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紀古代戲曲目錄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二十世紀最初三十年間，以王國維、劉世珩、吳梅、董康等人為代表的學者對中國古代戲曲目錄進行了頗具規(guī)模的發(fā)掘與整理。一大批重要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文獻被刊刻出版，學者們逐漸改變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單純從興趣出發(fā)，或以收集珍稀版本為目的從事戲曲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狀況，開始正式從學術(shù)研究的角度出發(fā)，對中國古代戲曲文獻?？闭恚⒅诌M行重新編撰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初步嘗試（或著錄某一特定古代戲曲體裁的作品；或綜合著錄各種古代戲曲體裁的作品；或著錄某一特定古代戲曲收藏中的作品），開啟了中國古代戲曲目錄整理與研究的新里程，在這一轉(zhuǎn)變過程中，王國維
功不可沒。1909年，王國維編撰的《曲錄》成書，這部中國古代戲曲總目的編撰是《宋元戲曲史》寫作前期重要的文獻準備，因此這部目錄也同隨后誕生的《宋元戲曲史》一樣，散發(fā)出現(xiàn)代學術(shù)的清新氣息；而這部書誕生于清朝末年的現(xiàn)實在某種程度上又標志著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編撰活動在封建時代的終結(jié)。他以學者敏銳的目光預(yù)見了為封建正統(tǒng)文人一貫鄙薄的戲曲研究必將興起的發(fā)展趨勢。在編撰《曲錄》前后，王國維對古代戲曲目錄著作廣為搜羅，進行?？薄！朵浌聿尽?、《曲品》、《新傳奇品》在當時的刊行都與王氏密切相關(guān)。
在幾部比較重要的中國古代戲曲目錄著作中，《錄鬼簿》的整理起步較早，研究最為深入，成果也最為豐富。清康熙年間，曹寅將所藏珍本中的《錄鬼簿》收于《楝亭藏書十二種》中，?？庇⌒?。1908年左右，王國維以《楝亭藏書十二種》本《錄鬼簿》為底本，先后以明季精鈔本、清初尤貞起鈔本加以校勘，成《新編錄鬼簿校注》一書。暖紅室主人劉世珩校輯《暖紅室匯刻傳劇》，將《錄鬼簿》作為附刻第一種加以收錄，選取清初尤貞起鈔本重刊。《楝亭藏書十二種》本《錄鬼簿》流傳依然廣泛，1917年武進董康《誦芬室讀曲叢刊》、1921年陳乃乾《曲苑》、1925年陳氏《重訂曲苑》均影印此本。1931年夏，鄭振鐸、趙萬里、馬廉發(fā)現(xiàn)了明范氏天一閣藍格抄本《錄鬼簿》和《錄鬼簿續(xù)編》（二書合為一冊），動手影鈔，1937年，北京大學將三人合鈔本影印出版。馬廉生前曾以三人合鈔本為底本，校以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所收本等成《錄鬼簿新校注》，連載于1936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刊》十卷第一至第五號。此后，明范氏天一閣藍格鈔本《錄鬼簿》和《錄鬼簿續(xù)編》原本為鄭振鐸所得，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將此本影印出版。1959年，傅惜華、杜穎陶二人合力校點完成《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收集中國古代重要的戲曲論著48種，其中不乏重要的戲曲目錄著作（如《錄鬼簿》、《錄鬼簿續(xù)編》、《太和正音譜》、《南詞敘錄》、《曲品》、《遠山堂劇品》、《遠山堂曲品》、《曲目新編》、《重訂曲海總目》等等），整理者深厚的學術(shù)功力保證了《集成》的質(zhì)量，?？敝Y料之富，使此書至今仍為廣大戲曲研究者案頭必備?！都伞匪罩朵浌聿尽芬蚤け緸榈妆?，并以孟稱舜本、暖紅室本、王國維校注本、天一閣藍格鈔本對勘，并詳出?？庇洠且徊抠Y料較為完備的整理本，其后被戲曲研究者廣泛使用。建國以來，對《錄鬼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錄鬼簿》及《錄鬼簿續(xù)編》版本研究，洪克夷《有關(guān)賈仲明與天一閣本〈錄鬼簿〉、〈錄鬼簿續(xù)編〉的異議》、浦漢明《天一閣明藍格鈔本〈錄鬼簿〉及〈續(xù)編〉作者芻議》等較有代表性。其二，以《錄鬼簿》的作家、作品著錄及吊詞為考察對象，發(fā)掘《錄鬼簿》在戲劇、文體研究方面的理論價值，李春祥《鐘嗣成〈錄鬼簿〉對戲曲史的貢獻》、陸林《叛逆和創(chuàng)新——鐘嗣成〈錄鬼簿〉劇學思想綜論》等均屬此類。其三，從文獻學角度出發(fā)，考察《錄鬼簿》作為戲曲目錄文獻具備的特征，挖掘其在戲曲目錄學中的地位與價值，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戲曲史的研究，杜海軍《〈錄鬼簿〉：中國第一部戲曲解題目錄》、周汝英《論〈錄鬼簿〉在我國目錄學史上的地位》等研究成果對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的全面開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在中國古代戲曲目錄中，《曲品》無疑是特色極為鮮明的一部著作，它與后來的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以“品第”式著錄方式為后世研究者關(guān)注。在二十世紀之前的很長時間里，《曲品》這樣一部重要的戲曲文獻尚不為人知。1910年，劉世珩過錄曾習經(jīng)抄本《曲品》，將其附刻于《暖紅室匯刻傳劇》之末，其后，吳梅據(jù)暖紅室刻本對此書進行了校補，并于191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部鉛印出版。此后，陳乃乾輯《曲苑》、《重訂曲苑》、圣湖正音學會《增補曲苑》所收之《曲品》、《新傳奇品》均屬曾習經(jīng)抄本系統(tǒng)，文字與暖紅室刻本出入不大，但卷冊劃分與歸屬存在差異。1947年，葉德均《戲曲論叢》中的《曲品考》一文對《曲品》版本異同、錯誤、相互影響及其與王國維《曲錄》的關(guān)系進行了詳細考察。1959年，《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校點重排此書，基本厘清了《曲品》、《新傳奇品》、《古人傳奇總目》三者界限。與此同時，清華大學藏乾隆癸亥（1791年）楊志鴻鈔本被發(fā)現(xiàn)，引起了學術(shù)研究界的興趣，1962年，吳新雷發(fā)表《〈曲品〉真本的考見》一文，1964年，趙景深發(fā)表《增補本〈曲品〉的發(fā)現(xiàn)》一文，均充分肯定楊志鴻鈔本的價值。199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吳書蔭《曲品校注》便以楊抄本為底本，并詳細注釋，具備了較高的學術(shù)價值。1985年，路工在《訪書見聞錄》一書中收錄了他據(jù)新發(fā)現(xiàn)呂天成萬歷庚戌（1610）手稿點校的《曲品》全文；是年，鄧長風發(fā)表《呂天成<曲品>庚戌稿本初探》基本認同了萬歷庚戌手稿本，并對通行本與此本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了考察。但吳書蔭《新印〈曲品〉校讀記》則認為路工所發(fā)現(xiàn)的鈔本并非呂天成手稿。此外，研究者們對于《曲品》的品評方式和由此產(chǎn)生的理論價值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趙景深《曲論初探》、俞為民《呂天成的〈曲品〉及其戲曲理論》等對《曲品》的品評標準、戲曲情節(jié)論、戲曲結(jié)構(gòu)論、當行本色論、《曲品》的價值及局限等進行了論述。譚坤《呂天成戲曲境界說論略》、張萍《試論呂天成〈曲品〉對傳統(tǒng)戲曲批評觀念的突破》等論文亦頗有新見。但從目錄學角度來研究《曲品》的專門論文卻很少，可以深入的空間還很大。
與《曲品》比較而言，同樣以品評式著錄為特色的《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雖然在建國后才被整理出版，但仍然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紀50年代初，山陰祁氏藏書大量散出，黃裳于1952年發(fā)現(xiàn)明啟元社黑格竹紙鈔本《遠山堂曲品》殘卷，將其抄錄一過，加以整理注釋，題名《跋祁彪佳〈曲品〉殘稿——明人戲曲存目的新發(fā)現(xiàn)》，附錄于其戲曲論文集《西廂記與白蛇傳》之后。1953年，黃裳購藏到《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竹紙藍格手稿本，旋即對這兩部珍貴的戲曲文獻進行了仔細整理?？?，于1955年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附錄《明曲品補目》、《明劇品補目》、《曲品逸文》、《祁公世培傳》、《大室山房四劇及詩稿序》、《全節(jié)記序》等珍貴文獻，提供了祁氏藏書目錄及《祁忠敏公日記》中的戲曲劇目的豐富資料，為后代學者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葉德均《祁氏曲品劇品補?！穼S裳校點本的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真補校，更正黃氏錯誤的同時為祁氏“二品”搜集了更為豐富的研究資料。與黃裳校錄本比較而言，《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亦以遠山堂藍格稿本為底本重排，但它詳出校記，校點更為精細，使用更加廣泛。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對祁氏遠山堂“二品”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戲曲理論研究方面，趙景深《曲論初探》、何東憲《祁彪佳和遠山堂曲品劇品》、齊森華《曲論探勝》、王長安《雅:人品與劇品的雙相提升——祁彪佳的劇作觀》等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二品”體現(xiàn)出的戲曲觀念及戲曲理論。另一方面集中于祁氏家族及祁氏藏書研究，楊紹溥《明季江陰祁氏家族述略》、唱春蓮《北京圖書館館藏祁彪佳著作探究》為全方位考察祁氏“二品”的編撰背景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第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表現(xiàn)在祁氏“二品”和呂天成《曲品》比較研究和戲曲目錄“品第”式批評的總體研究方面。譚帆《行家之品和文人之品——呂天成、祁彪佳戲曲審美思想的比較》、曾維才《簡論中國古代戲曲劇目品第批評》堪稱代表之作。本世紀初，祁氏及其“二品”研究已經(jīng)相當成熟，復(fù)旦大學楊艷琪博士論文《祁彪佳及其〈遠山堂曲品·劇品〉研究》（2003）對祁彪佳研究狀況、生平思想、文化背景、《遠山堂曲品》和《遠山堂劇品》的寫作時間、寫作動機、批評意識、理論建樹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編撰有《祁彪佳年譜詳編》，對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中祁氏“二品”及祁氏家族藏書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十世紀30年代，還有兩部寶貴的中國古代戲曲文獻被發(fā)現(xiàn)，它們便是姚燮手稿本《今樂考證》和明人趙琦美校訂的《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1931年，鄭振鐸、趙萬里與馬廉一起在寧波發(fā)現(xiàn)了姚燮手稿本《今樂考證》，此書后來為馬廉購得。1936年，北京大學出版組將這部姚燮手稿本影印出版。趙萬里為其所作跋文學術(shù)價值極高，不僅說明了此書來歷，而且對《今樂考證》的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并將《今樂考證》和《曲錄》著錄戲曲作品的類別和數(shù)量進行了比較，對《今樂考證》的寫作動機進行了初步推理，指出了此書在戲曲著錄方面存在的問題。同年，趙景深《姚梅伯與〈今樂考證〉》一文發(fā)表，亦將《今樂考證》與《曲錄》戲曲著錄進行了逐一對比，對二書編撰過程中依據(jù)的書目進行了初步推論，認為二書著錄互有得失，各有千秋。1959年，《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以北京大學出版組影印本為底本將此書重排出版，姚燮及其《今樂考證》在中國古代戲曲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價值逐步為學界所知。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今樂考證》產(chǎn)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姚燮生平及著述考證。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洪克夷的《姚燮評傳》，對姚燮的生平、各體裁作品創(chuàng)作等都有詳細論述，對《今樂考證》和《復(fù)莊今樂府選》有專章研究，對于姚燮研究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周妙中遺稿《姚燮生平考略》亦對姚燮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進行了梳理，對《今樂考證》和《復(fù)莊今樂府選》的版本情況作了說明。駱兆平《姚燮與大梅山館》提供了許多不為學界熟知的姚燮大梅山館藏書流散及收藏地的重要信息。華東師范大學魏明揚博士的博士論文《姚燮研究》（2006）對姚燮生平、交游、著述、詩歌創(chuàng)作、戲劇研究和戲劇創(chuàng)作、《紅樓夢》研究均進行了詳細論述，在戲劇研究部分分別對《復(fù)莊今樂府選》和《今樂考證》版本、來源、內(nèi)容、文獻價值進行了考察，并在附錄中編有《〈今樂府選〉分類校注詳目表》，是目前最為完備的姚燮研究著作。其二，對姚燮相關(guān)戲曲著述的專門研究。徐永明《姚燮與〈復(fù)莊今樂府選〉》詳細介紹了姚燮現(xiàn)存戲曲作品的收藏情況，對稿本《復(fù)莊今樂府選》珍貴的文獻價值充分肯定，并列有《〈復(fù)莊今樂府選〉孤本子目表》。李占鵬《論姚燮〈今樂考證〉的著錄視野與批評范式》對《今樂考證》著錄、集評、案語三個方面的學術(shù)價值以詳細的例證加以說明。張萍《論姚燮〈今樂考證〉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價值與地位》和杜海軍《〈今樂考證〉的戲曲史價值》使用了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從著錄數(shù)量、著錄體例、著錄框架等方面肯定了《今樂考證》在中國戲曲史、戲曲目錄學史上的特殊價值，對戲曲目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1938年，《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的發(fā)現(xiàn)在二十世紀30年代的戲曲研究界引起了轟動性的效應(yīng)。鄭振鐸為這部寶貴戲曲文獻入藏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他認為這“不僅在中國戲劇史的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來說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里，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里，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這個收獲，不下于‘內(nèi)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xiàn)，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fā)現(xiàn)?！?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17/09332138955947.png" />傅惜華在當時也發(fā)表了《也是園所藏珍本元明雜劇之發(fā)現(xiàn)》對此事表示關(guān)注。孫楷第發(fā)表于1940年12月《北平圖書館季刊》的《述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體現(xiàn)了深厚的文獻學功力和運用自如的文獻研究方法，文獻學家余嘉錫在序文中對此頗為贊賞：“考鏡源流以窮其變化，斟明體例以究其文詞，毛舉櫛剔，細入無間。其用力之勤，與昔人之治經(jīng)史詩賦者殆無以異也?！痹撐纳暇帯笆鍪詹亟?jīng)過”，將《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的收藏歷程進行了詳細梳理，下篇“述今本”，對今存鈔本、刊本的歷史及編次沿革進行了考證，資料翔實，考辨精密，將私人藏書目錄（以錢曾《也是園書目》、《述古堂書目》為核心）中戲曲作品著錄的研究引向深入。1953年，此文更名《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分收藏、冊籍、板本、?？?、編類、品題及附錄七個部分，由上雜出版社出版。1941年，鄭振鐸寫作長文《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詳述《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收藏及發(fā)現(xiàn)始末，在對此書源流及數(shù)量、所收劇目進行詳細考證的同時，對與之關(guān)系密切的《也是園書目》、《也是園藏古今雜劇目》、《永樂大典目錄》、《寶文堂書目》、《脈望館書目》、《季滄葦書目》進行了對比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鄭振鐸敏銳的學術(shù)眼光和深厚廣博的學術(shù)功力，此文雖非中國古代戲曲目錄專門研究論文，但不失為利用中國古代戲曲目錄進行科學研究的成功范例，同時充分證明了中國古代戲曲目錄潛藏的重要學術(shù)價值。1958年，《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將《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影印出版，黃丕烈手稿本《也是園藏古今雜劇目錄》、《古名家雜劇目錄》、《刻元人雜劇選目錄》、《待訪古今雜劇存目》等均在其中。二十世紀80年代之后，蔣星煜《〈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的流傳與校注》對前人《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收藏過程的研究提出質(zhì)疑。宋若云《誰駕玉輪入海底，輾破琉璃千頃——〈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的發(fā)現(xiàn)和流傳》則帶有研究綜述的性質(zhì)。杜海軍《趙琦美?？彪s劇之功及對戲曲文學發(fā)展的貢獻——兼論孫楷第說趙琦美于脈望館雜劇?？睙o功說》采取了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認為趙琦美抄校脈望館雜劇使得劇本文字流暢、簡潔、準確、典雅，很大程度提高了雜劇文本的文學水平，充分肯定了趙琦美?？泵}望館雜劇所取得的成績。數(shù)代學者對于《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的研究有利于理清與其密切相關(guān)的戲曲目錄和藏書目錄的關(guān)系，為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與上述幾部較為重要的古代戲曲目錄的研究狀況相比，《傳奇匯考》、《樂府考略》的整理與研究則不夠成熟，由于二者版本復(fù)雜，流散四處，研究難度較大，因此學界存在很多爭議。1928年，《曲海總目提要》經(jīng)董康、吳梅、王國維、孟森、陳乃乾等人校訂整理后由大東書局出版，此書與《傳奇匯考》、《樂府考略》淵源頗深，此書編纂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無名氏的《樂府考略》。而由古今書室刊行于1914年的《傳奇匯考》同樣與《樂府考略》關(guān)系密切。據(jù)董康所作《曲?？偰刻嵋沸蜓钥芍?，《樂府考略》與《傳奇匯考》內(nèi)容有相當部分完全重合。兩書均有多種鈔本流傳國內(nèi)外，具體承襲關(guān)系學界尚無定論，然同為《曲?？偰刻嵋匪鶕?jù)則顯而易見。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jù)民國大東書局本重排《曲?？偰刻嵋?，注明各劇體裁，增加注釋，更正錯誤，增加索引，使用更加方便。此外，伯英（杜穎陶）編有《曲?？偰刻嵋斑z》，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更書為《曲?？偰刻嵋a編》，附加箋注及索引，杜氏在此書中對《曲海目》、《傳奇匯考》與《樂府考略》、《曲?？偰刻嵋返年P(guān)系進行了初步辨析。趙景深《所謂〈曲?？偰刻嵋怠芬晃膶Α肚？偰刻嵋放c《傳奇匯考》、《曲海目》、《樂府考略》的關(guān)系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現(xiàn)存《曲?？偰刻嵋肥恰稑犯悸浴泛汀秱髌鎱R考》二書所湊合攏來的，是否《曲海目》原書，實屬疑問。”對董康將此書著作權(quán)歸于《曲海目》的作者黃文旸提出了質(zhì)疑，“《曲海目》有而《提要》無，或可說一部分《曲海目》已經(jīng)遺失；但《提要》有而《曲海目》無，就無詞可以辯解了，這就足以證明二者是兩種東西?！?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17/09332138955947.png" />此后，陳慧杰《〈曲?？偰刻嵋岛汀囱a編〉》也認為《曲?？偰刻嵋放c《曲海目》無關(guān)，而是《樂府考略》的整理改編本。鄧長風長篇論文《〈傳奇匯考〉探微》詳細探討了《傳奇匯考》的版本、書名及傳抄情況，并探討了此書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對此目的曲學貢獻進行了總結(jié)。苗懷明《董康和他的〈曲?？偰刻嵋怠吩谇叭搜芯砍晒幕A(chǔ)上對《曲?？偰刻嵋返臅?、黃文旸是否寫作過提要式目錄、在揚州“修改古今詞曲”的活動、《傳奇匯考》與《樂府考略》的創(chuàng)作來源等方面都提出了質(zhì)疑。此后，研究者們將與《曲?？偰刻嵋逢P(guān)系密切的《重訂曲海總目》也引入了研究視野，徐永明《管庭芬未曾重訂〈曲海總目〉》認為管氏并未重訂《曲?？偰俊罚鴥H是校錄。杜海軍《〈曲?？偰俊涤袆e本——論〈重訂曲?？偰俊捣菍Α磽P州畫舫錄〉載〈曲海目〉的重訂》一文將《重訂曲海總目》與《揚州畫舫錄》載《曲海目》著錄數(shù)量、內(nèi)容差異、分類標準、作家作品名稱等方面的區(qū)別加以分析，重新評價了《重訂曲?？偰俊凡豢商娲膬r值。2009年，江巨榮、浦部依子發(fā)表了《〈傳奇匯考〉及其相關(guān)戲曲考釋書目——從〈傳奇匯考〉到〈曲?？偰刻嵋导啊辞？偰刻嵋a編〉》一文，2010年，李慶發(fā)表了《兩種日本現(xiàn)存〈傳奇匯考〉抄本考》一文，詳細介紹了現(xiàn)存日本的兩種《傳奇匯考》抄本，并對《傳奇匯考》的作者、編撰時間及其與《曲海目》、《曲?？偰刻嵋返年P(guān)系進行了詳細分析，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重新審視。由于文獻缺乏和條件所限，要徹底解決《傳奇匯考》與《曲?？偰刻嵋返囊幌盗幸蓡柹杏须y度，如果這些疑問能逐漸獲得解決，對中國古代戲曲目錄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收獲和推進。
除去上述幾種戲曲目錄，尚有其他幾部重要的戲曲專科目錄值得關(guān)注。朱權(quán)的《太和正音譜》現(xiàn)存版本十分復(fù)雜，但以影寫洪武間原刻本最佳，該本自1920年商務(wù)印書館《涵芬樓秘笈》影印出版后，先后被《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和《錄鬼簿》（外四種）當作底本校點出版。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對此書進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寫作年代辨析和理論史料價值發(fā)掘兩個方面，從目錄學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的專題論文并不多見。徐渭《南詞敘錄》版本源流相對簡單清晰，祖本僅存壺隱居黑格抄本，其后《誦芬室讀曲叢刊》、《曲苑》、《重訂曲苑》、《增補曲苑》、《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均以此本為據(jù)加以重排刊行。此書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徐渭的戲曲理論方面，從戲曲目錄學的角度加以考察尚有空間。支豐宜《曲目新編》（即《曲目表》）、吳震生《笠閣批評舊戲目》、無名氏《傳奇匯考標目》等專題目錄均被《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收錄，版本源流較為清晰，但專門的研究成果數(shù)量較少，在此不復(fù)贅述。
此外，收于筆記作品中的戲曲專題目錄如《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shù)》、《南村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揚州畫舫錄》所載《曲海目》也值得關(guān)注。《武林舊事》和《南村輟耕錄》版本相對復(fù)雜，但經(jīng)過后代多次刊行和時間檢驗，都出現(xiàn)了流傳較為廣泛的最佳版本，如《武林舊事》以《知不足齋叢書》本最佳；《南村輟耕錄》以1923年武進陶氏影元刻本最佳。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這些目錄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戲曲名目考證方面，譚正璧的《話本與古劇》中《宋官本雜劇段數(shù)內(nèi)容考》、《金院本名目內(nèi)容考》堪稱代表。《揚州畫舫錄》的版本情況較為復(fù)雜，1959年中華書局曾以乾隆乙卯（1795）年自然盦初刻本為底本將此書校點出版，但現(xiàn)存各本內(nèi)容與刊刻質(zhì)量存在較多差異，史梅《〈揚州畫舫錄〉版本初探》對此有專門研究，可以參考。
為行文簡潔，本文凡征引時賢、師長著作，皆直錄姓名，非有不敬之意，特此說明。
鄭振鐸：《明鈔本錄鬼簿跋》，原載于《文藝春秋》3卷5期，見《鄭振鐸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第七卷，頁293-294。該文寫作于1946年10月28日，詳細講述了自己與趙萬里、馬廉三人發(fā)現(xiàn)并抄錄明藍格抄本《錄鬼簿》（后附無名氏《續(xù)錄鬼簿》一卷）的過程。
即《也是園藏古今雜劇》，此書經(jīng)清代藏書家錢曾也是園收藏，故有此異名。后被清代藏書家黃丕烈收藏，黃氏在收藏期間親撰《也是園藏古今雜劇目錄》、《古名家雜劇目錄》、《刻元人雜劇選目錄》、《待訪古今雜劇存目》。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新序》，《鄭振鐸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第七卷，頁431。
鄭振鐸：《鄭振鐸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第七卷，頁546-589。附錄有黃丕烈、丁祖蔭跋文。
趙景深：《中國戲曲史初考》（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頁17-19。
此目情況可參見華瑋、江巨榮校點《才子牡丹亭》（臺北：學生書局，2004）之《前言》及《校點說明》。
譚正璧著，譚尋補正：《話本與古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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