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特”

學者常常有苦悶的時候。啟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一位很有才華的年輕學者，很有創(chuàng)見又很想發(fā)表自己的創(chuàng)見，可他任教的那所大學偏偏不需要創(chuàng)見。人們要求他不斷地介紹西文新說，“這些新說就像時裝那樣變化不停，于是這位學者就只能充當‘學術模特’，為不斷展示時裝而疲于奔命”，“這豈不令人苦悶？”

模特穿的時裝盡管不屬于自己，但畢竟有在舞臺上風姿翩翩的時候；“學術模特”盡管發(fā)不出自己的聲音，好在也并沒被人封住口。說起來這種苦悶雖值得同情，但又仿佛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其實“名?！辈辉府斄耍梢宰龉P，開酒店；“學術模特”不愿當了，或者不要學術，或者不當“模特”。講臺多得很，大膽發(fā)表創(chuàng)見就是，等創(chuàng)見發(fā)表完了再“苦悶”不遲。

學者最大的苦悶也許數不上被要求做“模特”，而是被要求“住口”和接受“改造”。1972年10月的一天，陳敏之去北京看望住在一間公共宿舍里的五哥顧準。此時顧準因一向發(fā)表創(chuàng)見而喪失了除他自己外的一切——名譽、地位、家庭(妻子1968年被迫害致死，子女和他劃清了界限)。陳敏之發(fā)現他的五哥頭上戴了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里做的帽子，樣子有些滑稽，正在爐邊讀書。同屋的學者們“每人有一小塊領地，一架圖書，靜悄悄，各人讀書寫作，互不相擾，氣氛也還寧靜”。此時顧準已抱病在身，但仍在“以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態(tài)度對當代歷史做著新的探索”。他的許多創(chuàng)見就是在兄弟倆見面之后的通信中提出來的。一直到1974年被迫害致死，他寫給陳敏之的充滿創(chuàng)見的信也從沒中斷過。

學者的使命就是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這種聲音一要正直，二要誠實，三要接受實踐檢驗。啟真先生的文章還寫道：特區(qū)要培養(yǎng)“大師”和發(fā)展有特色的文化，就一定不能出現迫使人充當“學術模特”的氛圍。確是中的之論。文化建設說起來需要三種人，按中國早期文化學的倡導者黃文山先生的說法，這三種人是文化學者、計劃者、行動者。文化學者以科學方法對文化進行精密研究，把握規(guī)律，預測未來；他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說“在某些環(huán)境中，某些結果似乎要產生出來”。計劃者據此制定方案。行動者依方案而行動。文化學者的頭腦最是要冷靜，不能做“模特”，不能以為到了什么地方轉了一圈、買幾套時裝回來便可以預測服裝流行趨勢；計劃者也不能靈機一動便有了一個方案，認為某套時裝非這樣穿那樣穿不可，總得有比較異同、實事求是的功夫；行動者不能一味地捧“名?！保瑏y起哄，隨便送掌聲，也不能要求學者、計劃者做“模特”，好讓自己看著舒服，總得考慮衣服合不合身、是否裸露太多、是否可以上街、是否可以出席晚宴等。

學者、計劃者、行動者三方面的配合至關重要。深圳文化一定要穿適合自己氣質的衣服，這衣服要自己裁制，不能被時裝迷花了眼。誰也不能要求誰做“模特”?！靶袆诱摺崩锔斂偨y(tǒng)時經常會被問到一些政策上的他不懂的問題，這時他會把話筒遞給他的白宮顧問愛德華，“這個我可真的不懂了，愛德華懂”；“行動者”不懂絕不裝懂，“學者”“計劃者”愛德華于是可以如實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他一點兒也沒有做“模特”的苦悶。

1995年11月19日《深圳商報》

第三版《文化廣場周刊》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