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得弗得了”

1980年代初，中國終于走出了無書可讀的黑暗時代，新華書店里漸漸有了點百花齊放的味道?？晌乙驗檎詰傩≌f創(chuàng)作，閱讀范圍局限于中外小說名著；偶然看點雜書，也是想從中發(fā)現(xiàn)小說創(chuàng)作可以利用的材料。

改變了我的閱讀視野直至人生軌跡的，是鄭振鐸先生的《西諦書話》。

《西諦書話》出版于1983年10月，我接觸到它已是第二年的夏天。當時我對西諦先生的了解極其有限，對書話這種文體同樣十分陌生，之所以會注意到這部書，是因為書前有葉圣老的序。那年春天我調(diào)入江蘇省作協(xié)工作，而葉圣老的次子至誠先生時任《雨花》雜志主編，幾乎天天見面，時聆教誨，因了這層緣故，對葉圣老推薦的書自然不肯錯過。

葉圣老雖自謙對舊書外行，但不愧為文章妙手，序文中接二連三的“喜歡得弗得了”，就勾得讀書人心中癢癢，迫切地想知道個中究竟有什么“弗得了”的東西在。開卷粗讀，立刻便感覺到了西諦先生知識的淵博；漸漸地，我不僅為訪書的趣味所吸引，為古舊書自身的價值所震驚，更為西諦先生愛書的那一種癡迷與激情深深打動。這固然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但他與書的關(guān)系，竟已無法用一個“愛”字簡單地表達了。書于他絕不再是品茗把持的雅玩，也不止于研究學問的工具，更不會是保值收藏的介質(zhì)；書對于西諦先生，實在已成為一種融入血肉、化入精魄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書，也就不再有完整的西諦先生。

僅就這一點而言，已經(jīng)“弗得了”。

更令人感佩的，是西諦先生身上所體現(xiàn)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他一生以搜羅保護中華民族文獻史料為己任，平時不惜代價訪書收書，爬梳整理，研究考證，嘔心瀝血；而在抗戰(zhàn)期間，他更置個人安危死生于度外，與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與為虎作倀的漢奸文人，與唯利是圖的書賈書販巧妙周旋，“舉鼎絕臏”，竭盡全力搶救民族文化遺產(chǎn)，阻止珍善古籍外流。用葉圣老的話說，“簡直拼上了性命”。西諦先生說自己“狂臚文獻耗中年”，是毫不夸張的。讀《劫中得書記》，讀《劫中得書續(xù)記》，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讀《求書日錄》，讀《訪箋雜記》，字里行間，都令人油然想起魯迅先生的名言——“趕快做”。

原來在魯迅的楷模之外，中國還有這樣的文人，中國文化中還有這樣的傳統(tǒng)！

一個著書人，一個讀書人，一個藏書人，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就應(yīng)該具備西諦先生的這種境界，至少也應(yīng)該追求西諦先生的這種境界。

這樣一本能激蕩起心胸中浩然之氣的書，真的讓我“喜歡得弗得了”。

從那以后，我的讀書開始擺脫實用主義，不再滿足于挖掘一點小說材料，領(lǐng)悟一點小說作法，激發(fā)一點創(chuàng)作靈感，而更注重于個人文化素養(yǎng)的提高，特別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從那以后，我才懂得怎樣才能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化人。

與此同時，書話這種文體，也讓我一見傾心，有相見恨晚之感。專家學者，就某一命題，系統(tǒng)閱讀研究相關(guān)書籍，其所作書話結(jié)集，謹嚴精湛，無異于學問門徑；即或興之所至，漫步書林，隨手采擷，雜花繽紛，也令人茅塞頓開：原來書還可以這樣讀，文章還可以這樣寫，世間事物還可以從這樣的角度進行剖視，真是“喜歡得弗得了”！

所以，我一邊悉心搜集西諦先生著作的各種版本，搜集有關(guān)西諦先生的各種著述，一邊開始關(guān)注當時出版的各種書話集。三聯(lián)書店的那一套書話叢書，《晦庵書話》、《書林漫步》、《一氓題跋》、《書海夜航》、《書林秋草》等，先后進入我的珍藏，而黃裳先生的《銀魚集》、《翠墨集》、《榆下說書》、《珠還記幸》，更讓我愛不釋手，以后遂“逢黃必收”，陸續(xù)淘得黃裳先生的書話集數(shù)十種。其他出版社的《知堂序跋》、《書邊草》、《獵書小記》，兼及《江浙訪書記》、《訪書見聞錄》、《小說閑談四種》、《走向世界》，并上溯到《書林清話》、《琉璃廠小志》、《藏書紀事詩》，也就是通常被稱為“讀書之書”的，漸漸成為我藏書中一個重要的系列。這些專家學者的書話與訪書記，很少像西諦先生那樣率性任情甚至慷慨激昂，多的是一種平實的語態(tài)，但同樣處處流露著對于書籍那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摯情。

從塵世的喧囂中逃出，泡上一杯清茶，打開一本書話，就像對面坐著一位諄諄長者，將他的讀書心得、學問妙諦，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時或被其觸動心弦，真像《西游記》中描寫的孫悟空，忍不住抓耳撓腮、手舞足蹈。古人說“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讀書話的快樂，常常正是如此，文字是難以完全表達出來的。

因為喜愛書話的濃情蜜意，使我對書話寫作心向往之，但也視為畏途，以為好的書話就像冰山一樣，沒有海平面下的八分之七，就不可能托起海平面上的八分之一。后在王稼句先生的激勵下，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嘗試，竟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最終導致我逐漸中止了小說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書話寫作和版本研究。而又因此得以結(jié)識國內(nèi)書話界的良師益友，常常能得到他們的新著，且不時相聚，傾情愫，通有無，增學識，更是足以大呼“喜歡得弗得了”的人生樂事。

憶程千帆先生

在南京的前輩學者中，我有幸交往較多，一再面聆教誨的，是程千帆先生。

1980年代初，我參加南京市文學講習所的學習，所長就是程千帆先生。講習所給我們提供的必讀書中，有沈祖棻、程千帆夫婦選注的《古詩今選》。那時古典文學的選注本出版尚少，像沈、程兩先生這樣的學者兼詩人動手，在選、注、解題諸方面都有真知灼見的就更少了。

程先生也曾給我們上過課。記得有一次談抒情詩，程先生深入淺出，所論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特別是對當年風靡一時的“形象思維”說，程先生冷靜地指出，中國過去并沒有這樣的概念區(qū)別，生活本身是復(fù)雜的，有情、有事、有理，詩人下筆之際，恐怕不會做得到停止大腦的某一種思維功能，只用“形象思維”功能；在創(chuàng)作時，也不要以為是在寫抒情詩，就排斥應(yīng)有的敘事和說理，抒情、敘事、說理應(yīng)該允許同時存在。在當時能說這些話，不但需要學養(yǎng)，更需要膽魄。

1987年9月，江蘇省作協(xié)組織一批老作家、老學者沿南運河參觀采風，程先生也參加了。我作為工作人員，陪同他們游覽周莊、陳墓、盛澤、黎里、同里、桃源，直到烏鎮(zhèn)的茅盾故居，一行五日，前輩風采，領(lǐng)略尤多。每到一地，接待人都希望老先生們能留下墨寶，于是大家便公推出程先生來。程先生也不推辭，當場揮毫，或舊詩或新作，那一筆流麗的行楷，由米字中化出，柔中有剛，清雅脫俗。更深刻的感觸，是從前輩學者的隨意談笑中，讓我意識到了自己文化修養(yǎng)的淺薄；遺憾的是我當時興趣全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錯失了向他們討教的好機會。

1994年末，我偶然買到了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學發(fā)凡》，系1943年8月成都刊本，列為“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叢書第二種”。適逢南京大學徐雁先生來訪，我遂托他將這兩冊書帶請程先生題簽。當天晚上，徐雁先生即打電話告訴我，說程先生看到這書很開心，并興致勃勃地談起南運河采風的舊事。時隔七年，程先生居然還能記得我這個做服務(wù)工作的后生小輩。

程先生用毛筆，在《文學發(fā)凡》上下兩冊的封面上，滿滿地寫下了題記，說明此書的版本源流：“這是我早年寫的一份講稿，曾先后用《文學發(fā)凡》、《文論要詮》、《文論十箋》三個書名，在金陵大學、開明書店、太平書店、廣文書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遼寧古籍出版社印過六次。其中香港太平、臺北廣文是盜版。它寫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歲，最近將其收入選集在遼寧重印，已八十二歲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見的金大初版，因為題記之。九五年春，千帆”，后鈐“閑堂老人”篆文朱印。

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的遭港臺出版社盜印，還曾被作為程先生“里通外國”的罪證，嚴加追查，真真讓人哭笑不得。

1996年秋，我參與籌辦《東方文化周刊》，后主持編輯工作，至今仍為朋友們所憶念的一個舉措，就是辟“東方文曲星”專欄，以當世學者文人為“封面人物”，在現(xiàn)時“美女如云”的期刊封面中別具一格。次年第二十四期“封面人物”，就是鶴發(fā)童顏的程千帆先生，并配發(fā)了以《繼古開今滋蘭樹蕙》為題的專文。在組稿時，我曾與徐雁一起去拜訪程先生，程先生談道，他早將自己的藏書捐給了南京大學圖書館，最近又將手稿和往來書信等文獻資料捐給了南京大學檔案館。程先生說，他屢屢看到師友身后圖書資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決定在自己還清醒的時候，就處理好這些事情。這無疑是非常明智的?？锒ㄓ?月20日出版，正值香港回歸前夕。談到這普天同慶的盛大慶典即將到來，程先生欣然寫下了“迎香港回歸”五個大字，并為徐雁書寫了自己的詩作《題靜海寺》：“靜海前朝寺，滄桑二百年。蠻夷雖猾夏，漢幟復(fù)中天。殿宇新篁古，勛名日月鮮。憑欄望臺島，慊汝尚孤懸?！?/p>

2000年春節(jié)，我與徐雁等去程先生家拜年，把上中學的女兒也帶去了。我覺得應(yīng)該讓她們這一代人，也能有親近前輩學者的機會。程先生很喜歡孩子，聽說女兒的小名叫早早，更加高興，說到他的外孫女小名也叫早早，而沈先生曾做有長歌《早早詩》，風趣中頗見辛酸。程先生的外孫女得此名是因為8月而生；內(nèi)子為女兒取這個小名，則是因為孩子生得晚，我們夫妻倆都已過了而立之年。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孩子生得晚，是與社會動蕩密切相關(guān)的。

程先生拉了孩子的手，問她的學習情況，并且一定要送她一件禮物作紀念，后來就將茶幾上的一件紀念周恩來總理的銅質(zhì)包金工藝品送給了孩子，托架上的圓章，正面的浮雕是總理的半身像，背面是總理的手跡，“艱苦奮斗，不怕困難”。我們談話時，女兒一直靜靜地坐在旁邊聽，對這位銀發(fā)老爺爺?shù)娘L華神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很珍惜程先生的這件禮物，一直放在寫字臺的右上角。

那一天，程先生的身體還是那樣康健，情緒又是那樣開朗，談笑風生，反應(yīng)敏捷，嗓音洪亮，讓人完全沒有先生暮年之感。一個多小時中，程先生說得多，我們聽得多。程先生談到他六十余年的治學經(jīng)歷，談到他在校讎學上的貢獻。他謙虛地說，他的老師中，有研究東方校讎學的，也有研究西方校讎學的，他的工作，只是將東西方的校讎學融會貫通。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段話，程先生說，他在三十歲以前，因為讀得書少，是很敢寫文章的；可是到五十歲以后，就不大敢寫了，因為書讀多了，明白要把文章寫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雖也已年過五十，也許是因為被文化大革命耽擱了十年吧，有時還不得不寫得很急，讀書的時間則太少，結(jié)果每一本新書問世，幾乎都會有遺憾的地方。這是值得認真反省的。

沒想到四個月后，程先生竟與世長辭。參加悼唁活動時，看著照片上笑意慈藹的程先生，我忽然想到了從未見過的沈先生。他們都將骸骨留在了異鄉(xiāng)。出生于江蘇的沈先生，將骸骨留在了不能厚待她的武漢，似乎是要讓人們永遠記住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而出生于湖南的程先生，將骸骨留在了厚待他的江蘇，則似乎是要讓人們記住，中國文化史上終于回歸的光明。

也是城南舊事

2003年，夏祖麗先生曾贈我一部她為母親林海音寫的傳記，書名就叫《從城南走來》。隔年春天，又承她贈我臺北天下文化版的《何凡傳》，這是夏先生剛完成的父親的傳記，參與寫作的還有其外子張至璋及成功大學應(yīng)鳳凰博士。夏先生的序文《也是城南舊事》，講的則是她們?nèi)揖幼∨_北市城南時的故事了。

但是《何凡傳》的第一章《從顏料坊到宣武門外》，又從南京的城南說到了北京的城南。這一家人真可謂與城南有緣。

對于南京的書香世家，南京人現(xiàn)在已只知道南捕廳甘家了。長干里端木家、秦淮水榭朱家、紅土橋陳家、顏料坊夏家等都已淡出了記憶。夏家祖宅所在的顏料坊，在拓寬集慶路時被鏟除了一半，余下的半截也在“老城改造”中被夷為平地。說起夏仁虎，竟須得加一個注腳，說他是林海音的老公公，聽者才不至于茫然。

這對于夏仁虎，未免過于委屈。

林海音的外子何凡，本名夏承楹，是夏仁虎的第六個兒子。夏家在明末自紹興遷居金陵，素有清望。道光年間，夏仁虎的祖父夏塏和叔祖父夏塽相繼中舉，皆有文名，被時人比作晉代陸機、陸云兄弟，譽為“一時機云”。夏塏的長子家鎬得中進士，曾任刑部右侍郎；次子家銑是邑增生，死于太平天國之難，后入祀金陵昭忠祠；四子家鏞也是邑增生，曾在九江任稅吏。家鏞的五個兒子，少年時皆蜚聲文壇，而四子仁虎尤著。夏仁虎1874年生于南京，三歲識字，七歲做對，十一歲作文，但偏愛詩詞，少年時就因“窗外芭蕉籬內(nèi)竹，一般夜雨兩般聲”的佳句，被恩師陳作霖賞識，以為有詞意，遂得“兩聲詞人”的雅號。他在光緒二十三年拔貢，第二年也就是戊戌變法之年，赴京朝考，得授京官，歷任職刑部、郵傳部、農(nóng)工商部等；入民國后曾任財政部次長、國務(wù)院秘書長，五十五歲退休；后專事講學與著述三十余年，有著作四十余種。據(jù)王景山先生統(tǒng)計，其中詩、詞、文集十七種，風俗、掌故類六種，地方志類九種，學術(shù)著作七種，戲曲、小說各二種。1949年后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1963年辭世，享年九十。

民國年間，夏仁虎曾與章士釗、葉恭綽、張伯駒等組織詩社、詞社，唱和不綴。據(jù)林海音說，夏仁虎晚年，仍和傅增湘、吳廷燮、趙椿年、郭則沄、張伯駒等國學前輩最為友好，“酬唱往來，享盡文人的樂趣。多年來的夏日黃昏，他幾乎每天和這些好友在中山公園柏樹林下的春明館茶座聚晤”。他還仿《儒林外史》寫下了一部《公園外史》，“敘述當時朋輩狀況，靈感當然就是得自多年在公園‘黃昏之游’的談聞”。鄧云鄉(xiāng)先生也曾經(jīng)說道，夏仁虎“雖無國學大師的頭銜，但的確屬于國學范疇的學人”，希望今天能多幾個知道夏仁虎、多幾個讀夏仁虎著作的人。

南京人不知夏仁虎，是文化視野的嚴重隔膜。

夏仁虎雖然二十四歲就離開南京，定居北京，但終生不忘故土。據(jù)其孫女祖麗說，他以枝巢為號，典出《古詩十九首》中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所以他將北京的居所稱為“北枝巢”；退休后曾經(jīng)有舉家南徙之意，畢竟因為在北京日久，已繁衍三代，難以成行。他最后的著作《枝巢九十回憶篇》中，也說到他“二十年前有意南返，于家鄉(xiāng)購屋一區(qū)”，其地在飲虹橋西九兒巷中，據(jù)說是明代魏國公更衣別墅的舊址；終因擔心卷入政治旋渦，“歸計蹉跎”，而日寇侵華戰(zhàn)事已起，只能“做《南枝巢賦》寄意”：“枝巢既營，歸棲未遂；風鶴忽驚，骨肉流離?！笨箲?zhàn)期間，他困居淪陷的北京城中，盡管“紛紛偽組織，時來相誘勸”，都被他“嚴詞堅拒絕”；還曾作《哀金陵賦》，以精衛(wèi)填?！霸鵁o救于洪流”喻指南京汪偽政府沒有前途。

夏仁虎生平愛藏書，在《枝巢九十回憶篇》中，他自述生平有兩件事戀戀難舍，“其一為藏書，是我平生愿。有力即購求，簡冊盈數(shù)萬”。后為生計所迫，多被書賈捆載而去。但苦心搜集到的南京地方文獻五百余種始終不能割舍，1960年，他因目力衰退，遂將其全部捐獻南京市文管會，作為對故鄉(xiāng)的回饋，其中有《景定建康志》這樣的珍本。同時捐贈的還有他關(guān)于南京的著作，包括部分未刊文稿。

夏仁虎的著述中，與南京有關(guān)的專著至少有六種。最早的大約是1915年完成的《歲華憶語》，“于金陵舊時之風俗習尚，略可見焉”；1947年中秋他寄交盧前，于次年1月載入《南京文獻》第十三號。其次是《玄武湖志》，1932年雕版刊印于北京，近年有廣陵書社的影印本。1943年夏完成的《秦淮志》，1948年12月載《南京文獻》第二十四號，近年重刊入秦淮區(qū)文化館所編《秦淮夜談》中。林海音以為《玄武湖志》“應(yīng)屬《秦淮志》的一部分”，則是誤會。其實這些都是他為纂修《金陵通典》所做的準備，此外還有未能出版的《金陵明遺民錄》十卷、《金陵藝文志》十四卷及《金陵藝文題跋》十四卷等?！督鹆晖ǖ洹匪莆茨芡旮?，亦未見刊行。在他參與重修《江蘇通志》所補的《耆獻傳》三百篇和詩詞文集中，亦有許多關(guān)于南京的內(nèi)容。夏仁虎對修纂地方志的濃厚興趣，源于自幼師從南京著名方志學家陳作霖所受的影響。在北京，他還參與了《綏遠通志》和《北京志》的修纂。后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志稿》，就是由夏仁虎保存下來捐贈市府的。

方志著述中，最為夏氏所重視的，當是《秦淮志》。他在自序中說，“金陵諸山水多有志”，偏偏最著名的“秦淮獨無”。考其原因，大約一是秦淮河流域廣，歷史久，貫穿都市，體例難以把握；二是志秦淮必涉娼妓、游船，二者“已成不可離之局”，但“詳之傷志體，略之傷志實”，取舍亦有困難。然時逢戰(zhàn)亂，“老成日益凋落，文獻將盡喪失”，所以他打破通常山水小志體例，以水系地，將舊籍所載材料，析為流域、匯通、津梁、名跡、題詠五卷；將“聞諸父老者”和“身所及見者”，撰為宅第、園林、坊市、游船、女閭、余聞六卷；另人物一卷，記述他所親見者。這部六萬余字的《秦淮志》，保存了豐富翔實的史料，至今還是研究秦淮文化最系統(tǒng)也最重要的“征考之資”。

夏仁虎的大哥和二哥兩支，一直留居南京老家。

夏仁虎有八子一女，沒有一個學中文、研國學的，也沒有一人從政。只有學外文的何凡，后來進入文壇，也只有何凡一家離內(nèi)地去了臺灣。何凡在臺灣辦報紙，開專欄，搞翻譯，影響到三代年輕人的成長；他的周圍聚集著許多臺灣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梁實秋、白先勇、痖弦、隱地、琦君、齊邦媛、侯榕生、彭歌等都是其座上客。“夏府永不熄燈的客廳，被認為是臺灣半個文壇?！?/p>

何凡說，男女兩性要像對聯(lián)的上下聯(lián)，要對仗工整，音韻和諧，分量平均，才是佳作。他與林海音，要算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中難得的佳對了。更難得的是兩人都長壽，共同生活六十三年。然而，林海音在內(nèi)地家喻戶曉，何凡卻籍籍無名，由此亦可見兩岸文化交流的缺乏和浮泛。

在同一個民族中，文化視野出現(xiàn)這樣的隔膜，不能不說是可悲的。

我愛風流高格調(diào)

2004年夏天，陳子善先生寄來兩冊《張愛玲的風氣》，一冊是賜我的，另一冊囑轉(zhuǎn)送章品鎮(zhèn)先生，因為其中選了章老的一篇舊作——《對〈傳奇〉的印象》。于是想到，章老從事文藝工作六十余年，一生“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則惜墨如金，然每一文出，觀者必奔走傳誦。改革開放以來他的新作，有了三聯(lián)的一本《花木叢中人常在》，此前的舊作至今仍未能結(jié)集，豈不可惜！其時適江蘇作協(xié)編“老作家文庫”，抓我當差，遂與章老聯(lián)系，擬編一部《章品鎮(zhèn)文集》。哪知章老卻以所作甚少，不能成“集”，堅辭不許。幾經(jīng)磋商，章老方松口，允以來日，即待他的兩本新書問世后，從三本書中精選一冊。這“兩本新書”之一，就是收入“開卷文叢”第二輯的《自己的嫁衣》，在《開卷》雜志創(chuàng)刊五周年的紀念活動同時，舉行了首發(fā)式。

這本新書收文四十一篇，有一半正是章老的舊作，約占搜集到的舊作的十分之三。作品依時序編排，第一篇《挑“西瓜”的癡連元》作于1937年，當時章老才是十五歲的中學生，一篇人物素描就寫得有張有弛，比今天的許多小說還好看。1943年，章老開始編《詩歌線》副刊，此前此后，自己也寫了不少詩，還有若干雜文。其中就有那篇《對〈傳奇〉的印象》，但文字有了些刪減。在每一篇舊作的后面，章老都有附言或補記，交代那詩文寫作的背景，特別是相關(guān)人物的命運，也是精彩的小品文。

首發(fā)式的當晚，我陪陳子善和嚴鋒先生去看望章老，他因膽囊不適，住在省人民醫(yī)院，雖然消瘦得厲害，但氣色尚佳，談鋒尤健。我的印象中，要說二十世紀的文壇掌故，在江蘇沒有比章老更清楚的了。他出身南通書香世家，進入文化界甚早，后來因為工作的便利，與前輩文化人有著密切的接觸，他是有心人，記憶力又好，所以百年舊事，只要提個頭，他就如數(shù)家珍，津津有味。錯綜復(fù)雜的人物與事件，經(jīng)他條分縷析，便豁然開朗，頗有點聽說評書的味道。而章老亦以寫人物見長，一兩個細節(jié)，寥寥數(shù)語，常常就能將一個人寫活了。這說明他的觀察力、對人情世故的理解都非同一般，語言表達能力也十分深厚。我有時想，章老當年倘若搞創(chuàng)作寫小說，成績一定不會差。這本書里，他寫多年的老朋友是如此，寫旅途上一面之緣的陌生人同樣如此。書中的幾篇游記，寫景固然不乏點睛之筆，但他筆下更生機盎然的，還是同游的朋友們。他的敘事功夫也很高，一篇《交臂失之述例》，將幾十年間可遇可求、遇而未求的珍籍文玩，寫得活色生香，讓如我之輩的后生，無比欣羨。這本書中，還插配了幾十幅珍貴的老照片，有章老與卞之琳、傅抱石、陳之佛、林散之、孫望、陳瘦竹、趙瑞蕻、馮亦代、王辛笛、賈植芳、周玨良、辛豐年、李俊民、潘旭瀾、陸文夫等友人的合影，也有章老與家人晚輩的生活照，不但為讀者提供了生動的形象參照，而且每一幅照片后面，又都有故事。

在《藝術(shù)》一文中，章老從欣賞雨花石起興，說到對藝術(shù)品的品評，以為“氣韻生動”該是“駕乎‘神似’之上的”?！坝行┳髌肥莻髁松竦?，但說它‘氣韻生動’似乎還缺點什么。缺點什么呢？是作者的感情不夠強烈甚至沒有感情，由表及里都是冷冰冰的。因此，我覺得作者不但要傳客體的神，更重要的是在傳客體的神的同時，要有主體的神可傳?！闭吕鲜且宰约旱膶懽鳎瑢嵺`了這一信條的。

《自己的嫁衣》這個書名，顯然典出秦韜玉的“為他人作嫁衣裳”，我也就從《貧女》中剝得一句，來作此文的標題。

附記：

因作協(xié)工作計劃變化，擬議中的《章品鎮(zhèn)文集》終未編成，而章老已于2013年5月4日去世。

歲除的閱讀

時值歲暮，正好看到夏志清先生的散文集《歲除的哀傷》，早早晚晚的零碎時間，便都在翻這本書。最先讀的是與書同名的一篇，紀念“用槍把自己打死的”美國友人哈利。那是1975年年底，該是“收到一大堆寄來的賀年卡”的日子。也許正是這不適時的素卡，劃破了夏先生心頭原本積聚的憂傷，流瀉為這沉郁而生動的文字。那年他的小女兒自珍，已看出弱智的征候，使年過半百的夏先生精力上和心理上都增添了大負累，“人家過年開心，我們這一家，每逢圣誕佳節(jié)，只有心情更壞”。

這文章寫到一半，夏先生“看到宋淇來信，謂錢鐘書去世了，即把該文放下，另寫追念錢鐘書的悼文”。這文章也收在本書中，副標題是“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夏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為錢鐘書列了專章?，F(xiàn)在都道他“發(fā)掘”了張愛玲，其實他同樣高度評價錢鐘書先生的《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jīng)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并稱譽錢先生為“不世之才，中西學問之淵博無人可及”。這篇文章后來寫“豁邊”了，從評價《談藝錄》發(fā)揮到當時文學批評界的若干問題，倒是顯露出夏先生深厚的學術(shù)功底。

錢鐘書先生的“去世”，當然是誤傳。同是炎黃子孫而致如此隔膜，實在令人哀傷。而更令人哀傷的是，在那個年代，不知有多少人，連《圍城》都沒有讀過，更不要說《談藝錄》，卻可以理直氣壯地認為，錢鐘書這樣的人，早就該從精神到肉體“退出歷史舞臺”了。看來，編者以此篇名作為書名，是不無深意的。

值得慶幸的是，1979年4月錢先生訪問哥大，正是由夏先生接待，兩人一見面就“相抱示歡”，一天之內(nèi)，三次聚談，人情世事之間，同樣處處皆學問。讀《重會錢鐘書紀實》，使人頗有身臨其境之感。1983年夏先生訪問中國，則是錢鐘書先生代為安排。1998年錢先生病逝，夏先生又寫了文章，從對《管錐編》的贊譽，聯(lián)想到國學傳統(tǒng)的發(fā)揚光大。這些文章，匯為本書的一個專輯“錢鐘書天地”。

錢鐘書之外，這書中另一個得列專輯的人物，自然是張愛玲了。從“張愛玲世界”一輯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對張愛玲評價的微妙變化。這正是大學者的襟懷。夏先生讀到張愛玲的幾種傳世之作，是在1950年代初，但他早在1943年就同張愛玲有過交往，不過其時夏先生的興趣尚不在張的作品，而在另一位女士劉金川身上。讀本書第一輯“自傳的片段”，甚至可以認為，夏先生早年的生活環(huán)境，一度與張愛玲的頗為相似，他在那一段自傳中流露的情調(diào)，居然與張氏作品有契合之處。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過這一點。

這本書中另外的兩輯，一是“歲除的哀傷”，收了七篇紀念文章。夏先生曾自嘲，說他的中文稿，“不是序跋，就是悼文”，但他的紀念文章委實寫得情文并茂。編這本集子的陳子善先生，在《編后記》中說道：“林以亮先生概括夏先生的散文是‘稟賦、毅力、學問’的高度綜合，確是好評。當然，還應(yīng)加上‘情感’才更為完整貼切?！蔽乙灿X得陳先生這一條加得極準確。另一輯是“師友、花木、故鄉(xiāng)月”，雖然仍多懷人之作，但懷的是在世的師友，心境畢竟不同，也更能體現(xiàn)出夏先生“面對生活的種種坎坷，依然笑對人生”的風范。

書樓 書運 書人

2000年7月初，韋力先生來南京，約好了第二天陪他去訪澤存書庫。不想黃梅時節(jié)，次日清晨大雨滂沱，我勸他逗留一日，因為雨大只怕拍不成照片，但他因事急著要走，結(jié)果一個人去了，居然還拍了張不錯的照片，特別是留下了院內(nèi)那株大雪松的倩影。如今澤存書庫還在，大雪松則確如他所說，已被南京的文化人糟蹋掉了。

這一錯過，使我與韋力先生的見面，推遲了三年。但他在尋訪古代藏書樓的事，我是早已耳聞，還幫他聯(lián)絡(luò)了揚州的韋明鏵和蘇州的王稼句。當時的韋力，在我的印象中頗富傳奇色彩。他不但以藏書之富被譽為“中華當代藏書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國當代藏書家中能擁有名副其實藏書樓的第一人。在電話和書信中，不斷得知他尋訪書樓的新進展，復(fù)在《藏書家》上開始看到最初的篇章，但直到2005年2月，收到他惠贈的《書樓尋蹤》，才算真正了解這一工作的全貌。

韋力先生在書中寫道，他“由于對藏書的愛好，愛屋及烏，對藏書樓變得也很感興趣”，但把搜集到的藏書樓資料“放到一起慢慢比較，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材料對于藏書樓現(xiàn)址方面的描述均語焉不詳。有一些描述地點的字數(shù)均相同，似乎均從一個出處抄來”，以致他“發(fā)此宏愿，遍訪國內(nèi)可以找到的藏書樓，哪怕僅存遺址，也要目睹其況”。

自1999年開始的五年中，韋力先生走南闖北，居然被他尋訪到了八十余座古代藏書樓。他以“藏書訪古日記”的形式，記錄了這些尋訪的經(jīng)歷，依次有“浙江之行”十四處，“常熟之行”九處，“揚州之行”六處，“鎮(zhèn)江之行”三處，“蘇州之行”四十一處，“寧波之行”十四處，“南京之行”四處，“湖南之行”七處，“廣東之行”十四處，“山東之行”十處，共一百二十處，其中有些藏書樓已經(jīng)不存。且不說依次去訪查一回了，就是能把這些藏書樓的相關(guān)資料找齊，把它們的來龍去脈理清，把它們的所在地都弄準確，也不是一件易事了。

從上述數(shù)字，可以想見當年江浙一帶私家藏書之盛。而細讀全文，與韋力先生一起品評這些藏書樓的存亡興衰，又可以看出這五六十年間，不同城市管理者對于文化遺產(chǎn)的不同態(tài)度，以及造成的不同結(jié)果。即如我所居住的南京，現(xiàn)存藏書樓僅止三處，實在與其歷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不相稱。但有什么辦法呢，清代津逮樓和開有益齋是太平天國燒掉了，而明代焦竑的五車樓，則是1992年“老城區(qū)改造”時被拆掉的。碩果僅存的八十幾座藏書樓，在韋力先生尋訪之后，已經(jīng)又有四座被拆毀。

藏書樓的命運如此，藏書的命運更令人感慨。就是建筑保存完好、被作為文物保護起來的藏書樓，也多是“鳳去臺空”，早已沒有了藏書，徒然成為一個文化空殼。而今天新一代的愛書藏書人，家中能有一間書房已算很不錯了，哪里還敢想藏書樓；至于藏書的質(zhì)量，就更沒法與前輩藏書家相比。

韋力先生所做的工作，其實還不止于訪查現(xiàn)狀和拍攝照片，他的這組“藏書訪古日記”，確實是既有“訪古”的記錄，更有“藏書”的研究，對每一座藏書樓，他都做出了言簡意賅的介紹，時有精辟的評價。由此更可以見出他藏書與讀書的功底，舍此無法完成這項文化史上的壯舉。

盡管具備了做這項工作的所有條件，真正做來也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在這些日記中，時時可見旅途的艱辛、訪求的艱難，一些人出于莫名其妙原因的阻撓，簡直讓人無話可說。他“有時候也會反問自己，為什么要花錢吃苦”？在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想看這些文字的時候，他只能以這樣的想法自慰：如果“把任何問題都想透，就會覺得做什么都沒有必要了。所以人有時候需要自欺一些，告訴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義的”。

《書樓尋蹤》在《藏書家》一刊出，就受到了廣大讀書人、愛書人的熱情支持和鼓勵。這事情的“很有意義”已毋庸置疑。

在談到西澗草堂藏書全部捐獻給國家，分藏于北圖、浙圖和上圖，“蔣光焴為保存中國典籍功不可沒”，“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后來的藏書紀事詩中都很少提到他”時，韋力先生坦言，“這種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學的人物，應(yīng)當對其大力贊揚才是”。而韋力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初，以一己之力，對中國藏書樓這樣一種富于民族特色的珍貴文化遺產(chǎn)進行盤點，同樣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學”。這項壯舉與他不惜重金搜求的高品位藏書，都將使他在中國藏書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承前啟后地位。對于韋力先生的這種努力，對于韋力先生這樣的愛書人、讀書人，中國文化界也“應(yīng)當大力贊揚才是”。

探幽途中的陳子善

2007年暮春時節(jié)，南京鳳凰崇正書院揭幕，陳子善先生應(yīng)邀來做第一場講座，夜晚就宿在清涼山茂林修竹之間，明月清風為鄰，書香墨韻做伴。我算是半個主人，陪他逛了一下午舊書店，也攜了他的兩種舊作，請他題簽。其一即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郁達夫憶魯迅》。子善先生寫道：“本書出版于廿五年前，是我編書的第一本成果。當時我與王自立先生一起參加《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又對郁達夫其人其文產(chǎn)生濃厚興趣，這本小書也是我們合作研究魯迅和郁達夫的第一個成果。倏忽廿五年過去，回想當年情景，回想自己走過的治學之路，不勝感慨?！?/p>

就在這“第一個成果”之中，無論是郁達夫所寫有關(guān)魯迅文字的鉤稽編注，還是《郁達夫與魯迅交往年表》的編寫，都已經(jīng)顯露出子善先生治學之路的端倪。

子善先生的學術(shù)生涯，是自魯迅研究肇始的，但他很快就拓而展之，由郁達夫而徐志摩，而周作人、梁實秋、臺靜農(nóng)、葉靈鳳、張愛玲……進入了更為廣闊的新文學天地。不能不說，子善先生做了一個明智的抉擇。一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畢竟不僅是“左翼”作家的文學史，也不僅是十來位“一線”作家的文學史。形成這樣一個影響全社會的歷史深遠的文化運動，理應(yīng)是一代以至幾代文學家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一部嚴肅的文學史，也就必須展示出那復(fù)雜、多元、群星璀璨的真實圖景。然而，誠如子善先生所說，“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而言，‘一線’作家的研究已經(jīng)做得相當深入（當然仍可繼續(xù)拓展），‘二線’乃至‘三線’作家的研究卻還相當薄弱?！彼运匆源藶榧喝?，“歷史的很多東西是被遮蔽的，但人們希望了解真相，了解過去發(fā)生的事情。我的職責就是要把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之后的發(fā)展脈絡(luò)梳理出來?！薄拔覛v來不趕時髦，不人云亦云，歷來致力于文學史上被遺忘、被忽視的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他并且堅定地表示，即使人生能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他“還是會做這個工作”。

柯靈先生曾指出：“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探幽發(fā)微，鉤沉輯佚，力求史實的補缺還原。知人論世衡文是否確當，是第二步的事。”子善先生就此闡發(fā)說：“我的偏嗜正是這第一步的‘探幽發(fā)微，鉤沉輯佚’，也就是對現(xiàn)代文學史料的發(fā)掘、鑒別、查考和整理。這項研究雖屬微觀范疇，但我力圖從‘外緣’和‘內(nèi)征’兩方面考析逸文的真?zhèn)危^稽文壇的逸事，以求為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形成完整的體系，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添磚加瓦，進而從宏觀上影響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路向和進程。”就此而言，子善先生的目的應(yīng)該說是達到了的。

當然，在選編近百種現(xiàn)代作家作品集之外，子善先生也撰寫了為數(shù)不菲的“知人論世衡文”的研究文章，前二十年的成績，主要收入他在內(nèi)地出版的第一本學術(shù)論文集《文人事》中，此外尚有《遺落的明珠》、《中國現(xiàn)代文學側(cè)影》、《撈針集》、《海上書聲》、《生命的記憶》、《發(fā)現(xiàn)的愉悅》等專著在海峽兩岸出版。而最近幾年的收獲，便收在其新著《探幽途中》里面了。

《探幽途中》這個書名，就讓我很欣賞。2007年第二期《文學界》雜志的“書愛家專號”，給子善先生冠以“揭幕奇?zhèn)b”的稱號，我覺得至少在風格上，不是很符合子善先生其人。相對而言，“探幽”二字，能夠更為準確地體現(xiàn)陳先生的神韻。這本新書，既是子善先生近年“探幽”的成果，也是“探幽”途程中的子善先生的寫照。書中有對魯迅《死魂靈》題簽本“出土”所做的精確詮釋，也有對徐志摩愛情日記歷次出版的詳盡考略，有對傅雷、許廣平、陸小曼等現(xiàn)代作家逸文的發(fā)現(xiàn)，也有對現(xiàn)代名著的整理與重讀……其間不乏對當前現(xiàn)代文學研究狀況的反思，如在談到方繼孝先生的新著《斷簡出塵》時，子善先生提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即“當今學術(shù)界與收藏界的溝通很不夠，學術(shù)界對收藏界的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不聞不問。試問，搞歷史的能不重視考古發(fā)掘嗎？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近年來在近現(xiàn)代政治史、學術(shù)史、文學史、藝術(shù)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對收藏界公布的眾多新發(fā)現(xiàn)往往缺乏應(yīng)有的熱情，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視野，阻礙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從“且說說我自己”一輯中，我們得以了解子善先生“第一本書”的出版經(jīng)過，了解他喜愛讀的書，他的書房、書緣、筆名以至閑章，甚至還有他少年時的竊書經(jīng)歷。探幽途中的子善先生，并不如西西弗斯那樣不停地做苦力，他的生活充滿著常人的情趣。他對古典音樂的欣賞和癡迷，以至對貓啊狗啊的寵愛，都是我所曾親眼目睹的，而現(xiàn)在由他娓娓道來，仍然別有一番滋味。看到暢銷時尚雜志所開列的“時尚指標”，他也會“好奇地”與自己對照，得出的結(jié)論是在三十三項指標中，他“完全中標的僅一項，部分中標的也不過十一二項”。那“完全中標”的一項，容我透露，竟是“不穿名牌”。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子善先生是否夠得上“時尚人士”，而是新世紀之初，一位學者與時尚的邂逅，無疑可以視為當代一種有趣的文化現(xiàn)象。

可揚先生與藏書票

2007年10月21日，第十二屆全國藏書票藝術(shù)展和中國藏書票研究會年會同時在蘇州木瀆嚴家花園舉行，藏書票藝術(shù)家和收藏愛好者三百余人歡聚一堂。我與吳興文、王稼句、蔡玉洗、董寧文等友人，也應(yīng)邀參加了這一盛會。雖然對藏書票心儀有年，我還是第一次有幸參與這樣大規(guī)模的活動，得以結(jié)識梁棟先生等多位慕名已久的藏書票藝術(shù)家，也欣賞了琳瑯滿目的藏書票藝術(shù)品。在次日舉行的藏書文化研討會上，我說到藏書票不僅是版畫藝術(shù)品，還是藏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群眾性的讀書、藏書活動如火如荼，希望藏書票藝術(shù)家能走出象牙塔，與當代藏書家攜手合作，共同弘揚藏書票藝術(shù)。我們這些愛書人，也愿意就此同藏書界的朋友聯(lián)絡(luò)，牽線搭橋。這一建議，得到與會藝術(shù)家的積極贊同。

也就是在這次活動中，我與張子虎先生有過短暫的交流。因為知道他是楊可揚先生的入室弟子，所以向他問起新近出版的《可揚藏書票》的情況。張先生慨然允諾，回上海后寄我一本。果然，在10月26日，張先生就寄出了有可揚先生粗獷簽名的《可揚藏書票》。

可揚先生是著名的版畫藝術(shù)家，七十一歲才開始從事藏書票創(chuàng)作，然而這塊園地的開拓，使他的藝術(shù)生涯再一次煥發(fā)青春。他在本書序言中寫道：“在藏書票和大型版畫的交替創(chuàng)作中，我嘗到了藏書票帶給版畫創(chuàng)作的啟迪和甜頭。它的幅面很小，題材不拘，形式自由，易于上手，費時不多”，因此“可以作為藝術(shù)上探索創(chuàng)新的實踐和實驗。有時創(chuàng)作出一張在題材內(nèi)容、構(gòu)圖格局、色調(diào)搭配上頗有新意的書票，我就在這個基礎(chǔ)上進行加工改造、充實提高，發(fā)展成為一幅大型版畫，往往能取得較好的效果”。雖已是九十四歲的高齡，但從書中可以看出，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絲毫未減，近幾年的藏書票創(chuàng)作，仍然時時閃現(xiàn)出過人的睿智和炫目的光彩。如2004年創(chuàng)作的“之之本命年”，票面圖案是一個扎著花頭巾、背著大書包的俏皮小猴子，讓人立刻可以想到票主肯定是一個屬猴的女孩子。2005年的“項兆豐藏書”，設(shè)計成窗花形式，黑色的窗格中，“項、兆、藏、書”四個小字掛角，一個寫在紅紙上的大大的“豐”字居中，充滿喜慶意味。2006年的“上海魯迅紀念館存書”，巧妙地化用了《祝福》中的一個場景，作為襯景的粉墻上寫著大大的黑色“?！弊郑黧w紹式房屋門楣和門板上的一方紅紙，尤其是門前階梯旁的一盆紅花，完全改變了舊有的氛圍，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2007年的“韶雪愛書”，因為票主的名字中有一個“雪”字，票面便設(shè)計成一個冬日的小村莊，以黑色的近樹遠林為背景，前景中的房屋黃墻白頂，如同披著一層厚雪，而置于底部的“EXLIBRIS”采用紅色，為畫面增添了亮色和生氣。

這一本《可揚藏書票》，與可揚先生以往的藏書票作品集，還有幾點不同之處。首先，本書匯集了可揚先生迄今為止所創(chuàng)作的幾乎全部藏書票，共二百二十五種，系統(tǒng)而完整地反映了可揚先生近二十多年來從事藏書票創(chuàng)作的歷程和所達到的崇高藝術(shù)成就。

其次，收入本書的藏書票，是出于一位藏書票愛好者的收藏，這位收藏者就是可揚先生的忘年交徐志康先生。十年以前，他第一次看到可揚先生的藏書票，就被那“濃厚的書卷氣、艷麗的色彩、力透紙背的線條、粗獷的構(gòu)圖和深奧的哲理”一下子吸引住了，從此與可揚先生訂交，致力于可揚先生藏書票的搜集，在可揚先生的關(guān)愛下，“漸入佳境，終集大成”。而他也“總覺得肩上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定要將反映楊老晚年版畫藝術(shù)的藏書票匯集出版，讓更多的藏書票愛好者分享這一藝術(shù)珍品的魅力”。

第三，這本書的主編惲甫銘先生，不但是編輯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是一位畫家，從他為本書撰寫的序言里，可以看出，他對藏書票藝術(shù)的真諦，對可揚先生藏書票的藝術(shù)特色，都有獨到之見。張子虎先生所作的封面與扉頁設(shè)計，也是質(zhì)樸而不乏大家氣象。所以這本書的裝幀以至印刷，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尤其是套印版畫的色彩，把握準確，得到逼真的再現(xiàn)。

關(guān)于舉辦朱偰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倡議

2007年是朱偰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鑒于朱偰先生對南京城市文化建設(shè)、歷史文化資源保護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特別是奮不顧身保衛(wèi)南京明城墻、直至奉獻生命的可貴精神，我們謹發(fā)起倡議，在4月15日舉辦朱偰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并希望江蘇省和南京市的文化領(lǐng)導部門，能出面主持這一活動。

朱偰先生誕生于1907年4月15日（農(nóng)歷三月初三），是著名歷史學家朱希祖先生長子，幼秉家學，精研文史。他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先攻讀于北京大學，后留學于德國柏林大學，1932年取得經(jīng)濟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出任中央大學經(jīng)濟系教授、系主任，講授財政學、世界經(jīng)濟、經(jīng)濟名著選讀等。但他對歷史勝跡和文物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與熱愛，在中大任教期間，“出其緒余，抽其暇晷，常事考察，兼以攝影，隨時記述”，使朱希祖先生產(chǎn)生“余雖治乙部，反不如其專精，雖欲造述，亦不如其敏捷”的感慨（見朱希祖《金陵古跡圖考序》）。鑒于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文物古跡在公私營造中“毀棄尤多”，“摧毀之事，層出不窮”的現(xiàn)實，朱偰先生以自己歷時數(shù)年的實地考察和悉心研究為基礎(chǔ)，先后出版了《金陵古跡名勝影集》、《金陵古跡圖考》、《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等著作，一方面督促政府保護歷史文化資源，一方面向廣大民眾作保護名勝古跡的啟蒙。這些著作中，保留了大量南京文物古跡的可貴影像和第一手資料，使后人得以了解其當時面貌，至今仍是相關(guān)研究者的必讀之書。與此同時，他還利用暑假北上考察，撰著出版了《元大都宮殿考》、《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和《北京宮闕圖說》等著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偰先生歷任南京大學經(jīng)濟系教授、系主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省圖書館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為某單位基建批準在太平門缺口處拆城取磚，時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的朱偰先生就提出不同意見；6—7月間，他接到中華門內(nèi)甕城及石頭城等處面臨被拆危險的緊急報告，當即趕往現(xiàn)場察看，并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意見，加以制止；此后，朱偰先生四處奔走，聯(lián)合社會各界共同呼吁，以阻止?jié)u成風潮的拆城活動。9月23日，《新華日報》刊登了朱偰先生的文章《南京市城建部門不應(yīng)該任意拆除城墻》，對有關(guān)部門提出嚴厲批評。該文先后被《光明日報》、《文化新聞》等報刊轉(zhuǎn)載，省、市電臺廣播，在市民中引起強烈反響。朱偰先生還電告中央文化部，請求制止南京的拆城風潮。南京的拆城風潮因此被暫時阻止，中華門甕城和石頭城得以保全。但在1957年，朱偰先生卻因此被定為“右派”，文化大革命開始更慘遭迫害，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辭世。1978年，黨和政府為朱偰先生平反昭雪，恢復(fù)名譽。

改革開放以來，南京明城墻的價值越來越為社會所認識，明城墻保護逐漸成為南京城市建設(shè)的重要內(nèi)容。1988年，南京明城墻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現(xiàn)又在申報世界歷史文化遺產(chǎn)。國家文物局領(lǐng)導同志曾指出，南京已是中國唯一有條件整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古都。南京明城墻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一斑。當此之際，我們不能不追念朱偰先生的歷史功績。已故著名作家艾煊先生曾在《帽子與城墻》一文中，將朱偰先生比喻為“護城之神”，理應(yīng)得到人們的敬重。

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提出科學發(fā)展觀，歷史文化資源在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中的作用，也已成社會共識。紀念朱偰先生百年誕辰，倡導他那種孜孜矻矻于城市文化建設(shè)、奮不顧身保護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精神，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所以，我們特向社會各界發(fā)出呼吁，在朱偰先生百年誕辰之際，舉辦隆重的群眾性紀念活動，出版紀念文集，通過報刊電視等媒體廣為宣傳，并選擇適當?shù)膱鏊鶚淞⒅靷南壬牡裣?，在城墻博物館中為朱偰先生設(shè)立專門的紀念室，以激勵人們熱愛家鄉(xiāng)，熱愛南京，吸引更多的人致力于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為南京的科學發(fā)展、和諧進步貢獻力量。

附記：

這篇倡議，系出自董健先生提議，由我執(zhí)筆。此前，朱先生子女曾提出要求，得到的回復(fù)是不能舉辦。后我隨董健、宋詞二先生發(fā)起倡議，得到各界人士積極響應(yīng)，終以南京圖書館出面，如期舉辦了紀念活動，也出版了紀念文集。

活潑潑的文字迷住我的魂

趙蘿蕤先生的著作，如果不算譯作，以前只讀過《我的讀書生涯》。那一本中收入的文章，主要還是在談譯事，讓我們對于作為翻譯家的趙先生，可以有較多的了解。然而，趙先生其實不僅是位翻譯家，還是作家和詩人，對于文藝理論也有研究。這一些，我是在讀了新近出版的《讀書生活散札》之后，才知道的。

在《我的讀書生涯》中，趙先生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從‘七七事變’以后我一直是失業(yè)的。當時西南聯(lián)大繼續(xù)清華大學的老規(guī)矩，夫婦不同校；丈夫在聯(lián)大就職，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學校任課。而且那時物價騰貴，金圓券不值錢，教書還不及當個保姆收入多，因為在聯(lián)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務(wù)。我是老腦筋：妻子理應(yīng)為丈夫做出犧牲。但我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菜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p>

教書的收入不及當保姆，趙先生只好自任保姆，以保證外子陳夢家先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但她也絕不甘心于做一個保姆?！蹲x書生活散札》中有好幾篇散文，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一時期廚房生活與讀書寫作的沖突，如《廚房怨》中寫道：“沒有一本書不在最重要處被打斷，沒有一段話不在半中腰就告辭。偶有所思則頭無暇及緒，有所感須頓時移向鍋火。”“最后決志偷空。在飯未熟時看一章——飯焦或章缺。在油未沸時，縫兩針——油焦，鍋黑，或來回奔視。在菜未爛時寫一段——菜煳，水干，或?qū)懽靼刖洹坏乳_，先吃熱菜，則湯干，來回奔馳，飯冷?！本褪窃谶@樣的條件下，趙先生陸續(xù)寫下了收在本書中的幾十篇詩文。

創(chuàng)作與翻譯不同，沒有憑借，也就不受約束，所以更能見出作者的文采風流?！稐爮]記》中寫初見南岳衡山：“這山的軀干雖是和別的路上無名小卒的山一樣紅紅綠綠，但猛然來三棵大樹，兩家茅屋，走出幾頭丑豬，真是像下了村一樣。待到見了黃庭觀，十數(shù)級寬闊的臺階，幾個窮道士，才像有點名山的樣子?！蔽淖智逍聻⒚?，冷諷而不著痕跡，使讀者如見濫入五岳的衡山的尷尬。《“象牙”的故事》中寫安南美人：“豐美光亮如漆的黑發(fā)，很文靜地攏在耳后，顏色如玉，五官如畫，貞靜賢淑至極。身上一褶窄窄袖的深紫色綢衣，腕上玉鐲，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真好一個象牙人?！背练€(wěn)的精雕細琢，文字與美人一樣恰如其分。以文字再現(xiàn)音樂，最為難事，請看趙先生描寫不成熟的演奏：“琴里倒是有幾顆大珠小珠，但是象牙人的高山流水卻多泥灘拌石，閑花雜草?！弊屓巳缏勂渎?。甚而對樂理的分析也同樣生動：“音樂這樣東西，雖說有很大的羅曼蒂克的成分，有時卻可以非常之克拉西格爾，甚至于可以上達數(shù)理的高超，分析到微乎其微，而可以井井然有條，分量，比例，倍數(shù)歷歷可指?！瓌偤梦业膶W生有這樣的需要，于是我常常會汗珠淋漓地在她譜上演出許多高超的數(shù)題來?！憋@示出作者精深的音樂造詣。

趙先生在1940年的一首詩中寫道：“每當我下筆的時候／想起了那些死的字／就咬牙痛恨，可又想到了那些活潑潑的，／又迷住了我的魂?！?/p>

正是這種隨處可見的“活潑潑”文字，讓我對這本書愛不釋手。

趙先生的詩，陳子善先生曾經(jīng)介紹過一首《中秋月有華》，收在這書里的共有十三首。我更喜歡的是那一首《新桃源》：“入桃源為的是避亂世，／太平天飛滿了殺人的機；／從來沒聽過人喜歡雨，／看見白絮飄藍空，就頭痛?！苯先跖拥脑?，讀來卻有京韻的鏗鏘。全詩五節(jié)，第四節(jié)全變成了“□□□”，想來這不是作者故弄玄虛的“此處刪去若干字”，而是在《大公報》發(fā)表時，因為直言“違礙”被開了天窗。

不僅于創(chuàng)作，在文學批評方面，趙先生也不乏灼見。請讀她1944年所寫的《近思雜述之一》：“有許多文章，不論是詩、小說、散文或戲劇，叫人一看就非常難過。那里面充滿了私情、媚意、矯作、姿態(tài)、鋪張，一些個欲情閉塞得發(fā)脹的‘自我’，簡直困制了文學！有些個‘我’在設(shè)法表現(xiàn)著自己的自滿，有些是用艷麗的字眼賣弄著風姿，有些在用自己并未明了的句子掩飾著自己的空虛，有些盡量地在偷東襲西，在借別人漂亮的衣服，蓋自己丑陋的身體；在一知半解的抄襲模擬之下，還要制造出若有其事的自滿的神秘?！辈⑶抑背狻斑@些自欺欺人的文學事業(yè)者，確是‘自我’表現(xiàn)的至鄙者”。如此精辟之論，登在今天的報刊上，同樣有針砭時弊的效果。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可我們的讀者，不幸得很，竟不得不反復(fù)地受這種“至鄙者”的折磨。1994年，趙蘿蕤先生在接受美國學者肯尼思·M.普萊斯的采訪時，旗幟鮮明地宣稱：“今天的中國沒有多少詩歌，至少我讀到的不多！我認為我們不讀當代文學并不是件好事，不過實際上我還是不讀?！笨梢娝奈膶W理念是終生不悔的。

趙先生強調(diào)：“從來最真摯、最感人、最優(yōu)秀的文學作家，不論屬于哪一時代，哪一潮流，哪一民族，哪一境界，都是由‘真我’推及于‘非我’及 ‘超我’的?！弊屓寺?lián)想到她在《真人與圣人》中所希望的：“天然的不一定盡善，但是卻一定不假；人為的不一定盡惡，但卻很容易是假的?！薄白屛覀冞@些能力微薄的人，先求‘真’：求真知自己?！婕骸侨巳丝汕螅匀坏?，很不完善的。其次再求善，做一個盡心盡性的比較不大不完善的真人?！?/p>

這種孜孜不倦的畢生追求，成就了一個“完善的真人”。

同在《近思雜述之一》中，趙先生提出了對于文學作者素養(yǎng)的要求：“文學作者和其他的人的不同處，就在于他對于他所居留的世界不但有感情并且有理解，不但有理解并且有感情。他對于他的世界必須有廣博的知識、深厚的感情：就是一般所謂豐富的人生經(jīng)驗、真率的性靈?！?/p>

這種要求，不僅于文學創(chuàng)作，在文學翻譯中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翻譯質(zhì)量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之一，時見報刊上擺擂臺。我于外語是文盲，不敢妄言。趙先生曾經(jīng)說到翻譯嚴肅的外國文學著作，應(yīng)該具備三個起碼的條件，在“對作家作品理解得越深越好”和“謙虛謹慎的工作態(tài)度”之外，她還強調(diào)了“兩種語言的較高水平”，需要一定的漢語水平才能較好地反映外國作家作品的內(nèi)容與藝術(shù)風格，也就是說，翻譯家不單外語要好，漢語也要好。單是外語好，未必能成為翻譯家，更不可能成為文學翻譯家；倒是不懂外語的人，比如林琴南，為中國人譯出了一批西方文學作品，一百年后竟還有人要讀。趙先生能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翻譯家之一，與她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之高，是大有關(guān)系的。

陳子善先生在《記憶中的趙蘿蕤先生》一文中呼吁：“以趙先生的詩名和文名，應(yīng)該有有心人來搜集整理她的作品，編輯出版并加以研究。文學史家不應(yīng)忘記趙蘿蕤先生?！边@本新書，便是趙先生的親屬和湖州“趙紫宸·趙蘿蕤紀念館”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全書收詩文五十六篇，不但有趙先生自己剪存的民國年間發(fā)表于報刊的二十余篇作品，而且還有十七篇手稿。如果說《我的讀書生涯》中，趙先生面對的是世界，那么在這本《讀書生活散札》中，趙先生更多的是面對自我。正如新書《編后記》中所說，“《讀書生活散札》的出版，為更全面、立體地認識和研究趙蘿蕤教授增添了新的材料?！?/p>

初上念樓

陽春三月，收到鐘叔河先生寄贈的《念樓序跋》，時時翻閱，在蹤跡先生近三十年間編書、著書和讀書歷程的同時，恍惚也看到了自己讀書求學的足跡，故而感觸尤深。我的最高學歷是高中二年級，在“教育產(chǎn)業(yè)化”的今天，只能算個半文盲，幸虧在度盡劫波之際，就讀到幾部好書，開眼界，拓胸襟，受用半生，至于年過花甲，還不見得太落伍。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shù)鐘先生所編的《走向世界叢書》，而叢書各冊序言結(jié)集而成的《走向世界》，竟被我翻爛了。

也就想到，鐘先生近年幾部著作，都以“念樓”為名，我雖有幸兩次面聆教誨，卻至今無緣一上念樓，不免遺憾。

無巧不成書。清明時節(jié)，恰得彭國梁先生邀，與王稼句先生同赴長沙，開一個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會。稼句還是初次入湘，所以在出發(fā)之前，兩人就商量好了，一定要留出時間，去念樓拜望鐘先生。國梁理解我們的心情，事先做好了安排。這樣在4月9日的上午，沾染著長沙迷離的雨花，我們終于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念樓。

就建筑而言，這座樓房不會給人留下什么特別的印象。只是因為有鐘先生住在這里，它才會為當下讀書人念念不忘。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善哉斯言。念樓中的陳設(shè)，一如鐘先生所描寫的那樣。寬敞的客廳一角，安置了一張書桌。書桌后的兩個大書架上，滿放著的都是工具書，一部《漢語大詞典》，牙白護封的中部已經(jīng)被摸得變了顏色，可見先生平素治學的認真。先生的藏書，則在書房中。

鐘先生放下寫了一半的文稿，關(guān)心地問及我們的行程。因我們剛?cè)ミ^長沙縣的金井鎮(zhèn)，他回憶起當年從平江來長沙，就要經(jīng)過金井，那時全靠步行，起早帶晚，要走整整一天?，F(xiàn)在有了公路汽車，人的活動半徑就大得多了。

雖已是八十高齡，鐘先生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興致勃勃地談起他最近在做的幾種新書。因說到《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舊版印得不理想，正打算重做。稼句當即表示，可以為鐘先生找到該書的線裝本，作為重印底本。

鐘先生送《念樓序跋》給稼句和國梁，因為我已有了，便另送了我一部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念樓學短合集》的精裝本。這部書的序言，鐘先生請了楊絳先生來寫，因為當年《走向世界》的序言，是錢鐘書先生所寫，而且是錢先生主動要求寫的。這在錢先生，是一生中的唯一一次。楊先生序中提到的“雙序珠玉交輝”，就是鐘先生請托時的說辭。楊先生不顧“腕弱”，遂成就了這一段佳話。

《念樓學短合集》的好處，楊絳先生在序文中做了“句句有千鈞之重”的評價。倒是稼句注意到，這一種精裝本，與他所得的一種裝幀不同。那一種軟精裝，是將封面回折，包過書脊而成；這一種則是另做成單獨的護封，外加硬紙函套。連同平裝本，這一部書就有了三種不同的裝幀。這也是應(yīng)該記下的書林掌故。

三種裝幀的共同點，是書脊外露，便于平攤閱讀。鐘先生說，這個創(chuàng)意初見于南京書衣坊主人朱贏椿設(shè)計的那一套“城市文化叢書”，“最妙的是書頁全用線穿，封面也不粘連書本，書脊上能看出麻線絞結(jié)，百多頁（兩百多面）的本子，無論翻開哪一頁，都可以平攤著看，不必‘手指頭告消乏’。此乃近十年來第一遭真得開卷之樂”。鐘先生專門寫了一篇《喜得展卷之樂》（收入《念樓序跋》時易名《展得開》），以出版家的慧眼，敏銳地點出其佳處。朱贏椿后來在此基礎(chǔ)上加以改進，作為《不裁》的裝幀，竟一舉奪得2007年度“世界最美的書”的殊榮。

鐘先生同樣也提出了改進的設(shè)想：“書的封面干脆印成單獨的護封，和書本兩不相關(guān)，不僅更加禁得起翻，書名也可以出現(xiàn)在書脊上，這樣便更好了。”而《念樓學短合集》中單冊的裝幀，就正是依鐘先生所設(shè)想的樣子來做的。

《念樓序跋》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的布面精裝本。牛皮紙護封的封底上，印著《〈走向世界〉后記》開篇第一節(jié)：“‘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這是法國詩人繆賽的名句，也是我很喜歡的一種態(tài)度。真正能夠不用別人的杯喝水嗎？其實也未必盡然；不過有這么一點兒潔癖，就不那么容易隨著大流去吃大戶罷了?！?/p>

堅守著“這么一點兒潔癖”，不“隨著大流去吃大戶”，則是鐘先生的態(tài)度了。

正是這種態(tài)度，使鐘先生贏得了普天下讀書人的尊崇。

我們是中午辭出念樓的。當天下午，陪稼句去了岳麓書院。書院的建筑，較我前次來時又繁縟了幾重，標出了幾十個景點。其實我們想瞻仰的，只是那扇正門，和門上的對聯(lián)：“惟楚有材，于斯為盛?！?/p>

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讀秦風《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

很久沒有讀到這樣耐人尋味的好文章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激動，又一次次地從激動轉(zhuǎn)入沉思。

《其實我們懂得彼此的心》，我們真的能夠懂得彼此的心嗎？

“黃金萬兩容易得，世上知音最難求?！敝谋戎舾щy?！岸帽舜说男摹保３Ｖ荒苁且环N美好的愿望。

但是，我以為我讀懂了作者的心。

作者既預(yù)料到讀者能夠懂得，他應(yīng)該也是懂得讀者的心的。

說彼此懂得，或非虛言。

文章加了一個副標題：《朱諶之遺骸尋訪記》。文中確實寫了這樣一件事：一個叫朱諶之的女性死于非命，五十年后，秦風先生受托尋訪她的遺骸。

這是太過漫長的尋訪，這也是太過艱難的尋訪，每一步都須跨越時間與空間、存在與思維的隔閡。以至在尋訪的過程中，朱諶之的遺骸尋到與否，已經(jīng)變得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跨越這些隔閡時所不得不思考的：中國歷史的癥結(jié)，中國社會的弊端，中華民族的命運。

當然，也包括朱諶之的命運——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命運。

對于此岸，朱諶之是一位獻身者。

對于彼岸，她是不能不殺的“奸偽”。

如果兩岸的歷史一直處于這樣的僵持之中，也就不會有這次尋訪。然而在2000年8月的臺北，出現(xiàn)了一個“戰(zhàn)爭、人權(quán)、和平的省思”特展。盡管在當時，“臺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色彩的獻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但展覽最終被批準了。臺灣社會從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平反，走到了開始對“大肆槍決共產(chǎn)黨員和‘左翼’人士”進行反思。

臺灣觀眾留下了這樣的感言：“珍惜現(xiàn)在，祈福未來，尊重人權(quán)，彼此友愛！”

友愛，必須是彼此的。

秦風先生說，決定舉辦這次特展，是“極為勇敢”的行為，但“這一關(guān)一定要過”。

從起步到終點，其間的距離可想而知。

起步，才有可能到達終點——當然，起步之后也可能后退。

關(guān)鍵在于誰來選擇，選擇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對這次特展反應(yīng)最激烈的，不是國民黨人，而是“臺獨分子”。因為展覽“客觀上也指出了一項基本的歷史事實，即兩岸分裂是源于國共內(nèi)戰(zhàn)的民族創(chuàng)傷，從根本上顛覆了‘臺獨’的論述”。

歷史不承認假設(shè)，我們不能奢望不出現(xiàn)這如海峽般的創(chuàng)傷。我們只能希望這創(chuàng)傷得到彌合。近年來，連戰(zhàn)先生、宋楚瑜先生及其他臺灣政治領(lǐng)袖的內(nèi)地之行，證明了此岸與彼岸，都有療治創(chuàng)傷的誠意。

沒有了兩岸的分裂，也就沒有了“臺獨”的容身之地。

在彼岸，不僅有龍應(yīng)臺，也有陳蓮芳。

朱諶之的養(yǎng)女陳蓮芳一再強調(diào)，怕對往事的重提，會影響女兒的前程。盡管這種顧慮在今日臺灣“早已不成問題”，秦風先生仍然表示了理解：“我沒有資格做任何道德評斷，因為那終究不是我的人生，我未曾為此付出任何代價?！?/p>

然而，如果大家都是陳蓮芳，她們的兒女就一定不會有好的前程。

“我們曾經(jīng)被這樣灌注，兩岸中國人流的鮮血好像只是為了換來更多的深仇大恨，或是換來更令人仰望的主義與領(lǐng)袖。我想這絕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們一定愿以自己的生命換來更寬廣的世界：敞開的心胸，寬容的情懷，一個理性與法律超越個人權(quán)力欲念的中國……”正因為秦風先生懂得往昔獻身者的心，才會有以一己之力完成這艱難尋訪的慈悲心腸。

此岸的《老照片》將彼岸的現(xiàn)實與作者的思考傳達給此岸的讀者，同樣是出于一個良好的意愿：讓“中國人社會”能更好地“懂得彼此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