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歲月：1937～1950年

一 抵達中國：1937年5月

經過長時間美好愉快的海上航行之后，1937年5月18日，我到達上海。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大地，很高興已經非常接近我的目的地北京了。我也滿懷信心會找到任何一份工作，負擔我?guī)啄甑纳钯M用——如果必要，也可以在商界尋找職業(yè)——然而，我當時并不曾預料到，自己會在中國待上整整13年，其間只被到日本的一次旅行所中斷。由于我最終轉向漢學研究以及與一位中國學者的結合，在中國的這些歲月深遠地影響了我的下半生。

6月1日，我從北京寫信給父母，談到自己對上海的印象：

我住在艾伯華推薦的新亞大酒店（New Asia Hotel）?！绑w面的人”其實是不會住在這里的，因為它是純粹中國式的，所以價格不到外國酒店的一半。巨大的新亞大酒店是一個多層建筑，四五年前竣工，位于四川北路，靠近蘇州河。它干凈、整齊，在那里你可以享受優(yōu)質的服務，如有需要，能得到與中歐的酒店一樣的所有物品。鑒于上海的情況，酒店相對很便宜，因為上海極其昂貴，幾乎不比柏林便宜……。上海與歐洲的任何大城市沒什么區(qū)別，不過，可能只有極少的歐洲城市比上海更難看。在西邊城外靜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盡頭的后面，原來的國際定居區(qū)也在此到了盡頭，這才變得漂亮點兒，大多數(shù)歐洲人有自己的別墅……一天下午我和馮·W先生去上海郊區(qū)騎馬，那兒的風景真美：田野、小溪、農舍，四處夾雜著樹木和樹林——一片極其肥沃的土地，老百姓也令人極有好感。這時，才從那座可怕的大城市里真正解脫出來，謝天謝地，這座大城市并非中國。當天晚上，我去參加了德國俱樂部的舞會，見識了上海的德國人精彩的社交圈。大家對我都很友好、親切，但我與他們真的沒有共同點。除了生意以外，他們只對雞尾酒聚會、吃飯，充其量還有某個體育活動、開汽車游逛和電影感興趣，此外就完全沒有其他內容了，而且他們的腦袋里塞滿了成見……由于這個印象，我很高興，一星期后不用再和上海打交道了，雖然這的確是很友好、很愉快的一周，并且我也看到了很多新東西。

在上海我也碰到了一些老熟人，他們中有娘家姓康塔克（Contag）的維多利亞·馮·溫特菲爾德（Victoria von Winterfeldt）、卡爾·賓格爾，他們都曾是我父親的學生，我在柏林多次碰到過這兩人。有一天，我和他們一起到蘇州。馮·溫特菲爾德女士對蘇州很熟悉，她給也是剛到中國的賓格爾和我弄到一條家用船，載著我們去看名勝古跡。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旅行，沿途經過許多河道。為了更仔細地參觀寺廟、園林，我們偶爾靠岸下船，還登上了天丁山^[1]。我們在船上吃中飯，而且還能在船上睡覺。這是我唯一一次乘坐古老的家用船的旅行。我很理解，為什么從前像我父親那樣的駐華人員熱衷于這樣的小船旅行^[2]。晚上乘火車返回上海之前，我們還在蘇州城內散了一小會兒步。去戈登路的大都會舞廳也是我對上海愉快的記憶。這里是一個圓形大廳，成打的舞女圍坐在內，花一個中國銀元，可以得到三場舞票。當時，姑娘們都仍然穿著中式服裝（旗袍），給我留下的最強烈的印象是她們穩(wěn)重、優(yōu)雅的姿態(tài)。那時，歌女和舞女之間沒有區(qū)別，姑娘們隨著音樂輪流唱歌。她們并不像以后那樣瘋狂地搖擺，而是按照傳統(tǒng)的中國方式靜靜地、適度地、很優(yōu)美地擺動。我挑了一個自己特別喜歡的姑娘跳舞，同時練習中文對話。她很友好隨和，我以后多次去舞廳時，也只和她跳舞。但那時我還太矜持，羞于和她建立親密的關系。我被中國女性的魅力吸引，從此以后，再也沒有認真地看過歐洲女人。

5月25日，我乘火車到當時的首都和德國大使館所在地南京。我的老朋友張貴永在火車站接我，將我?guī)У揭粋€便宜但舒適的住處，這是一間D.?.S聯(lián)合會的招待所（原德意志、奧地利和德意志瑞士學生聯(lián)合會，Vereinigung von ehemaligen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sterreich und der Deutschen Schweiz）。整個停留期間，張貴永很友好地關照我，并帶我和其他熟人見面，比如以前漢堡的語言老師商承祖、我通過父親認識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1898～1992），蔣是洪堡獎學金獲得者，曾在柏林待過較長的時間。我在德國大使館拜訪了陶德曼（Trautmann）大使和一級參贊斐霞（Martin Fischer，1882-1961），他們兩人都與我父親很熟。我得知，自己從10月1日起被聘為北京的中德學會的助理，我到達當?shù)睾缶涂梢蚤_始工作。這樣，我不需要再擔心如何維持生計。5天以后，我和大使陶德曼夫婦同乘一輛火車前往北京，當然，他們坐頭等車廂，而我則在簡樸的二等車廂。

5月31日下午，我到達北京（北平）^[3]，火車站正好在前門，我乘出租車到離這里相當遠的中德學會，它位于城北。雖然常務秘書謝禮士博士不在，但大家已為我的到來做好了準備，為我在公使館招待所（Legation-Hospitz）預定了一間房，這個招待所原來是德國醫(yī)院的護士格特魯?shù)拢℅ertrud）管理的德國膳宿公寓?？墒?，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學會那個小地方很舒適，我請求謝禮士博士允許我暫時住在客房里，他同意了。學會位于北京傳統(tǒng)風格的小四合院里，四排平房圍繞著一個院子，確切地說是圍繞著一個花園，但沒有西廂房。學會在一條安靜的胡同里，被其他平房包圍，只有很少的汽車開得進來。我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以前就已經在這里生活過，從第一天起就感覺到了自己家里。我在這兒一直待到第二年學會搬離。在這里我有一個免費的房間，在10月份有固定的工作以前，每月得到80元的微薄生活補助?；锸撤矫妫刻齑蠹s1元），有個小廚子每天來給我做飯（每月18元），一個中文老師（每月20元）每星期來五天給我上課，每天1個小時，錢足夠了。抵達的第二天，我花1元錢買了一輛外國人認為劣質的日本自行車，價格很便宜。我在北京期間，一直到1946年，這輛車給我?guī)土撕艽蟮拿Α?/p>

學會里第一個歡迎我的是中國秘書張?zhí)祺?sup>[4]，他馬上很友好地關照我。我在北房寬敞的圖書兼工作室里得到一張書桌，正在他的對面。耳房是我的臥室，后面是洗漱間，帶一個小茅房，只有冷水。除了張先生，還有一位臨時待在北京的德國女學者，即萊奧諾雷·利希諾夫斯基（Leonore Lichnowsky）伯爵小姐也在學會工作。她每周來幾個下午，主要是編制圖書館目錄。謝禮士博士的主要公職是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館館長，通常一個星期只來兩次。然而，正是在他卓有成效的領導下，德國學院（Deutsches Institut，后稱中德學會，D.I.）才有了清晰明確的面貌^[5]。

二 中國的德國語言與文化、中德學會

迄今為止，人們很少講述我到中國時的德中文化關系，唯一概括性的總結是弗朗索絲·克萊斯勒女士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19世紀末至二戰(zhàn)期間中國的德意志文化活動》（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6]，她下了工夫，也很細心。除了調查研究為德國人服務的學校、新聞出版工作和舉辦的其他活動以外，克萊斯勒還深入細致地研究了德國方面管理或者推動的中學和大學，它們是給中國人開辦的，其中德語很重要。在這一類機構中，最重要的是國立同濟大學^[7]。這所大學于1927年起由德國資助，用德語講授自然科學、技術和醫(yī)學，眾多的德國教授在那兒工作，其中有我在上海拜訪過的生理學家兼人類學家漢斯·施圖貝（Hans Stübel，1885-1961）^[8]。同濟大學有一所附屬中學，德語是第一外語，學校的常任校長威廉·歐特曼（Wilhelm Othmer，1882-1934）在中國是最受學生賞識的德國老師^[9]。至1937年為止，國立北京大學^[10]一直有德國語言與文學教研室。30年代，洪濤生在那里教書，很有成效。同一年代，還有許多德國老師在國立孫逸仙大學（中山大學）^[11]，特別是在以德語授課的醫(yī)學系工作。其他許多大學，德語是選修專業(yè)^[12]?？巳R斯勒沒有談到使用德語授課的教會學校，它們部分是為同濟大學提供生源的中學，大多在中國南部地區(qū)比如廣東、北?；蛘呙房h。然而，自1937年7月中日戰(zhàn)爭開始，北京與外地的院校幾乎再無聯(lián)系，除了青島的由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創(chuàng)辦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禮賢中學之外。中德學會和天主教輔仁大學有緊密的聯(lián)系，該大學是由傳教團圣言會（Steyler-Mission，Societas verbi divini，SVD）主持的。雖然那里的授課語言只有中文和英文，德語僅僅是選修專業(yè)，但大多數(shù)神甫和其他外國教師是德國人。最終還得提到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的前身，即慕尼黑的德意志科學院（Deutsche Akademie），當時它剛剛開始在中國活動。據(jù)我所知，1937年7月，科學院有三個教授德語的職位：南京（維耶訥·里爾茨，Werner Rilz）、長沙（石坦安，Dieter von den Steinen）、天主教輔仁大學（艾克，Gustav Ecke，1896-1972）。由于戰(zhàn)爭，不久后科學院就取消了前兩個地方的職位。

弗朗索絲·克萊斯勒也談到了中德學會（她的書中第184～195頁）。她根據(jù)的是1935～1940年的學會工作年鑒和出版物、原北京的德國大使館檔案以及其他少量文獻。即便這樣，可能她已經用盡了所有的原始資料。1981年，她和我進行了多次談話。她的描述嚴格遵守原始資料的說明，根本有別于柯偉林（William C.Kirby）在《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斯坦福，1984）里的投機做法^[13]。然而，在專制和戰(zhàn)爭年代，原始的文字資料常常只能說明事物的表面情況，而深藏在背后的相關事情還擱置在黑暗之中。所以，作為中德學會工作的積極參與者之一，我試圖幫助澄清原始資料沒有指出或者指出得不完整的情況。只有很少的地方還保存著大概唯一附有詳細說明的中德學會出版物，即學會的年鑒，所以，這里我首先逐字引用我到北京時中德學會1935年對自身狀況的報告^[14]：

一 學會的歷史

中德學會的雛形是鄭壽麟（1900～1990）博士1931年在北平奠定的。他的計劃是在中國建立一個聯(lián)絡中心，在這個中心里，大家出于對德國古代和當代精神生活的興趣將進行各種努力，并用科學的方法來擴建學會，以支持和促進這些努力。至于最終目標，創(chuàng)建人的眼里可能浮現(xiàn)了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中國學院（China-Institut），正如中國學院將在德國闡釋中國文化確定為目標一樣，德國學院在中國的任務也應該是建立與德國精神生活的聯(lián)系，并在中國喚起和加深對德國文化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的理解。

鄭壽麟博士為建立這一學會而立下的汗馬功勞，絕不能因為第一回合的努力沒有實現(xiàn)目標而遭到貶低。初期，由于缺乏資金和工作人員，中德學會只設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提供的一個小房間里，但還是應該感謝國立圖書館。學會未來圖書館的基礎是鄭壽麟先生私人收藏的德語書籍。就這樣開了頭，中德學會的想法也傳遞給其他行業(yè)，激起他們對該計劃的興趣。

經過一系列的事先討論，在鄭壽麟博士、張君勱（1887～1969）博士和袁同禮（1895～1965）館長的邀請下，1933年3月27日，一群中、德人士相聚于北平，成立了一個籌備委員會，著手進一步擴大中德學會。此次活動的成果是，1933年5月4日重新建立了學會，其形式就是現(xiàn)在的樣子，以此打下了工作基礎。在此，還將繼續(xù)提到學會組織機構的變化。

同年春天，中德學會離開已顯得太狹小的國立圖書館辦公室，搬到北平東城的一座小房子里，有一個工作室和一個閱覽室。在德國負責人衛(wèi)德明博士以及中國同事楊丙辰博士的領導下，新的學會每周有兩次開放時間，學生們充分利用這些時間來咨詢和閱覽。閱覽室包括一個發(fā)展得很快的圖書館，有德語圖書、報刊和雜志，初期的閱讀人數(shù)就令人滿意。不久，這些房間也不夠用了。學會要找到自己落腳的地方，能夠提供更多座位。1935年1月，找到了合適的一座房子，并根據(jù)學會的目的配備了物品，不久就搬進去。這個新家位于城北，離北海公園極近，距離天主教大學（輔仁大學）、國立大學和國立圖書館也不太遠。這里擁有1個中等大小的圖書館、1個雜志閱覽室、1個學會領導辦公室、1個帶洗手間的客房、1個衣帽間、1個傭人的房間以及1個小花園?？头靠晒W會的中、德朋友們短期住宿。

1935年5月22日，學會的新址對公眾開放。學會理事會理事和委員會委員作為第一批客人來到學會。下午，學會邀請中國朋友和大部分來自北京德國社區(qū)的人參觀、喝茶。同時，新計劃生效：從現(xiàn)在起，可以全天候使用圖書館；每天下午3點到6點，問詢處一直有人值班。

二 學會的組織

鄭壽麟先生創(chuàng)建并獨自管理的學會最初稱為“德國研究會”，德語是“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1933年5月27日召開了會議，在此之前就進行過商討并作出決議，將學會及其管理監(jiān)督工作委托給一個理事會以及幾個委員會，它們應該由中國和德國成員組成。此外，擬任用1名中國常務秘書和1名德國常務秘書。葉石蓀（1893～1977）教授建議，學會所關注的兩國合作已在人員構成中反映出來，也應該在名稱中得以體現(xiàn)。他的建議得到普遍贊同，1933年5月中德學會有了“中德文化協(xié)會”這一名稱，德語為“Chinesisch-deutsche Kulturvereinigung”。1935年5月22日，學會的理事會理事和委員會委員決議再次更改名稱，最終確定了現(xiàn)行稱謂“中德學會”，德語為“Deutschland-Institut”。

1933年5月4日，中德學會重新成立時，確定了以下組織計劃：

　　　　　　　　　　　　　　　　 名譽主席

　　　　　　　　　　　　　　　　　理事會

　　　　　　　　　中方常務秘書　　　　　　　德方常務秘書

　　　　　　　　總務委員會　　　翻譯委員會　　　圖書委員會

名譽主席是當時的中國教育部部長和德國駐華大使，其余成員由理事會和委員會提名。委任楊丙辰教授和衛(wèi)明德博士作為常務秘書。1934年秋，楊教授離任，擔任開封的河南大學校長。1934年12月，衛(wèi)德明博士辭去職務……（接下來為董事會和委員會成員的名字）。

中德學會的資金應該來源于中國和德國雙方。學會1933～1934年的年鑒指出，雙方在這方面也進行了令人滿意的合作，北平的幾所大學和國立圖書館為中德學會提供了贊助。此外，1935年2月，南京中央政府通過外交部和教育部劃給學會資金，這部分資助只用于學會出版的編譯費用和擴建圖書館。

三 學會的任務

中德學會第二階段重新擬定的組織計劃也粗略地提出了學會的任務。概括而言就是一個目標：創(chuàng)建一個立足于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活動的學會，能給中國對德國古代和當代精神生活感興趣的團體提供有力的幫助，并盡力推動他們在這方面的興趣。另一個理所當然的任務是：學會應該成為這群人與德國相關的機構、人物之間的橋梁，通過這樣一個中心，將一切類似的興趣綜合起來，幫助并簡化他們的工作。中德學會試圖通過以下三項分工來圓滿完成這些任務：

（一）總務部

它是三個委員會中的第一委員會，任務是使中國和德國社團緊密聯(lián)系起來并起到介紹溝通的作用。這個部門特別關注為有意去德國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提供書面或口頭咨詢，為他們申請獎學金和類似的減輕研究負擔的資助，為他們介紹德國友人并為其旅行提供方便。

（二）翻譯部

它的任務是激勵和資助德國文學和學術著作的中文翻譯。這項工作應該有系統(tǒng)地進行，所以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逐漸填補中國已有的德語翻譯中明顯的空白。此外，將來要為中國學校和大學出版德語教學工具提供支持和合作。

（三）圖書部

分配給它的任務包括建立一個德語開架圖書館和德語雜志、圖書閱覽室，以交流或贈送的形式，為中國圖書館和大學提供價格優(yōu)惠的書籍，并向在華講德語的人士推廣德語書籍。

各個部門都接受上述委員會委員的指導和建議，委員們根據(jù)需要碰面。非學會成員的申請要由委員會委員評議并審批。各項任務的執(zhí)行是中、德兩方常務秘書的事務，他們要向委員會報告，如有必要，委員們會酌情出面支持他們的工作。這兩位常務秘書也是三個委員會的委員。

就像上述報告里簡要提到的那樣，中德學會原來的德方常務秘書，即衛(wèi)禮賢的兒子衛(wèi)德明博士1934年12月辭職，沒有提到原因。實際上是因為他妻子瑪麗亞（Maria）的猶太出身的關系，在納粹統(tǒng)治下，柏林外交部通過駐華使館有計劃地資助中德學會，他的存在會是一個障礙。但只靠中國方面偶爾不定期的補助，學會是無法生存的。我不知道變化的細節(jié)，因為當時我還未到北京。無論如何，謝禮士對我多次解釋過學會的兩項基本方針：第一，學會首先是面向中國人而不是德國人，與港口城市中外國租界的所謂“港口條約”（Treaty Port）的德國人和北京公使館區(qū)保持距離，所以遠離他們的區(qū)域而安置在城北。第二，為德國和納粹進行宣傳不是學會的任務。當然，由德國方面提供資金的學會不能反對德國的政治領導者而必須作出某種妥協(xié)，比如懸掛希特勒的肖像等。謝禮士本人是納粹黨黨員，所以，起初在這方面不需要擔心學會的處境。

最重要的是德國大使館代表充滿理解的立場，他們都不是積極的納粹——這一點從1937年起顯得特別重要——他們不是日本人的朋友，尤其是大使陶德曼博士、他的代理斐霞和彼德爾博士，他們用上述方式使中德學會能夠不受干擾地工作。這幾個人都與我父親很熟，我父親對德國在華文化政治事務的建議，尤其沒有被外交部的資深人物所忽視^[15]，這層關系對我也很有用。除了大使館以外，大多數(shù)在北京的德國人——包括納粹的地方團體領導——與有大量德國社區(qū)的東亞其他地方的領導相比，豁達大度得多，而且批判也比較少。我來的時候，有一個名叫格魯貝爾（Gruber）的德國學校的老師，他是地方團體的領導，但不久后就返回德國。接替他的先是沃布斯爾（Wobser）先生，德國大使館的領事秘書，然后是德華銀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的領導白遲客（Petschke）先生，這兩個有教養(yǎng)的人，從沒有傷害過任何人。這是否是因為當時北京普遍的寬容與和平氣氛產生的影響，或者只是一個特別幸運的巧合，還無法確定。像哈澤內爾（F.X.Hasen?hrl）這類人^[16]，他是奧匈軍隊的原軍官和激進的納粹分子，在“奪取政權”之前的1932年就已經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支持納粹的基地，幸好北京沒有遭到這種人的禍害。

特別是1939年以后，在其他一些地方，明確告誡政黨和官方代表機構的德國人，要斷絕與德國交戰(zhàn)國成員的一切聯(lián)系，在大街上不要再和他們打招呼，而在北京，只要我們愿意，就能夠自由地繼續(xù)與所有國家的朋友——包括猶太移民——交往并在我們家里接待他們。特殊的觀望者，比如洪濤生很明確地拒絕加入北京的德國團體^[17]，而且毫不隱瞞他反納粹的思想觀點，這種人也絕不會遭到大多數(shù)德國人的抵制。德國大使館甚至多次在洪濤生經營的楊樹島印刷局（Pappelinsel-Druckerei）印刷使館的東西^[18]。

只要中國和德國方面共同為中德學會提供資金，那么領導權就在中國人和德國人之間同等分配，以后也保持這個均衡平等的結構。然而，德國資金逐漸增加并最終成為唯一的資金來源，使德方對學會的領導管理，尤其是對學會的支出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必須和德國大使館結算經費。不過，學會仍要依賴中方的參與，一些中國人仍然能像從前那樣施加影響。他們之中首先要說到楊丙辰。楊丙辰一戰(zhàn)以前大概包括戰(zhàn)爭期間曾長期在德國學習，但沒有獲得學位，上述引用的報告中提到的博士頭銜是出于誤解。但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口頭和書面德語，他自己也喜歡表現(xiàn)這一點，所以衛(wèi)德明招他來擔任學會的中方常務秘書。楊丙辰幾乎不能應付上面提到的河南大學的校長工作，在河南沒待多長時間就返回北京。其實，楊丙辰頭腦糊涂，并非學者^[19]，雖然翻譯了許多德語的文章，但沒有發(fā)表學術論文。由于他的譯文太流于字面，因而得不到文學品位高的中國人的賞識。楊丙辰非常依靠翻譯稿酬生活，為學會翻譯了非常多的東西。我們偶爾試圖讓他改變一些太字面化的翻譯，但他不得要領：比如他將天上的銀河（Milchstra?e）翻譯成“牛奶道”，而不是天河或銀河。中德學會的下一任中方常務秘書也是衛(wèi)德明推薦的，天主教大學經濟學教授董洗凡，他曾在德國學習，但無法與謝禮士友好共事，很快就辭職了。1936年起，謝禮士請到馮至（1905～1993）來合作。馮至1935年在海德堡（Heidelberg）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就以日耳曼語文學家和作家而成名?？上?，同一年他也離開了北京，應聘去上海吳淞的同濟大學，但名義上還保留中德學會中方常務秘書的職務，所以，沒有任命另外的接班人。馮博士在德國學習期間，我就大致上認識他，可惜沒有機會與他在學會里共事。張?zhí)祺腚m然名義上受謝禮士的領導，但是作為唯一固定的中國工作人員，并非沒有影響力^[20]。對學會起決定作用的資助者還要提到北平國立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博士。我來到這里后不久還能去拜訪他，但日本人占領后他離開了北京。

德國方面，除了學會的德方常務秘書，住得離學會很近的同事艾克博士積極參與了學會的工作。他在德國學過藝術史，一戰(zhàn)時曾是預備役軍官，20年代初期開始先后在中國的廈門、北京生活過。他接受過優(yōu)秀的西方教育，還逐漸掌握了中國藝術和工藝品的豐富經驗和知識。艾克的性格突出而且獨特，非常有創(chuàng)造性，但心思不穩(wěn)定，很情緒化，有時候很難和其他人打交道。艾克是德意志科學院的教師和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教授^[21]，同樣由德國官方支付薪水。面對任何事情，他都懂得如何巧妙地保護自己。在并非絕對可以信賴的德國人面前，他就隱藏起自己通常比較鮮明的反納粹態(tài)度。在上海生活的納粹分子——中國的地方團體領導拉爾曼，在納粹專政以前就是艾克在德國的熟人。拉爾曼來北京，艾克從不怠慢他，將他當作“老朋友”邀請到自己家里，并以自己講究的生活方式令拉爾曼留下印象^[22]。就這樣，艾克從不需要擔憂這方面的事情。以后，在學會的事務上我還得多次征求艾克的建議。住在城東，離學會很遠的衛(wèi)德明很自覺，幾乎不到學會來，但我經常見到他，偶爾也征求他的意見。最后要說到洪濤生，他有時來學會^[23]，學會偶爾給他一些印刷任務。

三 北京的第一年：1937年6月～1938年

在北京的頭幾個月，我主要是熟悉新環(huán)境，沒有考慮學術研究。在衛(wèi)德明的推薦下，我聘請了家庭教師何鳳儒先生。起初，我每天早上和他練習1個小時的中文會話，也學到了許多新單詞。何鳳儒是滿族人，在北京長大，他掌握北京方言及其特殊的表達方式，特別熟悉北京民俗。他沒有受過學術訓練也不懂外語，但教外國人中文卻是他的職業(yè)。除衛(wèi)明德以外，其他的德國漢學家，例如雷興、艾伯華夫婦^[24]也跟他學習過。我很快開始定期閱讀一份中文報刊，即天津出版的《大公報》。然而，日本占領以后，所有的中文報刊還有英文的《北平時事日報》（Peking Chronicle）或多或少地成為日本人的政治喉舌，因此我后來訂閱了天津出版的《京津時報》（Peking und Tientsin Times），該報獨立于日本人。

我來了以后不久，謝禮士于6月9日乘火車經過西伯利亞（Sibirien）回德國休假。中德學會的工作主要由張?zhí)祺牒屠ＶZ夫斯基伯爵小姐處理，我要做的工作很少。我很多時候騎自行車在城里兜風，享受如今幾乎不復存在的獨一無二的北京的氣氛^[25]。我也參觀名勝古跡，如太廟、中央公園、中南海和北海公園、故宮博物院等地方。6月13日，陶德曼帶我一起去明陵郊游。那時的街道沒有擴建到明陵，雨季時汽車無法行駛，陵墓沒有對旅游業(yè)開放，幾乎無人看管。絕美的陵墓及其周圍的景色，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強烈。我也騎自行車去城外的清華大學，再次見到我柏林時的語言交流伙伴、清華大學的德語教授陳銓。我也看望了曾在德國短暫學習過的陳寅恪（1890～1969）教授，他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中國的漢學家^[26]。在城里，我看望了我父親以前的學生和柏林的熟人——元史專家兼北大教授姚從吾（1894～1970）。不久以后，他們所有的人都不再留在北京了。由于我那篇關于維新改革運動的博士論文的關系，我被引薦給康有為的女兒，以畫家著稱的羅康同璧女士（1883～1969），我多次去城東她家里拜訪她。我也參觀了天主教輔仁大學，該大學離中德學會不遠，謝禮士和艾克在那兒工作。我先是認識了他們的校務長雷冕神甫（Pater R.Rahmann）和《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的出版人豐浮露神甫（Pater E.Feifel，1902-1999），接著逐漸認識了大多數(shù)的外國教授，主要是德國人。

不久，7月7日在馬可·波羅橋^[27]（Marco-Polo-Brücke）發(fā)生了“七七事變”，這是日本進攻中國的開始，但起初大家?guī)缀鯖]有預料到它的影響。7月18日，我已經能夠比較熟練地乘火車到北戴河，斐霞的太太，原是挪威人，她邀請我去那里。和大多數(shù)西方國家一樣，北戴河也是德國大使館的夏季官邸。由于上述意外事件，陶德曼大使必須返回南京。7月24日，我只好與他告別。斐霞卻沒有按最初計劃的那樣來北戴河。我在斐霞家里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日子。由于鐵路交通暫時中斷，我待在那兒的時間要比原計劃長。8月8日，幾經艱辛才回到北京——路上的時間，不是8小時而是30小時——表面上，局勢沒有很大的變化。城內，日本軍隊的行動還算克制，公使館區(qū)仍然掌握在國際管理部門的手中。此外，由中國警察負責維護秩序，公共安全像往常一樣很好。

雖然有些人感覺受到了一些威脅——有的有理由，有的則無道理。艾克與京劇戲班永春社社長兼主角李萬春（1911～1985）是朋友，后者與其他人一樣，在日本占領以后，很擔心自己和道具的安全，就求助于艾克。因此，艾克建議委任李萬春為中德學會的評議員。我無法反對，因為艾克在學會里說話比較算數(shù)。德國大使館管理部門的領導人彼德爾博士很了解中國的情況，為人也很通情達理，他也贊同這樣做。所以，李萬春拿到一封公函，在我的陪同下乘一輛插著德國國旗的人力車，明目張膽地從中德學會駛向他位于城南的家里。這事兒給我?guī)淼暮锰幨?，我可以單獨或者與朋友在位置很好的地方免費觀看李萬春的戲班的所有演出。我盡量利用這一點，到后臺或李萬春家里看演員排練，因此喚起了我對京劇的興趣和愛好。雖然我從未研究過戲劇，但直到今天仍然喜歡欣賞它，而且為京劇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沒落而感到遺憾。謝禮士回來以后，似乎對這件事不怎么滿意，卻無法責怪我，因為我是按艾克的指示辦事。

那時，北京城墻的狀況還很好，關閉了13個外城城門以保護居民。夜晚，城門始終是全部關閉的。日本人占領北京城不久，白天打開一些城門，人們能出城到近郊，比如去西北邊的美國教會大學燕京大學，有許多著名的中國學者在那里工作。1952年國立北京大學（北大）搬進這個美麗的大學校園。我也騎車去較遠的地方郊游，比如去頤和園，西到香山的邊緣，東到通縣。

在北京生活的外國人比較少，漢學界人士或者純粹對中國真正感興趣的人更少，我很快結識了他們。其中一些人只是在北京短暫停留，比如石坦安、哈佛大學教授葉理綏（Serge Elisséef，1889-1975）和來自華沙的亞布隆斯基（W.Jablonski）教授。一直生活在這里的人有中國戲劇專家哈羅德·艾克頓（Harold Acton）、美國語言學?！叭A文學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的校長裴德士（W.B.Pettus）、位于北京飯店的法國書店老板兼出版商的亨利·魏智（Henri Vetch），他興趣廣泛且愛好交際、匈牙利藝術商人馬蒂亞斯·科莫爾（Mathias Komor）博士、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的瑞士寄生物學家何博禮（Reinhard Hoeppli），美國的英國語言文學研究者羅伯特·溫德（Robert Winter，1899-1984）、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地理學家君特·科勒爾（Günther K?hler）博士即黃河-科勒爾、法國漢學家邵可侶（Jacques Reclus，1894-1984）、年輕的英國漢學家亨利·麥克里維（Henry McAleavy）、佛學家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博士、德國新聞辦公室的記者赫爾伯特·穆勒（Herbert Müller）和《蘇黎世報》（Züricher Zeitung）的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等人。秋天，我在柏林東方語言學院的老同學貝阿特·克里格也到了北京她父親的家里，她父親是德國醫(yī)院的主任醫(yī)生克禮教授。我時不時地在她父親家或者其他地方見到她。通過貝阿特，我認識了君特·維耶訥（Günther Werner）一家人：父母、兩個已長大的孩子凱（Kai）和埃斯特爾（Esther）。父親維耶訥是商人，和許多中國手工藝人打交道。這個家庭開明，不是納粹。他們飼養(yǎng)了許多馬匹，請我去騎馬。作為老騎手，我很愿意并且常常接受這個邀約。特別是1938年初涼爽的幾個月，我每周多次與維耶訥的家人去騎馬，大多數(shù)在東南城門外騎馬（東便門、廣渠門、永定門）。這個地區(qū)當時完全是農村，我不僅喜歡騎馬，而且也喜歡中國典型的北方風光，它們令人印象很深刻。我還參加了幾次狩獵。騎馬時我也認識了維耶訥家的朋友，如美國人喬治·凱茨（George N.Kates）^[28]、為《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撰稿而成名的瑞士女記者莉莉·阿貝格（Lily Abegg）博士以及從德國流亡而來的燕京大學新聞學講師羅文達（Rudolf L?wenthal，1904-1996）博士。

大多數(shù)時候，我和主要由商人組成的德國社團保持距離，只是在無法回避的時候，比如在一定的國家節(jié)慶日才參加他們的活動。下述的這個場景今天還讓我感到有些無意義，但這也屬于這些“義務活動”：1938年4月，德國舉行了贊同納粹政權某個行動的全民公決。當時，不像今天這樣可以通過信件選舉，但能夠在德國以外的德國領土，即在大海上的德國輪船上設立選舉或表決點。北京的德國人，大概是在高層的暗示下，也想利用這個可能性，在停泊于大沽口海面上的赫伯公司的輪船“城堡土地”參加表決。在彼德爾博士好意的勸告下，我覺得有義務去參加投票。我先獨自乘火車到天津，4月13日和許多其他的德國人包括彼德爾博士一起，從天津乘一輛特地租用的駁船，沿海河而下，經過塘沽到大沽口的“城堡土地”上去表決。這是不記名的官方選舉，當然受到控制，所以大家只能說“是”，否則我肯定會失去在中德學會的工作?！俺潜ね恋亍钡墓ぷ魅藛T對這次“入侵”不太高興，想要令人討厭的客人們盡快離船，但我們由于狂風巨浪而拖延了登陸。夜晚，駁船才能再次靠岸，依舊猛烈的海浪卻又一次將我們送回海里。我把自己裹進一張固定在甲板上的防水帆布里，以此呼吸到新鮮空氣而避免了暈船。被安置在貨艙里的其他德國人全體暈船。清晨，我們抵達塘沽并立刻乘火車去天津。表決的結果當然是百分之百的贊同票。我單獨乘火車到天津是有原因的。以前旅游時，我在舞廳認識了一個我喜歡的舞女，現(xiàn)在的我不再像以前在上海時那樣矜持，就問她是否想和我一起去我的酒店。開始時，這個舞女裝得有點不好意思，說她母親還在等她，她要早回家。我說我會給她錢，讓她給自己的母親帶個小禮物并讓她放心。這樣，玉珍和我一起去了我的酒店。我很高興又見到她，并能夠做到勞逸結合，既工作又有私人生活。

1937年6月，謝禮士啟程前將我介紹給他的房東王太太。她是王蔭泰（1886～1947）的妻子，娘家是德國牧師克特內（Kettner）。王蔭泰一戰(zhàn)時在德國學習，在柏林民族博物館短暫工作，1912～1913年也曾在當?shù)氐臇|方語言學院工作過^[29]，此時正在上海當律師。1938年2月，他返回北京。王夫婦在小石橋有一個大四合院，里面有許多院落。謝禮士和他妻子住在其中的一個院落。王太太有6個女兒，最大的女兒比我大1歲，在國立圖書館工作，1938年5月嫁給了名叫莫澤（Mozère）的法國人。王蔭泰夫婦最小的兩個孩子還在上學。每周日或隔一周的星期日下午，是王太太的接待日，當時稱“會客”，接待這個家庭的所有朋友和熟人。我也多次去那里，并碰到一些有趣的中外人士。有時，他們還會邀請一些客人留下來吃晚飯。1938年新年，王蔭泰夫婦帶上我，乘幾輛車一起去明陵郊游。雖然明陵沒有被大雪覆蓋，但冬景中的各種建筑設施，與半年前的第一次參觀相比，留給我的印象并未減少。盡管明陵常常吸引著我，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是我最后的一次參觀。在以后的歲月里，那里不是太不安全就是道路不能通行。

當我與不講德語的中國人交往時，我就避免說英語，因為我非常想練習中文。我的英語會話能力也有限，雖然我閱讀英文專業(yè)文獻和報刊沒有困難，但正確的口語表達常常費力，那時我更熟悉法文。我利用了一個機會練習英語，彌補這個缺陷。為了清理1937年初在北京去世的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男爵的遺產，他的堂弟雷恩·施特爾-霍爾斯坦因（René von Sta?l-Holstein）來到北京。一戰(zhàn)后，施特爾-霍爾斯坦因從波羅的海移居到美國。他不會中文，艾克就向他推薦我，登記鋼和泰遺留的圖書室的中文書目。作為交換，他要和我練習英語對話。我每星期騎自行車到原奧匈公使館去兩三次，施特爾-霍爾斯坦因住在那兒。與逝者的興趣相符，遺產主要是佛教著作，我對此知之甚少。但在男爵已有的南條文雄（Bunyiu Nanjio）的《大明三藏圣教目錄》（Tripikata-Katalog）的幫助下，我總算沒有太大困難地抄錄了大多數(shù)文章的標題。我的英語也變得比較流暢了。

我到北京后不久，張?zhí)祺胂蛭彝扑]了一位名叫劉詒嫻的女大學生做我的德語私人學生。劉詒嫻比我小幾歲，在德國已待過一小段時間，卻必須中斷在德的停留，因為她母親病得很嚴重，父親已不在人世，又沒有兄弟。現(xiàn)在她母親的病好了一點，她就想盡快再到德國學習生物學。劉詒嫻嘗試提高德語水平，因此到中德學會我這里來。晚上，我們在中南海公園散了一次步以后，很快就結下了很親密的友誼，表面上我還是她的老師。我們每兩三天在離得不遠的她母親家或者在中德學會我這里見面。劉詒嫻是一位文靜、大方、聰明的女性，令人很有好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出身于教育背景良好的家庭：祖父劉瑞芬以前從事外交職業(yè)，母親是張之洞（1837～1909）的親戚。我?guī)椭郎蕚渎眯校ㄞk理簽證等），并給她提供推薦信。9月28日，劉詒嫻從北京乘火車經過西伯利亞去柏林。我們憂傷地告別，因為不知道是否可以再見，即使有可能，也不知何時才能夠再相見。她在柏林我父母家里和漢堡我姐姐家里得到很友好的接待。我向姐姐介紹了詒嫻，我的家人很欣賞她，她暫住在我父母家里。大約50年以后，我們才在北京和她最后的工作地西安重逢。1956～1976年，她經歷了很艱難的時期。她離開后，我與她在燕京大學英語系學習的妹妹劉詒誠多次見面，但她的性格和興趣與她姐姐大為不同，以至于從見面開始，我們就沒有發(fā)展出一段友誼。

一個月之前，張?zhí)祺刖鸵呀洺霭l(fā)去了德國。他和劉詒嫻是我在北京所認識的并且懷有友好之情的第一批中國人，而且我可以和他們說德語。他們兩人為了使我熟悉新環(huán)境，幫了很多忙。1948年張?zhí)祺牖貋硪院?，我在北京又見到了他。他獲得了愛德華·施普冉格的教育學和以日耳曼學為主專業(yè)的兩個博士學位^[30]。張?zhí)祺牒髞硎潜本煼洞髮W的教授，1956～1976年，他也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歲月。

10月1日起，我長期受聘于中德學會，工資每月150元（大約120馬克）。這些錢對于當時的生活開銷來說足夠了，尤其是我在中德學會里還有免費住房。10月5日謝禮士返回，我的工作就多了一點兒。然而，自謝禮士離開后，局勢卻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大部分在國立機構工作的學者紛紛離開了北京，這尤其涉及北京大學、北平大學^[31]、清華大學、國立圖書館、北平研究院（Peiping Akademie），它們后來在未被占領的中國后方，大多數(shù)是在昆明重新開辦。這樣一來，大部分中德學會的委員、成員和朋友也不在北京了，這使中德學會面臨著全新的形勢，但是，中德學會的工作卻沒有受到干擾地繼續(xù)進行著。其中，12月19日，德國木刻展在北京藝術學院（Pekinger Fine-Arts-Institute）開幕，1938年3月又在天津展出，此時，我認識了算得上是中德學會在天津的聯(lián)系人、德語說得非常好的原將軍向子龢，我也看望了耶穌會（St.Jesuiten）天津分會的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Emile Licent，1876-1952）修士。

中德學會以前就開辦了夜校，每周兩次由張?zhí)祺胫v授德語。第二年也就是現(xiàn)在，我接手了這個課程。我還從來沒有講過課——除語言交流以外——我根據(jù)舒爾茨-松德梅耶（Schulz-Sundermeyer）的教材《外國人德語教學》（Deutsche Sprachlehre für Ausl?nder）上課，不管怎么說，學生們取得了進步。學會也為初學者開辦了一門新課，由同濟大學畢業(yè)生董敦（遂曾）上課，他曾在南京中央軍校教過德語。

當時夜校共有25名學生。但張?zhí)祺氲娜毕?，還是引人關注。在楊丙辰的推薦下，謝禮士曾聘用了張?zhí)祺氲睦^任者王熙庸。王熙庸沒有上過大學，但從一個受過很少教育的女士那兒學了點德語，這個女士是他從德國回來的兄弟或者堂兄弟介紹的。王熙庸的中國字寫的并不差，而且能夠起草信件，除此以外，能力就很有限了。不久后的情況表明中德學會的空間太小，特別是圖書館和夜校，所以我們尋找新的地方。日本人占領北京后，許多人離開了此地，住房市場的形勢有利于我們。我們租到一個比過去寬敞得多的院子，也在城北的后門內，是比較靠近城中心的院子。1938年6月我們搬了進去。這座房子由五個院子組成，有九間房子：1.寬敞的北房是接待室，包括兩間耳房，圖書室可以部分安置在內，還有一個幫工干活的地方。2.東廂房用作圖書室。3.西廂房是我的客廳、臥室和洗澡間。4.過道上的房間當作辦公室和雜志室，耳房用作廚房、洗手間和儲藏室。5.外院的東廂房是一個小小的教室。6.外院的西廂房是主要的辦公室。7.南房是一個大教室、門房、工作人員住房和廚房。8.前面的花房是客人的客廳、臥室和洗澡間。9.后面的花房用作儲藏室。我給自己的房間買了傳統(tǒng)風格的黃花梨家具，終于在自己的屋子里擁有了一張私人書桌，而以前只在學會的公用辦公室里有一張辦公桌。搬家不久后的7月底，謝禮士和他妻子與黃河-科勒爾回德國休假一年?？墒菦]有想到，他從此沒有再返回中國。我與謝禮士的合作大體上很好。他是一個受過教育還算隨和的人，可惜健康狀況不是特別好，患有心臟病，容易發(fā)脾氣，每當此時，他就會毫無理由地責備我。有一兩次甚至把我激怒得站起來直接離開房間——也許我也有點過分敏感。

我也有兩個私人學生（初學者），都是師范大學的畢業(yè)生。他們跟著我學了大約一年的德語，直到其中大我?guī)讱q的考古學家蘇秉琦隨著北平研究院去了昆明。在此之前，蘇秉琦介紹我認識了他研究院的許多同事，其中有我后來一直保持聯(lián)系的劉厚慈、王靜如（1903～1990）和吳豐培（1909～1996）。蘇秉琦也鼓勵我寫了一篇小論文《1930年以來的中國出土文物報告》（Bericht über Ausgrabungen in China seit 1930）^[32]。蘇和吳一樣，也是我每次訪問北京時要看望的老朋友。另一個女學生是體育教育家彭靜波，以后我多次見到她。彭靜波體格強壯，與她的職業(yè)很相稱，但并非令人沒有好感，不過，她的興趣與我相差很多，而且外表沒有什么魅力。后來，特別是她結婚以后，我沒再跟她聯(lián)系。

1937年11月29日，我根據(jù)父母的愿望，寫信告訴他們我的日常生活：

我一般7點到7點15分起床，現(xiàn)在起來得有點晚，因為7點以后天才亮。接著，做一會兒小小的自由體操、洗漱、刮胡子、穿衣服和吃早餐。除了星期四和星期天，我的老師每天來，星期二和星期五9點過一點，其他時候快到9點的時候來。1個小時的講課后，星期二和星期五，我的兩個私人學生也來上1個小時或者1個多小時的課；另外的三天我到施特爾-霍爾斯坦因男爵那兒去（騎自行車大約20分鐘）。中午（即1點鐘）我回到家里。星期二和星期五，我的學生離開后，我處理點私事，去圖書館或者辦事。午飯后我睡到2點45分或者3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點到6點，我都在學會上班。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上6點到7點半，我要教前面說到過的德語課，其余是我自己的時間。我10點到11點之間上床睡覺。星期四上午，根據(jù)天氣情況，我到城外去……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下午，我常常去戲院……幸運的是，我得到的邀請次數(shù)不是太多，平均每周大約一次。同樣，晚上也有人到我這兒來，每周大約一次，大多數(shù)時候是一兩個人，三個人是最多的，因為我沒有更多的地方和餐具。

謝禮士回來后不久，在我們城北的圈子里，新加入了歷史學家兼政治學家亞當·馮·特羅特·索爾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1909～1944）^[33]。他比我大一點，是英國羅茲獎學金的獲獎者。馮·特羅特是艾克的老朋友，在他家住了將近一年。這是一個非常隨和又聰明的人，所有人都喜歡他。1938年9月返回柏林后^[34]，馮·特羅特在外交部里極力維護中德學會的利益。1940年2月他還到北京進行了短暫的訪問，然后參加了反納粹獨裁的抵抗運動。1944年7月20日和其他人一起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不幸失敗以后，馮·特羅特和另外的密謀者遭到希特勒的殺害^[35]，我們都感到很沉痛。我經常和馮·特羅特、艾克、施特爾-霍爾斯坦因、謝禮士、利希諾夫斯基伯爵小姐（她1938年2月初離開）、貝阿特·克里格在一起。3月份，卡爾·賓格爾從上海來看望我們，只作短暫的逗留。秋天，維多利亞·馮·溫特菲爾德也來了。4月，我漢堡的老朋友孫用震到了北京，他在這兒待了兩年。我們多次碰面，共同編寫了《德華常用小字匯》（Kleines Deutsch-Chinesisches W?rterbuch für den Anfang），1939年在洪濤生那里印刷并由中德學會出版。

1938年4月，我在中央公園偶爾認識了燕京大學中文系的女學生朱炳蓀。當我告訴她我的名字時，她斷定，她剛翻譯和發(fā)表了同名作者的一篇論文。實際上，這個作者是我父親^[36]。就這樣，我們互相認識了。以后，我們多次見面并發(fā)展成緊密的友誼，但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內。朱炳蓀是一個活潑外向、聰明的女性，比我小幾歲，興趣廣泛。她的閱讀量很大，自己也寫東西，業(yè)余表演京戲，也喜歡跳舞，我們有時一起出去。就這樣，在第一年里，我對北京越來越熟悉了。

四 北京：1938～1939年

謝禮士走后，1938年7月底，我雖然名義上并非學會領導人，但實際上獨自承擔著中德學會及其活動的責任，有點兒名不符實。我的背后是艾克以及對中德學會和中國情況十分了解的德國大使館管理部門的領導彼德爾博士。彼德爾是我在東方語言學院的考試委員會成員，我們之間似乎存在著師生關系。我首先要完成的是謝禮士開始和正在進行的工作。其中，10月29日由彼德爾博士主持慶祝新的學會工作地點開張，我也要作一個簡短致詞；另外還有在中央公園籌備和開幕的“德國木刻藝術的過去與現(xiàn)在”（Der Deutsche Holzschnit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與上一年相比，此次規(guī)模大了很多。木刻展畫冊的標題是后來享有盛譽的畫家齊白石（1864～1957）題寫的，邵可侶向他引見了馮·特羅特和我。在北京、天津放映了5部德國文化風光電影。此外，圖書館要擴建。中德學會的預算里有一定的帝國馬克^[37]用于在德國購買圖書，由于謝禮士的關系，大多是在慕尼黑的一家走廊書店魏德（Weid）購買的。作為受過訓練的圖書館管理員，謝禮士懂得系統(tǒng)地建設圖書館。圖書館的重點是德國文學，特別是有不少歌德的文學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