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唐（高祖武德初至睿宗景云中）文學思想

隋代后期，濫用民力，徭役無度，對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在中國歷史上，迅速從破壞中得到恢復，又迅速從恢復復歸于破壞的，隋代恐怕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史稱大業(yè)五年（609）全國有戶八百九十萬，為隋之極盛時。從一些極簡單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到其時徭役的苛重：大業(yè)元年（605），每月役丁二百萬，營建東京洛陽（《通鑒·隋紀四》），又征河南、淮北郡民百余萬修通濟渠；大業(yè)三年（607）詔發(fā)丁男百余萬筑長城（《通鑒·隋紀四》）；四年（608）正月發(fā)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七月，又發(fā)丁二十萬筑長城（同上書），八年（612）發(fā)兵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征高麗。以八百九十萬戶，八年間役丁六百余萬，再加上不斷修建宮殿，不斷游幸，財力的靡費，生產的破壞，百姓的負擔，都是不言而喻的事。由于儒家文化傳統(tǒng)的熏陶，中國的百姓有著驚人的忍受壓迫的能力，但是一旦活不下去的時候，反抗的爆發(fā)力也是驚人的。隋末就是這樣的一種情形，真可謂一夫疾呼，而風煙四起。史臣敘述其時百姓鋌而走險的情形，謂：“帝以去歲謀討高麗……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谷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值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fā)鹿車夫六十余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糇糧，至鎮(zhèn)，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于是始相聚為群盜。”（《通鑒·隋紀五》）大業(yè)七年（611）王薄在章丘、劉霸道在平原、竇建德在漳南聚眾起義，史臣稱“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雖追捕斬決，而莫能禁止。大業(yè)九年，正月有杜彥冰、李德逸，二月有韓進洛，三月有孟海公、郭方預，四月有甄寶車，七月有劉元進，八月有朱燮、管崇，九月有吳海流、彭孝才、李三兒，十月有呂明星、金張、格謙、孫雅宜、向海明，或數萬，或十萬，或稱王，或稱帝，規(guī)模更大的如楊玄感、杜伏威、李密、王世充。全國已處于反叛四起之中，其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官兵。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煬帝照樣出征與游幸。十年夏至北平，秋至懷遠，接受高麗的請降；十一年夏至太原避暑；十二年夏巡游江都，史稱其出巡，“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坝衷忑堉埒P，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幐，執(zhí)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軸艫相接二百余里，所經州縣，并令供頓獻食?！保ā端鍟な池浿尽罚┯谑?，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幅錯綜糾結的歷史圖畫：饑饉流民，烽火血淚中有歌吹宴樂、雕欄畫棟。何以在國將敗亡之際，仍安于巡游宴樂，隋煬帝的心態(tài)是頗值得研究的。他是一位很重學術的人，史稱其“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后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y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余卷”（《通鑒·隋紀六》）。他又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詩和文都寫得極好，從現存的隋詩看，他的詩無論從情思格調還是從文采看，都是最好的。他同時又是一位極自信極驕殆猜忌的人，史稱其“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他自信僅憑才能，他也當為天子。他是一位驕橫殘暴與文墨才華并存的人，是一位因施暴政而四面楚歌仍自我感覺良好的人，當然也是一位無節(jié)制地縱欲而終于亡國的人。他的一生結局對于后來的帝王，無疑有著驚心動魄的提示。我們讀唐史，會感受到這種提示在唐朝創(chuàng)立者的種種決策中無形的作用。煬帝是他們的一面鏡子。這就是我們在理解初唐文學思想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前提。

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在大業(yè)十三年（617）六月，攻占長安后，奉煬帝之孫楊侑為帝，李淵自為大丞相。翌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為宇文化及所殺。五月，楊侑讓位，李淵即帝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唐朝建立后，用了七年時間，平定了各地的起義隊伍，重新統(tǒng)一了全國。兩年后，也就是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帝位，是為唐太宗。從此，開始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軍事強大、經濟文化繁榮的朝代。貞觀之治對于這個朝代的繁榮強大實至關重要。李世民和他的重臣們，親眼看到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他們經歷過無數的征戰(zhàn)，深知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樣一個樸素的偉大真理，和他們永保皇祚的強烈愿望緊緊聯在一起，成為他們考慮一切問題的立腳點。從這樣一個基本點出發(fā)，他們采取了一些比較符合現實情況的政策。在經濟上，對人民群眾的剝削比較有節(jié)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徭役賦稅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yè)生產因之得以迅速恢復和發(fā)展。在政治上，唐太宗比較清醒和清明，一是納諫，一是善于知人和用人。唐太宗的善于納諫在歷代帝王中是少有的。因為聽得進臣下的意見，防止了政令上的許多錯誤。在用人上，擺脫了門第限制，科舉取士，較好搜羅和使用了有用的人才。特別是科舉取士，對唐文化的發(fā)展影響甚大。在思想領域里，既提倡儒學，又尊崇道教，同時不排斥佛教，儒、道、釋互相影響、互相吸收，思想較為活躍。而由于執(zhí)行了比較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促進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所有這些，都反映出唐朝的建立者的氣魄和眼光，他們從歷史上得到的教益和善于運用這些教益于治國的實踐中，比他們以前的帝王們都要多得多和高明得多。

他們的這些基本決策對有唐一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和文學思想發(fā)展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唐文學的繁榮雖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這個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經奠定了一個比較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個比較正確的指導思想使唐文學的發(fā)展有了一個較好的開端。分析一下初唐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思想的發(fā)展，我們就可以清楚發(fā)現，這樣一個開端和盛唐文學的到來是整個發(fā)展過程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整個鏈條的第一個環(huán)節(jié)。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這個開端，盛唐文學的到來是不可想象的。以往，我們對這個開端似乎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和確切的評價。

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趨勢和文學思想的發(fā)展程度看，我們可以把唐王朝建立初至睿宗景云中約九十年左右時間，看作盛唐文學到來之前的準備時期，藝術上、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這個時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唐朝建立到初唐“四杰”中較年長的盧照鄰走上文壇的永徽年間，大約是三十年左右；第二個階段，從“四杰”登上文壇到陳子昂開始寫他的《感遇》詩的垂拱年間，也是三十年左右；第三個階段，從垂拱年間至景云中，也是三十年左右。

我們現在來看這三個階段文學思想的發(fā)展情況。

第一節(jié)　反綺艷與主張文質并重

唐王朝建立到永徽中三十余年間，可以說是盛唐文學到來之前的第一次思想準備的時期。唐太宗和他的重臣們明確提出了文學必須有益于政教的主張，同時他們又重視文學的藝術特點，既反對綺艷文風，又并沒有連文學的藝術特殊性一并反掉，他們的文質并重的文學觀，為唐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

一

唐太宗對待文學的基本著眼點，是反對用文學于淫樂，為此他反對淫靡文風，主張文學要有益于政教。他把文學和國家興亡治亂是那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時刻也沒有稍忘歷史上有關這方面的教訓。他把前朝綺艷文風與當時帝王的縱欲相聯系。他反對綺艷文風，是反對縱欲。他即位之后，生活比較有節(jié)制，史書上有關于他反對縱欲的不少記載?！敦懹^政要》記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資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狈磳v欲，在文藝上便反對淫放，提倡“節(jié)之于中和”，反對“釋實求華”。《帝京篇·序》說：

予以萬機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之上，信無間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漢武、魏明，峻宇雕墻，窮侈極麗，征稅殫于宇宙，轍跡遍于天下，九州無以稱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覆亡顛沛，不亦宜乎。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云之音，求之人情，不為難矣。故觀文教于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jié)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于大道，君子恥之。（《全唐詩》卷一）

從這序中可以清楚看到他考慮文藝問題的思路，反對釋實求華，主張節(jié)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對縱欲。反對縱欲，是防止國家的敗亡。不是不喜歡生活享受，不是不喜歡綺麗文章，而是害怕國家敗亡。從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得出來的這些結論，是為了以史為鑒，驚覆亡顛沛之前車未遠，慮皇基之能否永固。他把這一點放在一切考慮的前面?？梢哉f，他考慮文風問題，首先是考慮政治上的得失，而不是文學本身?？紤]政治，所以著眼點在有益教化上。他曾對房玄齡說：“比見前后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皆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保ā敦懹^政要·文史》）他否定《甘泉》等賦，就是因為它們無益于政教。他用以衡量作品的，是以是否有益于勸誡為標準。貞觀五年，太子承乾耽于逸樂，太子左庶子李百藥作《贊道賦》以諫。太宗見到這篇賦后稱贊李百藥說：“朕于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彼Q贊于李百藥的，也仍然不在于他的賦有沒有文學價值，他根本就不是從文學的角度去衡量這篇賦的，而在于這篇賦對培養(yǎng)一個合格的儲君起什么作用。他考慮文學問題首先考慮政權得失的例子，還可舉出他的大臣請為他編文集的事。貞觀十一年，鄧隆上表，請為太宗的文章編集，太宗不同意，對他說：“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后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貞觀政要·文史》）他時刻害怕覆亡，一提到文章，立刻就想到國家興亡上來。他舉出的這幾位前朝帝王，都是歷史上有名的用文學于娛樂的人物。他們敗亡的歷史，就像幽靈一樣，時時出現在唐王朝的建立者的心頭，觸動他的思緒，引起他的警覺，在他這位歷盡征戰(zhàn)的開國皇帝心中留下了過于深刻的印記，他是不敢時刻或忘的。

這就是他考慮文學問題時所首先考慮的?？梢哉f，當他從社稷的安?？紤]文學時，他考慮的主要不是文學本身的發(fā)展問題。

比之于隋文帝，唐太宗對于用文學于縱欲帶來的危害的認識，似乎更為深切，他總忘不了前朝幾個皇帝覆滅的驚心動魄的事實。因為著眼點在政權，他所反對的僅僅是有可能喪失政權的縱欲，僅僅是反對用于縱欲的文學，而不是文學本身。他并不孤立地反對綺麗文風。當他作為帝王，從國家的興亡考慮問題時，他甚至連編集自己的文章也不愿意。但是當他作為一個文藝的愛好者和欣賞者考慮問題時，他對待文藝的態(tài)度卻又有另一面。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社會罕見的英主，比隋文帝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的眼光更為開闊、更為遠大。他沒有把問題絕對化。而且，他自己不僅是一位馬上得天下的尚武的英主，也是一位對文藝頗有造詣的帝王。事實上，當他從一個普通的文藝愛好者和欣賞者考慮問題的時候，他就常常注意到文學的藝術特點的一面。他并不否定文采，而且，有時他正是主要從文采的角度去評論作家的。他親自撰寫《晉書·陸機傳論》，稱贊陸機：“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史臣說他即位之后，“于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托玄遠”（《舊唐書·令狐德棻傳附鄧世隆傳》）。他還是一位書法家，書法藝術上的成就與書法理論的精微，更為后世所一再稱道。他論書法，主骨力（參見《唐會要》卷三三引太宗論書）；他親自撰寫《晉書·王羲之傳論》，論王獻之、蕭子云、王羲之書法之得失：

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他是純粹從藝術欣賞的角度論書法的，而且說了許多行家的話。他也寫詩，且時有佳篇。他還下詔修史、編文集等等。這方面，他完全不同于“不悅詩書”的隋文帝。

正因為他對文藝不是門外漢，在一定限度之內（不淫放以致亡國），他也崇尚文藝，所以在對待文藝的社會作用上，雖然強調政教之用，但并沒有把問題看得那么絕對，沒有把國家的敗亡完全歸罪于文藝。《貞觀政要·禮樂》下面這段話，就說明了這一點：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圣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jié)。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于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后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于樂?！碧谠唬骸安蝗?。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能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這是一段在美學思想史上很值得研究的話。它對于藝術欣賞過程中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的關系，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指出審美主體在審美過程中的主動作用。這且不說。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段話反映出來的他對文藝的作用的看法。他只承認兩點：一是樂的“撙節(jié)”作用；二，樂在一定條件下的感染作用，即當審美主體具有或哀或樂的感情時，樂之哀樂才能引起共鳴。只要不是把文藝當作縱欲的工具，以導致國家的敗亡，他并沒有認為文藝具有決定政權興亡那么大的力量。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文學思想的大致輪廓。他從政權的得失出發(fā)考慮文學問題時，著眼點在文學是否有益于政教，因此他才反對淫靡文風。他從一個文藝內行出發(fā)，他又沒有完全否定文學的藝術特征，沒有完全否定文采。他時刻以歷史的戒鑒提醒臣下關于綺艷文風的危害，但他也沒有像隋文帝那樣下詔改革文體，更沒有因“文表華艷”而治朝臣的罪。他對文學的這些看法雖然還沒有充分表述，更談不到系統(tǒng)，不能遽以之為唐朝初期的文藝政策。但作為一種指導思想，卻是明確的。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唐朝建國初期最高統(tǒng)治者對于文學的指導思想。初唐修史的重臣們，正是根據他的這些思想，加以發(fā)揮，進一步也更為詳細地論述了對于文學問題的見解。

二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建議修梁、陳、北齊、北周、隋史。高祖下詔，命蕭瑀等修魏、梁、陳、北齊、北周、隋史，歷數年而沒有修成。貞觀三年，唐太宗復下詔重修五朝史，由魏征總其成。貞觀十年，五史相繼完成。唐太宗命魏征等修史，重要目的就是“以史為鑒”。魏征等修史時，也多著眼于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以便為鞏固唐王朝的政權提供教益。由于這個明確的目的，他們常常在史書中評論歷史上的功過得失，提出看法。對于文學問題也不例外。魏征、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藥等，都在這些史書里論述了文學對于歷朝政權得失的重要意義，提出他們對于文學問題的看法。

由于修史的這些人大多是唐朝的重臣，又從唐太宗那里秉承了明確的修史目的，他們在史書中表述的對于文學問題的見解，實質上是唐太宗對文學問題基本看法的進一步發(fā)揮和完善。我們完全可以把他們對文學問題的見解，看作唐朝統(tǒng)治集團對文學問題的看法。以往把這些人的文學觀稱為初唐史家的文學觀，是不完全確切的。他們的文學觀，和唐太宗的文學觀一樣，對于奠定唐文學發(fā)展的思想基礎，實至關重要。

他們和唐太宗一樣，首先著眼于文學的政教作用上。他們比唐太宗更為具體地總結了歷史上文學和政教得失的關系。這一點魏征的觀點特別明確。五史正在撰修過程的貞觀五年，他就在《群書治要序》中說：“近古皇王，時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籠群有，競采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蕩忘返，殊途同致。雖辯周萬物，逾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保ā段亨嵐募肪砣┻@已經透露出了他將要在史書中闡述的對綺艷文風與政權得失的關系的看法。在史書中，他把這個看法表述得更為具體，如，在《陳書·后主本紀后論》中，他描述陳后主用文學于縱樂的情形：

后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

他從這一歷史現象引導出這樣一個規(guī)律：

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贾?、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從不遠的歷史事實的回顧中，導引出來這樣一個結論，目的是很明確的，就是為唐太宗提供一個歷史借鑒。他的這樣一個有關文學的歷史誡鑒的提出，也完全是魏征式的，切直、無所避諱，而且充滿了他對唐朝的那種赤誠，一片忠義肝膽。他何嘗是在考慮文學？他純然是在考慮政權得失。他希望唐太宗不要再蹈梁、陳之主的覆轍，不要再尚淫麗之文，長澆偽之風，以遭亂亡之禍。

在《隋書·文學傳序》中評論梁代文學時，他也有類似看法，談及文風，就談及國家興亡問題：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蓋亦亡國之音乎！

同樣的觀點，李百藥在《北齊書·文苑傳贊》也有表述。令狐德棻和姚思廉都有類似觀點，不過表述得要委婉些。

這些觀點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雄才大略的封建社會罕見的英主，和同樣罕見的封建社會的名臣的際遇，面對前朝覆亡的不遠的驚心動魄的歷史事實，而又充滿著建立萬世基業(yè)的雄心壯志，決定了他們考慮問題的態(tài)度與方法。面對歷史，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亡的道路，這幾乎是他們考慮一切問題的思路。上述對于文學與政權得失的關系的觀點，就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時期形成、在這種特定的思路上產生的。這些觀點，比前此文學思想史上的類似的觀點是一種發(fā)展，是一個創(chuàng)造。在他們之前，還沒有人把綺艷文風和政權得失的關系強調到這么重要的地步?？鬃拥脑娍梢杂^的觀點，《左傳》上季札觀樂的記載，都只說明從詩風可以看出政治的得失，是以文觀政。劉勰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燁之奇意，出于縱橫之詭俗；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為文則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他涉及了文風與社會風貌的關系，十分精辟地論述了文學的時代風格問題。但是，他們都還沒有把用文學于縱欲生活與國家的敗亡這么緊密聯系起來。他們還沒有梁、陳這樣的歷史教訓可供總結。無疑，這是歷史為初唐政治家們提出的獨特課題。在文風和政權的得失的關系問題上，在文學對于政權的影響上，初唐政治家們比他們之前的理論家們的感受要深切得多。

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就否定文學的特點。他們也和唐太宗一樣，當以史為鑒，著眼于國家的興亡時，他們是反對淫麗文風的。但是在論述文學如何發(fā)展時，他們并沒有因反對淫麗文風而反對文采，更沒有反對文學的特點，甚至連宮體詩的作者他們也沒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如，姚思廉不止一次指出“宮體”詩“傷于輕艷”，但在談到徐陵時，還是承認“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陳書·徐陵傳》）。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則肯定江淹、沈約等人“縟彩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英華秀發(fā)，波瀾浩蕩，筆有余力，詞無竭源”。他們反對的，是綺艷的與縱欲生活相聯系的文學，而不反對文學的藝術特點。他們不同于李諤與王通，以一種偏頗去反對另一種偏頗。他們提倡的是一種文質并重的文學：

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途，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计涞钭?，定其區(qū)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云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尚巧。然后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周書·王褒庾信傳論》）

這段論述概括起來，就是以氣為主，調遠、旨深、理當、辭巧。這些要求，主要的部分并沒有超出魏晉六朝人之所論。以氣為主的主張，自曹丕始。旨深、理當、辭巧亦為劉勰所曾論述?？勺⒁獾氖恰罢{遠”?！罢{”，原指聲調、曲調，而魏晉用于評人，由聲調而又及于情調，聲中含情，聽聲察情?！妒勒f新語·豪爽篇》：“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于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fā)，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系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币粽{而言英發(fā)，蓋指其由言語而反映出來的情貌氣概。鐘嶸論詩，言及“調”，也大抵指情調氣概，如論鮑照：“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保ā对娖贰肪碇校┱撝x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保ā对娖贰肪硐拢夂?，猶言氣調。論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就徑稱氣調：“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保ā对娖贰肪碇校┐私砸哉{為聲氣情貌，不僅指音調、聲調之證?！段男牡颀垺穬H有一處言及遠調，在《體性篇》論阮籍時稱：“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贝恕罢{遠”，蓋指情思高遠。《晉書·阮籍傳》稱“嗣宗發(fā)言玄遠”，殆即謂此。但“遠調”作為對文學的要求提出來，從目前所見史料看，似以令狐德棻為最早。這點是很重要的。后來殷璠編《河岳英靈集》，在敘里論唐詩發(fā)展，就提到“景云中，頗通遠調”?！斑h調”正是盛唐詩歌到來之一重要特征。令狐德棻對文學的這種以氣為主，調遠、旨深、理當、辭巧的要求，實是一種文質并重的主張，既反對綺艷文風，重在情志內容，而又接受六朝已經積累起來的藝術經驗，是一種較為平妥的主張。

與此種主張相聯，魏征明確提出融合南北文學的特點，取其兩長的主張。他在《隋書·文學傳序》中說：若能取江左清綺的文辭，河朔剛貞的詞義，“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善矣”。這是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合南北文學之所長的主張。無疑，這是一種很有遠見的主張，洞悉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趨勢，指出文學進一步發(fā)展的途徑，是符合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的。這點比隋代的理論家們要高明得多。隋代的理論家想矯正綺艷文風的弊端，采取的是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連文學本身也反對。而魏征他們采取的卻是揚棄，去其泰甚，而存其合理部分，是從文學自身的發(fā)展趨勢中，加以引導。國家的復歸統(tǒng)一，文學的發(fā)展遲早要進入一個統(tǒng)一的進程，后來盛唐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事實，正好證明了魏征主張的正確。盛唐文學正是合南北文學之兩長發(fā)展起來的。

要言之，初唐政治家們既反對文學沿齊、梁文風發(fā)展下去，任其流蕩忘返，用于消閑，縱欲，主張文學有益于政教，而又重視文學自身的特點。他們在對待文學自身的教化作用與文學的藝術特征的關系問題上，持一種比較全面的、比較平穩(wěn)的有利于以后文學的發(fā)展的觀點。

可以認為，唐太宗和他的重臣們的文學主張，為唐文學繁榮的到來奠定了一個好的思想基礎，是唐文學繁榮到來之前的第一次思想準備。

三

他們的理論主張既然比較符合于文學發(fā)展的趨勢，何以唐文學的繁榮沒有很快到來？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文學繁榮的到來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種種原因，并非只決定于文學理論指導的正確。僅就文學思想本身而言，原因似有下列各點：

第一，他們沒有把這種主張付諸實踐，沒有身體力行。他們雖從思想上深知綺艷文風的為害，但自身卻未能擺脫這種文風的影響。唐太宗和他的重臣們都如此。唐太宗本人就寫宮體詩。有一次，他寫了宮體詩，使朝臣賡和，虞世南諫阻說：“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碧谡f：“朕試卿耳?！保ā缎绿茣び菔滥蟼鳌罚┻@其實只不過是一句為自己圓場的話?！杜f唐書·上官儀傳》說上官儀就因文采得到太宗的賞識，“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從現存唐太宗的詩看，不少確實有南朝風味，即使像《謁并州大興國寺》那樣的詩，雖正當出兵高麗不利還師不久，寫來也與南朝詩風并無二致。這些方面，他的朝臣們是十分清楚的。貞觀十八年，太宗想對初立的太子李治嚴加管束，要讓他居太宗寢殿之側，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阻，引用的理由就是太宗自己的實例。這上書是很有趣的：

陛下……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綜寶思于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于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鐘、張何階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貞觀政要·尊敬師傅》，參見《舊唐書·劉洎傳》）

這里很委婉地指出他所“自好”者，即為流霞成彩之雕蟲。自己都未能擺脫齊梁文風之影響，而要臣下們做到，當然是很難的。

其實，唐太宗的不少朝臣，也同樣未能擺脫齊梁余風的影響。諫阻唐太宗寫宮體詩的虞世南，就是寫宮體詩出身?！杜f唐書》本傳說他“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他入唐前，正是隋煬帝周圍善于綺艷為文的南朝文人中的一員。他存留的文集里的一些詩，就頗有南朝韻味。太宗的不少近臣，都與南朝和隋的善于寫綺艷詩文的文學群體有深切關系，如褚亮⁽¹⁾、劉孝孫⁽²⁾等人。劉孝孫撰有《古今類聚詩苑》，還為釋慧凈所編《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作序，在《序》中肯定了南朝文學。善于寫綺艷的宮廷詩和艷情詩的，還有長孫無忌、李百藥和楊師道等人。朝臣宴會賦詩，詩風亦復如是。于志寧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賦一字》詩，令狐德棻、封行高、杜正倫、岑文本、劉孝孫都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詩，封詩中就明言此次宴樂賦詩是“雅引發(fā)清音，麗藻窮雕飾”（《全唐詩》卷三三）。同書同卷與卷三五還有貞觀年間的另一次宴會詩，岑文本、劉洎、褚遂良、楊續(xù)、許敬宗宴于楊師道山池，各有詩記其事。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記此次宴樂：“良朋比蘭蕙，雕藻邁瓊琚?！痹S敬宗詩中所寫，則是：“臺榭疑巫峽，荷渠似洛濱。風花縈少女，虹梁聚美人?！迸c宮體詩旨趣無異?！杜f唐書·楊恭仁傳附楊師道傳》稱：“師道退朝后，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薄疤诿恳妿煹浪疲匾髦S嗟賞之。”從此二例可見一斑，知當時朝臣賦詩，多從南朝之舊，以麗藻為工。太宗晚年，似漸放縱（參見魏征《十漸疏》，《魏鄭公文集》卷一）。一直到高宗龍朔三年，許敬宗和上官儀等撰《瑤山玉彩》，摘英辭麗句，此風更盛。所以后來楊炯在《王勃集序》中說“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