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平議

一

長期以來，《金瓶梅》的名聲確實不大好，不僅罕有人印刷出版，就連公開閱讀它也是不大敢，至少是不大好意思，怕受到不譽之毀。這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它里面有許多穢褻的描寫，被人視為“誨淫”之書。所以，清初人張竹坡刊行這部小說時，硬是在卷首冠以所謂“苦孝說”，說這部書是一個孝子有所為而作的，要讀者在閱讀它的時候體會到那個孝子的“苦心”。實際上，哪個讀者也不會從中真正領(lǐng)會到那個虛構(gòu)的孝子的苦心，哪個讀者也不會相信張竹坡杜撰的所謂“苦孝說”，自然也無助于改變這部小說的名聲。

然而，僅僅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淫書，并不正確，至少失于簡單粗暴。事實上，從它傳世以來，還有不少人，而且是些著名的進步文學(xué)家，對它頗為贊賞。如明代后期的公安派領(lǐng)袖袁宏道，在初讀到《金瓶梅》的傳抄本時，就曾驚喜異常地寫信給友人說：“伏枕略觀，云霞滿紙，勝于枚乘《七發(fā)》多矣！”（《袁中郎全集·書牘·與董思白書》）枚乘是西漢著名的賦家。他的《七發(fā)》，寓意是諷勸楚太子不要一味地腐化享樂，安逸懶惰，賦中描繪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潮等事，非常形象，有聲有色。著名的文學(xué)理論家劉勰曾稱贊說：“腴辭云構(gòu)，夸麗風(fēng)駭?！保ā段男牡颀垺るs文篇》）袁宏道拿《七發(fā)》與《金瓶梅》相比，而且稱贊《金瓶梅》“勝于枚乘《七發(fā)》多矣”，這個評價不能說不高。后來，袁宏道又在《觴政·掌故》中，把《金瓶梅》和《水滸傳》并列為“逸典”，說：“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不讀此逸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薄队x政》雖是講飲酒事的，算是游戲之作，但其精神與袁宏道寫的那些正經(jīng)的文學(xué)評論文章，還是一致的。這里所引的幾句話，意思就是：一個人如果不能賞識《水滸傳》和《金瓶梅》這類作品，那只能表明他是個十足的庸夫俗子?？梢钥吹贸鰜?，袁宏道是由于厭惡那些死板的封建文學(xué)和刻意擬古的假古董式的作品，才欣賞《水滸傳》和《金瓶梅》這類小說的；他并不是欣賞《金瓶梅》中的那些穢褻的文字，而是欣賞它在刻畫人情世態(tài)上非常出色。他稱贊《金瓶梅》勝于枚乘《七發(fā)》，就是為此。

如果說，明人袁宏道的意見還不足信，那么，現(xiàn)代的魯迅先生和古典文學(xué)研究權(quán)威鄭振鐸先生，他們的學(xué)問、見解，該是可以信賴了吧！魯迅先生在其《中國小說史略》里，把《金瓶梅》作為明代“世情書”的著名代表作，進行了扼要而精到的評論。第一，他認為《金瓶梅》不是專寫“市井間淫夫蕩婦”的書，說：“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quán)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钡诙?，他認為《金瓶梅》揭露那個社會，文筆頗高明，稱贊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骨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第三，他也看到，《金瓶梅》“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也就是說，其中有許多穢褻的描寫，但他并沒有像一些道學(xué)夫子那樣一葉障目而不見輿薪，眼光只盯在那些穢褻的文字上面，視之為“誨淫”之作。他認為“實亦時尚”，與那時的社會風(fēng)氣有關(guān)，并不是這一部小說獨自如此。所以，他不贊成“略其他文”，即不看書中的那些“佳處”，“專注此點”，即只看到這些穢褻的描寫，便“因予惡謚，謂之‘淫書’”。

鄭振鐸先生的看法，與魯迅先生略同。他在20世紀30年代發(fā)現(xiàn)了明萬歷刊本《金瓶梅詞話》的時候，曾撰文評論，稱之為“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認為“如果除去了那些穢褻的描寫，《金瓶梅》仍是不失為一部最偉大的名著的，也許‘瑕’去而‘瑜’更顯”（《中國文學(xué)研究》第二卷《談金瓶梅詞話》）。所以，后來他便刪掉了那些不潔的文字，將《金瓶梅》收進了他所編選的《世界文庫》中。

看來，《金瓶梅》這部小說，雖然間雜猥辭，長期以來名聲不大好，但也并非真正要不得，不能簡單地視為“淫書”，加以唾棄。它在中國小說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能一概抹殺，我們還是應(yīng)當(dāng)尊重歷史。自然也不應(yīng)忽視其中那些不堪入目的穢褻描寫，會對讀者產(chǎn)生不良的影響，原封不動地廣泛流傳是不好的。所以，鄭振鐸先生的意見和做法，是正確的、可取的。尤其是“‘瑕’去而‘瑜’更顯”一句，說得非常好。刪除了《金瓶梅》里那些穢褻的描寫，讀者不再受那些文字的干擾，便可以更多、更好地看到這部小說的佳處、價值和意義了。

二

《金瓶梅》是敷衍《水滸傳》中武松與潘金蓮的一段情節(jié)而成的，自然也依照著《水滸傳》把整個故事的背景放到了北宋，京城是東京汴梁，朝中的權(quán)要還是蔡京、楊戩等那幾個奸臣，并且也直接襲用了《水滸傳》中原有的若干細節(jié)，如“王婆貪賄說風(fēng)情”等。

但是，《金瓶梅》也僅只是借用了《水滸傳》的一段情節(jié)作為它的長篇結(jié)構(gòu)的骨骼，以及襲用了幾個細節(jié)，如此而已，而主要的內(nèi)容，也就是書中所描寫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卻是作者從他所生活的明代后期的現(xiàn)實社會中擷取來的。他不再是寫歷史故事，而是挑著宋代的幌子，再現(xiàn)他自己生活的那個時代。西門慶和潘金蓮雖然依舊是小說的主角，而面貌已大為改觀，不僅更加豐富和充實，而且?guī)в絮r明的時代特色，更不要說那許許多多不見于《水滸傳》的人物了。

《金瓶梅》的內(nèi)容是豐富的，確如魯迅先生所說，并非專寫“市井間淫夫蕩婦”，一味“描摹下流言行”而已。它以亦官亦商的西門慶一生的罪惡活動為中心線索，穿插著寫進了朝廷權(quán)相、地方上的貪官污吏、管理皇莊或磚廠的太監(jiān)、敗落世家的紈绔子弟、城市高利貸者，以及依附于、受制于他們的幫閑無賴、僧道尼姑、巫醫(yī)媒婆、男伶女妓、無行文人，以及被奴役的丫頭、小廝等各式各樣的人物。這就構(gòu)成了一幅幅相當(dāng)錯綜復(fù)雜的社會圖畫，赤裸裸地再現(xiàn)了明代后期官場和城市社會的多方面的黑暗、腐朽、庸俗的真實情況。它提供了頗為豐富的了解明代后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風(fēng)尚等方面的感性材料。從這個角度講，它以前和同時的其他小說，沒有一部可以與之相提并論的。

揭露明代后期整個統(tǒng)治階級和整套封建官僚機構(gòu)的腐朽，是《金瓶梅》的一個突出的內(nèi)容。在書中，可以看到朝廷權(quán)要是如何地廣收財賄，像西門慶這樣的一個無惡不作的下流惡棍，竟能靠著賄賂手段，夤緣以進，受到了當(dāng)朝宰相蔡京的青睞，弄得了山東理刑所理刑副千戶之職，掌握了一方的司法提刑大權(quán)，后來賄賂愈多，關(guān)節(jié)愈勤，更進而成了蔡京的干兒子，升做理刑正千戶。不法之徒卻成了司法之官，應(yīng)當(dāng)受刑罰的壞蛋卻成了理刑的官員，真是荒唐之極。何止是西門慶，所有的官僚幾乎都是靠賄賂、靠裙帶關(guān)系爬上來的，就連西門慶的舅子、店鋪的伙計、家中的豪奴，也都弄到了一官半職，還“特加超擢”。而這正是明代后期官僚機構(gòu)中那種賄賂公行，逐嗜乞憐，“人務(wù)奔競，苞苴恣行”（《明史·趙南星傳》）的真實寫照。

明代封建專制政治有個顯著的特點，是宦官專權(quán)，明代后期尤甚。《金瓶梅》里就屢次寫到宦官的活動和氣焰。在西門慶所在的清河，就有管皇莊的薛太監(jiān)和管朝廷磚廠的劉太監(jiān)，他們有特殊的地位，正如書中人物所說，“常言三歲內(nèi)宦，居于公主之上”，地方官員要尊而敬之。他們借管理皇家的地產(chǎn)和監(jiān)造宮用物品，貪婪地營私肥己，成為一方的豪富。書中一個已故太監(jiān)的侄子花子虛，兄弟四人，他分得的一份家產(chǎn)，就有大宅一座，莊田一所，平時揮霍無度，一次官司就被西門慶敲詐、哄騙去了“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四箱柜蟒衣玉帶、帽頂絳環(huán)，都是值錢珍寶之物”；身死之后，西門慶又從其妻李瓶兒手里，賺去“三四十斤沈香、二百斤白醋、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ㄌO(jiān)生前聚斂財富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朝中得勢的宦官，更是權(quán)貴無比，炙手可熱。號稱六黃太尉的大宦官，欽差迎接形狀奇特的假山石，還未離京，山東地方官員就緊張準備迎接。船過山東河道，“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山東巡撫、巡按率兩司八府親自迎到船上。由碼頭到清河一路：

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掛繡蟒，坐八抬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后邊名下執(zhí)事人役，跟從無數(shù)，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采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于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

好不威風(fēng)！在這種熱鬧之中，得益的自然是權(quán)貴，接受了許多金銀饋贈，那些地方官僚，靠趨從面諛，也會贏得幾分升遷的希望，西門慶也于門戶添了許多“光輝”，引得一些州縣官吏前來乞求“厚愛”，“于上司處美言提拔”，而在這種政治交易的下面，卻包含了多少百姓的痛苦！

《金瓶梅》寫封建官場的陰私，頗為鞭辟入里，寫官僚的丑惡，確實算是刻露盡相。在它里面，上自朝中宰輔、封疆大吏，下至府尹、知縣，以及守御、團練之類的武職，幾乎沒有不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剛中狀元、進士的新官僚，在返里省親的途中，還要憑著蔡京管家的書信，向西門慶索取銀子。他點了兩淮巡鹽御史，重過清河，不僅應(yīng)允讓西門慶的家人比別的商人早三個月提出三萬鹽引，賺到更多的利錢，而且為西門慶做牽線人，勾結(jié)上新任的巡按宋御史，了結(jié)了西門慶貪贓枉法、私放殺人兇犯苗青一案，他自己又得到了西門慶的許多金錢酒器，臨行時還說什么“又承厚貺，何以克當(dāng)，容圖報不忘也”。財賄動心，見錢顏開，他們哪里還要什么體統(tǒng)，講什么是非曲直。宋巡按開始還故作姿態(tài)，說什么“初任此處，恐怕不好去得”，意思是身為地方大吏，應(yīng)當(dāng)顧及影響，以不去西門慶家做客為好，但事實上不僅去了，擾了西門慶的盛席，而且受了西門慶的饋贈；表面上雖不動聲色，匆匆告別而去，實際上不過是如蔡御史所說，“做些模樣”而已，回去便依照西門慶的請托，放走了被捉拿歸案的苗青。后來就肆無忌憚地與西門慶狼狽為奸了。宋蕙蓮受盡西門慶的污辱和迫害，自縊身死，其父宋仁見女兒死得不明不白，要告狀申冤。清河縣的知縣受了西門慶的人情，反將宋仁抓來問了個“倚尸詐財”的罪名，“當(dāng)廳一夾二十大板，打得鮮血順腿淋漓”，還威逼著寫了“供狀”，“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如果說這些還只是貪賄徇私，那么西門慶這個理刑官的理刑就更加荒唐了：為了徇自家店鋪伙計韓道國的情，他反誣捉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的奸的街坊子弟“非奸即盜”，打得皮開肉綻，統(tǒng)統(tǒng)收監(jiān)入獄，然后，他又受賄允情，從輕發(fā)落，一箭雙雕，末后又包占了王六兒。他為了自己包占的妓女李桂姐私接王三官，要懲治她一下，又為了私通王三官的寡母，命令衙門的排軍砸了妓院，抓來了和王三官廝混的幾個地痞，一頓痛打后，又放出去和王三官糾纏，末后又收了王三官五十兩銀子的賄賂，令排軍將那幾個地痞趕出王招宣府。他既在李桂姐身上出了氣，又討得了王三官母親的歡心，為她“管教”了兒子，打開了公開到王招宣府走動的大門，還白白地得了些銀子。興事由他這個理刑官，息事也由他這個理刑官，這樣的官僚，這樣的吏治，不可不謂齷齪透頂、荒唐絕倫了。

揭露明代富貴之家的糜爛陰暗，以及社會上人情世態(tài)的低下，是《金瓶梅》的又一個重要內(nèi)容。整部小說是以西門慶這個半官半商的人物的家庭為中心，來展現(xiàn)當(dāng)時的社會生活面貌的。雖然，它在兩性關(guān)系方面著墨較多，顯得有些瑣屑，影響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但也通過大量的平淡得近于瑣屑的生活現(xiàn)象，相當(dāng)真實地揭露了社會的一些本質(zhì)方面。

西門慶是一個荒淫的惡棍，一個“坑婦女的領(lǐng)袖”。但是，他并不只是一個“淫棍”，他霸占別人的妻室，娶了幾個老婆，多數(shù)還是為了謀財。他娶妓女李嬌兒，是圖她“富有巨萬纏頭”，“人財兩得”；娶孟玉樓，是因為她“手里有一分好錢”，“金鐲玉釧不消說，手把現(xiàn)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二三百筒”；他敲詐、逼死蔣竹山，強娶李瓶兒來家，不僅因為他家里存放著大量財寶、實物，還因為蔣竹山拿著李瓶兒的錢開藥鋪，要撐他的買賣。李瓶兒死后，他異乎尋常地悲痛，夜間守靈伴宿，發(fā)送得特別排場。這種事情發(fā)生在他身上，自然頗令人詫異，引起下人的議論，倒是他貼身的小廝看得深切。玳安對人說：“俺六娘嫁俺爹，……她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絳環(huán)、鬏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有多少！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錢！”這樣一些描寫，顯然是比一般小說中單寫那種惡少追逐美色、仗勢搶奪良家美女的情況，要更加真實、深刻。

西門慶家中的情況，也不是用“生活糜爛”四個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五房妻妾互相明爭暗斗，排擠陷害，多少刻薄的話都罵出來了，多么陰險狠毒的心計都使出來了。但是，這一切并不全是，而且主要不是為爭風(fēng)吃醋而發(fā)生的，其間有地位、財物等多種實際的利害關(guān)系，最關(guān)鍵的一點是子嗣問題，誰生了孩子，誰就今后得勢，掌握偌大的家私。吳月娘是正室，她是多么希望生下個兒子，她敬佛禮道，燒香寫經(jīng)文，就是幻想天賜給她一個兒子。她懷孕前，潘金蓮私下刻薄地譏諷；懷孕時，潘金蓮私下里詛咒；流產(chǎn)后，潘金蓮幸災(zāi)樂禍地說風(fēng)涼話。這就反映了封建社會多妻制下的富家妻妾特有的精神狀態(tài)和陰暗心理。在西門慶家里，潘金蓮與李瓶兒圍繞著李瓶兒生下的嬰兒的斗爭，表現(xiàn)得就更加明顯和險惡。潘金蓮屢次使用陰險的手段，驚嚇、陷害嬰兒，終于使之夭折，成了家庭斗爭的犧牲品。

西門慶之家是齷齪的，也是充滿罪惡的。有些人，如潘金蓮、李瓶兒，是帶著罪惡進來的；有些人，如奴仆、丫頭，是帶著眼淚被買進來充作牛馬的。這整個的家庭，更是靠壓榨、欺騙、受賄來的銀錢供養(yǎng)的，主子們的生活享樂，是建筑在對奴仆、丫頭們的奴役、凌辱、摧殘上面的。小廝平安只是由于沒有阻擋住西門慶原來的狐群狗黨白賚光進門，便受了“拶指”的酷刑，還補挨了五十大板。潘金蓮房里做粗活的小丫頭，幾乎挨不完的毒打，連主人們之間慪氣，潘金蓮也總是在她身上惡毒地發(fā)泄，鞭抽、杖打、用鞋底掌臉，直至用尖指甲把臉掐得稀爛。來旺兒和宋蕙蓮夫妻的遭遇就更慘了。宋蕙蓮受到了西門慶的污辱、欺騙，來旺被誣抓進監(jiān)獄，還發(fā)配原籍。殘酷的現(xiàn)實使宋蕙蓮在墮落的途中清醒了過來，懷著一種無限憤恨和羞愧自咎的心情走上了絕路。宋蕙蓮的自縊，在《金瓶梅》中應(yīng)該說是一次罕有的抗議和控訴。

《金瓶梅》還寫出了一些社會風(fēng)俗畫，展現(xiàn)了封建社會后期城市小市民和各式的寄生蟲的庸俗卑劣的嘴臉。如幫閑應(yīng)伯爵專門趨從奉迎，插科打諢，騙吃騙喝，又很會為找門路行賄的人牽線，從中渾水摸魚，撈幾兩銀子。小市民張四和楊姑娘都想在孟玉樓改嫁的事上圖點財物，一個力主嫁尚舉人，一個力主嫁西門慶，竟撕破臉皮，當(dāng)眾對罵，“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常時節(jié)得財傲妻，他老婆見錢顏開，前后各自兩種態(tài)度，都顯示了一副庸俗相。王姑子和薛姑子出入大家，包攬經(jīng)讖，披著勸人行善、增福添壽的外衣，干的卻是坑人騙財?shù)凝}齪勾當(dāng)。這種種畫面集合在一起，就多方面地顯示了那個社會的真實面貌和時代特征。過去貴族豪門所豢養(yǎng)的優(yōu)人、巫師、清客的職能，現(xiàn)在由麇集在城市中的各種各樣的寄生蟲來擔(dān)任，他們不僅為門第高貴的老剝削者效勞，而且日益更多地為亦商亦官、兼放高利貸的新暴發(fā)戶效勞，從他們榨取來的財富中吸吮點滴的殘羹剩汁，隨同整個統(tǒng)治階級的墮落，拼命地要錢。這一切，表明封建社會進入了腐朽和解體的時期。

三

《金瓶梅》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是有著一定的歷史地位的。

事物的發(fā)展往往不是筆直地向前的，而是曲折錯綜、帶著回旋前進的。文學(xué)的發(fā)展也是這樣：一種藝術(shù)素質(zhì)發(fā)展了，另一種藝術(shù)素質(zhì)便可能相應(yīng)地減弱，甚至喪失；從整個文學(xué)發(fā)展的趨勢看，各種形式很不平衡，同樣一種文學(xué)形式中未必是后來居上，但后來的作品雖成就不如前代，卻也不能否認它在某些藝術(shù)素質(zhì)方面有所發(fā)展，對后來成就更大的作品會有所影響。我們正是從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原則出發(fā)，如實地估價《金瓶梅》的歷史地位的。

中國長篇小說是從講史話本的基礎(chǔ)上成熟的，最早的兩部優(yōu)秀作品是《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從這兩部小說到《金瓶梅》，歷史向前推進了數(shù)百年，就是從這兩部小說刊行于世的時間算起，也有上百年了?！督鹌棵贰返膭?chuàng)作，顯然標志著中國長篇小說的新傾向。

長篇小說的題材與以前的作品不同了?！督鹌棵贰匪鶎懙囊巡辉偈峭鹾顚⑾嗯d王圖霸的故事，如《三國志演義》那樣，也不再是英雄豪杰行俠仗義、發(fā)跡變泰的故事，如《水滸傳》那樣，也不再是神仙道化、神魔斗爭的故事，如《西游記》那樣，更不再是在戲曲中屢見不鮮的才子佳人的風(fēng)流韻事，而是極普通、極平凡的人情世態(tài)，瑣細不足觀的市井和家庭生活細事。小說中人物，再不是在歷史上舉足輕重、叱咤風(fēng)云的大人物，也不再是稟賦超人、智勇絕頂、性格卓異得與現(xiàn)實中的蕓蕓眾生不同、只有在傳奇故事里才會有的卓越人物，而是現(xiàn)實生活中帶著各種世俗相的到處可以找見的普通人，普通的官僚、普通的商人、普通的小市民。他們不想干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業(yè)，也不講求什么高雅韻致，個別想充作高雅的人，反倒如同進了哈哈鏡，變得滑稽可笑。如蔡御史到西門慶家，主客都表現(xiàn)得庸俗而下流，吃喝玩樂，貪財好色，卻硬要說幾句斯文話：“恐我不如安石（謝安）之才，而君有王右軍（羲之）之高致！”并且還朝著庸俗的妓女揮筆賦詩，“恍若劉阮入天臺”，怎不讓人忍俊不禁，笑掉大牙！無論是剝削者、壓迫者，還是被剝削者、被壓迫者，都是在各自的地位上干著極尋常、平庸、瑣屑、庸俗，乃至罪惡的事情，一切是那么平淡無奇。題材的轉(zhuǎn)變，意味著小說描寫對象的變化和創(chuàng)作思想的變化，表明長篇小說，乃至整個文學(xué)，邁進了以再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為己任的新的歷史階段，為現(xiàn)實主義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