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今、古文學派的異同與分合

經(jīng)學中的今、古文學派，在治學方法和思想內(nèi)容上是有區(qū)別的，但在外患日深、晚清政治腐朽的情況下，它們又互有異同。本文準備就中日甲午戰(zhàn)后今、古文學派幾個主要人物的表露，診悉其間的分合。

一

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經(jīng)學中的今、古文學派，也在這急劇的變革中屢起波瀾。

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刺激下，一些今、古文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曾關(guān)懷國事，力圖自強，盡管他們之間治學方法不同，過去也有過芥蒂。

還在1891年，康有為就出版了《新學偽經(jīng)考》，以為東漢以來經(jīng)學，多出于劉歆偽造，“始作偽、亂圣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jīng)、篡孔統(tǒng)者，成于鄭玄”，是“偽經(jīng)”；劉歆“飾經(jīng)佐篡，身為新臣”，是“新學”，即新莽之學，與孔子無涉，“凡后世所指目為‘漢學’者，指賈（逵）、馬（融）、許（慎）、鄭（玄）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jīng)，乃多偽經(jīng)，非孔子之經(jīng)也”。

東漢以降，古文經(jīng)學盛行，劉歆是古文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康有為指斥古文、攻擊劉歆，自然要引起信奉古文經(jīng)學的學者反對。章太炎說：

初，南?？底嬖r長素著《新學偽經(jīng)考》，言今世所謂漢學，皆亡新王莽之遺；古文經(jīng)傳，悉是偽造。其說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然又恣肆。又以太史〈公〉多據(jù)古文，亦為劉歆之所羼入。時人以其言奇譎，多稱道之。祖詒嘗過杭州。以書示俞先生。先生笑謂余曰：“爾自言私淑劉子駿，是子專以劉氏為敵，正如冰炭矣。”

章太炎自稱：“余治經(jīng)專尚古文，非獨不主齊、魯，雖景伯（賈逵）、康成（鄭玄）亦不能阿好也”；“余以為經(jīng)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漢世齊學，雜以燕、齊方士怪迂之談，乃陰陽家之變。魯學猶為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他還自稱是“劉子駿（劉歆）私淑弟子”“劉子駿之紹述者”。他在這時“始分別古、今文師說”，看到《新學偽經(jīng)考》“專以劉氏為敵”，“正如冰炭”，當然反對?！霸鴶M有駁議數(shù)十條”，并函告同治古文的孫詒讓：

會南?？涤袨樽鳌缎聦W偽經(jīng)考》，詆古文為劉歆偽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偽經(jīng)考》數(shù)十事，未就，請于先生。先生曰：是當嘩世三數(shù)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

孫詒讓宗古文經(jīng)學，精治《周禮》，當然反對《新學偽經(jīng)考》，他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曾指出：“康氏學術(shù)之謬，數(shù)年前弟即深斥之?！?sup>孫延釗《孫徵君籀庼公年譜》卷六“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五十歲”也說，“貽書余杭章枚叔先生論及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jīng)考》，力斥其謬”。可知他們在學術(shù)上都崇古文，對抵擊古文的《新學偽經(jīng)考》是同申討伐的。

隨著《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康有為“公車上書”，章太炎對康有為設(shè)學會、辦報刊，要求變法圖強表示贊同，且“愿附驥”?？涤袨榻M織強學會，章太炎“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梁啟超主編《時務(wù)報》，章太炎也“應(yīng)其請，始去詁經(jīng)精舍”。他除為《時務(wù)報》撰文外，還主編《實學報》。盡管自稱“古今文經(jīng)說，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但在他的論文中，卻有沾染今文的跡象。他說：

是故整齊風俗，范圍不過，若是曰大一統(tǒng)；益損政令，九變復(fù)貫，若是曰通三統(tǒng)。通三統(tǒng)者，雖殊方異俗，茍有長技則取之。雖然，凡所以取其長技，以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將以衛(wèi)吾一統(tǒng)之教也。

吾聞《齊詩》五際之言日：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是其為言也，豈特如翼奉、郎顓所推，系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大地動搈，全球播復(fù)，內(nèi)奰中國，覃及鬼方，于是乎應(yīng)之……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以教衛(wèi)民，以民衛(wèi)國，使自為守而已。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wù)，曰：以革政挽革命。

他在《實學報》發(fā)表的《異術(shù)》一文也說：

道生于五禮，德生于色，色生于統(tǒng)。三統(tǒng)迭建，王各自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洛之，而損益?zhèn)湟印?sup>

“大一統(tǒng)”“通三統(tǒng)”，是《春秋》公羊家言；《齊詩》傳者喜以陰陽五行推論時政，他們都是今文經(jīng)說。

今文經(jīng)學的學說，并不排斥其他學派的援用，但作為嚴守家法的古文學派來說，每每視若鴻溝。章太炎雖宗古文，卻與康門共事，且染今說。

孫詒讓也在強學會成立后，發(fā)起興儒會，建議“立總會于京師”，“公舉總董，每省一人，常川駐會，主持會務(wù)”，“以尊孔振儒為名，以保華攘夷為實”。他在“外敵憑陵”的情況下，欲“保華攘夷”“大雪讎恥”，要求挽救民族危亡；當讀到《強學書局章程》后，考慮設(shè)會，“冀振強學之規(guī)，略究幾何之術(shù)”，是有著愛國意義的。如他自己所說：“竊謂以今日時局論之，其不可不自強”，從而“懷欲設(shè)會”。雖然他和康有為學術(shù)異途，但對康的“公車上書”乃至設(shè)會辦報卻示贊同。對梁啟超在《時務(wù)報》撰文、在湖南講學也表欽佩。他自己也說：“今日時局之危，黃種、儒教岌乎有不可自保之慮；寰宇通人自言以保種、保教為第一要事，至于學派之小異，持論之偶差，似可勿論?！?sup>他還說：

卓如先生論學湘中，前見所擬《學約》，綜貫道藝，精備絕倫，不勝欽佩。聞本科公車當有陳論。惜弟決計不應(yīng)試，未得附名紙尾也。通函時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則無論如何伉直，弟均愿附驥，雖獲嚴詰，所不計也。

孫詒讓雖未參加戊戌會試，但“聞本科公車當有陳論”，仍“愿附驥”。

甲午戰(zhàn)后，章太炎、孫詒讓在治學上本是宗法古文的，但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對主張今文的康、梁卻表同情，雖說章、孫對康、梁同情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他們都贊成維新，甚至還在自己的文章中運用了今文觀點。

二

今文學家注目于經(jīng)書之“義”，所以，治經(jīng)注意“微言大義”，和政治關(guān)系比較密切；古文經(jīng)學家在古文經(jīng)書發(fā)現(xiàn)后即注意校勘脫簡，注目于名物訓(xùn)詁。他們“論及學派”，“輒如冰炭”。章、孫的贊助康、梁，也只是時代的特點，并不意味著在學術(shù)思想上的“混一”。學術(shù)上的論爭，又必然涉及維新變法理論根據(jù)的商榷。今文經(jīng)說的“詭誕”“恣肆”，畢竟和“樸學”殊科，這樣，便不可避免地與之有所爭論。

當章太炎和康門弟子共事時，“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而章太炎卻以為“狂悖恣肆，造言不經(jīng)”，康黨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贊同康有為等改良派變法，卻對其變法理論存有保留。他雖和康、梁共事，但共事中并非沒有爭論。這些爭論，又每每基于學術(shù)領(lǐng)域上的理論爭論；他自己論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經(jīng)說，也只是為了變法的需要，而未放棄其古文學派的根本立場。

章太炎在和康門弟子共事時發(fā)生沖突，孫詒讓則在變法剛剛失敗就對康、梁發(fā)動攻擊：

康氏學術(shù)之謬，數(shù)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致章枚叔孝廉書，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書，則深欽佩其洞中中土之癥結(jié)。于卓如則甚佩服其《變法通議》之剴切詳明。不敢以其主張康學之執(zhí)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論，非不佞之臆論也。至于本年夏秋間之新政，乃今上之圣明，于康氏何與？乃今之達官貴人主持舊學者，舉一切良法美意，皆歸之康氏，銳意擯絕摧陷之，是張康之焰，而使外人得挾此為口實，使中土之正人志士引為大痛，何其謬哉！

孫詒讓同鄉(xiāng)陳虬（志三）列名保國會，上《呈請總署代奏折稿》，提出“聯(lián)合十一府、三廳、二州同志擬定保浙公會，撰《治平通議》，言君主立憲”；陳黼辰（介石）亦與陳虬旨趣相同。當變法失敗，有人“挾康黨二字以圖置志三、介石于死地”，孫詒讓以為陳虬“抵掌談時務(wù)，只為屠門大嚼計耳，豈有強中國、拯黃種之心哉！其所論絕淺陋，而南海不免為所紿，宜其敗也。弟嘗謂維新雖為今日急務(wù)，然亦須嚴辨君子小人。否則雖精習洋情，亦只多一中行說張元耳，于時局曷有豪標之補乎”！

至于章太炎，雖說和康門爭論，對康書“駁議”，卻未公開決裂，“駁議”也迄未露布。政變發(fā)生，清政府下“鉤黨令”，他避居臺灣，在《臺灣日日新報》任職，發(fā)表了不少詩文，對戊戌變法失敗表示惋惜，對慈禧的“天性”殘害憤怒指斥，認為“女戎召禍，殘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惡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以清室之文母，為異國之荊卿，事果可成，受盜賊之名何害。吾特恐紀綱整飭之國，徼巡警析，皆不若中國之疏，狙擊不成，而身先受盜賊之戮，辭所專染，則且長信詹事為渠魅，有為鄰國觀笑，豈有既哉?！?sup>盡情諷刺，指責慈禧。與此同時，他對康、梁等的遭遇深表同情，寓書慰藉，懷念“夙好”。專門寫了《祭維新六賢文》，寄書康有為，賦詩抒懷：“老淚長門掬，深情故劍知。”“有行黔墨突，無涕吊湘累?！?sup>1899年1月中旬，康有為對章氏的“拳拳持正義，又屢書教之”，認為是“識之絕出異常而愛之深”，并“切望捧手得盡懷抱，馳騁歐美”，“相與扶之”，“救此淪胥”。章太炎接到“工部報書”，“不啻百金良藥”，特將原信登在《臺灣日日新報》，并加以說明。

章太炎和梁啟超也是書信不斷。梁啟超在日本創(chuàng)刊《清議報》，章太炎表示支持，并將新撰詩文寄交發(fā)表。梁啟超認為應(yīng)以“譯述政書為第一義”，章太炎以為“哲學家言高，語進步退化之義”，也“未始不急”。又錄《艾如張》詩以贈，題為《泰風一首贈卓如》，可見他對康、梁無比依戀，不勝繾綣。

章太炎對學派不同的康、梁同情，當時已有人提出異議，而他則有一個絕好的說法，自言“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shù)自合”。所謂“論學”，指古、今文學說不同；所謂“行誼政術(shù)”，指維新改革、變法圖強。還引朱熹、葉適為例，說明學術(shù)上雖如“冰炭”，而政治上卻不含糊。所以，自己雖如東漢時范升、陳元之爭《左傳》，至今仍然“相昵”。自己和康、梁“論學”之殊、“所與論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門戶師法之間，亦即主要是學術(shù)上古、今文的異同，師法淵源的殊別；至于“黜周王魯，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卻“未嘗少異”。

章太炎和孫詒讓同是古文學派，而他們在政變發(fā)生后的態(tài)度卻不相同。

其實，在政變以前，章、孫異同，已見端倪?！芭d儒會”是孫詒讓看到《強學書局章程》后籌設(shè)的，他在《序》文中說：“外敵憑陵，則共興以圉異族之獷暴。以尊孔振儒為名，以保華攘夷為實。萬不得已，亦尚可圖劃疆自守?！边@和章太炎所說，“發(fā)憤圖自強”“不能惟舊章之守”，自有區(qū)別。

章、孫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如何對待西學。章太炎在詁經(jīng)精舍除潛研古籍外，對西學也已涉及。例如，《歷物疏證》小引：“算術(shù)積世愈精，然歐幾里生周末，《幾何原本》遂為百世學者所宗，是算理固備于二千年前矣。”提到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秵栠\至野者》引“英人雷俠兒《地學淺釋》”。《火爁炎而不滅》引“西人韋廉臣《格物探原》”?！痘瘜W多者莫多于日月》引“矦失勒《談天》和赫士譯《天文揭要》”?？芍绿走@時已經(jīng)接觸西學。他自己雖說，“自從甲午以后，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實際上在此以前已治西學了。查1890年章氏《致譚獻書》云：

麟前論《管子》《淮南》諸篇，近引西書，旁傅諸子，未審嚴周《天下篇》，得惠施諸辨論，既題以歷物之意，歷實訓(xùn)算，傅以西學，正如閉門造車，不得合轍。分曹疏證，得十許條，較前說為簡明確鑿矣。

引西學以釋《管子》《淮南》諸條，如上揭《問運至野者》引《地學淺釋》以釋《管子·侈靡》；《火爁炎而不滅》引《格物探源》以釋《淮南子·覽冥訓(xùn)》；又如，釋《淮南子·天文訓(xùn)》《淮南子·地形訓(xùn)》諸條，也明確地采用西說。這些篇文，都存《膏蘭室札記》卷三，是癸巳年即1893年的作品，也就是說，他在1893年已治西學了。他是主張學習西方，改革舊制的。

孫詒讓卻與章太炎有異，他精研《周禮》，“闡周、孔六藝之教”、“稽古論治”，“論治”還不能忘記“稽古”，“議今”也不能忘記“古教”，說是“中國為文明先進之邦，而儒者中庸之道，可以彌六合，莫不靡然向風”。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中國古已有之。這和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既不相同，和章太炎的引用西學也不相符。他說：“政教之閎意眇旨，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乎？”實際上是想依援《周禮》以維護古制。

當然，康有為早年也曾研究《周禮》，寫過《教學通議》，但他主張“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其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他的尊周公、崇《周禮》，是捧出周公的偶像，渴望有“以時王為法”“頒行天下”的“政典”，注目于“時王”，依托自周公，而其實際要求是“變”，是要從周公的“敷教言治”以“言古切今”，從六經(jīng)的“經(jīng)綸之言”以“言教通治”。等到他第一次上書不達，大臣阻格，格不上達，“周公”難求，反遭譏諷，吏部尚書徐桐且“以狂生見斥”。他自感“帝閽沉沉叫不得”，但又“只是江湖心未灰”，從而在1889年冬回到廣州。次年春，在廖平的啟示下，“明今學之正”。一旦“治安一策知難上”，漸漸轉(zhuǎn)治今文，《教學通議》也在他生前迄未露布。孫詒讓卻是“通古于今，匯外于中，以一尊而容異”。統(tǒng)一折中于古文經(jīng)《周禮》的研究了。

當然，《周禮正義》對《周禮》文義的考核比較嚴密，對禮家舊注的通解比較持平。他還不拘泥古文家法，能比勘先秦諸子，疏通名物制度，搜輯佚詁，辨明從違，從而超越前人，“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但他比附《周禮》，以為它與“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這種想法，終使他在1901年清政府偽裝“維新”之時，寫出了《周禮政要》，以《周禮》為政教的典范，“稽古論治之資”。他在《序言》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