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xué)習(xí)者，斜行線

王安憶和我是兩代人。一九九三年，她送我兩本書，其中一本中篇小說集《神圣祭壇》，我讀簡短到一頁半的自序，忽然強烈自省，年紀輕，對有些問題特別敏感，而對另外一些問題，則可能完全沒有體會。這本書里的作品，之前我都讀過，特別喜歡《神圣祭壇》和《叔叔的故事》，這樣的作品，與寫作者“深處最哀痛最要害的經(jīng)驗”相連，滿溢著迫切要表達的情感和思想，對我這一類沉溺于“精神生活”的青年人——后來才明白，那個年紀，除了所謂的“精神生活”，也沒有別的了——有極大的吸引力，這也就是我說的特別敏感之處；而當王安憶將注意力放到別人的經(jīng)驗上，特別是寫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個人經(jīng)驗拉開了距離，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開了距離。這個集子里最早的一篇《逐鹿中街》，一九八九年我寫過一篇短評，題目叫《庸常的算計和愛情追逐》，雖然是稱道作品“不同于常人眼光的洞見和不動聲色的表述”，但其實，并不懂這世俗人生中的莊嚴，譬如我用的詞，“庸常”“算計”“追逐”，和王安憶在這篇自序里的說法對比一下，就知道差異多么分明：“《逐鹿中街》，我要表達市民的人生理想和為之付出的奮勇戰(zhàn)斗，以及在此戰(zhàn)斗中的變態(tài)”——一九八九年我大學(xué)畢業(yè)，二十二歲，還待在校園里繼續(xù)學(xué)業(yè)和“精神生活”，能看出“變態(tài)”，卻不能從“庸常的算計”里看出“人生理想”和“奮勇戰(zhàn)斗”，這種情況，也比較普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