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友與論敵

我們希望不要給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馬克思的全部生活就是蟄居書房，冥思苦想，埋頭寫作，像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一樣，“只有在節(jié)日時才偶爾關顧一下世界”。其實并非如此。馬克思的活動一如他的思想，是異常活躍的。

馬克思認為，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向工人中的先進人物和革命知識界傳播他和恩格斯的理論，并建立起革命的組織。他們兩人在理論領域中“自己弄清問題”的同時，也在這個非常實際的方向上投入了極大熱情。

馬克思是具有今天人們所說的“領袖魅力”的那種人。所有見過馬克思的人都為他那廣博的知識、頭腦的清晰深刻和堅定的意志而震驚。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吸引力，使你很難不跟著他的思想走。大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顯出這種氣質(zhì)了。無怪乎他的朋友莫澤斯·赫斯在1841年9月一封給別人的信里這樣描寫馬克思：

我所崇拜的馬克思博士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大概不到24歲）。他將給中世紀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擊。他把最機敏的才智與最深刻的哲學嚴肅性結合起來。你想一想，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爾在一個人身上結合起來了（我說的是結合，不是混合），這就是你將得到的關于馬克思博士的概念。

要知道，這個莫澤斯·赫斯本人也是一個長于寫作哲學著作的人物，他對馬克思不吝惜使用這樣的贊頌語言，便足以說明問題了。

同過去一樣，到布魯塞爾后不久，馬克思周圍就重新聚集起了一批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剛剛提到的莫澤斯·赫斯不久也來到布魯塞爾，住在馬克思家附近，并且參加了《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一小部分寫作。他曾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但現(xiàn)在受到馬克思的很大啟發(fā)，開始批評“真正的社會主義”。此外還有一些重要人物：

亨利希·畢爾格爾斯。同馬克思一起來布魯塞爾，后來在科隆開展革命宣傳活動。

羅蘭特·丹尼爾斯。醫(yī)生，馬克思的密友，后來的共產(chǎn)主義者盟員。

約瑟夫·魏德邁。前普魯士炮兵軍官、新聞記者。他從柏林陸軍大學畢業(yè)，后因對普魯士專制制度不滿而退出軍隊，投身新聞事業(yè)，參加過一些激進報刊的編輯工作。他為人忠厚、樸實、真誠，在結識馬克思、恩格斯之后，便成為他們的摯友。

約瑟夫·魏德邁（1818-1866）

威廉·沃爾弗。他出身于西里西亞的農(nóng)奴階層，后來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學。他是一個對壓迫者充滿仇恨的天生的革命家，蹲過監(jiān)牢，做過私人教師，最后流亡國外，以躲避政治迫害。他在1846年4月遷居布魯塞爾，很快就同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友誼，這友誼歷盡磨難，經(jīng)久不變，直到他去世。

當時與馬克思成為朋友的還有斐迪南·沃爾弗，人稱“紅色沃爾弗”。他是個出眾的記者，思想激烈，文筆潑辣。

海爾曼·克利蓋、卡爾·海因岑，也曾與馬克思來往，但后來都成了政敵。

此外，還有一些并不贊成共產(chǎn)主義思想，但對馬克思的學識感到欽佩的“學術上的朋友”。俄國自由派作家安年柯夫就是其中一個。他在這個時期跟馬克思有不少往來，并且還出席過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革命者組織的會議。安年柯夫依據(jù)自己的細心觀察，后來寫下了對馬克思的生動描述。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使無產(chǎn)階級在未來的革命中發(fā)揮重大作用，就必須建立起革命的政黨組織，這樣的政黨應當以先進的理論武裝起來，宣傳共產(chǎn)主義，團結工人階級，使無產(chǎn)階級認識到自己的偉大歷史使命。出于這種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同他們在布魯塞爾的擁護者們經(jīng)過多次協(xié)商、會談，在1846年初建立了一個革命組織，叫作“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這個通訊委員會，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是要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及革命工人團體建立聯(lián)系，互通情況，交流思想，發(fā)現(xiàn)分歧，進行批評，展開對工人運動中理論問題的討論，以便清除錯誤理論的影響，逐步使各國社會主義者擺脫民族局限性，在共同思想的基礎上聯(lián)合起來，建立無產(chǎn)階級的政黨。

布魯塞爾“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的成員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其成員經(jīng)常流動。但主要的主持者有馬克思、恩格斯和菲利普·日果——一位比利時共產(chǎn)主義者；正式成員有約瑟夫·魏德邁、威廉·沃爾弗、埃德加爾·威斯特華倫、斐迪南·沃爾弗、載勒爾、海爾堡等人。莫澤斯·赫斯、威廉·魏特林也參加過委員會的工作，而且還曾經(jīng)是重要的成員，但不久他們就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其擁護者們發(fā)生了分歧。

威廉·沃爾弗（1809-1864）

威廉·魏特林曾經(jīng)是德國早期工人運動中熠熠生輝的人物，并且對馬克思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向共產(chǎn)主義者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他自幼家境貧寒，受教育不多，小學畢業(yè)后就去學裁縫，后來到處流浪，以手藝謀生。但艱難的生計并不能阻擋他的精神追求，他有很高的天賦，又勤于學習，終于成為有影響的思想家。他在一系列著作里提出了自己的共產(chǎn)主義體系。按他的觀點，現(xiàn)存的社會是病態(tài)的，是違反基本自然法則的，在這個社會中，金錢使人喪失尊嚴，社會貧富不均，富者壓迫貧者，道德風尚敗壞。他認為，萬惡之源在于這個社會以私有制為基礎。針對這個病態(tài)社會，魏特林設計了他的共產(chǎn)主義未來社會。這個社會人人平等，沒有差別，財富共享，公平分配。魏特林主張由密謀的革命組織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舊制度，從而建立革命家的專政來實現(xiàn)他所設計的新社會。

魏特林長期以來在西歐各國宣傳他的這套主張，對當時的工人革命團體產(chǎn)生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工人運動的發(fā)展，他的思想和行為都落伍了。在倫敦的時候，他沒有參加當時如火如荼的憲章運動，反而離群索居，沉溺于自己的封閉的思想發(fā)明里，無法與真正的工人運動相溝通。他于1846年初又來到布魯塞爾，參加了布魯塞爾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希望在這里能給自己的思想找到擁戴者。

馬克思熱情地接待了他。馬克思對這個天才的工人革命家曾經(jīng)十分欽佩，做過很高評價，甚至曾稱他的主要著作《和諧與自由的保證》為“德國工人的史無前例的光輝燦爛的處女作”。但是，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魏特林的思想中有許多有害的東西：粗陋的平均主義、封閉的宗派主義、過時的革命密謀主張，等等。這些東西對于正在興起的國際工人運動會起到阻礙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都非常希望能夠使魏特林擁有正確的世界觀，成為正在開始組建的共產(chǎn)主義組織中的一員。

威廉·魏特林（1808-1871）

然而，魏特林這個時候已經(jīng)變得非常固執(zhí)而多疑。像許多歷史上的大人物一樣，他被自己的才能和曾經(jīng)起過的重大作用所累，竟相信自己是絕對地、一貫地正確的，而到處都有忌妒他的才華的人，到處都有競爭者、隱蔽的敵人，到處都有別人設下的陷阱在等著他。除了他自己早已發(fā)明出來的、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現(xiàn)成社會藥方外，別的他什么也不相信。這樣，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一點也聽不進去，反而認為馬克思是要切斷他的“經(jīng)濟來源”，要獨攬“報酬優(yōu)厚的翻譯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沖突就不可避免了。1846年3月30日的布魯塞爾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集會上，這種沖突爆發(fā)了。魏特林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怨恨抑制不住地發(fā)泄出來，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的反駁也毫不客氣。

根據(jù)我們前面提到的安年柯夫的回憶，這次爭論的場面大致是下面的樣子。

魏特林穿一身很講究的大禮服，留著漂亮的小胡子。在安年柯夫眼里，他與其說是一個嚴厲易怒的工人，還不如說像一個跑腿的伙計。大家坐在一張綠色桌子旁邊。馬克思坐在桌子一端，手里拿著鉛筆，低著他那獅子般的頭在看一張紙。這時，“身材高大、氣宇軒昂、像英國人那樣傲慢而嚴肅的”（安年柯夫就是這樣寫的）恩格斯宣布開會。恩格斯說，獻身于改造勞動者的事業(yè)的人必須了解彼此的觀點，制造一種共同的旗幟，作為所有那些沒有時間或機會研究理論問題的人的旗幟。這時，馬克思向魏特林提出了問題，要他講一講根據(jù)什么來證明他的活動是正確的，根據(jù)什么來確定未來的活動。魏特林的回答講了很久，在安年柯夫眼中，他講得“既零亂，又粗俗，語無倫次，又離題太遠”，全是他的老一套主張。馬克思反駁說，魏特林剛才所談的這種激起人們虛幻希望的做法，只會把受苦受難的人們引向最終的毀滅，而不能拯救他們。特別是在德國，如果沒有嚴格的科學思想和正確的學說來號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虛偽的傳教把戲，一方面是一個慷慨激昂的預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張著嘴巴聽他講話的蠢材。魏特林被激怒了，他用激動得發(fā)抖的聲音滔滔不絕地又講了起來。他諷刺馬克思說，他認為自己平凡的準備工作要比拋開苦難的人民來進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論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業(yè)。

馬克思聽到這里，再也忍不住了，憤怒地跳起來使勁地捶著桌子說：“無知從來也不能幫助任何人！”大家都跟著馬克思站起身來。會議結束了。

這樣，馬克思和他的戰(zhàn)友們同魏特林的合作也結束了。不久后，魏特林離開布魯塞爾，輾轉到了大洋彼岸的紐約。很快，他的影響和他本人一起，從歐洲大陸上消失了。

布魯塞爾“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的聯(lián)系網(wǎng)在不斷擴大，同許多地方的共產(chǎn)主義者都建立了通訊往來，如西里西亞、威斯特伐利亞、科隆、基爾、愛北斐特等。英國憲章派的左翼領導人哈尼同布魯塞爾委員會常有通信，倫敦的正義者同盟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聯(lián)系也十分密切。同盟的領導人經(jīng)常寫信給馬克思，告知他們在倫敦所從事的宣傳和組織活動，而且，這個同盟的成員們愈來愈意識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的重要性了。不久，倫敦也建立了通訊委員會。

只有在巴黎，情況看來不太順利。馬克思給巴黎的皮埃爾·蒲魯東寫去了一封熱情誠摯的信，邀請他負責巴黎同布魯塞爾的聯(lián)系工作。蒲魯東在回信中并沒有明確拒絕，但說他不能保證經(jīng)常聯(lián)系，不僅如此，他還在信里表明他與馬克思有嚴重理論分歧。他反對革命，宣布“我寧肯用文火燒毀私有制，也不愿為有產(chǎn)者安排一個巴托羅繆之夜”；他轉彎抹角地暗示馬克思要制造新的宗教，并教訓馬克思說：“我們不要扮演一種新宗教的使徒的角色，即使這種宗教是邏輯和理性的宗教?！彼麑τ隈R克思同各種錯誤理論，尤其是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斗爭很反感，直言不諱地說他要與被馬克思尖銳批評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卡爾·格律恩站在一起。

由于這些原因，布魯塞爾委員會委托恩格斯去巴黎，擔負起那里的通訊聯(lián)絡工作。恩格斯一到巴黎，就積極地同革命工人的各種團體接觸，參加集會，發(fā)表演講，短期內(nèi)就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恩格斯經(jīng)過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爭論，把先前受他們影響的先進工人成批地爭取過來了。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在巴黎建立了起來。

這個被稱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派別，在當時確實有很大勢力，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費精力同它論戰(zhàn)，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消除它的影響并讓工人認識他倆的主張。

“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特點在于，它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對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原則的實現(xiàn)，而不是社會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作用下的必然方向。它把法國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照搬到德國，完全忘掉了這樣做純粹是文不對題：在德國，資本主義還遠沒有發(fā)展充分，封建反動勢力仍極強大，在這樣的條件下鼓吹反對資本主義發(fā)展、攻擊自由派資產(chǎn)階級、反對自由主義的種種要求，實際上就是為封建主義制度作辯護。當然，許多“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主觀上并沒有這樣的愿望，但他們越是真誠地相信自己的主張，越是自以為高明，所起的作用就越是惡劣：他們不自覺地成了反動制度的同盟者。而他們之所以陷入這種糟糕的境地，原因就在于他們根本不懂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群人看作是糊涂蟲，但對他們卻不能置之不理。屬于這個派別的有卡爾·格律恩、海爾曼·克利蓋等人。格律恩在巴黎很活躍，克利蓋則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起勁地宣傳“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主張，他把他那些關于“普遍之愛”的說教說成是共產(chǎn)主義，并自稱德國共產(chǎn)主義的代表，這樣就逼得馬克思、恩格斯只得發(fā)表聲明公開與他決裂了。

馬克思、恩格斯代表布魯塞爾委員會寫了一份《反克利蓋通告》，宣布克利蓋企圖把共產(chǎn)主義學說變成“愛的夢囈”的做法，是與共產(chǎn)主義截然相反的。共產(chǎn)主義學說根本不是要大談“愛”和“克己”的宗教，而是要研究現(xiàn)實關系的發(fā)展和實際問題。

這份尖銳的通告分發(fā)給了德國、倫敦和巴黎的各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并且寄給了克利蓋主編的紐約《人民論壇報》，要求其發(fā)表。這份通告對于消除克利蓋的影響很有效，不久，克利蓋的擁護者紛紛離開，他的報紙辦不下去，他的“愛的宗教”也就壽終正寢了。

如果說，“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是在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曇花一現(xiàn)，那么，蒲魯東的主張卻是根深蒂固、源遠流長。馬克思不得不從40年代后期起，和蒲魯東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進行長達數(shù)十年的斗爭。

蒲魯東的個人經(jīng)歷有些像魏特林。他從少年時代起就當學徒，干過伙計、牧童、排字工人、校對員、辦事員……靠著勤奮，他自學成才。1840年他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權？》一書，尖銳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稱“所有權就是盜竊”。馬克思對早年的蒲魯東評價極高，在巴黎與他相識后，曾與他詳細探討理論問題，一度來往密切。馬克思非常希望具有勞動者健康本能和出色寫作才干的蒲魯東能夠克服世界觀的缺陷，上升到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解。但這種希望顯然落空了。我們前面說過，當馬克思邀請蒲魯東參加共產(chǎn)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工作時，蒲魯東不但態(tài)度冷漠，而且出言不遜，暗示馬克思是要創(chuàng)立新宗教。蒲魯東還告訴馬克思，他即將出版一部新作來詳細闡明他的主張，馬克思如果不同意，可以進行反駁。

這部新作很快就出版了，書名是《經(jīng)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蒲魯東企圖在這本書里綜合黑格爾哲學和英國經(jīng)濟學家李嘉圖的成果，形成一部既超乎哲學家又超乎經(jīng)濟學家之上的科學巨著。而馬克思得到這本書后，評價卻是“整個說來是一本壞書，是一本很壞的書”。

皮埃爾·蒲魯東（1809-1865）

馬克思認為，必須盡快寫一本反駁蒲魯東的書，在揭露蒲魯東理論上的錯誤和矛盾的同時，也正面地闡述自己的經(jīng)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經(jīng)過一番緊張的突擊，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用法文把這本論戰(zhàn)性的小冊子寫了出來，它就是后來成為馬克思最著名著作之一的《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書名是直接針對蒲魯東的書的，而用法文寫作，也是為了更有利于在法國讀者中流傳。1847年6月，馬克思給書寫了序言，7月初，巴黎和布魯塞爾同時出版了這本書——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這部著作的寫作和出版也都是高效的。

馬克思首先駁斥了蒲魯東的經(jīng)濟觀點。蒲魯東在他的《貧困的哲學》中想要利用英國經(jīng)濟學家大衛(wèi)·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來引出自己的主張。李嘉圖認為，商品價值是由生產(chǎn)該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蒲魯東便由此推論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全在于交換沒有體現(xiàn)“構成價值”，即體現(xiàn)在商品中的勞動時間；而之所以是這樣，是由于存在著貨幣。因此他主張取消貨幣，使產(chǎn)品按照它們各自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直接交換，據(jù)說這樣就能夠消滅剝削、利息等等，解決商品生產(chǎn)中的矛盾，實現(xiàn)經(jīng)濟生活中的合理和正義。

這種主張在馬克思看來是極其膚淺的，只不過是對20年代英國李嘉圖學派社會主義者（湯普遜、格雷、布雷、霍吉斯金等）的拙劣重復而已。當時這些社會主義者都想從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中為自己尋找科學根據(jù)，他們說，既然一切商品的價值都取決于生產(chǎn)它們的勞動時間，那么，勞動者就有權利要求實現(xiàn)勞動與資本的等價交換。不錯，這種主張是站在勞動者立場上去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但它在理論上卻是不正確的?，F(xiàn)在，蒲魯東又重新把資本主義經(jīng)濟矛盾歸因于不等價交換，竟以為只要取消了貨幣便可以萬事大吉，這是根本錯誤的。

《哲學的貧困》第一版封面

在批評蒲魯東時，馬克思初步闡發(fā)了自己的經(jīng)濟理論。他把價值當作一個歷史范疇去看待：價值是由生產(chǎn)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但只有在特殊的社會形態(tài)下，當勞動不可能直接采取社會勞動的形式的條件下，勞動才表現(xiàn)為價值。價值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貨幣正是與這種社會關系相適應的，“貨幣不是東西，而是一種社會關系”。蒲魯東以為，用消滅貨幣的辦法就能實現(xiàn)“供求之間的正確比例”，這是十分荒唐的想法。“供求之間的正確比例”只是在交換范圍非常狹小、生產(chǎn)資料有限，以及需求支配供給、消費支配生產(chǎn)時才是可能的。隨著大工業(yè)的興起，那種“正確”比例就不可能保持了。大工業(yè)既造成生產(chǎn)力的飛躍進步，又必然帶來“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的更替”。因此，以下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現(xiàn)代生產(chǎn)資料的條件下保持舊時的正確比例，這就意味著他既是反動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種沒有無政府狀態(tài)的進步，那就必須放棄個人交換來保存生產(chǎn)力。

《哲學的貧困》中給人印象極深的，是其中對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透徹闡述。

蒲魯東自以為學到了黑格爾辯證法并把辯證法成功地運用到了政治經(jīng)濟學之中。馬克思卻認為，這個人只是學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形式、術語，而根本不懂其實質(zhì)；他所吸取的是這個學說的糟粕即唯心主義，卻拋掉了它的真正可貴之處，即關于兩個方面的矛盾共存、斗爭推動事物自我揚棄和發(fā)展的思想。蒲魯東的做法是，把每一個經(jīng)濟范疇劃分成好的和壞的兩個方面，幻想著能夠消除壞的方面而又保留好的方面。他以為這樣做就能夠既超越資本主義又超越共產(chǎn)主義，而在馬克思看來結果卻正相反：“他希望成為一種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總合的錯誤。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chǎn)者和無產(chǎn)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chǎn)者，經(jīng)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jīng)濟學和共產(chǎn)主義之間搖來擺去?！?sup>

真正的辯證法不是這樣的。辯證法并不希望人為地消滅矛盾，而是從矛盾本身的對抗斗爭中去認識事物。在它看來，恰好是矛盾促進了發(fā)展。從封建生產(chǎn)方式內(nèi)部的矛盾對抗中發(fā)展起了生產(chǎn)力，產(chǎn)生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創(chuàng)造著貧困和對抗的同時，又在創(chuàng)造著使更新的、更高的社會形態(tài)成熟的物質(zhì)條件。根據(jù)這種方法，馬克思尖銳地嘲笑了蒲魯東企圖靠倒退消滅資本主義矛盾的小資產(chǎn)者空想，同時也對資本主義大生產(chǎn)給予高度評價：不管資本主義工廠是如何的不人道，但它推動著生產(chǎn)的增長和集中，培育著現(xiàn)代無產(chǎn)階級，它是革命的、進步的。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哲學的貧困》中得到了簡潔明快的闡述。被蒲魯東視為永恒的那些經(jīng)濟范疇，實際上只是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xiàn)，“社會關系和生產(chǎn)力密切相連。隨著新生產(chǎn)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chǎn)方式，隨著生產(chǎn)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工磨產(chǎn)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chǎn)生的是工業(yè)資本為首的社會”。

馬克思還批判了蒲魯東在工人階級罷工問題上的觀點。蒲魯東否認罷工的積極意義，而在馬克思看來，罷工和同盟都是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奴役的不可或缺的斗爭形式。無產(chǎn)階級群眾在共同利益之下團結起來，聯(lián)合起來，對資產(chǎn)階級進行斗爭。隨著斗爭的發(fā)展，無產(chǎn)階級將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從而，經(jīng)濟斗爭必將發(fā)展到政治斗爭，發(fā)展到社會革命。

《哲學的貧困》的出版并沒有能夠消滅蒲魯東的影響。這是有著深刻歷史原因的：當時在羅曼語系國家里，資本主義剛剛興起，工業(yè)化浪潮無可阻擋的力量尚未完全顯現(xiàn)出來，因而小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家如蒲魯東很自然會設想用保存小生產(chǎn)的辦法來抵御資本主義的“禍害”，消除階級斗爭的尖銳對立，這種落后的空想也很容易得到不少人的呼應。這使得馬克思不得不長期與蒲魯東主義做斗爭。但這并不能降低《哲學的貧困》的意義。這本書第一次正式地闡述了馬克思的歷史觀和經(jīng)濟觀點（《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及《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當時都還未能出版），并從唯物主義立場上出色地繼承了辯證法。幾年前，費爾巴哈對馬克思從黑格爾哲學走向唯物主義起了重大作用，現(xiàn)在馬克思表明，自己借辯證法之助，又大大超越了費爾巴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3卷，第390頁。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羅繆節(jié)日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對胡格諾教徒進行了大屠殺。

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給安年柯夫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531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