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達謝維奇的人生與詩歌(譯序)

霍達謝維奇是俄羅斯第一次僑民文學浪潮的標桿型詩人。高爾基稱其為“白銀時代”最好的詩人,毫不諱言從其詩作中汲取過文學營養(yǎng)。納博科夫則自稱因霍達謝維奇的詩而走出江郎才盡之窘境,別雷、布羅茨基等都對他非同尋常的詩思與詩藝做過非常高的評價?；暨_謝維奇的詩尤以心理描寫見長,同時不乏哲理與倫理因素?；暨_謝維奇詩歌個性獨特,尤為擅長矛盾修飾法,同時以其奇自無奇,理寓悖理的獨特構思震驚詩界。在他的詩中既可讀到果戈理的“狂人”“癡語”,也可以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靈魂絕叫”;既可讀到屠格涅夫的隱蔽描寫,也可以讀到費特的唯美抒懷。當然,他的詩絕不止于古典韻味,同時富有現(xiàn)代氣息,致力于兩個世紀最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完美結合。

一

霍達謝維奇在他的一篇論普希金的文章中寫道,詩人的生平是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礎。無獨有偶,鮑戈莫洛夫如是評論霍達謝維奇:要想真正讀懂霍達謝維奇的詩,必須努力了解他的生平。的確,霍達謝維奇的詩歌是他人生的寫照,精神的自傳是他創(chuàng)作的基礎。

弗拉季斯拉夫·霍達謝維奇(1886-1939)出生于莫斯科一個種族混雜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立陶宛裔的破落波蘭貴族,攝影師,母親則出身于一個猶太人家庭,天主教徒。這個家庭含納著不同的社會層次,匯聚著各種文化,不僅賦予了未來詩人多元的文化修養(yǎng)與才氣,同時也讓霍達謝維奇一生篤信天主教。由于父母親晚來得子(霍達謝維奇出生時,父親52歲,母親42歲),自然格外心疼于他,注重他的文化教育,在家中給他營造了濃郁的天主教氛圍,并力主他學波蘭語。但正如詩人在《莫斯卡理朋友》一文中所寫,父母不經意把他送進了俄語學校,從而使他們的計劃完全落空。一接觸俄羅斯文化,霍達謝維奇便如同孩子找到了母親,對俄羅斯的深沉眷戀隨即化成無限熱愛,由此認定自己是俄羅斯人,斷言他的命運將和俄羅斯民族文化與歷史血乳交融,以至于后來成為大詩人的霍達謝維奇自豪地稱自己是俄羅斯文化傳承中的“牢固一環(huán)”(《紀念碑》)。并就此認定自己就是俄羅斯人,他的命運將和俄羅斯民族文化與歷史血乳交融,并葆有對俄羅斯語言與文化不變的忠誠,盡管后來詩人以他出色的譯筆向俄羅斯人展示了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等多位波蘭詩人的詩,同時在不懂歐洲語言的情況下,逐行作注地翻譯了近十位用伊夫里特語寫作的猶太詩人的作品,詩人譯介的目的在于為俄羅斯文學的發(fā)展提供參照,同時也進一步加深他對俄羅斯文化的癡迷,這種異乎尋常的感情附著于詩人的一生。正如別爾別洛娃所說,沒有一個詩人會像霍達謝維奇那樣,自身不具備一丁點俄羅斯血統(tǒng),卻與俄羅斯有著如此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物化弄人。盡管霍達謝維奇生就天賦極高,卻自生之日至死之時始終與疾病相伴。四歲起,他就立誓做一名芭蕾舞演員,卻因患支氣管炎而美夢成空(但芭蕾對他的創(chuàng)作命運卻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詩人日后曾自白:“說到底我是通過芭蕾走向整體意義的藝術,尤其是走向詩歌。大劇院是我的精神家園?！?;霍達謝維奇自幼對詩有著獨特的靈氣,六歲便已揮筆作詩,但稚嫩的詩句總是浸滿了疼痛與憂傷,小小年紀便對“死”產生了恐懼,竟隨時做好為肺結核病和愛情而死的準備;成年時脊椎結核病像一塊爛膏藥死死黏在他身上,痛得他跳窗自殺,是乳媽庫金娜救他于絕望之中。為治病,他曾穿起石膏背心,有一次竟被吊起在卡車里,送至克里米亞養(yǎng)病;自19歲起,陪伴他的是一身的膿瘡,常常因此而中斷他的創(chuàng)作(詩人數(shù)過,在他寫《走種子的路》時,身上竟起了120個膿瘡)。有人做過形象的比喻,說霍達謝維奇的詩充滿了混雜的藥味,如同一張張醫(yī)藥診斷單。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是清一色的瘦骨嶙峋,面色慘白而又泛著蠟黃,滿頭白發(fā),陷坐在沙發(fā)里,兩指夾著熄滅的煙卷。不斷的疾病,造就日益惡劣的心情,竟描畫出近乎千篇一律的人物肖像,這些肖像分明是生活中的霍達謝維奇的復制,它們非但與詩人本人形同,而且神似:那乜斜的眼神分明透露著霍達謝維奇式的陰冷與無奈,那神情似乎隨時向外界傳遞著對人生的絕望與詛咒。心態(tài)的失常,使得霍達謝維奇的近乎開山詩作就彌漫著超常的苦澀與絕望:我將熄滅……我將熄滅……萬念已成灰燼……我行將死去。

革命年代的霍達謝維奇像勃洛克、別雷一樣,投身于革命,盡管如他后來所說,“非我所愿,卻又盡己所能”。1918年春霍達謝維奇開始在莫斯科蘇維埃任職,先后在莫斯科蘇維埃戲劇小組、教育人民委員會戲劇處工作,均因性格怪異暴躁,言語刻毒偏激,個人表現(xiàn)欲太強而不能落腳。后來在莫斯科“無產階級文化協(xié)會”專事講授普希金和在《世界文學》雜志社莫斯科分社任編輯,但先后因不滿于工作的枯燥無味,“思想領袖”們的愚蠢和官僚們“非常的‘長官意志’”而憤然離去,隨之陷入饑寒交迫之窘境。為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和幾個朋友四處籌措經費,開起了作家書鋪,窮得把三戈比的第一筆進項當作救命的稻草而欣喜若狂。好不容易熬到了勉強填飽肚子的時刻,但隨之而來的嚴冬又把他們再次推入了生活的窘境,沒有暖氣的半地下室如同冰窖一般,使他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生理上與精神上的寒冷。1920年,蘇維埃政府不顧霍達謝維奇貧病交加這一現(xiàn)實,讓他奔赴前線,萬般無奈的他致信列寧,是高爾基救了他,將這封信帶至克里姆林宮,從而免去了霍達謝維奇的充軍之行,并對他和他的妻子們予以多方關照。這一切經歷,都幻化成這一時期揪痛人心的詩行,靈與肉分離的痛苦呻吟(《靈魂》“我的靈魂似一輪圓月……”、《瓶塞兒》等)。

打開霍達謝維奇的詩卷,可以讀到不少愛情的詩章。詩人的愛情詩在很大程度上同樣是他本人情感歷程的自述。1905年他和莫斯科的頭號美女瑪琳娜結婚,這是一個富有而又性情古怪的女人,時隔不久,瑪琳娜便棄舊圖新,另攀高枝,給詩人心頭留下終身難愈的重創(chuàng),同時瑪琳娜的形象不斷現(xiàn)身于他早期的詩作中,其中包括他的第一本詩集《青春》(1908)。詩人在詩集再版時寫道,他將詩集冠名為《青春》,實乃對他第一次愛情的痛苦嘲諷:“平凡而又完整的”世界轟然坍塌,還有何青春可談!作品中愛情主人公忍受著精神與肉體的幾重折磨,甚至連“死”的權利都已喪失。整個詩集是詩人個人情緒的喧吐,身世經歷的寫照,被人拋棄的孤獨與憂傷,鳴響著悲觀與消極的音調。詩人的第二位戀人雖未和他走入婚姻,卻戴著“公主”的花冠走進詩人1910-1911年間的詩文中;他的第二部詩集《幸福的小屋》(1914)是詩人獻給第二位妻子格倫齊昂的情感絕唱,正是這位女人與詩人風雨同舟,共同經歷了短暫的幸福,長久的痛苦,革命前后的饑荒與拮據,養(yǎng)兒育女的艱辛,以及精心照料多病丈夫的辛勞。可以說,讀霍達謝維奇的情詩似在翻閱詩人的詩體日記。詩人早期作品的愛情主人公堅信幸?？梢誀幦〉玫?盡管后期詩作這種音調有所減弱,但詩人從不放棄對愛情的追求?！白非髣儆诘玫健笔撬了啦挥宓男拍?因此,他的主人公常常是為愛情而生,人人都具備著很高的愛的品位,追求著一種靈與肉的契合。

從《青春》到《幸福的小屋》,不僅可以尋覓到詩人情感歷程,而且還可以追蹤到詩人思想與藝術嬗變的軌跡?；暨_謝維奇還在上莫斯科寄宿學校三年級的時候,便已與象征派領袖人物勃留索夫有過親近交往,后者對他文學興趣的培養(yǎng)無疑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真正引導他走上文學道路的除了文學老師申羅科外,還有丹麥詩人托拉·朗格與德國詩人巴赫芒,后兩位都成為俄國早期象征主義圈子里的人。所有這一切都為霍達謝維奇與象征派的接近備下了良好的土壤,使他的早期詩作帶上了濃重的象征主義氣息。在《青春》中,象征派的影響顯見其中,其中有對勃留索夫、勃洛克、別雷,以及索洛古博手法的借鑒,這些象征主義者的詩句常常成為霍達謝維奇詩作的題詩,甚至他們本身就是他賦詩的對象。詩人用權威們的聲調來強壯自己微弱的聲音,來渲吐自己的感情,學著用當時很流行的悲劇性眼光看世界,審視著不知名的此岸與“彼岸”。但詩人一旦破土而出,他就勇敢地走出這顆意欲與大氣層隔絕的行星,實踐他創(chuàng)作離不開生活的藝術主張。

如果說《青春》彌漫著象征主義的氣息,那么,《幸福的小屋》則以普希金的詩句取名“請守護這幸福的小屋,別讓它挨不上友善的眼睛”,以表明他將用普希金來抵擋象征派的誘惑?！缎腋５男∥荨肥窃娙藦垞P自己詩歌個性的宣言,即在現(xiàn)代派詩歌甚囂塵上的20世紀初,對19世紀初俄羅斯詩歌傳統(tǒng)的勇敢繼承。在主題詩《致繆斯》中很明顯地體現(xiàn)出詩人不失自身特征地詮釋了從普希金、巴拉廷斯基到年輕費特的哀歌體詩歌的創(chuàng)作定勢:“我重又翻閱忘卻的詩頁/我重又蘇生久違的激越/我眼前重又出現(xiàn)了你/兒時的美妙幻覺…… ”最能使人想起普希金的著名詩句《致凱恩》?！缎腋５男∥荨烽_始了霍達謝維奇最偉大也最光榮的使命,即對“平凡世界”的接近,對“小蝴蝶翅膀上花粉”的迷戀,以至于有人說,霍達謝維奇由此開始了對阿克梅派的追隨。

1915到1919年期間,詩人經歷了好友穆尼的離世,加之疾病的折磨使他痛感人生的無奈,再則還要經受著革命對他的重大考驗。這一切都反映在他1920年匯集成的另一部詩集《走種子的路》中。然而,這部詩集的成功之處首先在于將“祖國”這一主題放在首位。在主題詩中,詩人塑造了死而復生的,為了讓人類獲得更大收成的種子形象。這一首箴言似的兩行詩將正面臨著可怕的血的考驗的偉大國家的道路和必先夭亡,最終是為了再發(fā)新枝的人的心靈之路緊緊連接在了一起。

1920年末,霍達謝維奇前往彼得堡,應高爾基之約,前去合作主編《世界文學》,同時也是聽從醫(yī)生勸告,為健康而換一下環(huán)境。在高爾基的幫助下,霍達謝維奇享受到了足以讓每一個彼得堡人都羨慕的優(yōu)待。詩人深感,在彼得堡才有真正的文學,這里有索洛古博、阿赫瑪托娃、扎米亞京、庫茲明、別雷、古米廖夫、勃洛克,還有可愛的文學青年“謝拉皮翁兄弟”、“帶響的貝殼”小組。置身于令人振奮的環(huán)境中,經過一個月的修養(yǎng)治療,霍達謝維奇的創(chuàng)作激情猝然勃發(fā),藝術才華得以最真實、最充分的發(fā)揮。他的每一首詩作都堪為經典,他的每一首詩問世都被看作是當時文學界的一個重大事件。詩人的創(chuàng)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往的詩集都是每隔六年一部,而第四本詩集《沉重的豎琴》距上一本詩集只隔兩年。如果說,《走種子的路》以思想寓意見長,那么,《沉重的豎琴》則以詩藝取勝。在《走種子的路》中,詩人新的創(chuàng)作手法得以定型,《沉重的豎琴》更勝一籌,具備了精雕細刻之功力,表現(xiàn)出詩人心理刻畫的過人才能。別雷在俄僑雜志《當代札記》中撰寫專文予以評論,認為詩人繼承了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的抒情詩傳統(tǒng),文稱霍達謝維奇為當代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之一^[1]?！冻林氐呢Q琴》的成功,也為霍達謝維奇與高爾基的文學交往史添寫了重要的一頁。當時的高爾基正在為作品尋找新的主人公,探求新的敘事分析手法和新的心理分析原則,而霍達謝維奇這位真正的俄羅斯經典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者,以其深入人的內心深處,傳達人物極為細膩的心理狀態(tài)的卓越技巧征服了這位大文豪,以至于作家后來的許多作品,如《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短篇小說集》中的好多篇幅都不同程度地借鑒了霍達謝維奇的藝術手法。高爾基素來對霍達謝維奇的藝術才華格外推崇,讀了《沉重的豎琴》他更是贊嘆不已:“霍達謝維奇寫的是全然讓人震驚的詩?！?/p>

詩集的開篇是《音樂》,而壓軸之作是《敘事歌》。開篇之作仿佛是一首田園詩,明媚而又寂靜的冬日的早晨,蔚藍的天空,淡粉色的陽光,體現(xiàn)出詩人當時心態(tài)的寧靜。但這種短暫的寧靜很快為因政治風云變幻而來的不安與憂慮所取代,使其充滿了對未來不幸的預感以及詩人為此所經受的心理折磨。詩集的很多篇幅都是對靈魂發(fā)出的叩問與呼吁,尾聲之作《敘事歌》則是渴望從凡胎的羈絆中得救。

1922年6月22日,未等得及《沉重的豎琴》出版(1923年在德國柏林問世),霍達謝維奇便以出國治病為由逃離俄羅斯。究其實,詩人的逃亡原因有三:一是他不滿于當時的新經濟政策下的一些舉措,公開表白“皇家政權讓他反胃和惡心”,給他的未來埋下

了禍根,一如別爾別洛娃回憶所說,他即便自己不走,也會被政府驅逐出境。另則,他精神上的益友勃洛克,尤其是古米廖夫的死,使他驚駭與不解,促成了他逃亡國外的念頭。而讓他逃亡之舉真正付諸實現(xiàn)的是新來的愛情,即女詩人別爾別洛娃的情感攻勢與欲與他一起逃離國內的懇求。詩人離開俄羅斯的心情是極其矛盾而復雜的,一方面是恨不得即刻與之訣別,永不回頭;另一方面則是難舍難離,一步一回首。這種情緒我們可從他到達柏林后寫下的《自述》中窺見一斑:“我有一本六月期的出國護照,我擔心又得請求延期,盡管我特別想重見彼得堡,見到那里的朋友,見一見俄羅斯,見一見讓人為之憔悴、極其艱難困苦,但又美麗的,如今正讓我時時刻刻夢繞魂牽的我的故園。”1詩人與女友別爾別洛娃是擠進一輛貨車離開俄羅斯的,在車穿過波蘭邊境時,他極富寓意地給自己的同伴讀了他當時還沒有修改好的詩歌草稿《“我出生在莫斯科”》,如同面對還沒有完美起來的俄羅斯現(xiàn)實。詩中寫道:

……

我,俄羅斯的拖油瓶兒子,自己

尚不知對于波蘭我算作什么,

但在不多于八卷本的書中,

那里有我全部的祖國。

你們不得不把脖頸伸進牛軛

生活在流亡與思念之中。

我將我的俄羅斯裝進

我的旅行袋一同帶走。

……

詩中所說的八卷本指的是普希金八卷本文集,被霍達謝維奇看作是俄羅斯祖國的象征。用別爾別洛娃的話說,幾乎是窮詩人霍達謝維奇踏上流亡之路而隨身攜帶的唯一財物。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雙重祖國不同訣別的不一樣心情,同時也意味著他的雙重流亡就此開始。接下來一段的后兩行詩堪為出語驚人,素被認為是僑民詩歌的經典名句: “我將我的俄羅斯裝進/我的行囊一同帶走”,在已淪為或正在淪為僑民的詩人中引起極大轟動,在不同國度的俄僑詩人中掀起了一場情感風暴,這句詩被公認為是僑民詩人對祖國俄羅斯復雜情結的高度概括,被當作座右銘與精神支柱到處吟詠傳頌。

他們經里加抵達柏林,永恒流浪者的生活從此開始。尋找工作之艱難,經濟收入之微薄,常常使得他們近乎到了沿街乞討的地步,每天都是陰云當空(見詩《夜晚》),這些遭遇與心情無一不描繪在他僑居之初的詩行中:“春天的呢喃/難以使緊緊封閉的詩行動情”……這些詩不只是緊緊封閉,而是沸騰著哀傷與刻毒,乃至仇恨,以及人生走到盡頭的預感。他不斷寫信給在留蘇聯(lián)的妻子格倫齊昂,訴說他初淪僑民時的不良心態(tài),堅信自己能夠重回俄羅斯,自覺沒有對自己的國家干過什么壞事:“克里姆林宮知道,我不是敵人。”這些信件不斷被刊登在莫斯科、彼得堡的報刊上。

唯一能給詩人帶來安慰的是他與高爾基合作創(chuàng)辦的《交談》雜志。這一旨在喚起第一次僑民文學浪潮中的作家和科學家同心戮力于溝通俄羅斯文化與歐洲文化的雜志雖不久便夭折,卻為霍達謝維奇與高爾基同居一室的近距離相處與相知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世間的事往往就這么奇怪,一向鋒芒逼人且毫無憐憫之心的霍達謝維奇偏偏在高爾基面前顯得知恩圖報,乖順溫和,兩人相處甚是融洽;而對別的一些詩人,尤其對馬雅可夫斯基,則可謂殘酷,連詩人的自殺都未能讓他的刻毒有所減弱。高爾基自早欣賞霍達謝維奇的譯詩,并由此逐漸認識其無蓋的詩歌天才,共同合作過程中霍達謝維奇的詩才表現(xiàn),更讓他覺得眼見為實,激起他的激賞之情。在給友人的一系列信件中高爾基都對其贊不絕口。有一封信這樣寫道:“近期讀了許多從俄羅斯寄來的詩作,可不得不為這些作品的內容單調而震驚,并感到困惑不解:‘莫非他們天才的力量恰恰就在這單調之中?阿赫瑪托娃的詩單調,勃洛克同樣單調,唯有霍達謝維奇的作品豐富多樣,然而這對我來說已是極其了不起,經典詩人,真正的大天才’”。還有一封信說:“霍達謝維奇對于我來說,要不可比擬地高于帕斯杰爾納克,我敢肯定,帕斯杰爾納克的才華終究要把他逼到霍達謝維奇所走過的艱難道路上,普希金的路上?！?sup>[2]

隨后, 1923年底,俄羅斯僑民從柏林向四處分散,霍達謝維奇與別爾別洛娃先后輾轉于布拉格、維也納、羅馬、巴黎、倫敦,另

有高爾基寄居的索倫托,于1925年4月落腳巴黎。為了生計,他不得不強壓下寫詩的愿望,為《白晝報》《最新新聞》等寫文學批評及政治性文章,著意迎合報紙的口味。也就在這一年,他與高爾基分道揚鑣,緣起于他在《白晝報》上發(fā)表有關貝利法斯特^[3]的文章,其中有對共產黨與新生政權的指責。一度誠篤的友誼猝然夭折,越發(fā)加重了詩人的孤傲與心態(tài)的惡劣,同時,僑民生活的艱難,顛沛流離的生活現(xiàn)狀使得他再也無法安定下來,無法去雕琢像《沉重的豎琴》那樣的精品來。盡管他的僑民組詩《歐洲之夜》(1922-1926)反響不俗,但霍達謝維奇仍自覺就心理藝術分析的細膩深刻已無法超越《沉重的豎琴》,從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作上的失意。惡劣環(huán)境與心情惡劣一經結合,便誕生出源源不斷的反蘇維埃作品與評論文章(其中不少是對斯大林時代的抨擊)。這些泄憤刻毒的作品,反映了詩人的過激情緒,并記錄了許多不該說的“真話”,從而徹底地關閉了霍達謝維奇返回祖國的大門。

置身國外,最讓他感到痛心的是俄羅斯文學的窮途末路。1926年1月,在寫給《白晝報》的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俄羅斯文學不管在那里,還是在這里,都是重病纏身,盡管病的形式各不一樣,有時還是兩廂對立。在這里,則是脫離了俄羅斯,而在那里,加蓋于她的是強制性的故步自封;在這里,語言變得貧乏,而在那里,則是因地方主義而生的語言矯揉造作;在這里,缺乏的是

社會的共鳴,在那里,文學接受著國家警察的命令和‘蠢人的評判’,這些評判以執(zhí)政階層的嚴厲呵斥形式瞬即傳到作家耳中;在這里,過于保守,而在那里,對待新出現(xiàn)的事物一如群蠅逐臭,文學變得無選擇接受而又粗俗不堪,換得的要么是愚昧無知,要么就是為一塊面包而打斗;這里是疲憊與萎靡,而那里是抽風式的緊張,文學害了熱病卻又陷身于新經濟政策的泥沼里。俄羅斯文學被切一分為二,這兩半都感到痛苦,都在受難,只是在這里它不想呻吟——出于高傲(也許這種高傲是虛偽的),而那里的文學甚至是不允許痛苦,兩者之間沒有什么可相互夸耀的。要算計一下,哪一種文學會更快被憋死,則無必要,也不雅觀,就這么的吧。但愿上帝讓它們都繼續(xù)生存?！?sup>[4]

等待他的更大不幸是一個個出版社的失去和由此而來的讀者的銳減。不久,《白晝報》主編米柳科夫公開宣稱,他們的報紙不歡迎霍達謝維奇。而僅憑給《當代札記》一家撰稿,維持不了最低量的生活,經過若干尋找,才得以與《復興報》合作。好在《詩集》(1927)的出版,為他在巴黎贏得了在國內未曾贏得的榮譽,但這一切對于詩人那顆枯焦的心無疑是杯水車薪,也是他詩歌生命的回光返照。他驚悟,俄羅斯詩歌在國外已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壤,讀者和刊登場地的銳減,是俄僑詩歌走向衰竭的致命傷,正如別爾別洛娃所言,大多數(shù)僑民詩人的悲劇命運蓋源于此?；暨_謝維奇這顆詩壇“原子的衰變”無疑意味著俄羅斯第一次僑民文學浪潮步入衰

落。1928年起霍達謝維奇已很少寫詩,自30年代始霍達謝維奇幾乎輟筆詩壇,至死只發(fā)表過四五首詩,且詩寫得很短,但值得一說的是,在整個流亡期間他沒寫過一首質量低劣的詩。霍達謝維奇用形象的語言說:“我認為,我疾病和絕望的最后一次突發(fā)是和普希金的分手。”對他個人來說,詩歌同樣是到了窮途末路的境地,而要想寫詩,實可謂“知音少,弦斷無人聽”,他為此痛苦異常,頓足痛呼:“在這里我不能夠,不能夠,不能夠生存與寫作,在那里,我不能夠,不能夠,不能夠生存與寫作?！彼诮o別爾別洛娃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的確,我對僑民生活及其‘精神領袖們’有著超極限的失望,這一點我已經不再隱瞞。”此時的霍達謝維奇,詩人“生命的鐘點已經停止”,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評論、歷史與回憶錄創(chuàng)作,同時還有翻譯。但又有誰能想到,這一迫不得已的“轉向”卻為霍達謝維奇山窮水復的文學命運帶來了柳暗花明,有關普希金的若干文論,傳記小說《杰爾查文》(1931)、回憶錄文集《大墳場》(1939)等一系列散文精品,把“一個絕妙的詩人”(高爾基語)鑄就成了“一位真正的俄羅斯散文大師”(維德列語)。

1932年,霍達謝維奇的個人生活再度發(fā)生變化,即與第三位妻子別爾別洛娃的友好分手,他們的感情一直很好,正是別爾別洛娃在僑居國外的絕境中給了霍達謝維奇以深愛與理解,這種感情經歷在《“幾乎無生存與歌吟之必要……”》等詩中可窺見一斑。同時,別爾別洛娃后來為霍達謝維奇文學遺產的開掘與整理,以及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暨_謝維奇的第四位妻子是位猶太人,后死在希特勒的集中營中。在這位妻子的幫助下,霍達謝維奇完成了大量猶太詩人作品的翻譯,并匯集成詩選,使得猶太詩歌的翻譯總量僅次于他的波蘭譯詩。

勞累與心境的不順,加劇了詩人病情的惡化與生命的終結。1936年6月14日是霍達謝維奇的葬禮日,前來吊唁的人雖不多,但人人都明白,一個光輝的名字從此將永遠鐫刻于俄羅斯文化的紀念碑。

二

霍達謝維奇的“創(chuàng)作離不開現(xiàn)實生活”的藝術主張決定了特殊的人生際遇造就著詩人特殊的性格與特殊的藝術個性。詩人用受難者與抗爭者的雙重身份體悟與接受現(xiàn)實世界,卻又用扭曲的心態(tài)和泄怨的情緒來回應與挑戰(zhàn)現(xiàn)實世界。詩,自一入圍于霍達謝維奇筆下,就成了“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作一了斷的場所”,并實踐著詩人“用語言的直義來表達外部事件對心靈的直接反映”的詩學原則。于是,不容于世的詩想擠進詩人的詩行,怪異與倔傲的詩風沖撞著詩行。詩,在霍達謝維奇筆下走上了從內容到形式的不諧與鋒芒相向,發(fā)泄著詩人“惡毒的愛與溫柔的恨”。

與普希金一樣,霍達謝維奇的詩是一部獨特的精神自傳,但與和諧的普希金最大的不同是霍達謝維奇的詩歌世界充滿了不寧與不諧;普希金道,“在戰(zhàn)斗與黑暗深淵的邊緣也有喜悅”,霍達謝維奇則說,“懷著一顆難耐的心靈,一個人甘愿沖向無底的深淵”。看似相似的自白卻有著毫不相似的心性,在普希金那里,絕處亦可逢生,尋得和諧,充滿樂觀昂揚;而在霍達謝維奇筆下,則是以不寧之心求問不諧之境,透著無奈與悲觀,怨毒與灰心?；暨_謝維奇認為,世間的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城堡,王國,真理的法則,都在消逝”,“生命在流失”。由此,死亡的聲音自始至終鳴響在霍達謝維奇的詩中,無不寓示著詩人對“痛苦的瀕死”(《早晨》)與生命熄滅(《“我將熄滅……”》)的奔往和對生命的絕望認知(《“我走了……”》)。在詩人筆下,地獄無異于天堂,天堂也就是地獄。何為明,何為暗,何為善,何為惡,何為生,何為死,萬事同一。死亡也就是生存之路。就這一層意思而言,象征主義素將上帝與魔鬼,基督與比拉多等同的神話有機地融入霍達謝維奇的詩歌土壤。但同時,死,既是生之必然,其過程無不充滿不諧與摧殘,對于詩人霍達謝維奇說來,對個人生活予以詩的描寫主要是展示死的陰影之下的現(xiàn)實痛苦與精神受難,以此撐展出生與死的外在張力?！渡袷サ膼矍椤放c《戒指》一并告訴人們,無論你步入人生之峰巔還是情感之深淵,死亡之慘早已候在你的身邊。生和死的無意義性與悲劇性使他的詩充滿了陰冷與怨毒,但同時“人間得生”的企圖(《修士》)與為死伸張正義之愿望(《一幕未完成劇本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