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林中樹木巍然聳立，長期比鄰而互不相識。

——荷爾德林

埃萊娜·西蘇和朱迪斯·巴特勒這兩位“獨步當時”的理論家看似沒有必然的“事實聯系”，但仔細研究兩位女性知識分子的論著可以發(fā)現，其理論建構呈現出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特點。二者最主要、最明顯的“同”就在于對性別問題的高度關注。性別差異是兩位思想家的理論核心。從表面上看，西蘇強調對性別差異的高揚，對“女性特質”［或稱“女性性”（femininity）］的肯定與堅持，甚至在論著中多次使用“男性經濟”和“女性經濟”兩個術語來強調性別差異，目的就是要在男/女二元對立中消除等級，在承認生理區(qū)別的同時追求平等，當然，這種強調與大多數女性主義者的主張并沒有什么明顯的區(qū)別，而且也有很多學者擔心，這種高揚和強調可能會產生與西蘇等女性主義者“消除二元對立”的努力事與愿違的結果，也就是說，這種高揚，也許會制造新的對立。更有女性學者指責，西蘇對性別差異的高揚，實質上是向“自然主義”或“本質主義”的倒退。但是在西蘇看來，“自然”沒有一些研究者所說的那么可怕，雖然她本人也曾因為這種指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盡量避免使用“自然”一詞，但事實上，“自然”作為“文化”的他者，應該得到重視。而且西蘇的“自然”處于“詩學空間”，當然也具有哲學意味，但它絕不是哲學概念。“自然”在詩學的空間中是“移動的，還有些微的偏離……它變成了一種具有各種通道意義的東西，它是對界限的消除，是漫溢的”。巴特勒卻并不滿足于用男/女二元對立來解釋性別差異問題或在男/女二元對立的框架中消除等級，而是要從性別本質就是不固定的命題入手，質疑二元對立結構本身的合理性。波伏娃認為性別是境遇中的身體，巴特勒雖然也關注身體，但她卻不愿意承認波伏娃所說的“性別”（在這里既包括解剖學意義上的性別，也包括社會性別），她先是提出“性別展演”理論，后期的理論中又提出“消解性別”的觀點。但是，這也不能說她無視性別差異，或者要徹底消除性別差異，相反，巴特勒分外重視性別差異，她所說的消解并不是要消除，而是要保持距離，保持警醒，強調過程，強調一切變化的可能性。

巴特勒的理論建構發(fā)軔于對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她早期也曾從事過對法國學者理論的譯介工作，后來又對法國哲學家的研究“情有獨鐘”，對雅克·拉康、?？隆⒌吕镞_等哲人的理論進行過深入研究，本著黑格爾“揚棄”的原則從中汲取營養(yǎng)，對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露絲·伊利格瑞和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的理論也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在美國，乃至西方理論界獲得了較高的學術聲譽（當然，質疑的聲音也一直不絕于耳）。但是這位比西蘇晚“成名”二十余年的學者在論著中曾深入分析過與西蘇并稱為“法國女性主義三駕馬車”的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而對于西蘇，就筆者目前閱讀過的材料看，除在其《消解性別》一書討論女性主義關于性別差異問題的理解時提到過一次西蘇的理論外，在其余的研究著述中并沒有發(fā)現西蘇的身影。我們知道，“性別”問題不僅在西蘇理論框架中占據著核心的位置，而且在整個女性主義的理論體系中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絕大多數女性主義理論家不能也絕不會規(guī)避的問題，當然也成為巴特勒關注的焦點之一。巴特勒這位自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姍姍來遲者”認為，“法國女性主義在考慮文化的可理解性時，不僅假定了男女間的根本性差異，而且還復制了這種差異”。隨后，巴特勒提出，法國女性主義的性別差異理論源于列維·施特勞斯、費爾迪南·德·索緒爾和雅克·拉康，但在理論發(fā)展的過程中又與上述大師一一決裂，比如，克里斯蒂娃把拉康沒有關注的符號學看作對象征系統(tǒng)的補充和消解，西蘇以施特勞斯無法想象的方式通過“女性書寫”讓符號“移動”，并進而得出了法國女性主義者宣稱“語言是通過性別差異形成的”。這是巴特勒與西蘇的一次“罕見”的隔空“對話”。這次“罕見”的“對話”表明，西蘇的“女性書寫”理論（也有學者認為“女性書寫”已經不僅僅是個人闡釋的理論，而是已經變成了運動）進入了她的視野，但并沒有引起她深入研究的興趣，或者說沒有進入到她的理論研究計劃之內。究其原因，最為表象的也許是西蘇在學界除提出“女性書寫”理論并進行詩性闡釋外，更偏重于先鋒小說和戲劇創(chuàng)作，是對女性主義理論身體力行的實踐，而且西蘇的理論從很大程度上說是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對德里達部分重要的理論進行的不同闡釋。而巴特勒由于其哲學出身，強調的是哲學的一面，因而她更加關注對黑格爾、德里達、?？?、拉康等法國男性哲學家理論內核的梳理與挖掘。巴特勒自己的研究也完全可以套用她對伊利格瑞的評價——女性主義者中對哲學史進行過最深刻的批評性閱讀，模仿男性話語以達到“對控制話語使用所有權的排除法則提出質疑”之目的，在理論著述（尤其是前期的理論著述，例如《權力的精神生活》、《性別麻煩》與《身體之重》）中采用的是線性的理論話語。而西蘇則走向了反面，用碎片式、詩性的甚至是囈語式的語言論述深刻的哲學問題，其著作的哲學特質掩藏于詩學外表之下，因此沒有得到巴特勒的關注。兩位女性哲人，一位展現了“思”的深邃，一位演繹了“詩”的奔放，但她們都以語言為載體，通過讓語言向自我敞開言說，達到了馬丁·海德格爾曾通過詩與思來表達的那種“澄明的形而上的境界”。

對于詩和思的關系問題，西蘇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過闡述：雖然“詩思比鄰”，但對詩人而言，生活就是一種冒險，就是不加防范的存在，“發(fā)現就意味著迷失”；對哲學家而言，生活要拒絕迷失，生活的真諦在于把握所有迷失，把握失去的東西并為之命名。所以，西蘇既然選擇了詩人的身份，她的理論變成了“通過詩來表達的一種哲學反思”，而“哲學推理以及那些溢出哲學話語邊界的東西使得詩的河水流進了哲學的河床”，這是西蘇一直努力規(guī)避的。巴特勒也對文學作品進行過分析，她的目的當然是讓文學文本為她的理論“代言”，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她和西蘇一樣，都洞察到了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聯，用德里達的話說，“文學不是哲學的他者”，打破二者之間僵化的界限正是西蘇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應該是巴特勒在哲學論述中經?！翱缃纭钡牟糠?。對她們來說，文學是一種與語言游戲的形式，是“詞匯和文化的雙向融合”，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接近想象的自我，而且有助人們了解思考的自我，因為“哲學是虛構的修辭學構造，文學則呈現為哲學姿態(tài)”。文學批評的邊界已經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或審美體驗，當下已經向文化研究、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等領域蔓延。

雖然西蘇和巴特勒似乎并未有過深入的交集，而且巴特勒秉承的是德國哲學的思辨精神，西蘇展現的是法國哲學的感性智慧，但是這兩位猶太裔女性知識分子除都被看成是“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者”，都曾被詬病為脫離實際的（具有烏托邦性質的）、玩弄文字游戲的“語言、象征的政治”外，還在其他許多方面具有可比性，大體上可以歸納為理論建構內核和理論淵源及闡釋特色兩個大的范疇。

一、理論建構內核——流動觀

總體來說，巴特勒和西蘇的理論建構都以身體、語言和性征為核心，都處于現代哲學向后現代哲學演進的過程中，她們的理論核心從某種程度上說印證了被哲學界公認的演變標志：“身體的漸次顯現”“語言的不斷擴張”“他者的逐步浮現”。

（一）地位日益凸顯的身體

兩位知識分子首先都認識到了女性身體的文化價值，都把身體（這里的身體主要是指女性身體）作為自己理論框架的核心和理論闡釋的出發(fā)點，都在試圖挖掘被壓抑的女性身體所蘊含的主體性（雖然西蘇一直在回避“主體”這個術語）。對于西蘇而言，女性身體具有“文本性”“能動性”“流變性”“開放性”，是一種過程中的主體，同時，身體也是被動的，“體現著文化與社會的制約”。巴特勒也關注女性的身體，認為珍視女性身體有利于女性沖破傳統(tǒng)哲學的束縛，女性身體是承載一切身份的重要場所，是“可變的疆界”。“身體不再被看作一個穩(wěn)定的、已經完成了的事實，而是一個成熟的過程，一種變化的模式，并在變化的過程中超越規(guī)范、重塑規(guī)范，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我們本以為束縛著我們的現實并不像石頭一樣一成不變?！?sup>可以看出，巴特勒這段論述強調的是過程、變化、超越和重塑。在這里，身體可變，規(guī)范可變，重塑后的規(guī)范還可變，現實更是在不斷變化。巴特勒這個“可變疆界”的觀點剛好契合西蘇所強調的身體的“流變性”（即流動而變化的），她們都在闡明，在不同的社會，基于不同的目標和考慮，人們對身體的理解必然會發(fā)生變化。例如，社會對女性身體的認識和思考在不同時期、出于不同目的就會不盡相同，沒有一個穩(wěn)定的身體觀念，女性的身體早已沾染了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印記，比如中國古代的“三寸金蓮”。套用巴特勒的術語，身體一直在“展演”。進一步說，身體一直在按著特定時期的特定規(guī)則展演給特定的人看（當然也展演給自己看，因為通過這種展演，可以進一步強化個人對文化規(guī)范的體認）。

早期的西蘇研究者們曾指責西蘇的理論具有本質主義的錯誤傾向，這也許是強調女性身體的理論家所面臨的共同難題，據此，巴特勒在《身體之重》中對身體的討論就是圍繞著身體的“物質性”這個問題展開，并發(fā)現，身體的物質性其實是權力的產物，究其本質，所謂生理性別是“最終被物質化了的理想建構”，因而，“身體的物質性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通過形態(tài)學的發(fā)展而被獲取的、構筑的”?？梢哉f，巴特勒的研究雖然從伊利格瑞的理論入手，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通過哲學家思辨式的論述方法幫助西蘇駁斥了本質主義的攻訐和非議。

（二）疆域不斷擴張的語言

兩位思想家都發(fā)現，身體和語言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限于載體與表達之間的關系。巴特勒認為，身體和語言之間交叉重疊，語言不是對身體的簡單模仿，而是具有主動性、生產性和構成性：

被視為先在于符號的身體總是被假定或意指為具有先在性。這種意指既為身體制造了其自身將產生的結果，反過來又宣稱是以發(fā)現身體自身的先在性為目的。如果被指涉為先于意指的身體是意指的產物，那么宣稱符號是作為身體之鏡的語言所呈現出的模仿或再現的狀態(tài)絕不僅僅具有模仿的屬性。相反，它具有生產性、建構性，甚至可以說具有述行性，因為這種意指行為為身體勾勒行動路線，而后這個身體宣稱要在一切意指之前顯現。

巴特勒運用這一段具有哲學詭辯色彩的論述表達的其實就是語言與身體的關系：語言與身體，究竟誰先誰后？究竟是語言在表述身體，還是身體在發(fā)現及承載語言？無論二者的關系如何，身體作為語言的生物性載體這一點都無可非議。但顯然，女性主義者們所說的身體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相反，它應該是一種文化的載體，對于這種載體的解放，理論家們都選擇了語言這個突破口，因為他們認為，一切革命，一切對“權力關系網絡”（?？抡Z）進行顛覆的行動都始于語言，都發(fā)軔于對宏大話語的解構。無論是巴特勒還是西蘇，以及她們背后的美國女性主義和法國女性主義兩個陣營，都是試圖在父權制的體制下尋找一個不同的闡釋空間，并且，她們都知道，找到絕對的自由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她們不尋求對二元對立的摧毀，而是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尋求一種妥協的自由，用西蘇的話說就是“在象征界中尋找一個專屬于女人的另類空間”，通過對男性語言進行“偷竊”(Voler)，創(chuàng)造一種不受任何規(guī)則監(jiān)控的、沒有局限和邊界的、可以展現無限可能性的女性的語言。

在語言的運用方面，巴特勒前期的論著，如《權力的精神生活》《身體之重》《性別麻煩》《激情澎湃的言論》等，理論闡釋絕大多數時間呈現晦澀難懂的狀態(tài)。因為她希望通過運用男性理論話語在自己的理論闡釋中達到質疑該話語對女性實施“排除法則”的目的。事實上，西蘇的理論闡釋看似語言簡單，甚至呈碎片化，而且從不使用晦澀的理論話語。但是兩位理論家的闡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給讀者造成理解困難。兩位哲人的假想讀者都是深諳弗洛伊德、拉康、德里達等哲學家的性別理論并具有深厚語言學理論功底的學者，同時，她們的表述方式也給讀者造成閱讀困難。巴特勒的難，在于語言的佶屈聱牙，也在于對不同理論家的觀點的大量不加解釋的援引，甚至有研究者發(fā)現其中一些觀點還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問題；西蘇的難，除在于大量使用典故、雙關、故意玩弄文字游戲、行文具有意識流特色的流動性 外，還在于她的寫作同時兼顧了隱喻和字面兩個層面的含義，因為她認為，“詩性語言最核心的價值在于不同于當下強調所謂明晰和實用的程式化寫作”。當然，巴特勒理論論述中偶爾也會在文字上采用一些策略，比如，她追隨?？拢瑢atter 和subject兩個術語的雙關式使用。matter一詞含義豐富，用它作為《身體之重》一書的標題內涵非常豐富，而漢語的譯本事實上沒有能夠表現出身體的物質性這一層含義，當然這就是德里達等人所說的“不可翻譯”性。再比如，把surveiller一詞在英譯本中改為discipline也是一種雙關，因為該詞同時具有“學科”、“紀律”和“規(guī)范”三個含義?？梢钥闯觯吞乩盏倪@種雙關的使用與西蘇完全不同，巴特勒是嚴肅的、哲學的、不帶任何文字游戲色彩的雙關。無論二者語言使用呈現的狀態(tài)如何，都可以套用巴特勒對伊利格瑞的評價：語言運用是對一切“規(guī)行矩步”的抗爭，這種抗爭為女性性在文本中的呈現提供了可能性。

拉康認為，語言與主體密不可分，它無處不在但又令人費解。語言只是將主體建構成空缺，然后用幻覺來填補虛空，從此種意義上說語言充滿著未知的力量和效用。而“詩性語言將關于主體的真理隱藏在物質表層之下。因此我們必須積極肯定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無意識銘寫的詩性語言?！?sup>堅定地要超越“穩(wěn)定語義符指”的西蘇，試圖通過在理論文本中超越語法、詞匯、句法或語義符碼秩序再現父權制文化中被壓抑的女性表達。西蘇本著對“語言向無意識開放”（拉康語）的堅持，用獨特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審美和文化實踐，也改變了我們對理論闡釋的理解。她的獨特，就在于她在理論文本中采取的那種“循環(huán)的、同時的、耦合的”的非線性闡述形式，套用哈桑對喬伊斯《芬尼根的守靈夜》語言的總結就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剪輯組合的，或按莫比烏斯帶構成的各種母題”。這也就是堅定地認為擺脫西方形而上學的最好方法是在語言形式上放棄它的說話方式的德里達極力推崇西蘇，稱其為“詩人思想家”、是“法語世界中語言駕馭能力最強的人”之原因，并表示希望自己也能“像女人一樣寫作”。

“語言維系我們的生命”，巴特勒曾在其稍后的著作《激情澎湃的言論：一種操演性政治》的開篇就引用了托尼·莫里森的這句話，表明巴特勒對語言的關注，而且在其著作《身體之重》《性別麻煩》《權力的精神生活》中都反復論證語言問題并發(fā)表重要觀點，因為她關注的“主體就存在于語言之中”，或者換句話說，她關注的“主體是被言說的”。語言具有行動性，不僅可以塑造人、改造人，還是行為者與行為之間相互連接的不可缺少的紐帶。例如，巴特勒在《安提戈涅的聲明》中指出，安提戈涅葬兄行為僅僅依靠其行為本身并不能圓滿完成，而是需要在語言的幫助下分兩個步驟來實現：警衛(wèi)報告說發(fā)現了安提戈涅的行為；安提戈涅沒有直接承認，“我做了這件事”，而是否認自己沒有做，然后宣告自己做了這件事。安提戈涅并沒有采用警衛(wèi)的那種事實陳述式語言，而是通過“宣告”或是“申明”，讓語言擁有了超越字面意義的力量：

“是的，我承認，”或者“我說我做過此事”——如果她這樣回答，那么她是在回答來自另外一個權威向她提出的問題，就意味著她退而承認這個他者具有凌駕于她之上的權威?！拔也环裾J我做過的事”——“我不否認，”我不是被迫否認，我拒絕在他者語言的威力之下被迫否認，我只是不否認我做過的事情——我擁有這件事情的主動權，只有在她主動拒絕的語境中這種語法上的占有才有意義。換句話說，宣稱“我不否認我做過的事”意味著拒絕實施否認這一行為，但是也不完全等于宣稱自己的行為。如果說“是的，我做過，”就等于承認做過某事，但是在發(fā)表這種聲明的同時又實施了另一個行為，把前一個行為公布于眾的行為，這個新的錯誤的冒險可能會取代前一個事件的位置并起到增強效果的作用。

巴特勒的這段話似乎有些拗口，但是卻展示了語言表述差異所產生的不同后果。說話者安提戈涅通過對詞語主動權的占有，超越了巴特勒前期著作《性別麻煩》中所提出的“語法無法逃脫權力的掌握”的觀點，主動創(chuàng)造了一種權力，迫使克瑞翁不得不承認，“現在我不是男人，她是”。隨后，巴特勒論述道：“安提戈涅看似獲得了一種男性的統(tǒng)治權，一種無法相互分享的男子氣概，因為這種氣概要求他者既是女性的，也是卑下的。”不過巴特勒對此并不樂觀，她并沒有導出結論，而是提出了兩個問題：“她真的獲得了男子氣概嗎？她穿過了統(tǒng)治權的社會性別障礙嗎？”其實，巴特勒提出這兩個問題的深意在于安提戈涅在自殺前的那段悲訴：沒有上過婚床，沒有聽過婚歌，沒有享受過養(yǎng)兒育女的快樂，孤孤單單，虔敬神明的行為得到了不虔敬之命等，在面對真正的死亡時，“安提戈涅完全退回到了人或是女人的自然本性，她并沒有獲得超越”?？梢钥闯?，巴特勒的這段論述，討論的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還是性別問題。而且這段論述似乎與她之前堅持的“性別不是自然的，從根本上說是自然化”的觀點又有一些矛盾：如果性別不是自然的，那么，安提戈涅最后的悲訴難道只是女人特有的嗎？安提戈涅為什么就不能獲得男子氣概呢？如果自然性別不存在，那么社會性別又能造成什么障礙呢？

（三）他者的漸次浮現

“差異之整體存在于同理性、政治、經濟和當下的歷史性的某種隱蔽的關系之中?！?sup>差異既可以意味著威脅，也可以孕育變革和希望。對待差異也因此存在兩種態(tài)度：排斥、消解或整合；承認、擁抱。性別差異當然是一種重要的差異。對于巴特勒來說，性/別是一種被語言遮蔽的復雜的事物，而且，“‘性’和‘性別’是兩種關系模式，兩種都不是占有；實際上……是‘因為他人而存在的方式’”。這里的他人就是不同于本人性別的或具有男性氣概（男性性），或具有女性特質（女性性）的他人。由于在巴特勒這里，性別是不斷生成的，是由話語持續(xù)制造的，其動詞性勝于名詞性，所以巴特勒就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理解為部分地由被否定的憂傷所組成的認同形成和鞏固”。巴特勒的性別概念以“否定”為前提，然后通過“展演”(有時需要“換裝”表演)來達到“身份表達”的目的，她曾表示對她來說，“在未來象征系統(tǒng)中，女性特質有多重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的前提是打破性別差異思考框架的二元性，越過并進入多元性。其實，對女性特質的強調即是對女性主體身份的定位，當然巴特勒質疑女性主體身份的確定性，甚或，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主體性難道就是確定的嗎？西蘇在這一點上與巴特勒截然不同，她首先把“女性特質”（或“女性性”）框入相對于男性經濟而存在的一種不同的文本、政治和倫理經濟中，強調其自然發(fā)展，然后采取肯定和擁抱的態(tài)度對女性特質加以強調，旨在從男性話語體系中脫穎而出，既不想制造男/女二元對立，也不想通過“換裝”或“展演”來模糊甚至消除二者之間的差異。

對于兩位女性哲人而言，在現代哲學向后現代哲學演變的語境中，“人”已經面臨著“身份”危機，不再具有內在的確定性，與身體、語言、他者的關系處于某種“未定”的狀態(tài)中。換句話說，人的身份已不再確定，因為它與身體、語言、他者之間的關系呈現出動態(tài)的特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此時、不同的彼地，甚至相同的人也可以擁有不同的此時此地、彼時彼地、彼時此地，抑或此時彼地。“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動的，是在歷史和現實語境中不斷變遷的?！?sup>既然人的身份從整體上說都是變動不居的，用克里斯蒂娃的話說是“過程中的主體”，那么對女性身份的追求其實也是徒勞無功的。因此巴特勒就質疑女性主義的穩(wěn)固主體，認為主體已然破碎，不存在穩(wěn)固的性別身份。性別其實就是一個開放的、不斷建構的知識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說，與西蘇對女性特質或者說女性性的堅持是背道而馳的?？梢赃@樣說，雖然二者都是女性猶太裔知識分子，對于“我是誰？”的問題都有著高度而深刻的關注，但是在性別問題上，巴特勒致力于對性別范疇的消解與反叛，而西蘇則致力于對性別范疇的高揚與肯定，但二者之間理論的內核還是相類似的，都采取“保持質疑，多元共存”的態(tài)度。可以說，“女性性”這一術語幾乎充斥于西蘇所有的理論文本中，而巴特勒首先指出了“性別麻煩”，進而又提出“消解性別”，在巴特勒看來，性別就是不穩(wěn)定的，不存在那種西蘇認為不可改變的生理性別——因為這種生理性別的變化可以通過變性手術得以實現，它是一種“制造”，是“文化地塑造身體的一種方式”，是一種具有“群體性”的、“不間斷地開展的活動”，是一種“處于限制性場景中”的即興實踐。生理的身體和性別既然可以改變，那么存在于人的頭腦中的對身體的認識更加可以改變，這種重選先是需要重新形成人的觀念，是一種從更大的角度完成的更加深刻的哲學命題。其實巴特勒的消解性別還沒有這般徹底，她只是從質疑黑格爾“欲望總是一種對承認的欲求”的論斷入手，強調“疏遠”和“逃離”，與社會規(guī)范“保持一定距離”，以葆有“減弱對它的需要”之能力，“爭取生活的更大適宜性”。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說，相比于西蘇，巴特勒在女性性（或性別）的問題上，走得更遠，也更堅定。

二、理論淵源與闡釋特色——“拿來主義”與變項觀

兩位理論家對于前人及他人的理論資源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tài)度，只是巴特勒采用的是“不斷與前人、他人激辯”的態(tài)度，因為巴特勒不想為某個理論系統(tǒng)左右，她要調動一切可利用的理論資源來思考政治和文化實踐。而西蘇也在不斷地引用他人，她是用一種溫和的、詩意的方式在包容中體現差異，例如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常常把德里達、拉康、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等思想家的理論信手拈來（且不加注釋），在女性主義的視域下用自己獨特的風格進行重新闡釋。在對自己理論的態(tài)度上，巴特勒同樣采取的是“與自身激辯”的態(tài)度，她提出“我的重點不是把后結構主義‘應用’到女性主義上，而是以明確的女性主義立場重新表述那些理論”。而西蘇對于自己的觀點采取了不斷重復、引用并且不加任何注釋的方式，比如她的《美杜莎的笑》《突圍/出發(fā)》《齊來書寫》等理論著述中經常會出現完全一樣的段落。西蘇不進行與自我的激辯，而是試圖在重復中生成變化或加以修正。其實，從本質上看，兩位女性哲人從很大程度上說都是把他人理論置入女性主義的視域并加以“重新表述”、深化，在巴特勒那里，重復本身就有可能造成顛覆的效果，而對于西蘇來說，重復是在不斷地引用，意義就可以在不斷地引用中“延異”。無論兩位理論家的態(tài)度如何，她們都給讀者提出了閱讀難題，即是說，在閱讀時，如不能進行很好的辨別、歸納，就無法析出哪些是巴特勒和西蘇本人的觀點，哪些是前人（或其他人）的觀點。由于巴特勒采取了激辯的態(tài)度，因此，甄別的困難遠不如西蘇大。

兩位思想家理論闡述特色的第二個特點可以歸納為“變項性”。簡單來說，二者都堅持寫作不導向結論，其文本都是開放性的文本，為讀者提供更多的闡釋空間，也為自身的文本提供更加多樣化的可闡釋性。事實上，“人和萬物都是不固定的、分離的、逃逸的”（愛默生語），而且，即便是同一個人，其“心靈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同時存在的種種可能性的劇場”（威廉·詹姆斯語），那么兩位哲人對于概念的不加界定即是一種明智之舉，因為后現代話語用巴特勒的話說，已經變成了述行性的話語，這種述行性表明，“追求真知、追求共識、追求完整性和有機性已經成為不可能”，多元性、不確定性、斷裂性、矛盾和悖論無處不在，據此，哈桑對后現代主義提出的“不確定性—內在性”的說法可以用來解釋巴特勒和西蘇的變項觀。西蘇的理論貢獻在于提出的“女性書寫”理論，但是，“女性書寫”究竟指的是什么，她不但自己從未做出明確的界定，而且明確指出，界定“女性書寫”實踐“永遠不可能，因為這種實踐永遠不可能被理論化、被封閉、被符碼化”。西蘇讓她的“女性書寫”永遠處于意義的模糊地帶，使其保持開放的語義張力，在不同的語境中進行語義的“展演”，而且西蘇不使用線性的理論闡述方式，她采用的是一種彌散的寫作方法，因此她的理論永遠都不像是理論，而像是某種心靈的獨白，像是意識的自然流動。其實，西蘇是要通過這種寫作策略展現她所要闡釋的理論內容，她也一直在“展演”。巴特勒也堅持，她的理論核心“性別展演理論”就是不導向結論的、強調多元并存的身份生產與再生產的理論，因為思考身份的目的就是擺脫現有身份分類所帶來的歧視與不公，因此，有學者把巴特勒的寫作比喻為“莫比烏斯帶”(Mobius Strip)，因為她的理論總是“圍繞著問題環(huán)繞盤旋而并不準備去解決它們”。事實上，這種比喻也同樣適用于西蘇的寫作。可以說，無論是西蘇還是巴特勒，以及其他后現代主義思想家，采取的都是“拒絕一切預先安排好的思想”（羅勃–格里耶語），以“西方世界那種巨大的修正一切的意志”在自己的理論闡釋中用“一種拼湊物或嬉戲的、僭越的、解構的、滑稽模仿的知識與權威獲取方式”來表現“種種不確定的/重新確定的符碼、規(guī)范、程序、信仰”。從這一意義上說，西蘇和巴特勒的理論也部分地具有后結構主義的特質，只是“西蘇成為了一個詩人，能做哲學家不能做的事情，即是說，在可理解的經驗王國內，書寫生命，書寫他者”，巴特勒不是詩人，是一直在思考生命、思考他者的哲人。

對于巴特勒和西蘇的核心理論，前人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們或對西蘇和巴特勒的理論體系進行全面分析，或以二者理論的某一方面為切入點進行深入探討，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書將不再試圖對二者的理論框架進行梳理與搭建，不再試圖“舉大以貫小，探本以窮末”，既避免掛一漏萬，也試圖對目前學者們尚未關注到的問題進行嘗試性的探索，在“詩”與“思”對話的大前提下，通過對兩位哲人的幾部重要著作進行對讀、分析和比較，厘清兩位學人的文本解讀及闡釋方式，期望從某種程度上可以達到“積小以明大，推末以至本”的目的。

本書將主要關注點放在對巴特勒后期實現了所謂“政治倫理轉向”的幾部著作的細讀上，并與西蘇理論文本中與之“不期而遇”的部分進行對讀。第一章將聚焦于西蘇的《讀本：布朗肖、喬伊斯、卡夫卡、克雷斯特、李斯佩克特和茨維塔耶娃的詩學》中蘇聯女詩人、詩壇的“月亮”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書信（《三詩人書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身陷納粹集中營的荷蘭猶太女囚艾提·海勒申的《日記》的部分，比照巴特勒政治倫理轉向三部重要著作《脆弱不安的生命》、《自我解釋》和《戰(zhàn)爭的框架》，呈現兩位哲人對戰(zhàn)爭問題的思考；第二章將對讀兩位哲人對猶太裔作家卡夫卡著作的深刻解讀；第三章將安提戈涅和美杜莎兩位深受關注的女性（神話）人物作為研究對象，對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聲明》和西蘇《美杜莎的笑》從“顛覆性”入手進行細讀，分析兩位哲人的“思”與“詩”；第四章將再一次回到兩位哲人的核心理論——“女性書寫”和“性別展演”，將其在德勒茲和加塔利的“塊莖”“生成女人”等重要概念進行剖析和闡釋。

本書的創(chuàng)新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為西蘇研究探索了一個對國內學術界而言完全不同的視角，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為國內學術界鮮有人引用過的材料，而對于《美杜莎的笑》一類所謂的“舊材料”沒有繼續(xù)在“女性書寫”問題上繼續(xù)“糾纏”——當然“女性書寫”理論依然存在繼續(xù)挖掘的空間，而是尋找了“另類”的闡釋空間（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二，本書對巴特勒理論的研究也集中在對巴特勒后期政治倫理轉向之后的著作的深度解讀上，其前期的性別理論、語言理論、身體理論等從某種程度上說成為了“背景聲音”。近年來，巴特勒研究在國內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熱度，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巴特勒的性別展演理論及性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范譞（2010）、都嵐嵐（2011）、孫婷婷（2010）、柯倩婷（2010）、宋素鳳（2010）、文潔華（2009）、王建香（2008）等；（2）巴特勒理論綜述類研究，如都嵐嵐（2010），王楠（2015）等；（3）政治及家庭倫理研究，如王楠（2016）、蔣肅（2016）、孫婷婷（2015；2014）等；（4）戰(zhàn)爭倫理，如何磊（2016）、何懷宏（2016）、王慧（2017）、都嵐嵐（2015）等?？梢钥闯觯瑧?zhàn)爭倫理研究是學者們近兩年高度關注的話題，主要是由于《脆弱不安的生命》及《戰(zhàn)爭的框架》中譯本的面世。但是，研究者們雖然對巴特勒的政治及戰(zhàn)爭倫理進行了探討，但是卻沒有對其中最為核心的概念進行概括和提煉，比如，巴特勒最新出版了專著《戰(zhàn)爭的框架》，那么何為框架？巴特勒的框架到底是什么含義？學者們似乎都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這是本書的創(chuàng)新點和貢獻之一。第三，巴特勒和西蘇理論著作的對讀或者說比較研究目前國內尚無人涉足，也曾有學者認為巴特勒和西蘇“沒有交集”，比較研究的難度系數較高。本研究發(fā)現了兩位學者核心理論“女性書寫”和“性別展演”的內在交合之處，并試圖從學者們已經關注到的她們共同的理論淵源黑格爾、弗洛伊德、拉康、德里達之外找到了二者的內在聯系：德勒茲及其“塊莖”與“生成”，這也是本書的創(chuàng)新點之一。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