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歷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用歷史的觀點來評價一個在世的人總是一件棘手而危險的事。但是如果這個人的畢生事業(yè)和思想體系像弗洛伊德那樣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整體，那么至少衡量他的重要性以及歷史對他影響的程度還是有可能的。在今天，可能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外行都知道他的教義的基本原理。他的教義的分支并不是沒有止境的，而且也不包括任何產生于其他科學領域的外來元素；它只是基于一些明顯的排除了一切其他因素的原則，支配并貫穿他的全部思想實質。此外，此教義的創(chuàng)始人將它與他的“精神分析”法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它成為一種可以被恰當地稱為絕對論的嚴格的系統(tǒng)。另一方面，那種對這個理論的特別強調使它成為一種奇異而又獨特的現(xiàn)象，與其哲學和科學的背景相對立。這個理論沒有與其他同時代的概念相融合，它的作者也沒有作出任何自覺的努力來使它與歷史上的前輩聯(lián)系在一起。一種時時與自主觀的術語相聯(lián)系的奇特術語學使這種孤立的印象變得更加深刻。就表面跡象而論—弗洛伊德愿意這樣—這個理論就像是在這位醫(yī)生的診療室中獨立地發(fā)展，并且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受任何人歡迎，是一根扎在“學院的”科學的肉中的刺。然而，即使是最原始、最孤立的見解也不會從天而降，而是從一張客觀的思想網絡中生長出來，無論所有同時代的人對此是否承認，這張網都把他們綁在了一起。

弗洛伊德之前的歷史條件使一種與他自己一樣的現(xiàn)象成為必然。他的教義的基本原則—性壓抑—無疑是這種歷史條件的產物。像同時代偉大人物尼采一樣，弗洛伊德也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人。盡管事實上這一時代和盎格魯—撒克遜時代一樣具有顯著的日爾曼和清教國家的特征，但是這個時代在陸地上從來就沒有一個恰當的名稱。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壓抑的時代，一個拼死也要用無休止的說教在資產階級的尊嚴的框架中維持虛弱的理想生存的時代。這些理想是中世紀集體的宗教思想的最后一個分支，不久之前它已經被法國啟蒙主義運動和跟著發(fā)生的革命嚴重地動搖了。與它相聯(lián)系的政治領域中的古老真理也已經變得空洞無物，瀕臨崩潰。徹底的顛覆還為時尚早，因此阻止基督教中世紀全面消亡的瘋狂行為貫穿于整個19世紀。政治革命被撲滅，道德自由的嘗試被中產階級的輿論挫敗，18世紀后期的批判哲學到頭來也成了一種改頭換面的、用中世紀模式的系統(tǒng)思想來把握世界的企圖。但是，在19世紀的進程中，啟蒙主義慢慢地突圍而出，尤其是在科學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形成方面。

這就是弗洛伊德生長的子宮，它的精神特征按照預先注定的輪廓將他塑造成形。正像18世紀的人們那樣，他有一種理性地解釋一切的激情；他最喜歡的一句格言是伏爾泰的“壓倒無恥”。他總是以一種特有的滿足指出水晶中的瑕疵；所有復雜的精神現(xiàn)象，如藝術、哲學和宗教，全都成為他的猜疑對象，看起來“只是”性本能的壓抑罷了。弗洛伊德對已經接受的文化價值所持的這種本質上的消極和否定的態(tài)度，是由他以前的歷史條件造成的。他看到了他的時代促使他看到的東西。這很明確地表現(xiàn)在他的著作《幻想的未來》中，他在書中勾畫了一幅與唯物主義時代的偏見完全一致的宗教的畫面。

弗洛伊德的負面解釋的革命激情來源于那個歷史事實，即維多利亞時代偽造了其文化中的價值，目的是為了制造一個中產階級的世界觀，在所有使用的偽造手段之中，宗教—更確切地說，壓抑的宗教—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弗洛伊德著眼的正是這種虛假的宗教。他對人的看法也是這樣：人的有意識的品質，人被理想偽裝的面貌都處在一種相應的黑暗背景中，也就是說，處于一種被壓抑的嬰兒性欲的基礎上。每一種積極的天賦或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都取決于某種嬰兒的負量，這與一句唯物主義的名言相一致：“人即人所食。”

這種關于人的概念，從歷史的角度考慮，是對在明亮的光線下觀察萬物，卻秘密地描述這一切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傾向的對抗反應。這是一個精神“觀望”的時代，它最后產生了尼采，逼迫他用槌子進行哲學研究。因此在弗洛伊德的教義里，他不認為人類生活中的倫理動機是決定的因素，這也是合乎邏輯的。他根據傳統(tǒng)道德來看這些動機，他有理由假設，如果不是有一兩個脾氣暴躁的創(chuàng)始人已經發(fā)明了這些保護他們免受陽痿之苦的戒律，這種傳統(tǒng)道德不會以這種形式存在，或者根本就不曾存在。從那以后，這些清規(guī)戒律很不幸地在每一個人的超我中留存了下來。這種奇怪的蔑視的觀點對于這種歷史事實是一種公正的懲罰。這種歷史事實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倫理觀—只不過是傳統(tǒng)的道德和壞脾氣的教師世界的創(chuàng)造。

如果以回顧性的方式把弗洛伊德看作是新世紀憎恨舊世紀（包括它的幻覺、它的偽善、它的半真半假的陳述、它的虛假矯飾的情感、它的病態(tài)的道德、它的乏味的偽宗教信仰以及它卑劣的趣味）的典型代表，那么，在我看來，他比人們所稱道的新方法和新真理的使者還要偉大得多。他是打破過去羈絆的偉大的破壞者。他把我們從一個有著陳腐習俗的世界的不健康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他說明我們的父母所堅信的價值可以怎樣用一種迥然不同的感覺來理解：例如，那種只為兒女生活的父母，或者終生崇拜他的母親的品格高尚的兒子，或者完全理解她的父親的理想的女兒，這些不過是情感的欺騙。先前，這些情況被毫不懷疑地接受了，但是，自從弗洛伊德把那種令人厭惡的亂倫情結的思想放在餐桌上作為討論的話題，就激起了有益健康的質疑—盡管出于健康的原因，這種質疑不應走得太遠。

性理論應該被當作對我們當代心理學的一種負面的批評來正確地理解。如果我們知道他的性理論中的主張所反對的是怎樣的歷史局限，那么，對這些甚至是最令人厭煩的主張，我們也能甘心接受。一旦我們知道，為了使19世紀的美景不被擾亂，19世紀是怎樣把自然的事實完美地曲解為感情的和道德的品格，我們就可以理解弗洛伊德所主張的嬰兒在吃母乳的時候便已經歷了性欲的含義—這一說法引起了最大的騷動。這個解釋使人們對給吃奶的孩子的那種眾所周知的無辜，也就是母子關系，產生了懷疑。這就是他的主張的全部要點—它是向“神圣母愛”的心靈射出的一顆子彈。母親生孩子這個事實不是神圣的而僅僅是自然的。如果人們說它是神圣的，那么人們就會強烈地懷疑某種非常不神圣的事情已經被它掩蓋起來了。弗洛伊德曾大聲說出了“它的后面是什么”，但他只是不合時宜地抹黑了嬰兒而不是母親。

從科學上來說，嬰兒性欲理論幾乎沒有什么價值。無論我們說毛蟲吃葉子時獲得的是普通的快感還是性欲的快感，這對毛蟲來說都是一回事。弗洛伊德的歷史貢獻并不包含在專業(yè)科學領域中的這些解釋得故弄玄虛的錯誤中，而是存在于這個使他的名望得以無可非議地被建立起來的事實之中，也就是說，就像一位《舊約全書》的先知一樣，他打破了虛偽的幻想，并且無情地把同時代的精神的腐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論何時，只要他進行一種痛苦的歸納（把19世紀的上帝解釋為一個光輝的父親的形象，或者把唯利是圖解釋為嬰兒排泄的快感），我們都可以肯定，他在攻擊一種集體的過高估價或弄虛作假。例如，像路德的教義中所提到的，19世紀的那位多愁善感的上帝同隱藏的上帝在哪里相遇？不是所有高尚的人都認為善良的人會掙大錢嗎？

就像尼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文學界與他并駕齊驅的詹姆士·喬伊斯一樣，弗洛伊德是對19世紀弊病的一種解答。這的確是他關鍵的重要性之所在。對那些有遠見的人來說，他沒有給他們提供有建設性的方案，因為即使沒有最大膽的努力或者最強烈的意愿，在現(xiàn)實中把所有被壓抑的亂倫的愿望和人類精神中其他的禁忌付諸行動仍然是可能的。相反，新教的牧師們早已投入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使人們的良心能夠感知比在有意識的狀態(tài)下所能感知的更多的罪過的一個極好的方法—一種許多年前史丹利·霍爾的自傳中就已經預言的完全怪異卻又極合邏輯的形勢變化。甚至弗洛伊德一派的人也開始注意一種新的，而且如果可能的話，甚至是更無情的壓抑—由于誰也不知道該如何對待自己為世人所不容的愿望，所以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相反，人們開始理解這些被壓抑的事情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為了減輕這種良心的束縛，弗洛伊德發(fā)明了升華的概念。升華只是意味著煉金術士的變卑鄙為高尚、變壞為好、變無用為有用的伎倆。任何人只要了解了這種手段，他就無疑會名垂千古。不幸的是，到目前止，物理學家尚未發(fā)現(xiàn)轉換能量而又不消耗更多能量的秘密。到現(xiàn)在為止，升華仍然是一種為平息不合時宜的疑問而發(fā)明的虔誠的心滿意足而已。

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我并不想把重點放在實踐精神治療醫(yī)師的專業(yè)困難之上，而是想強調一下弗洛伊德的理論并不是有遠見的這一明顯的事實。任何與此有關的事都指向從前。弗洛伊德的唯一興趣是事物來自于何處而絕不是去向何方。驅使他追尋根源的理由不僅僅是探求因果關系的科學需要，否則許多心理上的事實的解釋與建立在有著持續(xù)丑聞的過失基礎上的解釋的全然不同是不會逃過他的眼睛的。

這方面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他的那篇關于達·芬奇和他的兩個母親的問題的文章。事實上，達·芬奇有一個親生母親和一個繼母，但是實際上這種雙重母親的問題甚至在這兩位母親并不真實存在時，也可以被當作一種神話的主題來看待。神話中的英雄通常都有兩個母親，對于法老來說，這種神話的風俗實際上是社交禮節(jié)上的需要。但是弗洛伊德突然中止談論這種粗俗的事實；他滿足于有關某些令人不悅或者消極的事物自然地潛藏于環(huán)境之中的思想。盡管這個過程并不完全“科學”，然而從歷史公正的立場來考慮，我認為它比按科學的方法使其無可質疑的結果具有更高的價值。用很精密的科學方法可以很輕易地把同樣處于達·芬奇的問題之中的黑暗背景合理地排除掉，但是，那樣一來，弗洛伊德的揭露假面背后的黑暗的歷史使命將不會實現(xiàn)。在這里，一個小的科學上的錯誤毫無意義。如果人們用鉆研的眼光仔細地閱讀他的著作，人們就會得到一種印象，即弗洛伊德一次又一次推動前進的、服務于科學的目的，已經被秘密地轉向了他本人也不知道的文化方面，而且這也正是以他的理論的發(fā)展為代價的。今天，荒野中的呼喊必須帶有科學的音調才能讓大眾聽到。無論怎樣，我們一定可以說是科學把這些事實揭示出來，僅僅這一點就已經令人信服了。但是，即使是科學也不能抵抗無意識的世界觀。把達·芬奇的畫《圣母子與圣安妮》作為關于兩個母親的神話主題的經典代表是多么容易??！但是對于弗洛伊德的維多利亞后期的心理學和無窮無盡的廣大公眾而言，假如經過“徹底的調查”之后可以確定，那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存在是由于他的那位可敬的父親的疏忽而造成的，那么這種說法就會更有影響力！這個驚人的說法找到了歸宿，弗洛伊德之所以這樣說，并不是因為他有意想用傳言來代替科學，而是因為時代精神迫使他去揭示人類精神中可能的黑暗面。但是這幅畫的真正的科學線索仍然是雙重母親的主題，然而無論這幅畫是多么的過時，這種主題只能刺激那些知識真正對其起作用的人。這種假設使廣大的公眾感到心寒，因為弗洛伊德片面的、消極的解釋對他們的意義要比它對科學的意義重大得多。

不言自明，科學追求的是一種公正的、無偏見的以及包羅萬象的真理。從另一方面講，弗洛伊德的理論最多是一個片面的真理，因此，為了支持理論本身并使其產生影響，他的理論中有著嚴格的教條和宗教法庭審判官式的狂熱。對于科學的真理而言，一個簡單的陳述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背地里，精神分析理論并不想以一種嚴謹的科學真理的形式出現(xiàn)；它的目標是影響更大范圍的公眾。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源頭在醫(yī)生的診療室中。它宣揚那些20世紀初的神經癥病人應該理解的極為重要的真理，因為這些病人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心理學的無意識的受害者。精神分析學通過徹底根除這個死亡世紀的腐朽而破壞了他自己內心的虛偽的價值觀。到此為止，這個理論就預示了一種有價值的、不可缺少的、以最持久的方式推動神經心理學研究的實踐知識的增長。如果現(xiàn)在醫(yī)學能夠治療個人的神經癥，而且把個人的心理作為研究的對象，那么我們就要感謝弗洛伊德的大膽的片面觀點。在弗洛伊德之前，這種研究只是出于難得一見的好奇心。

但是，至于神經癥，這并不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疾病，而是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很廣的疾病，因此，它常見于那些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性啟蒙或者是在這方面破除有害假說的人之中。一種基于維多利亞時代的偏見的神經癥或夢的理論至多也只能說其重要性次于科學。如果不是這樣，阿德勒的迥然不同的概念將會毫無效果。阿德勒并沒有把一切歸納為快樂原則，而是歸納為權力的驅使，其理論的成功是不可否認的。這個事實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弗洛伊德理論的片面性。阿德勒的理論確實也有片面性，但是，如果把他的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理論結合起來，就勾畫出了一幅更易于理解并且更加清晰的對19世紀的精神深惡痛絕的圖景?，F(xiàn)代人對祖先理想的全部背叛在阿德勒那里又一次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然而，人類的精神并不僅僅是時代精神的產物，而是一種更加偉大的具有永恒性與不變性的事物。19世紀僅僅是一個局部的一閃即逝的現(xiàn)象，它只在人類古老的精神上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灰塵。一旦這層灰塵被拭去而且我們專業(yè)的眼鏡被擦亮，我們將會看到什么呢？我們將如何看待精神，我們將如何解釋神經癥？這是每一位這樣的精神分析醫(yī)生所面臨的問題，他在病人孩童時期的全部性經歷被查明以后，在他們全部的文化價值被分割成驚人的要素而加以詳細分析以后，甚至在病人變成了那個奇怪的假說—一個“正?！钡娜撕鸵粋€群居的動物—以后，仍然沒有將病人治愈。

一個科學的普通心理學不應該建立在19世紀的畸形的理論基礎之上，一個神經癥的理論也必須能夠解釋毛利人的癔癥。一旦性理論離開神經心理學的有限領域并進入其他領域，例如原始心理學領域，它的片面性和不足之處就會躍然眼前。那些在1890—1920年間通過觀察維也納人中的神經癥所獲得的領悟，在用于解釋圖騰與禁忌的問題時，即使以一種很熟練的方式來使用也被證明它很不實用。弗洛伊德并沒有深入到人類共有的更深的層次。他不能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忠實于他的歷史使命。他已經完成了這個使命—這個使命是需要用畢生的精力去完成的，它完全符合它所贏得的盛名。

紀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過去50年的文化歷史與剛剛去世的精神分析學創(chuàng)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弗洛伊德的觀點幾乎影響了除了嚴格的科學以外的我們時代思想的所有領域。無論在哪里，只要是人的精神起決定性的作用的地方，這種觀點都留下了它的印記，最重要的是在精神病理學的主要領域，其次是心理學、哲學、美學、人種學以及—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宗教心理學。人們所說的關于精神本質的全部內容，無論是真實的還是僅僅是貌似真實的，都必定要涉及所有人文科學的基礎，即使據我們所知，在醫(yī)學領域中取得的真正的決定性發(fā)現(xiàn)并不能歸于“人文科學”之列。

嚴格地說，弗洛伊德首先是一位“神經專家”，而且無論從哪一點來看，他都是一位神經專家。從他受教育的情況來看，他既不是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也不是哲學家。在哲學方面，他甚至缺乏最根本的教育因素。他曾經親自告訴我，他從沒想到過要去讀尼采的著作。這個事實對于理解弗洛伊德獨特的觀點非常重要。他的觀點因明顯完全不具備任何的哲學前提而聲名卓著。他的理論具有醫(yī)生診療室的明確標志。從神經機能上講，他那永恒不變的偏激觀點是變態(tài)的心理，明察秋毫的醫(yī)生一眼就可以看出這種心理的摻雜著不情愿和隱藏得不好的快樂的秘密。但是，除了自己的疾病以外，神經癥病人也是當地和當代精神的典型，是一座從開始就存在于醫(yī)生對他的特殊病例的看法和某種概括的假設之間的橋梁。這座橋梁的存在使弗洛伊德能夠把他的直覺從診療室的狹小空間轉向了道德、哲學和宗教思想的廣闊世界。非常不幸的是，這些思想觀念也證明了他們自己對于這種極端的研究負有責任。

弗洛伊德最初的動力來源于他在薩佩特里埃時的偉大導師沙可。他在那里最先學的基礎課程是催眠和暗示，而且，他在1888年還翻譯了博恩海姆關于暗示的著作。催眠使沙可發(fā)現(xiàn)了歇斯底里的癥狀是某種想法占據了病人“大腦”的結果。沙可的學生皮埃爾·珍妮在他的綜合性的著作《精神與成見》（Névroses et idées fxes）中詳細描述了這一理論，還為其提供了必需的基礎。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的老同事約瑟夫·布諾伊爾為了支持這個極為重要的發(fā)現(xiàn)而提供了一個直觀的病例（許多家庭醫(yī)生早已在偶然的情況下有過同樣的發(fā)現(xiàn)），并在這個發(fā)現(xiàn)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理論。弗洛伊德認為，這個理論“與我們曾經用一種心理公式來替代教士幻想的‘魔鬼’的中世紀觀點恰巧相合”。中世紀的占有理論（被珍妮貶低為“著魔”）被布諾伊爾和弗洛伊德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形式接受過來，那種邪惡的精神—與浮士德的奇跡恰好相反—被轉變成了一種溫和的“心理公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兩位調查者。與理性主義的珍妮一樣，他們沒有用占有的概念來掩蓋這個重要而相似的理論，而是遵循中世紀的理論，可以說是為了驅除邪惡的精神而去追尋引起占有的因素。布諾伊爾是第一個發(fā)現(xiàn)致病的“思想”是對于某種他稱為“創(chuàng)傷的”事件的記憶。這一發(fā)現(xiàn)推動了先前在薩佩特里埃所做的工作，并且為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論奠定了基礎。早在1893年，兩人就認識到了他們的發(fā)現(xiàn)的深遠的實踐重要性。他們意識到那種癥狀產生的“思想”植根于一種“感情”之中的。這種感情有一種從不真正顯露出來的特殊性，所以它從來都不是真正有意識的。因此，醫(yī)生的任務就是使病人把這種“阻塞的”感情“發(fā)泄”出來。

這種預設式的說明的確很簡單—因為過于簡單，甚至無法對神經癥的本質作出概括性的正確評價。弗洛伊德從這一點出發(fā)，開始了自己的獨立研究。正是創(chuàng)傷的問題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或者說他認為自己已經發(fā)現(xiàn)了）創(chuàng)傷性因素因為有痛感，所以是無意識的。但是，這些因素是痛苦的—根據他當時的觀點—因為他們全都是與性有關的一個整體。性創(chuàng)傷理論是弗洛伊德關于歇斯底里的第一個獨立的理論。每一個必須處理神經癥的專家都知道，一方面病人是多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響，另一方面病人的報告又是多么的不可靠。因而，這個理論就如履薄冰。結果，弗洛伊德很快就感到不得不通過把創(chuàng)傷的因素歸因于嬰兒幻覺的異常發(fā)展來或多或少地依據慣例改正這個理論。他認為這種豐富的幻想行為的原動力是一種嬰兒期性欲，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當然，異常發(fā)育早熟的病例很久以前就在醫(yī)學文獻中有過記載，但是，這些病例并沒有被假定發(fā)生在相對正常的兒童身上。弗洛伊德也沒有犯這個錯誤，而且他也沒有正視任何早熟發(fā)育的具體形態(tài)。這只是關于他對基本正常的嬰兒在性方面發(fā)生的事情進行解釋和說明的問題。這種觀點首先在業(yè)內，繼而在受過教育的公眾之中掀起了一場憤慨與厭惡的風暴。且不說每一種激進的新觀點都要激起專業(yè)人士最強烈的抵制，弗洛伊德的嬰兒的本能生命的概念對普通的和標準的心理學領域也是一種侵犯，因為他從神經癥心理學出發(fā)所做的觀察已經被當成了一塊從未被暴露在此種光明下的領土。

對神經癥病人，尤其是對歇斯底里心理狀態(tài)的細致而艱苦的調查，使弗洛伊德注意到這類病人常常展示一種異常生動的夢境，而且出于此種原因，他們愿意講述他們的夢。從表現(xiàn)的結構與方式上看，他們的夢跟他們神經癥的全部癥狀是完全一致的。焦慮的狀態(tài)和焦慮的夢是形影不離的，而且明顯地產生于同一根源。于是，弗洛伊德不可避免地把夢納入了他調查的范圍之內。他很早就認識到，創(chuàng)傷感情的“阻塞”是由“不調和的”物質的“壓抑”引起的。這些癥狀替代了沖動、愿望和幻想，由于它們的道德或審美的痛苦，它們都服從于倫理習俗所帶來的“潛意識壓抑力”。換句話說，它們被某種特定的道德觀念推出了意識之外，并且有一種特殊的壓抑阻止了它們被重新記起。弗洛伊德恰當地稱之為“壓抑的理論”成了他的心理學的核心。因為很多事情可以用這個理論來解釋，所以它也可以用來解釋夢的含義，這一點兒也不足為奇。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1900）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或許它是從明顯的經驗主義的堅定立場出發(fā)，去掌握無意識心理之謎的最大膽的嘗試。弗洛伊德借助于病例材料努力去證明夢是虛偽的愿望的滿足?！皦阂謾C制”是一個從神經癥心理學中借用的概念，它在夢的現(xiàn)象上的外延是對普通心理學領域的第二次入侵。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引起了一些需要用比有限的診療室經驗更簡明的方法來解決的問題。

《夢的解析》可能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同時也是他最容易受到攻擊的著作。對我們這些年輕的精神病學家來說，它是光明的源泉，但是對我們的老一輩同行來說，它卻是被嘲笑的對象。由于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癥有一種中世紀“占有”的特征，因此通過把夢當作有關無意識過程的極其重要的信息來源—“夢是通向無意識的必由之路”—他從過去拯救了一些具有極高價值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過去好像已經無法挽回地陷入了遺忘之中。毫無疑問，夢在古代醫(yī)學和古代宗教中具有一種神諭的崇高與尊嚴。然而，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一種具有最偉大的科學勇氣的行為將非主流的夢當成了嚴肅討論的課題。給我們這些年輕的精神病學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既不是它的技巧，也不是它的理論—在我們看來，二者都極具爭議性—而是根本從來就沒有人敢于研究夢境的這個事實。這條研究的線索從內部開啟了通向理解精神分裂癥的幻覺和錯覺的道路。相反，迄今為止精神病學家卻只能從外部來描述它們。更為重要的是，《夢的解析》提供了一把鑰匙，用它可以打開許多神經癥病人心理以及普通人心理緊鎖的門。

這個壓抑的理論可以進一步地被用來解釋笑話。在1905年，弗洛伊德發(fā)表了他的饒有趣味的著作《笑話及其與無意識的關系》，這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的姐妹篇。這兩本書在外行看來也是趣味無窮且富于教益的。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那種超越了壓抑理論的、對原始心理學領域的嘗試卻不太成功，因為用從神經癥心理學衍生出來的概念來解釋原始心理學的觀點，不但不能解釋后者，而且只能極為明顯地暴露前者的不足。

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一書中，這個理論最后應用于宗教領域。盡管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有許多觀點仍然是站得住腳的，不幸的是，卻不能用同樣的話來評價后一本書。弗洛伊德在哲學和宗教的歷史方面的訓練比較欠缺，顯出了自身明顯的缺陷，更不用說他根本不理解宗教是什么這個事實了。他在晚年寫了一本關于摩西的書，摩西把以色列的后代帶到了希望之鄉(xiāng)，但是自己卻被拒之門外。就弗洛伊德的個性來說，他賦予摩西的選擇也就絕非偶然了。

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弗洛伊德始終是一位醫(yī)生。盡管他對其他領域存在興趣，但是他的心目中總是不斷地看到神經癥臨床的表現(xiàn)—那種使人生病并且顯著地妨礙健康的態(tài)度。任何在他面前呈現(xiàn)如此表現(xiàn)的人都會看到一切事物的瑕疵，但是無論他如何努力地反對，他必須指出這種著魔的強迫性表現(xiàn)迫使他看到了什么：弱點、未被承認的愿望、隱藏的憤怒、秘密、被“潛意識壓抑力”扭曲的愿望的非正常滿足。神經癥病人是不健康的，正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困擾著他的精神；因為盡管他的無意識中包含著許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看來被那些他的意識以極好的理由駁回的內容所獨占。因此，弗洛伊德思想的基調是一種極度悲觀的“只不過是……而已”。他從來沒有突破性地看到那些有幫助、有治療作用的力量，這些力量能使無意識對病人有某種益處。每一種態(tài)度都會被一種心理批評所破壞，這種批評把一切事情歸結為相反的和分歧的因素，或者至少使人懷疑有這種因素的存在。將這種否定的態(tài)度用于一位信口胡謅的神經癥病人，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在這里，對在幕后的令人厭惡的事情的推測經常能擊中要害，但也不總是這樣。同樣，沒有任何一種疾病在治療的同時不是一種失敗的嘗試。與其把病人說成是在道德上不被允許的愿望的秘密脅從者，不如把他解釋為本能問題的無辜受害者，不僅他不理解這些問題，而且在他的環(huán)境中也沒有人幫他解決這些問題。尤其是他的夢可以被當作是自然本身的預言，其實這些夢境與弗洛伊德巧妙地置于夢的過程中的過于人性、自欺的治療沒有任何關系。

我這樣說并不是為了批評弗洛伊德的理論，而是為了強調他對19世紀的全部或大多數思想所持的懷疑主義態(tài)度。弗洛伊德只能在這一文化背景的襯托下來理解。他指出的缺陷不止一處。19世紀所有那些閃光的東西并不都是金子，宗教也不例外。弗洛伊德是一個偉大的破壞者，世紀的交接提供了這個揭露舊觀念的機會，甚至連尼采都做得不夠。弗洛伊德確實非常徹底地完成了這一使命。他在人們中間激起了一種有益的懷疑，從而使人們對真正價值的感覺更加敏銳了。所有那些關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言論，在原罪的教條不再被人們理解之后，攪亂了很多人的頭腦。弗洛伊德把這些言論擊得粉碎，讓我們期待，那些僅存的一點兒殘余將被20世紀的野蠻永久地趕出去。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位先知，但他是一個先知的形象。他像尼采一樣，推翻了我們時代的巨人般的偶像，留給我們去體會的是，我們的最高價值是否如此的真實，以至于連地獄之血都不能熄滅它們的光輝。對于我們的文明及其價值的懷疑是當代的神經癥。如果我們的信念真的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沒有人會懷疑它們。如果我們的理想只是我們努力去掩飾的動機的偽裝表現(xiàn)，那么沒有人能夠使它顯得更加可信。但是19世紀給我們遺留下來一些模糊不清的命題以至于懷疑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理、完全值得贊揚的。金子只有投入火中才能證明其價值。弗洛伊德常常被比作一位牙科醫(yī)生，他用最疼痛的方式鉆出被蛀蝕的組織。在鉆牙的時候這種比喻是正確的，但是在向牙洞里面填充黃金的時候就不正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不是填補空白。如果我們關鍵的判斷力告訴我們，在某些方面我們是非理性的和幼稚的，或者說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幻覺，那么我們對于自己的非理性應該怎么辦，我們用什么來替代自己被打破的幻覺呢？我們天真的童心里有創(chuàng)造力的種子，幻覺是生命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二者永遠不會被抑制，也不會被常規(guī)的理性和實用性所代替。

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屬于19世紀科學唯物主義的范疇。他的哲學的前提從來沒有被仔細地考查，這顯然是由于這位大師的哲學素養(yǎng)的欠缺。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當時和當地的偏見的影響—這一事實已經被許多批評家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方法始終都是一種對病變和退化的物質—例如，主要在神經癥病人身上發(fā)現(xiàn)的物質—的燒灼劑。它是醫(yī)生所使用的工具，當它被用于生命自然的表現(xiàn)和需要的時候，它是危險的和破壞性的，或者至多是無效的。存在于他的理論中的某種僵化的、為常見的狂熱偏執(zhí)所支持的片面性，在本世紀初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后來，當新思想獲得了廣泛認可的時候，這種片面性就變成了一種審美的缺陷，最后，就像每一種狂熱一樣，它喚起了對其內部不確定性的懷疑。總之，我們每個人都高舉知識的火炬僅僅跑過一段路程，沒有任何人能盡善盡美。懷疑本身就是科學真理之母。無論是誰，只要在上層人士中間反對教義，都會悲劇性地變成片面真理專制的受害者。所有與這位偉大人物的命運有著共同之處的人都看見了這種悲劇在他的生命中逐漸展開，漸漸地縮小了他的眼界。

我和弗洛伊德有多年的私交，在我們交往的這些年里，我有機會深深地窺視了這位卓越人物的思想。他是一個被魔鬼附體的人—一個被賜予了一種勢不可擋的啟示的人，他被這種力量所占據，永遠不能擺脫。與沙可的思想的不期而遇，喚醒了他體內被魔鬼控制的靈魂的原始意象，并且激起了對知識的熱望—知識在他凝視的目光中展現(xiàn)出一片黑暗的大陸。他感到他已經掌握了能打開被控制的靈魂所處的黑暗深淵的鑰匙。他想揭露過去那種“荒唐的迷信”認為是可怕的夢魘的幻覺、用鞭子打落邪惡靈魂所穿的偽裝，并把它變成一只不會傷人的獅子狗—總之，就是把它變?yōu)橐环N“心理公式”。他相信理智的力量；浮士德的戰(zhàn)栗對他的妄自尊大沒有絲毫的影響。他曾經對我說：“我只是想知道，將來當所有神經癥的象征都被揭露出來的時候，這些病還會起什么作用。那時就不可能有神經癥病人了。”他希望啟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喜歡的格言是伏爾泰的“壓倒無恥”。正是這種觀點促成了他那驚人的關于任何一種病態(tài)的精神物質的知識和理解—這是他在上百個偽裝中探查出來的，并且他還能以極大的耐心將其揭示出來。

路德維?！た死袼沟拿浴熬袷庆`魂的敵人”。這句話可以作為弗洛伊德研究被控制的精神之方法的箴言。無論何時，只要他能夠做到，他都會通過將“精神”變?yōu)橐环N“心理公式”的方式，把“精神”作為控制和壓抑的因素而徹底廢黜。對他來說，精神只是一種“只不過是……而已”。在與他進行的一次關鍵的談話中，我曾經試圖讓他理解這個忠告：“無論那些精神是不是上帝的，都嘗試去研究它們吧?！苯Y果是徒勞的。這樣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如果一個人沒有及時地了解到為什么他受到了控制，那么他將會成為控制的受害者。人應該問自己一下：為什么這個想法占據了我的心靈？對我自己來講那意味著什么？像這樣適度的懷疑能夠使我們不至于一頭跌入這種想法之中而永遠消失。

弗洛伊德的“心理公式”只是對引起一種神經癥的惡魔一樣活躍著的事物的一種明顯替代。實際上，只有精神才能驅走“靈魂”—而不是理性，理性至多只能是一個助手，就像浮士德的瓦格納一樣，一點兒也不適合扮演驅魔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