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詩魂史筆韻中華(代序)

周汝昌序跋集 作者:周汝昌 著;周倫玲,周月苓 編


詩魂史筆韻中華(代序)

梁歸智

周玉言(汝昌)先生為他人撰作、編纂的各種著作寫序,一共有多少篇?一歸總,真嚇人一跳:一百七十多篇!如今,周家子女把這些序歸羅整理,編纂成集,希望我寫幾句話,以為書之“代序”。周先生為他人寫了如此多的序,何況,這里面就有給我的書所寫五篇,我自然義不容辭了。

倩名人為自己的著作寫序,本是人之常情,但也有共知而默認的“潛規(guī)則”,即許多序并非真是那位名人所寫,而是著作者自己代筆,完稿后送給名人“審閱”,即簽名默認而堂皇行世。這樣的“序”,當然是揄揚有加,由于是作者自己捉刀,于著作的佳勝優(yōu)長之點,往往能說到點子上,但于不足之處,則一概闕如,至于由撰序而生發(fā)更深刻的思考和更遠大的意義,那是根本談不到了。對這樣的序,自然也應有“理解的同情”。這些“序”本無閱讀價值,目的只是“借光”和“宣傳”,同時也體諒到“名人”的苦衷:如果拒絕寫,豈非“架子大”而不近人情?但要真讓名人閱讀書稿后親筆撰寫,有幾個名人真有那么大的本事?

但周玉言先生的這些序文,每一篇都是他自己寫的——或者口授錄音而由兒女記錄下來的,因為他的雙目到晚年已經(jīng)接近完全失明,不能握筆寫字。僅此一點,也就顯示出周先生的卓犖出眾不同凡響了??倲埲啃蛭?,有一些是周先生承擔的學術任務,或確實感到有話要說,如早期的《三國演義》前言、《唐宋傳奇選》前言,以及《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出版說明、影印《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序言等;但絕大多數(shù),則是應人所請又推辭不掉的“人情”活兒。摘錄幾段序言以證所言不謬:

適主持編纂與出版的同仁們不以淺陋見遺,前來索序。自顧學殖荒落已久,安能當此重任。辭而不獲,遂就所懷,粗陳端緒,聊備參采。

——《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序

至如本集所編,則多為精品,有時代之長,而無流俗之弊,可稱勝選。因此,編者閻正同志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承他前來索序,淺陋如余何堪當此重任。辭而不獲,弄大斧于班門,拋劣磚而引玉,聊貢愚悃,尚希指其謬誤為幸。

——《中國當代書法大觀》序

劉瑞蓮同志因為她研究李清照的專著即將付梓,前來索撰序言,辭而不獲。自問于易安居士不曾多下功夫,所識甚淺,實不足以當此委囑之重。其時復值年底諸務猬集,文債如山,思緒也很難集中于一題一義。不得已,姑以蕪詞,聊報雅命。

——《李清照新論》序言

辭而不獲者,是實情而非套語。所以辭者,目壞已至不能見字,書稿且不能閱,何以成序?此必辭之由也。其不獲者,遂夫堅請,上門入座,言論滔滔,情詞奮涌,使我不忍負其所望;加之一聞甲戌本之名,即生感情,倘若“峻拒”,則非拒遂夫也,是拒甲戌本也——亦即拒雪芹脂硯之書也,是烏乎可?有此一念,乃不揣孤陋,聊復貢愚。言念及此,亦慚亦幸,載勉載興。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序

鄭子慶山,將他歷年研著積稿,勒成一編,前來問序于余。是間適逢我有海外之行,遷延時日,以迄于今。既歸京甸,素硯未荒,爰汲碧泉,以償紅債,于是乃走筆而為斯文。文心未屬,思緒徒繁,粗遣愚衷,以當芹獻。

——《立松軒本石頭記考辨》序

崔子自默要我為他的印蛻制序,此真奇事。蓋若謂我能懂印,其誰信之?然而自默偏偏以序委諸不懂印之我,非奇事而何?事既奇,故序必不得其正。若是,則大可嗟嘆了。所謂序之不得其正,即我這拙序是外行話,此則既可嘆又可笑也。

——序《當代青年篆刻家精選集——崔自默》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人要向周先生“索序”而且“堅請”,而使得他“辭而不獲”呢?周先生平易近人樂于扶助后學的高風亮節(jié)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是他有能力,有見解,有才情,出口成章,把筆即成佳作,讓索序者歡喜不置,如此口耳相傳,而產(chǎn)生一種“效應”。我說一件自己親歷的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興起了出“鑒賞辭典”熱,山西的北岳文藝出版社也跟風,搞了一本《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一定要請周先生賜序,通過我而約稿。我問主持人,全國的古典文學名家多得很,詩詞研究在周先生并非第一主業(yè),他的眼睛又不好,何不請其他專門研究詩詞曲的專家撰序?主持人說,他們看過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的《唐詩鑒賞辭典》中周先生所撰鑒賞篇目和《唐宋詞鑒賞辭典》前面周先生所撰序,其水平特別是文筆超過了所有其他專家為各種辭典寫的鑒賞篇目和序,所以周先生是不二人選。

一百七十多篇序,大體上和紅學有關的占一小半,其他詩詞、書法、小說、繪畫、工藝等方面的占一半,后者還略多于前者。在為周先生所寫的傳記中,我曾說周先生不僅是一位紅學家,更是一位“中華文化學家”,于此又得到一個佐證。周先生是紅學的“癡人”,更是中華文化的通人,因而成為撰序的達人,寫了如此多又如此好的序,說是“空前”(也可能“絕后”)的高人也不夸張吧?

這么多的序,自然是豐富的文史資料,但作為普通讀者,面對這本書,是否也會發(fā)生“天狗吃月亮,無從下口”的困惑呢?我忝為“代序”作者,已經(jīng)逐篇校閱過,這里就告訴大家一個“巧招兒”,你只要讀這本書里的四篇序,就可以嘗鼎一臠而窺斑知豹,從整體上提綱挈領,把握周先生的理路思致、學術精神,以及其情愫氣質和文采風流。

哪四篇?

《石頭記探佚》序和《紅樓鞭影》導讀;《唐宋詞鑒賞辭典》序言和《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序。

從寫作時間上說,《石頭記探佚》序撰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是有關紅學之較早的一篇序文;從內容上說,正是在此序中,周先生第一次提出了紅學應有“四大分支”的學術框架,而此一論點,實乃主導了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始,延續(xù)至今的紅學之大趨勢。不管你是否贊同,三十多年來的紅學,其大端大勢,就是按照這個學術框架演變發(fā)展的。

在紅學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時代、背景;研究《石頭記》版本,是為了恢復作品的文字,或者說“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節(jié),則是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而研究脂硯齋,對三方面都有極大的必要性。

在關鍵意義上講,只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連一般性的考釋注解紅樓書中的語言、器用、風習、制度……等等的這支學問,都未必敢說能與上四大支并駕齊驅。

沒有探佚,我們將永遠被程高偽續(xù)所錮蔽而不自知,還以為他們干得好,做得對,有功,也不錯……云云。沒有探佚,我們將永遠看不到曹雪芹這個偉大的頭腦和心靈畢竟是什么樣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這種奇冤是多么令人義憤填膺,痛心疾首!

紅學,在世界上已經(jīng)公認為是一門足以和甲骨學、敦煌學鼎立的“顯學”;它還要發(fā)揚光大。但我敢說,紅學(不是一般小說學)最大的精華部分將是探佚學。對此,我深信不疑。

我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書特書,在紅學史上會發(fā)生深遠影響。我從心里為此而喜悅。

這可謂紅學的“隆中對”,高瞻遠矚,預言了紅學的未來,樁樁件件,都為后來的發(fā)展所證實。即以本書所序的各種著作為例:

《曹雪芹祖籍考論》、《曹雪芹祖籍鐵嶺考》、《曹雪芹祖籍論輯》、《曹雪芹家世新證》、《曹雪芹夢斷西山》、《曹雪芹南宋始祖發(fā)祥地武陽渡》、《恭王府叢書》、《江寧織造與曹家》等,豈非“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時代、背景”,也就是四大分支的“曹學”?

影印《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在蘇本”舊鈔善本《石頭記》、《列藏本石頭記管窺》、《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立松軒本石頭記考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脂本匯校石頭記》等,豈非“研究《石頭記》版本,是為了恢復作品的文字,或者說‘文本’”,也就是四大分支的“版本學”?

《石頭記探佚》、《被迷失的世界——紅樓夢佚話》、《紅樓夢佚貂本事》、《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等,自然是“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節(jié),則是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也就是四大分支的“探佚學”了。

至于“研究脂硯齋”的所謂“脂學”,雖然專書比較少見,但由于其“對三方面(曹學、版本、探佚)都有極大的必要性”,對其研究其實融化在各種紅學著作之中,在在皆是,人所共知。如《紅樓夢里史侯家》就是一本家世背景、脂硯齋原型和佚稿真相等互相關聯(lián)結合的研究專書。

不過,要特別注目的,是“在關鍵意義上講,只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這一句。我多次闡釋過,不能對“關鍵意義”四個字掉以輕心,因為這是針對當時《紅樓夢》接受、解讀、評論的最普遍情況,也是這篇序文提出“四大支”才是“真正的紅學”這一根本論點的現(xiàn)實針對性和學術意義所在。當撰寫這篇序文之際,社會上,包括一般的讀者和文學評論界乃至所謂“紅學界”,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個“整體”來閱讀、接受和評論的,是不嚴格區(qū)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兩種《紅樓夢》”的,以這種“文本觀”為基礎,而生發(fā)各種思想和藝術的認識和評論。對曹學和版本等的研究只是少數(shù)考證派學者的“專業(yè)”,與文本接受距離很遠,可以說是基本割裂,如泛泛地談一下后四十回“蘭桂齊芳,賈家復振”的結局“不符合曹雪芹原意”,卻把后四十回的“調包計”和“釵黛爭婚,黛死釵嫁”當作《紅樓夢》最精彩的思想和藝術高潮,含糊地當作曹雪芹的思想和藝術予以分析評價。

正是針對這個“接受紅學”的基本現(xiàn)實,提出“只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的學術認知,才具有了釜底抽薪的學術創(chuàng)新意義,即所謂“關鍵意義”。“關鍵”在何處?就在于只有深入“四大支”的分支研究,才能達到嚴格區(qū)分“兩種《紅樓夢》”的目的,才能一掃不嚴格區(qū)分曹著和高續(xù)的所有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藝術”之認知、評論的淺薄和謬誤,也才能讓家世和版本等考證研究和思想藝術的文本認知密切聯(lián)系起來,而實現(xiàn)考證、義理、辭章三者不是各自為政而是相輔相成的真正的學術實踐,從而讓“兩種《紅樓夢》”各自的思想、文化、藝術、審美的研究走出瓶頸,獲得真正的學術動力,開辟出紅學的新天地。

但受習慣惰性影響而遲鈍麻木的“紅學界”,卻缺少認知這種學術內在機理的基本素質和能力,而以簡單化的形式邏輯批評周先生“不研究《紅樓夢》本身”、“遠離文本”,是用“紅外線”排斥“紅內學”,這些似是而非的“荒唐言”一直不絕于耳,也可謂貫穿三十多年的紅學發(fā)展歷程。不過,真應了一句“真理越辯越明”的老話,情勢的發(fā)展是越來越多的讀者明白了爭論的真相和實質,周派紅學的“四大支”學術框架,逐漸大行于天下。

其實證謬這種“形而上學”(孤立、絕對、片面)只拘泥于形式邏輯而不懂辯證邏輯思維方式的最好例證,就是周先生本人的紅學實踐,《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的魅力》二書,不就是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最深入的學術著作嗎?而其所以超越了那些所謂“評紅”著作,就在于這兩本“思想”、“藝術”研究著作是奠基于那“四大支”基礎研究之上。這在本序文集所涉及的著作也看得一清二楚?!都t樓夢藝術論》、《紅樓藝境探奇》、《紅樓夢藝術管探》、《紅樓通析》、《紅樓夢符號解讀》、《〈紅樓夢〉的精神分析與比較》、《紅樓識小錄》、《禪在紅樓第幾層》、《紅學史稿》,不是涵蓋了“思想”、“藝術”、“文化”等方方面面嗎?周先生不是都做出了切中肯綮的評論嗎?

《石頭記探佚》序盡管僅僅兩千字,但具有“開山”意義,《紅樓鞭影》導讀則可謂“深入展開”。這是一篇近三萬字的長文,其實是周先生紅學體系一次既概括又全面的表述,分小節(jié)論述,各節(jié)分別是:“紅學”之立卷;當代紅學之祖——“新紅學”;紅學——新國學;歷程與現(xiàn)實;中斷與反正;文化回歸;紅學釋義;紅學發(fā)展的新分支;“探佚學”的獨特意義;紅學的目的何在;“找回曹雪芹”;紅學的“方法”;文化小說;導讀的獻愚;紅學文化新態(tài)勢;剩義剩語;幾點說明。

可以說,紅學發(fā)展史上最關鍵的幾次轉折,各種紅學爭議表象后面的本質,紅學之曾經(jīng)的曲折、已有的突破和未來的走向,都被本真而透徹地揭示了出來。而所有這一切的核心,就是《石頭記探佚》序中已經(jīng)標示的紅學四大支柱說,以及在此基礎上再引申發(fā)展出的評斷:紅學是中華文學之學,是新國學。

“紅學”經(jīng)歷了多年的艱難曲折的途程,在“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的分工合作之下,終于走上了這一條“咽喉要路”。

經(jīng)過了種種曲折,直到近年,無論國內海外,都逐步地把“紅學”由“一部小說”的淺層觀念“回歸”到中國文化的本質深層意義上來了。

那不只是“一部小說”,而是與中華文化有千絲萬縷難分難解的一座巨麗深邃的豐碑、殿堂,既偉大,又優(yōu)美——代表著中國人的智慧心靈的崇高境界、文化精華。

講《紅樓夢》,一般讀者的興趣大都集中在人物角色上,而學者也愛寫“人物論”。但一講人物,立刻新老問題一齊出現(xiàn)。西方理論認識是:小說基本定義是“虛構品(fiction)”,人物是“集中概括”、“典型化”的“形象塑造”;而中土的小說基本源流則是“史之一支”,是“本事”的“演義”,皆以“真人真事”為本——即今之所謂原型與素材。所以,與曹雪芹同朝代的人看他的小說,皆言“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本事出曹使君家”——這就是后來所說的“自況”、“自擬”、“自敘”、“自傳”說本義(它指“本事”是“自家”,而異于寫別姓他人);一點也沒有與“演義”(即藝術的穿插拆借、渲染點綴……)發(fā)生“對立”、“排斥”關系。

要想懂得《紅樓夢》,必須先懂雪芹的幾個“關鍵詞”,如“通靈”,如“作者癡”,如“情種”,如“情不情”,皆是頭等要義。而欲解此種詞義,則不研中華文化思想精神,只是浮光掠影,乃至拉扯西方以為比附牽合,斷乎無能濟事,徒增混亂糾葛而已。關鍵之關鍵在于一個“通靈”,而人皆“順口溜”讀之,習而不思其深厚的文化底蘊。

蓋在雪芹意中,物類相感,“感而遂通”,通則為靈。何以相感?以其有情,情能感物,感之至誠則能通。此一作用,即謂之通靈。在雪芹看來,人的第一要義是情,其他皆屬第二義。

研究雪芹的哲理玄思,也就必須從中華文化的根本大命脈上去“診斷”,離了這個根本,只依靠外來移植的觀念來圖解《紅樓夢》,恐怕只能是“事倍”而“功不半”——走樣,變味,曹雪芹西服革履,林黛玉隆乳高跟,如此“處理”一番,才算是“躋入世界文學”而“隨時代前進”了嗎?這是要“紅學家”們思忖商量、前瞻返顧的。

筆者曾在許多文章和著作中闡釋過周氏紅學的這種體系框架,使之“精約”和“通俗”,現(xiàn)在就再重復一遍:

紅學應該分為基礎研究和文本研究兩部分,基礎研究即四大分支: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之所以如此是由《紅樓夢》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四個分支研究都環(huán)繞著一個總目標:嚴格區(qū)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兩種《紅樓夢》”。這是紅學的第一個臺階,邁上了第一個臺階,才能繼續(xù)上第二個臺階,即比較客觀、準確、深入的文本研究,也就是對“兩種《紅樓夢》”的思想、哲學、藝術、審美、文化作出判斷評析,進行思考鑒賞。而水到渠成,這樣做的結果必然要導向第三個臺階,即必然引發(fā)對中華文化的深刻思索和本真理解,以及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對比?!都t樓夢》研究,紅學,因此而成為“中華文化之學”和“新國學”。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能否用兩三個字將其最獨特最精美的要義予以表達?在周先生看來,就是三個字:詩、史、情。周先生曾為拙著《紅樓夢詩詞韻語新賞》題詩:“詩中有史史含情,口角噙香氣韻生。文采風流兼表里,一編新賞最分明?!薄霸娭杏惺肥泛椤本褪亲罹珶挼谋硎?。

這樣,我們閱讀《唐宋詞鑒賞辭典》序言和《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序,也就是紅學著作序的“一體兩面”,是從不同的文本,闡發(fā)中華文化的深邃和優(yōu)美——這也代表了本書其他序文的宗旨和導向。

《唐宋詞鑒賞辭典》序言:

永遠不要忘記,我國詩詞是中華民族的漢字文學的高級形式,它們的一切特點特色,都必須溯源于漢語文的極大的特點特色。忘記了這一要點,詩詞的很多的藝術欣賞問題都將無法理解,也無從談起。

漢語文有很多特點,首先就是它具有四聲(姑不論及如再加深求,漢字語音還有更細的分聲法,如四聲又各有陰陽清濁之分)。四聲(平、上、去、入)歸納成為平聲(陰平、陽平)和仄聲(上、去、入)兩大聲類,而這就是構成詩文學的最基本的音調聲律的重要因子。

要講詞的欣賞,首先要從格律美的角度去領略賞會。離開這一點而侈談詞的藝術,很容易流為浮辭泛語。

眾多詞調的格律,千變萬化,一字不能隨意增減,不能錯用四聲平仄,因為它是歌唱文學,按譜制詞,所以叫作“填詞”。填好了立付樂手歌喉,尋聲按拍。假使一字錯填,音律有乖,那么立見“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來那字音聽來是另外的字了。

《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序:

鑒賞不等同于理解(文義的通曉),它包括了理解,不理解焉能談得到鑒賞?但是鑒賞畢竟不能是“串講文義”所能充數(shù)的一種文化精神活動。鑒賞又是多形態(tài)、多角度、多層次的,進行這種精神活動,需要很高級的文化素養(yǎng)和領悟智能。它涉及的事物和道理極繁富,極復雜。然而鑒賞的性質和目的都可以用一句話來代表:鑒賞是審美,是對美的尋取和參悟。

情是詩的主體和本質,韻是詩的振波和魔力,二者有體有用,相輔相成,而達于“不匱”的境界。

不匱是什么?就是不盡,就是有馀,就是無限。

到得北宋時代,詩人梅堯臣又提出了“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這種更為明白的“詩則”。這與南宋《文心》中所說未必全然等同,但他們已然體會到在我們的詩境中有一個“不盡”者在。嚴滄浪則說是“言有盡而意無窮”。不盡或無窮,無論是意,是情,是韻,莫不胥然。

講鑒賞韻文,第一要能感受這個不匱、不盡。

在語文背后,還有一個更根本的道理,即觀察萬物而首重神髓的問題,這才是吾華韻文的靈魂。這首先涉及人,因人而及物。一個人,出現(xiàn)在你面前,你先看他的什么?一般人必曰:眉、眼、頭、腳……但鑒賞家則先要看他的神。這神,或謂之“神理”、“神明”、“神鋒”、“神采”……也是從晉人特別重視與標舉起來??慈瞬皇强此ㄋ┑拿杳籍嬼W,而是看那俗話說的“神氣兒”。曹雪芹寫寶玉,只一句要緊的話,說是“神采飄逸”;寫探春,要緊的兩句只是“顧盼神飛”、“文采精華”。東坡居士在《念奴嬌》中寫公瑾與小喬,也只說是“雄姿英發(fā)”,就是說他二人在年貌最好的生命階段所顯示出來的“神明特勝”。

神是生氣永存的不朽表現(xiàn),韻是素養(yǎng)超然的自然流露。二者合在一起,構成人的最高風范。這種對人的審美觀念,推移到高級文學——韻文中去,就形成了我們的鑒賞者的頭等重要的標準。

要講鑒賞中國的詩詞,非從一個綜合整體——語文運用之美,傳達手法之超,心靈體會之到,藝術造詣之高,這樣一個綜合美、整體感來認識不可。分開講說,無非是為了方便而已。對我們自己的漢字語文的極大的特點特色認識不足,對它在詩詞韻文學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估計不夠,是鑒賞的一大損失。境界、神態(tài)、風采、韻致的來源,相當?shù)囊徊糠旨词沁@個獨特語文的聲容意味和組織聯(lián)結的效果,而這一點向來缺少充分的研究和介紹。

讀懂了這四篇序,也就對本書中的一百七十多篇序,乃至周先生其人其學,全都能“解其中味”了。當然每篇序都有它具體的對象化著作,讀者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具體需要和興趣,去做個別賞讀。無論是古代詩詞《三李詩鑒賞辭典》、《花間集注翼》、《蘇辛詞說》、《宋百家詞選》,還是現(xiàn)當代人的創(chuàng)作《張伯駒詞集》、《晚聽齋詩稿》、《險夢詩痕》,是古代小說散文《聊齋志異新注》、《中國古代短篇小說選》、《新評新校古典名著系列》、《歷代百字美文萃珍》,是書法《珂羅版印集右軍書圣教序》、《顧隨先生臨同州圣教序》、《姚奠中書藝》、《中國當代書法大觀》、《當代楹聯(lián)墨跡選》,是繪畫篆刻《歷代菩薩寶相白描圖集》、《董可玉畫冊》、《一印一世界》,或者民俗地理醫(yī)道《燕京鄉(xiāng)土記》、《古鎮(zhèn)稗史》、《醫(yī)道合參中風論》等,周先生無不有精彩的點評和聯(lián)想,而其中心、核心,則全離不開發(fā)掘闡揚中華文化獨有的珍異、輝煌、神韻及其所蘊涵著的詩魂、史韻、癡情。《石頭記探佚》序和《唐宋詞鑒賞辭典》序言簡練精約,《紅樓鞭影》導讀和《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序體系宏闊,而全是神完氣足的美文,周先生常標榜的文采風流,也體現(xiàn)得十分充足生動,可觀可賞。讀者諸君,寶山在前,不要錯過。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于大連懷汝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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