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論：“漢語詩性”的復歸與重建

——沈從文小說的歷史回響

一 沈從文“敘事話語”的形成與解體

綜上所述，沈從文最初的文學嘗試以日記體、筆記體和書信體為中心，他在1924～1927年寫作發(fā)表的《公寓中》系列、《遙夜》系列、《篁君日記》系列、《怯步者筆記》系列與《狂人書簡》系列，即從此類當時頗為流行的文體入手，來抒寫一個初入城中的“鄉(xiāng)下人”的緊張與惶惑。他同時接受當時的“鄉(xiāng)土文學”、“自傳式小說”與民俗歌謠研究的影響，向個人、民族與鄉(xiāng)土的深處大膽探索，又對被動地從西方引入的現代都市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保持敏銳的感知和審慎的關注。由此而進，在對“鄉(xiāng)下人”身份的自我堅執(zhí)中，沈從文在“創(chuàng)作盛期”創(chuàng)造出了三種文體：“都市諷刺寫實”、“鄉(xiāng)村抒情想象”與“經典戲擬重構”，三者均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樣，沈從文的敘事話語也基本成形。沈從文的“敘事話語”以“愛欲主題”為核心，采用敘事者和人物不斷分身變換的手段，通過異質因素的“互觀”（視點問題）與同質因素的“反復”（分“延時性反復”與“疊合性反復”兩種形式，分別是文本內部的節(jié)奏和相關文本之間的交織互釋問題），使文本空間獲得了內在的張力，和紛繁錯綜中的整體感。沈從文的個人傷痛記憶，也在寫作的自我療傷過程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釋放。

但是上述特征的形成，也隱伏著自我禁錮的開始。沈從文“創(chuàng)作后期”較為著名的《燭虛》、《七色魘》和《看虹摘星錄》等作品實際是“創(chuàng)作盛期”三種類型的糅合，它們保持了對“愛欲主題”的探索，延續(xù)了初期和盛期常常出現的“敘述者”的“我”、“人物”的“我”與“隱含作者”的“我”合一的敘事策略，但是，各種因素只是松散地并置在文本中，成為一種模糊的碎片，代表著俯視人間萬物渺小生命的或冷漠或仁慈的超驗視角，對外在故事和具體生命形式的敘述也大大簡化，不同生存體驗中的內在緊張與斷裂消失不見，敘述退縮到內心，完全倚重精神分析學對生命與愛欲的解釋，只是“追逐-誘惑-逃避”和“隔膜-寬容”結構所支配的“客廳傳奇”的反復與放大。表面上，這與20世紀20年代郁達夫的“自瀆小說”一脈相承，但其敘述角度實際已經從自我與外界的緊張對峙及其所隱含的對社會的叛逆，轉變成自我在時間之流中的性漫游——追逐與逃避，外在的沖突力量蛻變?yōu)樽晕以跁r間中的分裂，而“女人”或“偶然”，不論在20年代還是在40年代，都只是被獵捕的對象，而無多少改觀。當都市的受挫與鄉(xiāng)村的懷想對“愛欲”的闡釋動力都消失時，沈從文想表述一種在性愛中的自由漂流，沉醉在“偶然”與“必然”兩種抽象范疇之間，顯示出一種內心分裂的征兆。這種用抽象哲理來填充性愛漂流的片斷，已經喪失了他所塑造的“鄉(xiāng)下人的堅執(zhí)”，而滑向“城里人的游移”。表面上身份的轉換令人吃驚，但這只是早期隱匿的“城里人自我形象”的呈現與延續(xù)罷了。這樣，沈從文作品根本性的嘲諷與奇幻魅力也消退了，曾經非常成功的兩種敘述者的“分身”——（“鄉(xiāng)下人”與“城里人”）也合而為一，并且文本中的“我”漸漸與作者等同。牢不可破的“自我”依然是“流動的視點”的中心視點，只是文本變成了“內心的游記”?！拔摇被颉八迸c“獵物”的性別的不平衡也依舊延續(xù)。雖說語言與敘述技巧爐火純青，但是整體框架并沒有得到突破。沈從文創(chuàng)作盛期的“都市諷刺寫實”、“鄉(xiāng)村抒情想象”與“經典戲擬重構”在相互消解融合中取消了自身。20世紀50年代，沈從文試圖有所突破，但未能成功。在《新湘行記——張八寨二十分鐘》里，沈從文的“鄉(xiāng)村抒情想象”（亦稱為“鄉(xiāng)村傳奇”）被現實生活無情地解構了。他一貫的敘述者“我”——在愛欲河流中自由不滯的我，也隨著作者的老去、作者與“鄉(xiāng)下人”身份的隔膜疏離和自信的鄉(xiāng)下女孩子的抵觸，不能延續(xù)下去了。沈從文的“鄉(xiāng)下人”立場，在與新的“翠翠”的對峙中，全面潰敗。這樣，沈從文的“我”的游移，轉向了自我的否定。這種否定雖然本質上是另一個自我的釋放與穩(wěn)固確立，但是沈從文不能完全認同這個“城里人”的自我。在無法確立敘事者的情況下，最聰明的策略就是停筆了。我認為這是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作品很少、轉向文物古籍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內在原因。

二 復活“漢語詩性”的啟示

沈從文作品的敘事話語與漢語文學特質（“漢語詩性”^[1]）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系，這也是沈從文小說“復活”并發(fā)生影響的最基本原因。

以表現愛欲主旨為核心的“反復”和以展現不同文化“異質視點的互釋”為根本的“互觀”，不僅使人們對沈從文作品內部諸多敘事元素有一個整體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理解沈從文作品對經典的模仿與個人的獨創(chuàng)性兩種對立因素的糅合。由于這種敘事策略，許多被“五四文學”口頭否定的中國古典文學元素，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得到承襲和復現，從而獲得了新生。《邊城》的成功，有一個原因是對“白話”和“文言”的巧妙兼容，詩質抒情和傳統白話小說俚俗情緒的對比錯綜。其實，在宋元戲曲、明清傳奇與古典小說的系統內，詩性抒情的典雅意境和笑話俚語的粗俗詼諧一直并存，雅言和俗語也一直交替呈現。^[2]沈從文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延續(xù)了這種特點，并且有新的發(fā)展。這也是沈從文在創(chuàng)作《邊城》等作品時，所追求的“民族性”。沈從文以他的“湘西世界”為支點與資源，重建了虛構性文本與現實的關系。

這也是影響研究^[3]關心的問題，但是單從影響的角度不足以解釋這種“復現”和“反復”的魅力。在沈從文的意識和實踐中，這種復現是去除拘執(zhí)、吸納新鮮血液，使傳統文言文和新語體文二者“重新融會、重新組織”的過程。這歸根結蒂，是民族“思想情緒重鑄重范”的一種方式。這樣，沈從文的作品就從五四新文化的“破舊立新”沖動，最終走向對新舊邊界的超越。20世紀40年代中期，兩種政治文化^[4]夾縫之間夭折的“文藝復興”運動，就是這種思想在現實中的一種表現。

1936年艾米麗·哈恩和辛墨雷在《邊城》英譯本的《序言》里，盛贊沈從文小說的風格是“簡潔、明澈、富于音樂性的”，具有內在的“散文性韻律”，“他的作品具有很好的質地，敏感而純粹。事實上，他已經比任何現代中國作家做了更多，以建立一種新的通俗文學流派”，并且非常敏銳地發(fā)現了“沈從文先生文體的特征正是具有大量的解釋性文字”。針對中國小說的復雜歷史和西方現代虛構作品和觀念的傳入，艾米莉·哈恩和辛墨雷認為，“中國的新小說可以被稱為對中外所有經典的精心漠視的結果。就是說盡管在英語中沒有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的精確對應物，沈從文先生也不得不在有權力漠視它們之前諳熟所有的經典”。^[5]

這兩位《邊城》最早的英譯者對沈從文文體與風格的評價是準確的，他們對中國新小說與中外文學經典的關系的判斷，也非常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外文學傳統的關系。其實，與其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承受著兩大傳統的沉重壓力，不如說兩大傳統的撞擊也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留下了獨特的成長空間。在中外兩個傳統的“互觀”和“互釋”中，在中國現當代社會要求“賦形”的強烈呼吁中，“漢語詩性”終將得到復歸與重建。沈從文小說的文體和風格，為我們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三 “尋根小說”與“個人化寫作”的源頭

沈從文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其“自我意象”與“民族認同”，敘事時間的“返溯性的近乎永恒的靜止感”與“動蕩的難以延宕的當下感”，敘事空間的“自足的完滿”或“逼仄的壓抑與緊張”分別在當代文學的不同時期得到了強有力的復現。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吸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之力在中國文學中引起震動的話，那么沈從文的小說則是這種文學“尋根”沖動的先驅。沈從文的部分“鄉(xiāng)村抒情想象”體作品（比如《龍朱》等作品）以“衰落的子孫追述先祖的光榮”的敘事姿態(tài)，為“尋根小說”的敘事做了鋪墊，以“反溯性的時間”、“鄉(xiāng)野性的空間”使“民族認同”在“城/鄉(xiāng)”、“文/野”、“古/今”等范疇中得到“重建”和“重構”。我們知道，沈從文一向主張以“愛欲”來恢復衰微民族的野性和活力，進行民族的“重造”。這其實也是“尋根小說”的一個基本主題。另一方面，沈從文的作品對“漢語詩性”的容納和開掘，也為汪曾祺、阿城、莫言等“尋根”小說家的語言和文體嘗試建立了典范。其中，汪曾祺的“大淖記事”類作品的“鄉(xiāng)村艷情”主題和“筆記體”趣味，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類作品對“漢語詩性”與“道”的復歸，甚至莫言的“通感”式敘述，在沈從文的作品中都可找到先聲。由于汪曾祺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弟子，他對中國古典筆記和傳奇體小說產生持久興趣，受沈從文影響的痕跡非常明顯，所以這里存而不論。阿城與沈從文的類似之處，一方面在于他小說的語言——簡潔凝練，融合方言和文言成分，質地堅實有力，又散發(fā)著一種古奧典雅意味；另一方面在于他的小說對簡單平實的生活細節(jié)中“道”的呈現。阿城過濾掉日常生活的艱辛無奈，專注于發(fā)掘其自然自在意韻。這在沈從文的作品中非常多見，比如沈從文的短章《賭道》就是表述在“賭博”的娛樂方式中寄托生命尊嚴和意義的體驗。莫言的小說以“通感”的技巧著名，他充分發(fā)展了現代漢語傳達人的多種知覺體驗的能力，使一度干癟空洞的現代漢語恢復了內在活力，但是這種語言“通感”在沈從文《從文自傳》、《湘行散記》等靈動有致的行文中已有精彩表現。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更是在主題和結構上深受沈從文的小說《劊子手》的影響，當然，后出能精，《檀香刑》的內涵更為豐富。

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對“尋根文學”的影響不可忽視，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他對民族的歷史和性格“缺乏批判力”，使其創(chuàng)作對異域“奇觀化”的獵奇視角常常不自覺地迎合，這也是文學“尋根”的警戒。

如果說沈從文以“愛欲”為主旨的民族“重構”和“重造”思想不期然地為“尋根小說”預埋下了思想基礎的話，那么，沈從文以“愛欲”為核心的個人“重構”和“重造”思想同樣為20世紀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6]開了先聲。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可以被認為是沈從文作品的“自我意象”的延伸，沈從文小說的都市敘事力量和“愛欲”主題在90年代的新發(fā)展。雖然“個人化寫作”與他的“民族寓言”相反動，卻與沈從文“單獨的、個體的立場”有相應之處，與宏大政治敘事有著根本的內在異質性。沈從文的“都市諷刺寫實”體小說及其變體“都市艷情”體小說，可以被看作“個人化寫作”的前奏。一方面，因為沈從文的小說中敘述者、人物與隱含作者合一的“我”，為“個人化寫作”樹立了敘述慣例；另一方面，沈從文對愛欲主題的關注也是“個人化寫作”反復表現的中心主題。如沈從文在《都市一婦人》、《樓居》、《女劇員的生活》等作品中，就以審視和歆羨并存的眼光描述“我”的“愛欲旅行”和有趣的都市艷情故事，并注入個人經歷的挫折和內心的傷痛。不過“個人化寫作”相對于沈從文的“都市艷情”也有改變：敘述者由“男性的我”轉變?yōu)椤芭宰詳⒌奈摇保ū热缭陉惾?、林白、海南和衛(wèi)慧等人的小說中），敘述視角由男性的“獵艷”、“炫奇”或自曝傷痛，轉為女性的展演情欲或自我申述。這樣，在沈從文“都市艷情”體小說中沉默無言、常常是愛欲對象的被言說者“她”，在“個人化寫作”中開口說話了。作為男性愛欲旅行之景觀的女人——物化的女人，成為“我”，成為自我生命和愛欲的主體?！吧眢w寫作”則進一步呈現了女性的“我”自成一體的生命和愛欲知覺。因此，我們可以說“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是女性主義作家對沈從文的“客廳傳奇”和“都市艷情”體作品的顛覆與重構；但反過來看，這種策略仍然是“都市艷情”的一種延續(xù)和發(fā)展（沈從文和丁玲的部分作品，即這樣相反相成）。同樣，沈從文“都市艷情”體作品和“客廳傳奇”體作品的缺陷，其實也成為“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難以回避的內在弱點。

所以，沈從文給我們所留下的既是難以企及的文學豐碑，也是易于沉溺的愛欲潭水。也許，這正是小說家的復雜性和多面性的一種表現吧！

（本文為碩士論文《“互觀”與“反復”的交織——論沈從文小說的敘事話語及其文化內涵》的第四章）

[1] “漢語詩性”這個概念最初為詩人任洪淵和鄭敏等人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他們從語言本體論層面關注現代漢語的特質，倡導從“五四”白話文的“淺白窒梏”中恢復漢語的多樣性、豐富性，增強漢語的內在活力。其實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小說”，除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外來刺激外，其內在動力也是重新尋找中國文學（特別是小說）的“根”，有不少小說家（比如汪曾祺、阿城、莫言等人）在小說寫作中探索“漢語特質”，把目光投向現代漢語的“質地”。

[2] 沈從文作品所表現的敘事機制和“漢語詩性”的關系問題，在中國虛構敘事文的萌芽期已初見端倪。如果追溯，《古本董解元西廂記》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個案。它最初是金元諸宮調的底本。諸宮調為邊說邊唱，以一說唱人為中心，說唱人時時變換口吻與身份，說近念白，唱有樂器伴奏?！罢f辭”是白話，是簡潔的、接近史傳體和小說體的口語敘事，“唱辭”是文言，是模擬或引用詩歌辭賦等體裁的詩語抒情。詩語，有即時性意味，舒展在唱詞所造幻景中的，是諸宮調中人物所處的時空，人物在特定時空之一點沉迷，同時展現著一種詩語敘事的努力；口說，有追敘的意味，是說唱人在自我時空中對唱詞中人物所處時空的回溯，帶有審視的意味，并有知前解后之智慧。這里最值得關注的是說唱人的視點、話語和諸宮調中人物的關系。說唱人之轉敘和評論說唱中人的語言行為，在虛構和真實之間，在諸宮調時空與說唱人自我歷史時空之間自由出入。這種“說唱人”角色和類似的“說書人”口吻，是中國白話小說的重要敘事特征之一。

[3] “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4] 指攜手御外而又逐鹿中國的國民黨的政治文化和共產黨的政治文化。

[5] 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Preface，T’ien Hsia Monthly，Vol.2，1936，Jan.15，上海。原文為英文，此段所引中文文字為筆者所譯。

[6] 所謂“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是中國當代文學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延續(xù)至今的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它們拒絕表達個人生活以外的世界，專注于發(fā)掘“個人的世界”的歡欣和傷痛，文筆細膩深邃，或追求一種淺表化的宣泄快感。部分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具有這種特征，但是最有影響的作家還是女性作家，所以我在本文中不惜以偏概全，得出上述斷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