叩門，我立即停筆，并把寫了字的紙東藏西掖。這片言只語要是被人發(fā)現(xiàn)，就會毀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設想。每每運動一來，我就把這些寫好的東西埋藏在院子的磚塊下邊，塞在樓板縫里，或者一層層粘起來，外邊糊上宣傳畫片，作為掩蔽，以便將來有用時拿溫水泡了再一張張揭出來?！貣|西的人總覺得什么地方都不穩(wěn)妥。一度，我把這些稿子卷成卷兒，塞進自行車的橫梁管兒里。這車白天就放在單位里，單位整天鬧著互相查找“敵情線索”。我總覺得會有人猛撲過去從車管兒里把稿子掏出來。不安整天折磨著我。終于我把稿子悄悄弄出來，用火點著燒了。心里立刻平靜下來，跟著而來的卻是茫然和沮喪。以后，我一發(fā)有了抑制不住的寫的沖動時，便隨寫隨撕碎，扔在廁所里沖掉；冬天我守著爐子寫，寫好了，輕輕讀給自己聽，讀到自己也受感動時便再重讀幾遍，最后卻只能戀戀不舍地投進火爐里。當輾轉的火舌把一張張浸著心血的紙?zhí)虺杀”〉挠嗷視r，我的心仿佛被灼熱的火舌刺穿了。

（《命運的驅使》）

命運的驅使，讓他永遠停不下腳步！

一九七五年前后，大馮寫了一系列詩歌，其中這首《路》，四十年后再讀，仍然令人感動。

人們自己走自己的路，誰也不管誰，

我卻選定這樣一條路——

一條時而歡欣、時而痛苦的路，

一條充滿荊棘、布滿溝塹的路。

一條寬起來無邊、窄起來驚心的路，

一條爬上去艱難、滑下去危險的路。

一條沒有盡頭、沒有歸宿的路，

一條沒有路標、無處詢問的路，

一條時時中斷的路，

一條看不見的路……

但我決意走這條路，

因為它是一條真實的路。

馮驥才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自己的路。一走，就是五十年！

今年九月，天津將召開馮驥才國際研討會，我寫下這段話，表示敬意：

從小說到非虛構文學的創(chuàng)作，馮驥才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一個很高的標桿。他的創(chuàng)作，無論小說或者非虛構作品，都與歷史密切相關。歷史場景，在不同類型的體裁形式里得到富有深度的呈現(xiàn)，為百年中國歷史，提供不可多得的文本。創(chuàng)作之外，在二十年間，由收藏文物入手，他把視野拓展到文化保護的更大領域。他在《收獲》雜志開設的“田野考察”專欄，他在將近二十年間的關于文化保護的演講中，體現(xiàn)一位作家、知識分子對傳統(tǒng)的熱愛，對文化消失的憂慮和保護的緊迫感。他的一次次呼吁和奔走之間，中國的古建筑的保護、民間傳統(tǒng)工藝傳承、農村村落的留存等，引發(fā)上上下下的關注，堪為文化保護的先驅。一個作家，在文學和文化保護兩個領域施展身手，可謂少見。在當代中國文學、文化保護方面，馮驥才必將占據(jù)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

的確，一個人的選擇，決定他應該做什么，可以走多遠。從小說創(chuàng)作到非虛構寫作，從個人收藏轉而在全國呼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呼吁保護古村落等，馮驥才對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愛之深痛之切，令他不能丟棄個人責任，不能眼見文化脈絡在這一代人手里斷裂。他敏感焦慮，他四處呼吁與演講，他走進田野考察……

馮驥才走上自己選擇的這條路，我們來看他人生路上的精彩風景。

《鋪花的歧路》——不可替代的文學力量

馮驥才是一位有歷史感的人，故而他的筆下總是呈現(xiàn)沉甸甸的歷史真實。

二○○二年清明時節(jié)，得知花甲之年的馮驥才要回故鄉(xiāng)寧波慈溪，馮家祖居將交還于他，同時，在寧波天一閣，還將舉辦“馮驥才甲子省親展覽”，我與之聯(lián)系，帶上吉林衛(wèi)視“回家”欄目組，陪同他走進寧波，紀錄他的故鄉(xiāng)之行。面對鏡頭，馮驥才說了這樣一段談及歷史與生命的話題，說得特別精彩：

作家對生命特別重視，對源頭特別重視，尤其對于生命的來源，總是要追究、尋找遙遠的聯(lián)系，好像要觸摸生命的源頭。我覺得生命有時候會有漂泊感，但是故園、故土、故人給你一種安慰。我覺得這跟植物一樣。植物到春天的時候，所有樹枝往上長，越長越好，表現(xiàn)一種生命力；可是到秋天的時候，它要回到土地上，要尋找土地。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接地氣。這一次把我的小孫女帶回來了。她很聰明，會有一點記憶，我想給她留下一點童年的記憶。

我覺得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一段是現(xiàn)代時的，一段是屬于未來的，一段是自己的歷史。歷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歷史是一種精神，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情感、我們生命的本身，實際都存在于已經失去的一段歷史里面。

（《故鄉(xiāng)情結》）

回到故鄉(xiāng)，當然不只是觸摸生命源頭，更是體驗生命行程，走進歷史。

最初讀馮驥才的作品，是就讀于復旦大學期間。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們同班同學盧新華的《傷痕》在《文匯報》發(fā)表，引發(fā)全國性轟動?！秱邸分?，反映“文化大革命”帶給民族傷痛的文學作品，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古華的《芙蓉鎮(zhèn)》等，如井噴般集中問世?！秱邸分?，已有劉心武的《班主任》，在時代轉換之際開文學揭示精神傷痕之先聲，但是，盧新華的這一小說，因其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其篇名更通俗、明確，故很快被用來命名新時期文學的第一波創(chuàng)作潮流——“傷痕文學”。

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與諸多“傷痕文學”作品類似，寫一位女“紅衛(wèi)兵”白慧失手毆打一位女教師，未曾想到，她后來結識的男朋友常鳴，就是這位教師的兒子。內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白慧，她永遠無法擺脫……

與馮驥才后來創(chuàng)作的《雕花煙斗》《神鞭》《三寸金蓮》《炮打雙燈》等小說相比，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鋪花的歧路》的故事敘述能力，還稍嫌薄弱，但他對一代紅衛(wèi)兵內心傷痕的描寫，今天再看，依舊有歷史沉重感。

小說中“文化大革命”高潮過去，白慧上山下鄉(xiāng)前往內蒙古錫林格勒盟草原。已經在紅旗拖拉機廠當工人的常鳴，作為技術員被派往那里的拖拉機修配廠工作半年。常鳴到醫(yī)院看病，走到取藥窗口時，面前的一幕令他為之一震：

常鳴簡直不能相信，在這白布帽和大口罩中間一段白白的臉上，一雙非常熟悉的、細長的眼睛睜得極大，極其驚訝地直對著他。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對方都驚呆了！

常鳴就像觸了電似的，渾身一抖。他猛轉過身，藥也沒取就離開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樓門口時，只聽后面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趕上來。他趕緊推開玻璃大門走出去。剛剛下了兩磴臺階，身后邊響起一個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聲。

（《鋪花的歧路》）

這一陣“乞求似的哀叫聲”，當然是白慧發(fā)出的。白慧無法原諒自己，卻又無法割舍對常鳴的情感。下面這段對話，讀來令人心痛：

“常鳴，你先停一下……”

常鳴在臺階中間站住了。沒回頭，卻看見白慧的影子清晰地映在他的腳旁。

“你……你好嗎？”白慧說。她站在臺階上邊，兩只手好像不知該放在哪兒而合抱在胸前。

“嗯?！背ｘQ的聲音冷冷的。

“你來做什么？”

“辦事?！?/p>

“你，你住在哪兒？”

“我一會兒就回去了！”

隨后便是沉默。這是一種尷尬、緊張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見常鳴的右腳又下了一磴臺階，她就像要去抓住斷了的纜繩、很快就要被風浪帶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兩步，兩條瘦瘦的胳膊伸向前，聲音哀顫：

“常鳴，你真的永遠也不能原諒我嗎？”

常鳴給這痛徹心肺的呼聲打動了，慢慢扭過頭來。當轉過半張臉的時候，忽然又下狠心似的重新轉回頭去，堅定地邁著大步走了。

他走了。沒聽見身后發(fā)出任何聲音，即便有任何聲音也不會使他再回轉身來。就這樣，他回到招待所，沒上樓，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間里，鎖上門，關了燈；一個人在黑暗中來回走著。

（《鋪花的歧路》）

醫(yī)院里的重逢，以凄涼結局告終。從常鳴在黑暗中的徘徊，可以想見他內心的另外一種痛苦。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粉碎“四人幫”結束。天下同慶之際，白慧給父親留下一封長信。她決定離開人世——“我走了……我決定了。”下面這段話令父親痛心不已：“如果人有兩條生命多好！我情愿死掉以前那恥辱的一條。讓另一條生命重新開始，好好開始！但可惜人只有一條生命……”

白慧還留下一封寫給常鳴的信，請父親交給小說中的另外一位女“紅衛(wèi)兵”杜瑩瑩，轉交常鳴。這封信，同樣寫得感人至深：

常鳴：

你一共兩次沒有原諒我。我知道你現(xiàn)在仍然不能原諒我，我也決不請你原諒我了！

我現(xiàn)在可以對你說兩句心里話。因為我再不用顧慮你看過信會怎樣想……我多么愛你！原來——如果沒有那樁事——我可以成為你的愛人，但由于受了騙子們的愚弄，卻成了你的仇人。我無限痛恨他們，也恨自己。等我明白過來甚至早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是一種罪過時，就已經晚了，不可挽救了。我為什么不能像你一樣呢？你可以理直氣壯地生活，我卻不能。我原來也可以做一個好人呀！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生活呀！只可惜，恐怕直到現(xiàn)在，你并不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不知道我的心……

我就要永遠地離開你了。這也沒什么，因為我們早已分開了。而且早在我們沒認識之前，事情就埋藏著這些后果。我毫不怨怪你。我只感謝你救過我。我對不起你。而且直至現(xiàn)在還愛你……當然說這些都沒用了。

祝你幸福吧！常鳴。像你這樣的人，我相信，你一定都會是幸福的。

我全向你表白了，別了！

白慧

常鳴終于讀到了白慧這份發(fā)自肺腑的情書——可惜只是生命告別書。常鳴騎上自行車一路飛馳，用整整一個上午尋找白慧，卻毫無蹤影。他把車停在一塊空地上，對面是東大河的大灣渡口，圓形大鐘在遠方豎立。這個地方，正是白慧第一次約會常鳴的地方。常鳴當年沒有前來，這次卻意外地又來到這里?！八男腋：孟駨倪@兒斷絕的，現(xiàn)在卻又偶然地來到這里。意味著什么呢？”這顯然是馮驥才埋下的伏筆。

常鳴走到沙灘上，在不遠處退潮的沙地上，看見一個姑娘的身影，正是白慧：

白慧扭頭看見了常鳴！在沙灘上這對情人之間，時間好像只停留下片刻。忽然白慧轉過身，她好像終于找到了出路。一條灑滿了光、無限寬廣的路。她擺脫開剛才的一切，帶著一股熱切的沖動，甩著兩條胳膊，滿臉流著熱淚，朝常鳴跑來了，跑來了……

《鋪花的歧路》從校園批斗，寫到“上山下鄉(xiāng)”時白慧與常鳴的醫(yī)院偶遇，再到海邊沙灘上他們的擁抱，白慧與常鳴終于有了一個大團圓結局。我想，這是馮驥才在敘述歷史真實的同時，希望給予這一代年輕人一種痛定思痛之后的溫暖，這種溫暖，會讓他們重新感受生活的厚愛，珍惜生命，從而取得繼續(xù)前行的力量。這部小說創(chuàng)作將近四十年，再讀之，仍然能感受到以文學敘述歷史真實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力量。

經過幾年的創(chuàng)作經驗積累，馮驥才對作家這一職業(yè)形成了頗為清晰的認識。一九八四年，他在《我心中的文學》一文中，這樣談到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素質和能力：

一個作家應當具備哪些素質？

想象力、發(fā)現(xiàn)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斷力；活躍的形象思維和嚴謹?shù)倪壿嬎季S；盡可能龐雜的生活知識和盡可能全面的藝術素養(yǎng)；要巧、要拙、要靈、要韌，要對大千世界充滿好奇心，要對千形萬態(tài)事物所獨具的細節(jié)異常敏感，要對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舉止動念，抓得又牢又準；還要對這一切，最磅礴和最細微的，有形和無形的，運動和靜止的，清晰繁雜和朦朧一團的，都能準確地表達出來。筆頭有如湘繡藝人的針尖，布局有如拿破侖擺陣；手中仿佛真有魔法，把所有無生活的東西勾勒得活靈活現(xiàn)。還要感覺靈敏，情感飽滿，境界豐富。作家內心是個小舞臺，社會舞臺的小模型，生活的一切經過藝術的濃縮，都在這里重演，而且它還要不斷地變幻人物、場景、氣氛和情趣。作家的能力最高表現(xiàn)為，在這之上，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富有典型意義和審美價值的人物。

（《我心中的文學》）

這是在文壇亮相不久的作家對文學的感悟。以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他一直期盼進入這個境界。

口述實錄下的歷史真實

從《鋪花的歧路》開始，對歷史的叩問，從來沒有離開馮驥才的視野。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非虛構的“口述歷史實錄”《一百個人的十年》。

“口述歷史實錄”最初盛行于歐美。一九八三年，畢朔望先生組織一批譯者，翻譯美國斯特茲·特克爾（Studs.Terkel）的作品，以“美國夢尋”為書名出版。在綴語里，畢朔望呼吁中國的作家，向特克爾學習，也以這種“口述歷史實錄”的方式，留存現(xiàn)實與歷史。他這樣寫道：

此，忽念中國之大、人物之盛、思想之開拓、情感之深刻，如果弄一本特克爾式的《神州人語》之類的實錄文字來，一定很有意思，也會暢銷的。真希望有人費點力氣來試它一試。當然，只能借意。中國有自己的國情，譬如訪問對象便絕不會忽略知識分子，這是不消說得的。

（《美國夢尋》綴語）

《美國夢尋》一經出版，立即引起諸多讀者和作家的關注。率先采用“口述實錄”形式記錄中國現(xiàn)實和歷史的，分別是馮驥才、張辛欣與桑曄。

一九八四年，張辛欣、桑曄兩人合作，四處尋訪、記錄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第二年開始，在不同期刊上陸續(xù)發(fā)表，然后結集為《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中國人的自敘》出版。

幾乎同時，馮驥才也開始以“口述實錄”方式，借不同人的個體記憶，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留下群體印象。這些口述實錄中的人物各行各業(yè)都有，敘述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拾紙救父》《崇拜的代價》《偉大的受難者》《我到底有沒有罪》《搞原子彈的科學家》《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一對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失蹤的少女》《一個老紅衛(wèi)兵的自白》《我不愿意承認是犧牲品》《懺悔錄》……正是這些方方面面的敘述，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敘述更為豐富，更為立體?？梢哉f，其歷史價值和對人性的呈現(xiàn)，不可代替。

這些口述實錄，一九八六年開始在《收獲》《當代》等期刊上陸續(xù)發(fā)表，后結集為《一百個人的十年》第一集，于一九八七年出版。距今，正好三十年。

口述實錄的采訪過程，也是馮驥才再次親歷“文化大革命”歷史的過程。從不同談話對象那里，他深深感受到社會對他的信任。他為之感動，從而意識到手中之筆的分量。他知道，自己不能辜負這些素不相識的人們對他的信任。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將他們傾訴的親身經歷寫下來，既是為他們，也是為自己，為歷史。他在該書《前記》中寫道：

在本書寫作中，我卻獲得新的發(fā)現(xiàn)。

這些向我訴說“文化大革命”經歷者，都與我素不相識。他們聽說我要為他們記載“文化大革命”經歷，急渴渴設法找到我。這急迫感不斷給我以猛烈的撞擊。我記載的要求只一條，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實現(xiàn)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經驗，每人心中都有一塊天地絕對屬于他自己，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墒钱斶@些人淌著淚水向我吐露壓在心底的隱私時，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心。但他們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圍欄，他們無法永遠沉默，也不會永遠沉默。這是為了尋求一種擺脫、一種慰藉、一種發(fā)泄、一種報復，更是尋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場人間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為得到這樣無戒備無保留的信賴而深感欣慰。

……

盡管我力圖以一百個人各不相同的經歷，盡可能反映這一歷練十年、全社會大劫難異常復雜的全貌，實際上難以如愿；若要對這數(shù)億人經驗過的生活做出宏觀的概括，任何個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觸到的人中間，進行心靈體驗上所具獨特性的選擇。至于經歷本身的獨特，無需我去尋找。在無比強大的社會破壞力面前，各種命運的奇跡都會呈現(xiàn)，再大膽的想象也會相形見絀。但我不想收集各種苦難的奇觀，只想尋求受難者心靈的真實。我有意記錄普通人的經歷，因為只有底層小百姓的真實才是生活本質的真實。只有愛惜每一根無名小草，每一顆碧綠的生命，才能緊緊擁抱住整個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氣質，它驚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對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憂慮，以及它對大地永無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誠。

（《一百個人的十年》前記）

馮驥才的這本口述實錄，時隔多年，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再版。為新版，馮驥才新寫了一篇《決不放棄使命——〈一百個人的十年〉再記》，最后他寫下的這段話，令人百感交集：

一位讀者曾寫信譴責我：“你曾經信誓旦旦，要為我們一代人寫‘心靈史’，為什么有頭無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氣沒了？還是也做買賣去了？”

讀了這信，我點燃一支煙，一直抽得燒到手指頭，捉筆只給他寫了一句話：

“我沒權利放棄這使命！”

（《一百個人的十年》再記）

說得真好——“我沒權利放棄這使命！”

馮驥才的確沒有“放棄這使命”。二十多年后，他相繼完成非虛構作品《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凌汛》《地獄天堂》《激流中》等。在這些作品里，他敘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浩劫，敘述新時期文學開始階段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前輩編輯們互動的場景……在他的筆下，諸多歷史細節(jié)豐富了時代記憶，為歷史存照。

今年五月下旬，我前往南京看望九十八歲的楊苡老人，聊天時，她談到了《收獲》發(fā)表的《無路可逃》。她說，沒有想到馮驥才的岳母，就是她在天津時的閨蜜。她找出七十年代馮驥才岳母的來信，又找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她離開天津之前，在顧家花園里拍攝的照片。老人記憶甚好，居然在一張紙上，把顧家?guī)讉€孩子的名字全部寫出。我將這次巧遇，微信告知馮驥才，他也為之吃驚、感嘆。

歷史敘述的魅力就是如此誘人。人們閱讀之后，總是會在不經意間重溫記憶，走進歷史深處。非虛構作品的力量，就在于此。

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

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各大城市，不知為何，紛紛開始舊城改造。地產業(yè)的大動作，從此讓曾經保留若干古城風貌的城市，老街、胡同、弄堂、老建筑等，仿佛秋風中的落葉一般被一掃而盡。

馮驥才清醒意識到，天津的舊城必將失去曾有的風韻。早在一九九四年，馮驥才就組成一個團隊，用照相機拍攝天津的老房子，現(xiàn)在，舊城改造讓這個團隊，有了更強烈的緊迫感。

天津的舊城改造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開始。馮驥才組織二十幾位攝影師、十幾位測繪人員，走進大街小巷，走進即將被拆除的建筑。這可謂一次前所未有的田野考察，因為他們的拍攝和測繪，三年之后，《天津老房子》系列畫冊出版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收到馮驥才寄來的請柬，他將在天津舉辦《天津老房子》畫冊的發(fā)布會。我們前去參加。

這是一次難得的聚會。我們聽馮驥才慷慨陳詞，聽一位又一位參與者們的講述，他們的故鄉(xiāng)情懷令人感動。

我喜歡這一系列中的《舊城遺韻》。翻閱一幅幅圖片，再看后面那些攝影師的照片。說實話，應該感謝這些參與者，他們與馮驥才同行，為自己的故鄉(xiāng)天津城，留下城市遺韻，借圖片延續(xù)文脈。

二○○四年，馮驥才在《收獲》雜志開設“田野調查”專欄。年過六旬的他，一次又一次走進田野，在民間尋訪，在工匠傳人那里尋找傳統(tǒng)的源流。這本書后來由作家出版社以“民間靈氣”的書名結集出版。“民間靈氣”，多么好的書名。馮驥才在田野調查中，感受到的正是充溢民間的靈氣。是千百年的民間工匠靈氣，讓傳統(tǒng)多了魅力。如今，馮驥才用筆將之呈現(xiàn)于我們面前。

我于二○一六年十月退休，應大象出版社之邀，負責該社北京工作室的策劃出版。我首先想到了馮驥才。次年四月初微信問他，關于文化保護的演講是否結集出版過。他回復沒有。于是，我們開始了合作，將他十五年間的演講略加整理，以“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為書名出版。裝幀設計過程中，我建議將他在一九七五年寫的《路》這首詩的手稿，放在封底上。在我看來，只有這首《路》，才能夠充分體現(xiàn)一個文化人的精神取向，體現(xiàn)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愛，他為保護傳統(tǒng)文化而擁有的強烈使命感。

“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可以說，這是馮驥才一生的追求——從文學創(chuàng)作，到文化保護。神圣使命，無法拒絕。

將近二十年的演講，馮驥才將之分為三個階段：二○○一年至二○○六年，民間文化遺產搶救性普查的啟動階段；二○○七年至二○一一年，民間文化遺產的記錄與保護階段；二○一二年至二○一六年，“非遺保護”和古村落搶救性全面普查開始的階段。

一次又一次的演講，成為從花甲至古稀之年的馮驥才，另外一種思想和行為的方式。不妨看看下面這些演講題目，每一個都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民間文化工作者的當代使命是搶救

不能拒絕的神圣使命

我們在艱難中舉步

全國剪紙大普查開始了

為人類守護住東方的文明

和縣長一起思考

民間自救

古村落是中華文化的箱底

只有全民族關心了，我們的文化才有希望

保護傳承人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全民的熱愛中傳承節(jié)日文化

呼喚全民的文化自覺

讓燦爛的口頭文學永遠相傳下去

為緊急保護古村落再進一言

……

為這本演講集，馮驥才撰寫自序，題為“說出來的思想”。他坦誠傾吐了自己投身于文化遺產搶救的原因：

自二十世紀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寫小說的筆，投身于文化遺產的搶救，演講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與行為的方式。從最初發(fā)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開始，從啟動到推動，從非遺到古村落，從學界到社會，從對文化現(xiàn)實與困境不斷深化的認知到每一項重大遺產的普查，全來自思考以及這些思考的傳布。

我說過我要做“行動的知識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遺產的搶救，不僅需要我說我講，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動告訴人們我們應該做什么和怎樣做。這樣，我的演講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與田野工作緊密相關的理論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來，它像一條線一直貫穿我為之奮斗的事業(yè)，我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講何止一二百場。面對的人既有學界，也有社會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搶救更需要喚起民眾。為此，我的演講，包含著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跡。由于我所做的事，是與同道者共同所為，故而在這些“言論”中，自然可見我們一代文化界的知識分子為民族的文化命運而戰(zhàn)的思想歷程。

（《說出來的思想》）

說出來的思想，就是行動的力量！就是無法拒絕的、必須

履行的神圣使命！

今年，馮驥才步入七十五周歲。他不會放棄已經選擇的路。在這條路上，他仍將繼續(xù)前行！

完稿于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修訂于九月底，北京看云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