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梁任公于民國元年十月回國，結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當時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為之年，以其戊戌以來所奠定的赫赫聲名，要為國家做一番事業(yè)，亦正是其時。惟當時的環(huán)境，是否容許他一展身手，仍是問題。

民國初年的社會有三大特色：第一，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同時也是舊傳統(tǒng)的延續(xù)；第二，中央權力由堅強而式微，地方主義逐漸抬頭；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國在加速蛻變中。

就第一義而言，民國肇建，以民主共和為理想，結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專制，可謂之為新紀元的開始；袁世凱掌握權力，旋即稱孤道寡；洪憲帝制平復，宣統(tǒng)復辟隨之，這一連串的帝制事變，可謂之為舊傳統(tǒng)的延續(xù)。但是這新紀元與舊傳統(tǒng)的含義，還可以進一步加以伸引。從權力結構方面來觀察，推翻清朝的兩大勢力：革命黨與立憲派，都同時以政黨形式參加權力的角逐。政黨為中國史無前例的社會結構，此亦為開創(chuàng)新紀元之舉。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數(shù)都是遜清的遺老，他們一部分惟袁世凱的馬首是瞻，一部分則別有打算，他們的思想仍以舊傳統(tǒng)為范疇，雖然新思潮已令他們震撼。

因此，在這新舊交錯的時代，從開始便是三元競爭的局面。三元中的新舊人物固然有涇渭之分，革命黨與立憲派也有激進與緩進之別。政治權力的分合，往往由連橫合縱之運用而變遷。論民初三派人物，革命黨與立憲派雖然激烈溫和不一，但同時皆以民權政治為理想，應該有相互提攜的可能性。立憲派與舊官僚大多有士紳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種限度的妥協(xié)余地。難于相合的是革命黨與舊官僚，無論淵源或信仰，兩者皆屬南轅北轍。因此，立憲派便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民初的權力變化，立憲派實有密切的關系。

三元角逐權力，立憲派選擇了舊官僚為妥協(xié)的對象，因為舊官僚為實力（軍權）在握者；舊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與立憲派聯(lián)手。但權力的斗爭是殘酷的，立憲派與官僚派一新一舊，基本上難于持久合作，一朝舊勢力藉立憲派的協(xié)助打倒了革命派，則立憲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實的發(fā)展正是如此，革命黨與立憲派在元、二年分別改組為正式政黨——國民黨與進步黨——之后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凱之排擠。

民國初年仍是舊勢力占上風的時代。代表新潮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失勢之后，舊勢力一無憚忌，旋即走向反動，袁世凱的稱帝似乎早在預料之中；但是，這既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返回傳統(tǒng)的可能性是極其微弱的，激進與溫和兩派不期而然地聯(lián)合起來，阻遏逆流，袁氏稱帝失敗似亦在意料之中。袁世凱死后，舊官僚之中復辟派轉而得勢。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殘余勢力重心轉到段祺瑞身上。段氏與進步黨（時人稱研究系）聯(lián)合，擊潰復辟，是為新舊交替中之又一次激蕩。最后段祺瑞又與進步黨分裂，舊勢力繼續(xù)控制北京，新勢力則醞釀卷土重來。以上是為第一義。

就第二義之中央與地方盛衰而言，當袁世凱的勢力占上風時，北京的政權是堅實的。袁世凱堪稱為舊時代的最后人才，如果他的行為，不頑強地抗拒新紀元的開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于新舊的交替。當時思想開明的人士，無不寄望袁氏做中國的華盛頓，為民主政治奠基礎，為萬世開太平。如果他有華盛頓的雍容氣度，國民黨和進步黨，一激進，一緩進，未嘗不是中國兩黨政治的好基礎。

即令排除政黨政治，若不稱帝，仍然可以坐擁大權，維持統(tǒng)一的局面。民國三至四年之間，全國趨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沒有前此的更動頻仍，各方面的建設已有逐漸推動的跡象。不幸，洪憲帝制破壞了趨向安定繁榮的機會。

袁世凱死后，舊勢力分裂。由于舊勢力之互相傾軋，演成軍閥的混戰(zhàn)局面，加上激進的革命黨遭受排斥，南北對峙，中央權力遂由堅實而式微。經(jīng)直皖、直奉之戰(zhàn)，全國糜爛，地方割據(jù)主義亦自此囂張起來。

再就第三義而言，由于中央權力的式微，軍閥之忙于互爭雄長，思想界得到了一個自由發(fā)展的機會。這一個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眼見時局的混亂，內(nèi)憂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吁救國，各抒所見。他們的思想無論是激烈的、溫和的、進取的、保守的，各執(zhí)其說，有的談問題，有的談主義，民主、自由、資本主義、馬列主義，都一齊提到了，匯成一個巨大的潮流，這就是五四運動。在周策縱的筆下，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真可謂之為“萬花齊放，百家爭鳴”。

中國的命運大半操諸知識分子。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推動時代的巨輪，加速其轉動。當然他們的言論并不是完全不受約束的，但中國的幅員遼闊，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處沒有回旋的余地？他們不僅發(fā)為言論，還要付諸行動呢！雖然這一個時期知識分子的言論不宜妄加價值判斷，但顯然的，中國即將邁向另一個新的時代。

民國初年的情況如此，梁任公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會有所作為嗎？他是否已經(jīng)完成了應有的準備呢？

梁任公，舉人出身，屬于上層的士紳階級。無論他是否重視這個在傳統(tǒng)中受人羨慕的身份，士紳階層卻視其為成員之一，以他為聯(lián)絡的對象，加上他的赫赫聲名，士紳階級更是要竭力籠絡的。也許就因為這一個士紳背景的關系，任公在清季的激進思想是短暫的，他與革命黨始終不能水乳交融。當他與革命黨周旋受到挫折時，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士紳階級，認為他們比較容易接近，可以引為知己。古人所言“物以類聚”，今人言“階級意識”，使得任公不能脫離士紳階級。士紳階級主張君主立憲，人稱之為立憲派，改組政黨之后，是為進步黨。任公是該黨領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場是非常明顯的。

在清季，任公的思想曾經(jīng)一變再變，為了尋求救國之道，他探討過各類激進與緩進的思想，最后歸結到緩進的路上。他同時也注意到實用之學。他知道終有一天要結束流亡的生涯，為國家做一番建設事業(yè)。他對于財政問題有特別濃厚的興趣，但于實業(yè)、外交、法律、教育諸學，亦同時有所研究。他是一個通才，與今日之講求專精是迥然不同的。他以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家為模范，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能有所貢獻。

任公在民國的生活略可分為兩大階段，民國七年是其分野；在此之前，他從政，曾經(jīng)兩度出任閣員，先司法，后財政；在此之后，他退出了政壇，又恢復了知識分子的本色，成為五四運動的主角之一。任公從政，雖然有甚大的抱負，但為時短暫，實效不彰。他對民國政治的最大貢獻，猶如其在清季，依然是他的言論思想。當然他能坐而言，也能起而行。至今仍為人稱道不已的討袁之役，先則發(fā)為言論，繼則躬與其事，人謂其再造共和，功不可沒。五四時期，任公從事社會教育，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與馬克思主義者辯論救國之道，主張溫和的社會主義，針鋒相對，壁壘森嚴，仍然堅守緩進的立場。

本書以梁任公在民國年間的行誼為討論范圍，與拙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上下銜接，權充民國部分之評傳。全書十一章，分別探討任公之共和理想、政黨活動、聯(lián)袁討袁、改組國會、出任司法財政等之政治活動，以及退出政壇后參與新文化運動之種種，他晚年的興趣言論趨向與影響等亦有概略敘述。

1. 在此指北洋時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約與梁任公在民國的生活相始終。
2. Tse-tsung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 15．
3. 關于任公在清季之思想，詳Philip C．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 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二版一刷）。
4. 分期問題，請參閱張朋園，“緒論”，《梁啟超與清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