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書以發(fā)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上的潘曉來信為引子，將潘曉在信中所暴露出來的兩難之境——一方面，毛澤東時代的理想不再可信；另一方面，為那一理想所打造出來的“精神結構”又需要理想來填充——概括為“潘曉難題”。本書將“潘曉難題”視為一個創(chuàng)作母題，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有一系列重要作品，都試圖回應此難題并給出自己的解決辦法。

本書第一章詳細比較了《青春之歌》與《北極光》，發(fā)現當“新時期”的“林道靜”出現時，她竟然找不到可以引導她的“盧嘉川”。接下來，本書將另外兩部在當時引起爭議的小說引入討論，并分析指出，《北極光》中的“引導者”的困境其實頗具典型性，而20世紀80年代“歷史觀”的巨大變化，正與此困境的產生有著重大的聯(lián)系。筆者認為，這一找不到“引導者”的困境，其實頗具“隱喻”性質——自此之后，懷抱“潘曉難題”的人們，將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嘗試找出將自身納入“共同體”之中的方式。

第二章處理的是所謂工業(yè)題材。筆者認為，在新的時期，工業(yè)題材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發(fā)生了重大轉變——從毛澤東時代“又紅又?！钡墓と?，到現在既具“管理知識”又能認可“管理者”的優(yōu)秀工人這二者的結合——《赤橙黃綠青藍紫》中解凈與劉思佳的組合，正是實現這一“結合”的嘗試。因此，一方面，是舊的“革命政治”動員方式遭到唾棄；另一方面，是新的訴諸“現代化”的動員方式的崛起。但是，新的訴諸“現代化”的方式，又有使工人乃至整個社會重新陷入“異化”狀態(tài)的危險前景，面對如此困境，此時期“工業(yè)題材”創(chuàng)作的領軍人物蔣子龍率先選擇了放棄此種嘗試。

第三章處理的是所謂軍旅小說。一方面，面對新時期巨大的“政治冷感”，傳統(tǒng)的政治動員方式正遭遇巨大的危機——《高山下的花環(huán)》中需要自我救贖的，恰恰是一位“指導員”，這正是對此種危機的表征；另一方面，為了賦予“個人”獻身“國家”這件事情以合理性，人們又不得不動用“鄉(xiāng)土中國”的敘事和修辭資源，以“農村婦女”的“傳統(tǒng)美德”來針砭那些自私自利者。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還是依照傳統(tǒng)的筆法來創(chuàng)造“英雄”時，他們似乎終歸難免落到進退失據的“無根”狀態(tài)。

第四章以《人生》為中心，討論了被“軍旅文學”引以為據的“鄉(xiāng)土中國”意義的變遷。在董加耕的時代，農村被賦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重要意義，而在“新時期”，路遙筆下的高加林身上所代表的“現代化”藍圖，似乎構成了對于古老“鄉(xiāng)土中國”的正面否定。

第五章圍繞“王潤滋論題”與張煒的創(chuàng)作，探討了“現代化”敘事本身面臨的問題?！巴鯘欁陶擃}”所展示的，是“鄉(xiāng)土中國”的“美德”與“現代化”之間的對抗關系；張煒的寫作則試圖破解此難題，即一方面告別“傳統(tǒng)道德”，另一方面又試圖將代表“現代化”的力量表述為為鄉(xiāng)村謀利益而非與鄉(xiāng)村對立，但是，這樣的嘗試并不成功；與之相對應，他筆下的主人公也表現出“哈姆雷特”式的“孤獨”。

在結論部分，筆者認為張煒小說“孤獨者”的出現，其實正表明“潘曉”們重新講述“正面”故事、塑造“正面人物”的失敗——因為劉思佳、趙蒙生、高加林和李芒們，最終都沒能將自己成功地納入某一“共同體”（對劉思佳們而言是“工人階級”、對趙蒙生們而言是“國家”、對高加林們而言是“鄉(xiāng)土中國”、對李芒們而言是“弱勢群體”），而他們的嘗試之所以失敗，恰恰正是因為他們在“革命政治”之外另覓資源以支撐“正面人物”的企圖，似乎并未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以1985年為界，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大批“孤獨”的“個人”開始涌現，“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矛盾的展現方式，也以“個人”對“共同體”徹底反叛為特點——那種竭力想將“個人”穩(wěn)妥地安置于“共同體”之中的努力，也就此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