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爾》研究概況^[1]

仁欽道爾吉^[2]

在我國新疆蒙古族人民中產生，并逐漸流傳到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卡爾梅克地區(qū)、布里亞特地區(qū)的英雄史詩《江格爾》，已成為各國蒙古語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財富。同時，它在蘇聯的圖瓦和阿爾泰地區(qū)突厥語族人民中，也有一定的影響。目前，除中國、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者之外，東歐、西歐和北美地區(qū)的十多個國家的東方學家和史詩學家也都在研究《江格爾》，因此，對于《江格爾》的研究，已經形成了國際性的學科。

一 俄國、蘇聯的研究

19世紀初，主要是俄國和德國學者先后多次搜集出版了卡爾梅克人民中流傳的《江格爾》的部分章節(jié)，并做了翻譯、注釋和評介。關于俄國早期的江格爾學，布爾奇諾娃曾做過詳細論述^[3]，還有格·米哈洛夫^[4]和保爾曼什諾夫^[5]系統(tǒng)地介紹過俄國、蘇聯的《江格爾》研究狀況。而《江格爾》的研究正是與它的記錄出版結合在一起進行的。貝爾格曼是第一個記錄和向歐洲介紹《江格爾》的學者。他于1802～1803年到卡爾梅克草原旅行，親耳聽到江格爾奇的演唱，于是搜集《江格爾》的個別章節(jié)，把它譯成德文發(fā)表，并寫了有關短文^[6]。他還發(fā)表了《有關江格爾奇的傳聞》^[7]，簡要地介紹了這部史詩的一些流傳、演唱和聽眾的欣賞情況，特別是他報道了一則較為重要的消息，即1771年土爾扈特人在返回新疆以前，居住于伏爾加河下游的時候，他們的一位首領策伯格多爾濟諾諺曾帶著一名江格爾奇到渥巴錫汗的汗宮去，讓他演唱過《江格爾》。據阿·科契克夫判斷，貝爾格曼發(fā)表的部分，不僅屬于“哈爾·黑納斯之部”，而且同時屬于“沙爾·古爾古之部”。

俄羅斯地理學會的其他旅行者斯特拉霍夫、涅費季耶夫和涅鮑爾辛等人也記錄了許多有關《江格爾》的消息。尤其是俄國著名作家果戈理曾有過這樣一段重要的論述：“卡爾梅克人有相信神奇之事的特點，人人愛聽故事。關于他們熱愛的那些故事中的英雄們的豐功偉績的故事，他們有時可以一連聽上三天。而其中最愛聽的英雄故事就是《江格爾》?！?sup>[8]

在19世紀中葉，喀山大學教授阿·波波夫和科瓦列夫斯基曾有過《江格爾》手抄本。他們的學生阿·鮑勃洛夫尼科夫曾把《江格爾》中的兩部譯成俄文于1854年發(fā)表，并在序言中談到《江格爾》和江格爾奇的一些情況。1857年，埃爾德曼把這兩部由俄文譯成德文發(fā)表。此后，喀山大學教師卡·郭爾斯頓斯基曾到阿斯特拉罕等地區(qū)卡爾梅克人當中專門搜集《江格爾》，尋找江格爾奇。他觀看優(yōu)秀的江格爾奇的演唱，并于1864年發(fā)表了《江格爾》的“沙爾·古爾古之部”和“哈爾·黑納斯之部”。這是第一次用托忒文發(fā)表的《江格爾》原文。當時他們沒有加以說明，而后曾向別人談到過記錄時遇到的困難。后來，阿·波茲德涅夫幾次再版這兩部作品，并對《江格爾》做了高度評價，說它是衛(wèi)拉特精神的最好體現，并把它選入教科書以教育卡爾梅克后代。

彼得堡大學教授科特維奇及其學生諾木圖·奧奇洛夫在搜集出版《江格爾》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铺鼐S奇于學生時代的1894年就到了卡爾梅克地區(qū)，并翻譯過“哈爾·黑納斯之部”，對《江格爾》產生了興趣。1908年，他又派學生奧奇洛夫回家鄉(xiāng)阿斯特拉罕調查《江格爾》。奧奇洛夫用西里爾文字記錄了著名江格爾奇鄂利揚·奧夫拉演唱的《江格爾》十部，后經科特維奇審稿，于1910年在彼得堡用托忒文出版。鄂利揚·奧夫拉是在俄國（蘇聯）發(fā)現的最有才華、演唱部數最多的江格爾奇。發(fā)現和出版他演唱的十部作品是在江格爾學發(fā)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從這以后，各國學者才知道并承認《江格爾》是一部偉大的長篇史詩。

十月革命以后，蘇聯學者繼承和發(fā)展了俄國江格爾學傳統(tǒng)，形成了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蘇聯江格爾學的第一個發(fā)展階段。這一階段學者們進行了搜集、改寫、出版、翻譯和研究等諸項工作，尤其是1940年在埃利斯塔召開《江格爾》產生500周年紀念會前后，出現了江格爾學發(fā)展的一個高峰。

在搜集作品方面，為了迎接紀念會的召開組織許多人進行調查，結果在1940年發(fā)掘了哈爾胡斯地區(qū)的土爾扈特江格爾奇巴桑嘎·木克本演唱的六部以及大朝胡爾地區(qū)的土爾扈特江格爾奇莎瓦林·達瓦演唱的兩部《江格爾》，并第一次發(fā)表了伊·波波夫于1892年在頓河卡爾梅克人中記錄的一部《江格爾》。此后，蘇聯《江格爾》的演唱幾乎再沒有什么活動，直到1967年才記錄了小杜爾伯特地區(qū)的巴拉達拉·那順卡演唱的一部。

在再版、改寫和翻譯方面，有人把科特維奇于1910年用托忒文出版的十部《江格爾》改寫成拉丁文拼音文字，1935年在埃利斯塔出版；納木林·尼古拉把“沙爾·古爾古之部”和“哈爾·黑納斯之部”改為韻文于1936年出版；巴特爾·巴桑戈夫把鄂利揚·奧夫拉演唱的十部，以對照的方式譯成俄文，曾受到稱贊；在納·尼古拉的基礎上，巴特爾·巴桑戈夫又把上述十部由散文改寫成韻文，于1940年在埃利斯塔出版。該書中共有十二部韻文作品；里布金和卡里亞也夫等人把這韻文體十二部譯成俄文，同年在埃利斯塔出版。

為配合紀念會，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學者做了許多工作，如在1940年，出版了烏克蘭文、白俄羅斯文、格魯吉亞文、阿塞拜疆文、愛沙尼亞文和哈薩克文的部分譯文。據說，日本人把里布金的俄譯本的一部分譯成日文于1941年在東京的《蒙古》雜志上發(fā)表^[9]。蒙古人民共和國學者杜格爾蘇倫把韻文體《江格爾》，由卡爾梅克文改寫成新蒙古文于1963年在烏蘭巴托出版。在1940年出版的還有一項重要成果是科津院士的名著《江格爾傳》^[10]，該書包括《江格爾》的四部作品的俄譯文，以及引言和注釋。

在研究方面，1940年舉行的紀念會宣讀了許多論文，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也發(fā)表了大量文章。在這一時期的研究著作中，影響最大的是鮑·雅·符拉基米爾佐夫院士、斯·科津院士和尼·波柏通訊院士的著作。開始正式研究《江格爾》的是符拉基米爾佐夫院士，他的重要著作《蒙古-衛(wèi)拉特英雄史詩》^[11]于1923年問世，他在該書的長篇序言中談到了許多重要問題。后來在1926年他又發(fā)表了自己搜集的《江格爾》的片斷^[12]。符拉基米爾佐夫把蒙古史詩分為三大類或三個地區(qū)，即布里亞特史詩、卡爾梅克和新疆的衛(wèi)拉特史詩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西部地區(qū)的衛(wèi)拉特史詩，并把《江格爾》作為卡爾梅克和新疆的衛(wèi)拉特史詩與其他史詩做了比較。他指出了《江格爾》的獨特性，介紹了史詩過去在卡爾梅克流傳，受到人們歡迎的情況以及到后來史詩演唱已趨向于消亡的現象，也提到他見過一位新疆的年輕人在冬不拉伴奏下演唱《江格爾》的情景；他從體裁的角度研究，把這部史詩與俄羅斯的壯士歌、吉爾吉斯（或柯爾克孜）的《瑪納斯》等作品比較，談了它們的共性與特性；他還把它與布里亞特史詩比較，談了《江格爾》所反映的思想內容和社會生活，認為它反映的不僅是游牧者的生活，而且反映了整個游牧汗國的問題。他明確指出：“《江格爾》是人民的精神、人民的追求和期望的最好體現。《江格爾》描繪了人民的真實的世界，描繪了人民的日常的、真實的、升華為理想的生活，它是真正的民族史詩?！?sup>[13]同時，他認為波斯的《王書》和藏族、蒙古族的《格斯爾》對《江格爾》有一定的影響，他分析“江格爾”一詞來源于波斯語，是波斯語的“世界征服者”的譯音，“格斯爾”是愷撒的譯音。符拉基米爾佐夫的這本書，迄今還被認為是一部權威性著作，但其中難免有不足之處。科津院士的著作，除《江格爾傳》外，還有《蒙古人民的史詩及其書面形式》^[14]和《蒙古人民的史詩》^[15]。他斷定這部史詩產生于15世紀，并正確指出《江格爾》最初產生于我國新疆準噶爾的衛(wèi)拉特人民中，這是有科學根據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存在著錯誤，即科津院士企圖說明江格爾、格斯爾和成吉思汗是同一個人，《江格爾》、《格斯爾》和《蒙古秘史》都是歌頌成吉思汗的作品。這種觀點受到學術界的批評，后來他本人也承認這一觀點的錯誤。20世紀40年代以后，蘇聯江格爾學的發(fā)展基本停頓了一個時期。

從1966年開始，蘇聯的《江格爾》研究進入了第二個發(fā)展階段。1966年在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成立了研究《江格爾》的專門機構，他們四處尋找《江格爾》原稿，發(fā)現了大量的檔案材料，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校勘和研究工作，還召開了幾次全蘇民間文學專家參加的《江格爾》討論會。在1966年，阿·科契克夫等學者從科特維奇檔案材料里找到諾木圖·奧奇洛夫的原始記錄稿，這是1908年用西里爾文字記錄的鄂利揚·奧夫拉演唱的十部作品，同時發(fā)現的還有科特維奇的注釋，又從列寧格勒俄羅斯文學錄音館查找鄂利揚·奧夫拉演唱這十部作品的唱片；從列寧格勒大學圖書館找到卡·郭爾斯頓斯基的兩種手稿；從波蘭查到科特維奇于1910年記錄的鄂利揚·奧夫拉演唱的第十一部《江格爾》，還在羅斯托夫發(fā)現伊·波波夫搜集的《烏蘭·洪古爾之部》原稿。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阿·科契克夫做了校勘工作，并于1978年在莫斯科用卡爾梅克文出版了二十五部《江格爾》^[16]。

在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首都埃利斯塔，于1967年舉行了“紀念著名江格爾奇鄂利揚·奧夫拉誕生110周年”學術討論會，于1972年召開了紀念科特維奇誕生100周年學術討論會，于1978年又舉行了“《江格爾》與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詩創(chuàng)作問題”討論會。參加最后一個會議的就有來自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代表340多名，在會上宣讀了七十四篇論文^[17]，論文涉及面極廣，被分為綜合性問題（如《江格爾》的版本、演唱藝人、史詩與其他體裁的關系等）、《江格爾》與史詩的詩學問題、類型學問題、語言學問題和在卡爾梅克人民的歷史和文化中《江格爾》所起的作用等五大類。

在《江格爾》研究方面，蘇聯已發(fā)表了數百種論文和專著，出現了格·米海依洛夫、阿·科契克夫、埃·奧瓦洛夫、恩·桑嘎杰耶娃和恩·比特克耶夫等學者，其中阿·科契克夫的成績較突出。他除出版?？北径宀俊督駹枴吠?，還于1974年和1976年先后用卡爾梅克文和俄文出版了《英雄史詩江格爾》^[18]和《英雄史詩江格爾研究》^[19]兩本書。他還編寫了《卡爾梅克文學史》^[20]一書中的“江格爾的英雄人物”一章。他對“江格爾”一詞的來源、《江格爾》的產生時代、各個部之間的聯系、主要人物和思想意義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阿·科契克夫還先后發(fā)表兩篇文章^[21]，較客觀地評價了1980年我國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文出版的十五部《江格爾》的重要意義，并做了一些比較。?！W瓦洛夫專門研究“哈爾·黑納斯之部”^[22]，他對這一部作品的幾種異文進行比較，分析了它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情節(jié)結構、詩歌特征、表現方式等問題。此外，值得提及的著作還有在1981年出版的《卡爾梅克文學史》（第一卷）和1982年出版的《蒙古人民的敘事詩歌》^[23]。前者對《江格爾》做了系統(tǒng)的分析，其中有《江格爾》的英雄人物、演唱藝人、情節(jié)結構特征和詩歌特點四章。在后一本書中有關于《江格爾》的記錄、出版、研究狀況，有英雄神奇誕生母題、英雄的助手母題和婦女形象，還有《江格爾》中的贊詞、江格爾奇的藝術風格等方面的論文。

據我所知，蘇聯的江格爾學，目前已經進入一個更高的發(fā)展階段。它在以下幾個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第一，在過去的基礎上，比較研究工作得到一定的進展。近年來蘇聯學者不但把《江格爾》與其他蒙古史詩進行比較，同蒙古其他民間文學體裁做比較，而且，與各種突厥語族人民的史詩進行了多方面的比較，探討了它們之間的一些共同性問題。

第二，開始注意對《江格爾》的結構分析和母題研究問題。正如我在《關于蒙古史詩的類型研究》一文中所述，在1978年召開的“《江格爾》與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詩創(chuàng)作問題”討論會的前后，蘇聯學者發(fā)表了許多分析《江格爾》的母題的文章。

第三，在《江格爾》的版本分析和藝人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績。奧瓦洛夫、比特克耶夫和桑嘎杰耶娃分別研究“哈爾·黑納斯之部”以及江格爾奇鄂利揚·奧夫拉和巴桑戈夫的藝術風格，并以此方面的成果獲得了副博士學位。當然，并不能說蘇聯的江格爾學已進入最高發(fā)展階段，有人認為蘇聯學者還沒有完全突破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目前還缺乏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精神^[24]。

二 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其他國家的研究

蒙古人民共和國學者在研究《江格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他們的研究也與搜集出版有著密切聯系。在蒙古搜集這部史詩的工作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最早記錄和發(fā)表這部史詩的是蒙古學者扎·策旺、芬蘭蒙古學家拉姆斯特德和蘇聯科學院院士鮑·雅·符拉基米爾佐夫等人。當然，大量的篇幅是1940年以后蒙古科學工作者記錄出版的。迄今為止，在蒙古國記錄的《江格爾》共有三十多種，蒙古國學者烏·扎嘎德蘇倫從中選了二十五篇，于1968年和1978年出版了《史詩江格爾》^[25]和《名揚四海的洪古爾》^[26]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有長篇序言和較詳細的注釋。在第一本書后面附有在蘇聯圖瓦人中記錄的與《江格爾》有密切關系的《博克多·昌格爾汗》。值得注意的是，在1977年，烏·扎嘎德蘇倫等人記錄了和碩特人瑪·普爾布扎布演唱的“汗希日之部”^[27]。這是在蒙古國記錄的最完整的一部，它與我國新疆發(fā)現的作品相似。

蒙古國學者策·達木丁蘇倫院士、賓·仁親院士、巴·索德那木、烏·扎嘎德蘇倫等先后發(fā)表了許多《江格爾》研究著作。巴·索德那木在1944年發(fā)表的文章中，把在蒙古記錄的一些作品與蘇聯出版的《江格爾》進行了比較，他指出這些作品屬于新發(fā)現，這種新發(fā)現的作品說明《江格爾》原來的規(guī)模比現在還大。他在1946年出版的《蒙古文學史略》^[28]中提出了一些見解。當時，蘇聯的一些權威性的學者斷定《江格爾》產生于15世紀，但巴·索德那木根據蒙古國發(fā)現的材料，大膽地說《江格爾》的產生比15世紀還早，只是在流傳過程中隨著時代的變化，其內容也有所變化。他指出《江格爾》是一部人民的詩篇，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蒙古人民的英雄業(yè)績。策·達木丁蘇倫在1958年應邀為在我國呼和浩特出版的《江格爾傳》^[29]作序，這是在我國發(fā)表的第一篇較系統(tǒng)地評價《江格爾》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扼要地敘述了過去記錄出版《江格爾》的情況、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以及它在蒙古族文學史上的地位。策·達木丁蘇倫在1959年把《江格爾》的一部選入《蒙古文學范例一百篇》^[30]一書中，1963年為在烏蘭巴托出版的《江格爾》也寫了序言，他談到了蒙古國境內發(fā)掘的《江格爾》的部數及其講述者和記錄者。賓·仁親先后發(fā)表過《江格爾》的一種布里亞特異文和與《江格爾》有聯系的史詩《一百五十五歲的勞莫爾根老可汗》^[31]，后者長達一萬詩行，這是在《江格爾》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資料。他在《我們人民的史詩》^[32]一文中，通過對蒙古國發(fā)現的異文的分析，指出《江格爾》不僅流傳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和西蒙古衛(wèi)拉特人中，而且在其他地區(qū)的喀爾喀人中，也同樣廣泛流傳。烏·扎嘎德蘇倫在《江格爾》的編輯出版和研究方面都有較突出的成績。如前所述，他先后出版了《史詩江格爾》和《名揚四海的洪古爾》兩本學術著作。第一本書中寫有長篇序言，作品最后附有詳細注釋、介紹古今江格爾奇的消息、疑難詞匯解釋、英雄及戰(zhàn)馬和地名索引與參考書目。在第二本書中同樣有上述各項。烏·扎嘎德蘇倫還撰寫了《蒙古文學概況》（第二卷）^[33]一書里的《江格爾》一節(jié)。他的著作涉及面很廣，不僅談到了《江格爾》在蒙古國境內的流傳、演唱、調查記錄以及蒙古國和其他國家的研究概況，而且分析了史詩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和藝術性等方面的問題。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東歐、西歐和美國學者開始注意和重視江格爾學。在西德著名學者瓦·海希西的帶動下，在歐美出現了大量的蒙古史詩研究著作，其中包括《江格爾》研究。當然，專門編述《江格爾》的論著并不太多，但是在分析蒙古史詩和世界各國史詩的著作中常常從不同角度提及這部長篇英雄史詩。西方學者注意史詩類型研究，他們分析史詩的結構和母題。我曾在一篇文章^[34]中指出，瓦·海希西教授把蒙古英雄史詩歸納為十四個大類型和三百多個母題，并專門研究了一批母題。他為了完成一部蒙古史詩研究巨著，系統(tǒng)地查閱了在我國、蒙古國、蘇聯和歐洲先后出版的《江格爾》史詩，除自己翻譯外，還組織尼·波柏、維·菲特等人翻譯出版了其中的幾十部作品。同時，他在自己主編的《亞細亞研究》和《中央亞細亞研究》兩套叢刊上發(fā)表了美國、蘇聯、中國、蒙古國和東歐、西歐學者的《江格爾》研究專著和論文，并刊登了蒙古國學者扎·策旺、賓·仁親、格·仁欽桑布、普·好爾勞、烏·扎嘎德蘇倫、達·策仁索德那木等編選的蒙古史詩及其德譯文，其中有不少《江格爾》章節(jié)。尼·波柏把蒙古國烏·扎嘎德蘇倫的《史詩江格爾》一書譯為德文，在序言中他提到了這部作品的產生發(fā)展、主題思想、蒙古國境內發(fā)現的各種異文的特點及其在蒙古國的流傳等問題。在瓦·海希西主編的叢刊上，美國的卡爾梅克學者寶爾曼金·拉西（保爾曼什諾夫）發(fā)表了《〈江格爾〉史詩研究現狀》^[35]、《鄂利揚·奧夫拉的演唱藝術》^[36]等重要著作，在前一篇論文中，他系統(tǒng)地評介了俄國、蘇聯搜集、出版和研究《江格爾》的概況，并提出了自己對這部史詩某些方面的看法和將來各國研究者的合作問題。他建議各國學者的研究應當注意十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中談到除卡爾梅克地區(qū)外，還應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西部和中國的新疆、青海等地區(qū)的衛(wèi)拉特人中尋找江格爾奇的問題和制作青海省以西地區(qū)的《江格爾》流傳地圖問題。寶爾曼金·拉西在后一篇文章中，深入分析了鄂利楊·奧夫拉的生平事跡和藝術風格，繪制了他家?guī)状说募易V。芬蘭學者哈里·哈林為紀念芬蘭著名的蒙古學家拉姆斯特德誕生一百周年而于1973年在赫爾辛基出版了拉姆斯特德在20世紀初記錄的蒙古史詩和故事^[37]，其中有幾篇《江格爾》的篇章。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學家帕·帕兀哈曾發(fā)表過一些江格爾學著作，他在1959年烏蘭巴托舉行的第一次國際蒙古學家會議上，宣讀了題為《關于卡爾梅克史詩〈江格爾〉》^[38]的論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江格爾》產生于中國新疆衛(wèi)拉特蒙古地區(qū)，產生的時間約在13～17世紀的幾百年間，其主要部分形成于17世紀。他又說，《江格爾》主要歌頌了江格爾和洪古爾二人的忠實友誼和結義。匈牙利的蒙古學家較多，其中卡哈·喬治、拉·勞仁茲和勒·勃什等人研究蒙古史詩。勃什曾到蒙古人民共和國戈壁阿爾泰省去記錄《江格爾》，于1964年發(fā)表了《博克多·諾諺江格爾》一部。勞仁茲在1971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39]中，分析了蒙古國出版的《史詩江格爾》一書的特點和意義、史詩的最初產生地區(qū)、卡爾梅克版本與蒙古國版本的關系等問題。他說《江格爾》不是在卡爾梅克人居住的伏爾加河流域產生的，而是來源于他們原來的故鄉(xiāng)阿爾泰山地區(qū)。

在國外，專門論述《江格爾》的論文、專著達數百種，至于在其他有關的著作中提及這部史詩的情況就更多了，由于本人掌握的資料有限，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做出全面完整的介紹。

三 我國的研究

在我國，搜集、出版和研究《江格爾》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開始的。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即出版了邊垣編寫的《洪古爾》^[40]一書，它第一次向我國各民族讀者提供了《江格爾》的部分內容。后來，莫爾根巴特爾和鐵木耳杜希把蘇聯出版的十三部《江格爾》，由托忒文改寫為回鶻式蒙古文于1958年在呼和浩特出版^[41]。196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文出版了這十三部《江格爾》。

從1978年起，我國在新疆開展了對《江格爾》的調查工作。在這一年，托·巴達瑪、寶音和西格兩人用五個月時間，到新疆天山南北十二個縣的蒙古族聚居地區(qū)記錄了《江格爾》的許多部，他們于1980年在烏魯木齊、1982年在呼和浩特先后用托忒蒙古文^[42]和回鶻式蒙古文^[43]各出版了相同的十五部《江格爾》。同年7月至8月，我和道尼日布扎木蘇到新疆巴州，記錄了巴桑、烏爾圖那生和仁策演唱的《江格爾》四部。后來在新疆成立了《江格爾》工作領導小組和工作組，由自治區(qū)前副主席巴岱任領導小組組長。1980年3月至1981年9月，在巴岱同志的領導下，《江格爾》工作組的同志們先后赴巴音郭楞、博爾塔拉、伊犁和塔城等地區(qū)的二十來個縣，采訪了六十多名江格爾奇，把他們演唱的《江格爾》共錄制成100多個小時的錄音磁帶，計有48部（包括殘缺的片段）作品的一百多種異文。后從中選了17部，于1982年至1983年鉛印了資料本。我和賈木查于1981年8月至9月赴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六個縣，采訪了十多位著名的江格爾奇，除錄制他們演唱的《江格爾》外，還記錄了大量具有科學價值的資料。后來，在新疆又發(fā)現一批作品，至今在新疆記錄的《江格爾》共有六十多部獨立的作品的一百多種異文。最近，我得到了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3月出版的《江格爾資料》（第3～5卷）^[44]，這三卷資料本共收入《江格爾》八部。據可靠消息說，他們還準備印10本資料。目前，在蘇聯出版的《江格爾》有25部（包括幾個重復的異文）、蒙古國出版了25部（包括重復和殘缺部分）、我國已出版了54部，并有一大部分準備出版，在全部出版后，《江格爾》將會有七十多部獨立的作品的近二百種異文，長達十萬詩行左右。關于我國學者的《江格爾》研究狀況，寶音和西格同志曾發(fā)表文章^[45]做了詳細的論述。“江格爾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它的發(fā)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20世紀50～60年代，是對《江格爾》做初步評介和解釋的階段。盡管《江格爾》在我國新疆的蒙古族人民中產生和廣泛流傳，在國外出版了許多有關這部英雄史詩的著作，但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學術界并不熟悉這些情況。50年代以來，在我國出版了《江格爾》的一些章節(jié)以后，才有一批人開始進行研究。色道爾吉、諾爾布、仁欽嘎瓦、額爾德尼等同志發(fā)表文章，對這部史詩進行了初步的評介和注釋工作。其中色道爾吉做的工作較多，他不僅把《江格爾》的兩部作品譯成漢文，而且寫了較全面的介紹。在60年代，我也曾寫過文章，其他一些同志也進行了研究，但我們的研究成果，在當時尚未與讀者見面?！拔幕蟾锩钡拈_始，使《江格爾》研究停頓了近十五年。當然，一些同志對這部史詩的興趣并未減弱，他們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停止。

1978年至1982年上半年，《江格爾》研究進入恢復和初步發(fā)展階段。“四人幫”橫行之時，批判民間文學“歌頌了帝王將相”。粉碎“四人幫”以后，為了澄清事實，恢復和發(fā)展全國民間文學事業(y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各民族民間文學室的幾位同志均發(fā)表了相關文章。1978年，賈芝同志在《文學評論》雜志復刊后的第一期上發(fā)表了系統(tǒng)批判“四人幫”破壞民間文學事業(yè)的文章，我在第二期上發(fā)表了《評〈江格爾〉里的洪古爾形象》^[46]一文。這是一篇在1963年完成草稿、1978年修改發(fā)表的論文。我通過從思想藝術上分析這部長篇史詩及其主要人物，說明了《江格爾》等民間文學作品不是封建階級的反動文學，而是勞動人民的集體創(chuàng)作；民間英雄史詩的英雄人物是人民群眾運用現實與理想相結合的方法創(chuàng)作出來的藝術形象，在他們身上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洪古爾是這部史詩主要人物中最成功的藝術形象。后來，色道爾吉^[47]、納·賽西雅拉圖^[48]、寶音和西格^[49]等研究者分別發(fā)表了論文。色道爾吉在《略論江格爾》一文中，較深刻地分析了江格爾、洪古爾和阿拉坦策基等主要人物，他認為史詩的中心人物是江格爾。納·賽西雅拉圖在論文《論〈江格爾〉的主題及藝術特點》中，談了史詩的主題思想、藝術特色及其在蒙古族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寶音和西格指出，《江格爾》產生于衛(wèi)拉特人西遷到阿爾泰地區(qū)后的14世紀左右。此外，巴達瑪和賈木查的文章也較系統(tǒng)地介紹了這部史詩流傳、演唱和搜集的情況。

從上述論文可以看到，盡管《江格爾》研究停頓了十五年，但這個時期的研究水平與20世紀50～60年代已大不相同。第一，在這一時期發(fā)表文章的大多是一二十年前開始研究工作的比較成熟的作者，他們的論文比較系統(tǒng)、深刻地介紹、分析作品，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第二，論文的涉及面較廣，包括了作品的各個主要方面，諸如主題、人物、詩歌藝術、產生時代、地區(qū)以及流傳和演唱情況。

1982年8月于烏魯木齊舉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首次《江格爾》學術討論會和1983年8月在西寧召開的全國少數民族史詩學術討論會，推動和加快了這門學科的發(fā)展，使它進入了一個更高的發(fā)展階段。烏魯木齊會議共收到論文38篇，向西寧會議提交的有關《江格爾》的論文也有十多篇。除這兩次的會議論文外，學者們后來還發(fā)表了幾十篇內容豐富的文章。這種現象說明，我國已經有了一支初具規(guī)模的《江格爾》研究隊伍，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中有學術論文、評介文章和調查報告，有的分析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和藝術特色，有的談論其社會價值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的介紹國內外的流傳、搜集、出版及研究狀況，有的評價藝人和分析版本，有的則考據作品產生的時代和地區(qū)。在這一時期，對《江格爾》的研究角度也在擴大，除文學、語言學外，學者們又從美學、哲學、宗教學和民俗學等角度發(fā)表了文章。例如，色道爾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50]一文，就進一步探討了《江格爾》產生的時代和地區(qū)，以及社會內容、主題思想和人物形象。值得提出的是，他斷定《江格爾》產生在“阿爾泰地區(qū)的傳統(tǒng)居民土爾扈特部人中間”，其時代是從氏族社會末期，經過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巴雅爾的論文《〈江格爾〉在蒙古文學史上的地位》^[51]從各個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作品，說明從思想性、藝術性和反映社會內容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可以把《江格爾》與《蒙古秘史》、《格斯爾》相提并論，它是蒙古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三個高峰之一。這篇文章在分析史詩里的戰(zhàn)爭方面有獨到之處。寶音和西格的《與分析〈江格爾〉的人物及主題思想有關的幾個問題》^[52]一文指出：《江格爾》從它以前有過的各種民間文學體裁的作品中吸收了許多東西，不能以這些吸收部分代替主體部分；這部史詩的各部反映了不同的內容，在不同的內容中出現的人物性格不同；不能以某種體裁的產生代替這種體裁的具體作品的產生時代。

在這一時期，巴達瑪、賈木查、寶音和西格和我在新疆進行了《江格爾》調查工作，在發(fā)掘該部史詩幾十個獨立的章節(jié)的同時，還發(fā)現了有關《江格爾》和江格爾奇的大量資料。巴圖那生^[53]和賈木查^[54]的調查報告很有意義，在《江格爾》的產生和流傳、演唱情況、古今演唱藝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消息和傳說。他們的調查說明，在17世紀上半葉和鄂爾魯克率土爾扈特部西遷以前，在新疆已經有人會演唱《江格爾》的數十部詩篇。我根據自己的調查材料，并利用巴圖那生、賈木查、巴達瑪、卡那拉等人的文章和報告，完成了《關于新疆的〈江格爾〉和江格爾奇》^[55]一文，于1983年9月在西德首都波恩舉行的國際蒙古史詩討論會上宣讀。我除了歸納各種資料、信息，系統(tǒng)地介紹《江格爾》在新疆的流傳、演唱及其古今演唱藝人情況外，初步比較和分析了在我國、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出版的上百種異文，通過實事說明了它們的同源異流關系和從我國新疆逐步流傳到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圖瓦和阿爾泰等地區(qū)的途徑。此外，我曾發(fā)表過《〈江格爾〉研究概述》^[56]《略論〈江格爾〉的主題和人物》^[57]等論文。

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從多角度進行研究的現象，作者的范圍超出了文學研究領域。例如，格日勒圖和烏冉從美學角度、賀希格陶克陶從宗教學角度、滿都夫從哲學和美學角度、賀·寶音巴圖從民俗學角度評價了《江格爾》。

總之，第三階段的特征是：在發(fā)掘大量前所未有的資料的基礎上，研究隊伍和文章的數量迅猛增加，論文的學術水平顯著提高，研究范圍和角度明顯擴大，研究方法逐漸多樣化。這種情況說明我國的“江格爾學”開始進入多層次、多角度研究時期。但與上述一些國家相比較，我們的“江格爾學”比較落后。如比較研究、分析史詩的結構與母題、探討藝人的藝術風格等方面的研究還未開展。但由于現在已有一定的基礎，也有比較好的條件，我們將有可能更上一層樓，提高我們的研究水平，以期早日進入世界“江格爾學”的先進行列之中。

上述國內外研究情況，足以說明英雄史詩《江格爾》引起了各國蒙古學家和史詩學家的注意和重視。雖然，各國江格爾學的研究隊伍狀況、發(fā)展水平和研究方法、角度有所不同，但他們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對《江格爾》展開了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使這門學科基本上達到或接近于同類學科的發(fā)展程度。隨著各國民間文學調查工作的深入，在各有關國家，尤其是在我國——《江格爾》的故鄉(xiāng)，新發(fā)現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江格爾》的部分，這種新發(fā)現向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新課題，有待于他們去解決。同樣，對過去已經出版的《江格爾》部分，盡管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解決了不少重要問題，但對另外一些重要方面，還未來得及研究或研究不夠深刻，與應達到的水平還有一定距離。因此，各國學者應當密切合作，共同提高國際江格爾學的學術水平，使它從各個方面趕上同類學科。我們相信，這一天為期不會太遠了。

[1] 原文發(fā)表于《民族文學研究》1986年第3期。

[2] 仁欽道爾吉，蒙古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蒙古族史詩。

[3] 勒·布爾奇諾娃：《江格爾學在俄羅斯的起源》，載《俄國民族學史、民間文藝學史與人類學史論文集》第九卷，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2。此文有陳洪新翻譯的漢文版。

[4] 格·米哈洛夫為《江格爾》作序，見《江格爾》（25章原文），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5。

[5] 阿拉什·保爾曼什諾夫：《〈江格爾〉史詩研究現狀》，載瓦·海希西主編《亞細亞研究》第72卷，威斯巴登：奧托·哈拉素維茨出版社，1981。此文有何凱歌翻譯的漢文版。

[6] 維·貝爾格曼：《卡爾梅克游牧記》，1804～1805，第1～4卷。

[7] 勒·布爾奇諾娃：《江格爾學在俄羅斯的起源》，載《俄國民族學史、民間文藝學史與人類學史論文集》第九卷，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2。

[8] 《卡爾梅克文學史》第一卷，埃利斯塔：卡爾梅克圖書出版社，1981，第167頁。

[9] 《民間文學》1963年第4期，第74頁。

[10] 斯·科津：《江格爾傳》，莫斯科-列寧格勒，1940。

[11] 鮑·雅·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衛(wèi)拉特英雄史詩》，彼得堡-莫斯科，1923。

[12] 鮑·雅·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民間文學范例》，列寧格勒，1926。

[13] 此引文由劉魁立同志譯。

[14] 斯·科津：《蒙古人民的史詩及其書面形式》，《列寧格勒大學學報》1946年第3期。

[15] 斯·科津：《蒙古人民的史詩》，莫斯科-列寧格勒，1948。

[16] 阿·科契克夫編《江格爾》（25章原文），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8。

[17] 《〈江格爾〉與突厥—蒙古人民的史詩創(chuàng)作問題》，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0。

[18] 科契克·圖勒：《英雄史詩江格爾》，埃利斯塔：卡爾梅克圖書出版社，1974。

[19] 阿·科契克夫：《英雄史詩江格爾研究》，埃利斯塔，1976。

[20] 《卡爾梅克文學史》第一卷，埃利斯塔：卡爾梅克圖書出版社，1981。

[21] 《蘇維?？柮房藞蟆?981年2月14日；《蒙古人民的民族學和民間文學》，埃利斯塔，1981，第41～55頁。

[22] 鄂·奧瓦洛夫：《〈江格爾〉史詩的殘暴的哈爾·黑納斯敗北之部》，埃利斯塔：卡爾梅克圖書出版社，1977。

[23] 《蒙古人民的敘事詩歌》，埃利斯塔，1982。

[24] 阿拉什·保爾曼什諾夫：《〈江格爾〉史詩研究現狀》，載瓦·海希西主編《亞細亞研究》第72卷，威斯巴登：奧托·哈拉素維茨出版社，1981。

[25] 烏·扎嘎德蘇倫：《史詩江格爾》，烏蘭巴托：科學院出版社，1968。

[26] 烏·扎嘎德蘇倫：《名揚四海的洪古爾》，載《民間文學研究》第十一卷，烏蘭巴托：科學院出版社，1978。

[27] 見《蒙古人民的敘事詩歌》，埃利斯塔，1982；又見《蒙古民間英雄史詩》，烏蘭巴托：國家出版社，1982。

[28] 巴·素德那木：《蒙古文學史略》，我國有漢文譯本。

[29] 《江格爾傳》，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

[30] 策·達木丁蘇倫編注《蒙古文學范例一百篇》，烏蘭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31] 見瓦·海希西主編《亞細亞研究》第43卷，威斯巴登：奧托·哈拉素維茨出版社。

[32] 賓·仁親：《我們人民的史詩》，載《論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詩》，烏蘭巴托：科學院出版社，1966。

[33] 《蒙古文學概況》第二卷，烏蘭巴托：科學院出版社，1977。

[34] 仁欽道爾吉：《關于蒙古史詩的類型研究》，《民族文學研究》1985年第4期。

[35] 阿拉什·保爾曼什諾夫：《〈江格爾〉史詩研究現狀》，載瓦·海希西主編《亞細亞研究》第72卷，威斯巴登：奧托·哈拉素維茨出版社，1981。

[36] 阿拉什·保爾曼什諾夫：《鄂利揚·奧夫拉的演唱藝術》，載瓦·海希西主編《亞細亞研究》第73卷，威斯巴登：奧托·哈拉素維茨出版社，1982。

[37] 哈里·哈林編、格·拉姆斯特德記錄《北蒙古民間文學》第1卷，赫爾辛基，1973。

[38] 《第一次國際蒙古學家大會》第3冊。

[39] 見《東方論叢》第24卷第2分冊，匈牙利科學院，1971。

[40] 邊垣編《洪古爾》，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作家出版社，1958。

[41] 《江格爾傳》，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

[42] 巴達瑪、寶音和西格搜集整理《江格爾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43] 寶音和西格、巴達瑪搜集整理《江格爾傳》，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44] 《江格爾資料》（第3～5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45] 寶音和西格：《國內〈江格爾〉研究概況》，《內蒙古日報》（蒙古文版）1984年8月20日。

[46] 《文學評論》1978年第2期。

[47] 《內蒙古日報》1979年12月12日。

[48] 《內蒙古師范學院學報》（蒙古文版）1980年第4期。

[49] 《內蒙古大學學報》（蒙古文版）1981年第3期。

[50] 《新疆民族文學》1982年第4期。

[5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第一次《江格爾》學術討論會論文。

[52] 《內蒙古大學學報》（蒙古文版）1982年第4期。

[53] 加·巴圖那生、王清：《〈江格爾傳〉在和布克賽爾流傳情況調查》，《民族文學研究》1984年第1期。

[54] 特·賈木查：《試論〈江格爾傳〉產生的時間和地點問題》，《新疆社會科學》1983年第2期。

[55] 見瓦·海希西主編《亞細亞研究》第91卷；《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蒙古文版）1984年第2期。

[56] 《蒙古語言文學》1984年第2期。

[57] 《民族文學研究》1983年創(chuàng)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