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對清教神學理論的思考

雖然清教徒內(nèi)部又分成了很多小的派別，其神學思想也彼此不同，但是總的來說，清教思想的神學理論是以加爾文主義為基礎(chǔ)的。加爾文主義信奉圣經(jīng)為信仰的唯一準則，其最主要的理論是“預(yù)定論”（Pre-destination），可以概括為五點：1，完全的墮落，即人的原罪——人類自降生之日起便繼承了亞當墮落的罪惡。2，無條件的揀選。上帝預(yù)定了個人的被揀選或者被棄絕，而不依靠人類自己的救贖行為。3，前定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只是賜予那些被揀選者。4，圣徒的堅忍。那些預(yù)定的被揀選者不可避免地要在稱圣的道路上堅忍向前。5，有限的救贖?；绞芩酪孕芯融H，但只是給予那些被揀選者，他們要遵從《圣經(jīng)》中所顯示的上帝的旨意。17世紀，當早期殖民者來到新大陸時，在很多方面，“［加爾文］的日內(nèi)瓦理想［就］隨著移民們橫跨大西洋，來到了殖民地?！鬯模葸@些久經(jīng)考驗的訓令，突出地屹立在了美國的精神領(lǐng)地之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2/1309102457630.png" />

鑒于“自衛(wèi)是新英格蘭初始時期的特性之一”，清教主義的宗教觀是頗為嚴酷的，清教徒眼中的上帝形象也十分嚴厲。早期那些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而來到新大陸的教徒們對人類和現(xiàn)世的世俗生活都不抱什么希望。他們把自己完全當作教會和上帝的工具。他們不僅個人信仰十分虔誠，而且還懷有強烈的傳教精神和衛(wèi)道精神，認為世界末日即將來臨，而他們將和那些圣人一起，迎接即將到來的勝利。為了保持信仰純正，為了“拯救他人靈魂”，他們采用一切手段來宣傳清教思想，當時的紀實性文學自然也被“當作宣揚教義的工具”。他們甚至還不惜消滅那些“異教徒”的肉體而強迫他人接受自己認為是純正的宗教，結(jié)果新大陸殖民地反而出現(xiàn)了更加專制的宗教統(tǒng)治，甚至殘忍的宗教迫害。嚴厲的加爾文教義和宗教迫害的事實對民眾心理所造成的影響直到19世紀還鮮明地存在。19世紀兩位最著名的小說家霍桑和麥爾維爾就在他們各自的作品中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嚴肅的思考。

一、虔誠的信仰——加爾文理論

新大陸殖民地時期那種特殊的環(huán)境孕育出的英語文學“主要由關(guān)于開發(fā)拓展殖民地的敘史文學和其他散文詩歌組成，并以表現(xiàn)出強烈的清教思想影響為特征”。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當時還沒有出現(xiàn)，因為清教主義者反對一切形式的娛樂，而且也“無暇讀書，或者從事優(yōu)雅的文學寫作”，他們寫作的目的是傳播福音，贊美上帝的榮耀，宣傳清教主義思想，同時通過記錄歷史來證明上帝的恩典。所以當時出現(xiàn)了大量的歷史與年代記，傳記和詩歌。要深入地討論清教主義對美國小說的影響，就不能跳過以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1590～1657）的《普利茅斯種植園紀事》、塞繆爾·西沃爾（Samuel Sewall，1652－1730）的《日記》、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uards，1703～1758）的《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為代表的這些“非小說”類的散文體作品。這些作品就像后來的小說一樣，是當時具有讀寫能力的民眾的“流行讀物”。相對于小說而言，這些作品具有更多的歷史真實，并且承載了更強烈的宗教意義和勸誡功能。清教教義甚至對寫作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要求他們的書寫作品要如同他們的禮拜方式一樣樸素，避免堆砌華麗的辭藻，而是要使用一種“白話體”（plain style）。但是，從文學角度上來講，這些作品并不是白開水一樣的大白話，今天看來，仍然具有相當?shù)目勺x性，其作者也都被看作早期偉大的文學家。這些散文體作品文字簡潔樸實、明白曉暢，而且還運用比喻、象征和對比等修辭手法，通過一個個真實生動、含意豐富的事例使嚴肅的清教主義思想變得通俗易懂，令普通民眾樂于接受；使原本充滿艱難困苦的開拓史變得神圣榮光，成了上帝恩典的證明；使對于個人成長歷程的回顧變成對于大眾的勸誡和勉勵。有意思的是，雖然加爾文主義是清教的根本之一，但是隨著不斷的研究，當代學者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美國的清教徒并不是像他們宣稱的那樣遵從最嚴酷的加爾文教義，而是將所有的錯誤和腐敗歸咎于基督教會系統(tǒng)。美國清教徒真正渴望的是“與圣靈的直接交流，和上帝無限接近，而完全不需要任何宗教儀式或者牧師圣徒的建議”?；蛟S這也是那些散文體紀實類作品能夠和牧師的布道詞一起流行，并且起到宣傳作用的原因之一——清教思想從一開始就有了生活化和個人化的傾向。這些作品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早期美國清教徒的宗教理解和虔誠信仰，而且生動地闡釋了清教思想對于普通民眾所具有的含義。它們將清教思想牢牢植根于美國人民的頭腦中，將其塑造成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滲透到美國人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威廉·布拉德福德的《普利茅斯種植園紀事》，因為從他的作品所展示的“思想、寫作風格、恩典的概念，平鋪直敘的講述、面面俱到的記錄、以及字里行間所體現(xiàn)的雄渾的力量和不屈不撓的高貴品格，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最深切的清教思想”。在論述那批分離派清教徒為何要冒著各種危險而從荷蘭漂洋過海到新大陸的原因時，他說，要尋找一片擁有自由和舒適生活的土地，第一，以吸引更多虔誠的人來鼓起勇氣，實踐他們的宗教理想；第二，按照《圣經(jīng)》箴言，“聰明人看見災(zāi)禍到來，并且躲藏起來”（Prov.22.3），以保存人員實力，避免教徒離散；第三，讓年輕人能夠在生理上健康成長，更重要的是防止靈魂的墮落和腐化；第四（也是相當重要的一條），這些教徒們心中滿懷希望和熱情，要到偏僻遙遠的地方去宣傳基督之國（Kingdom of Christ）的福音，為了這項偉大的工作，他們甚至甘愿做后來人的墊腳石。如同《五月花號公約》（The Mayflower Compact）中所說，他們漂洋過海的遷徒是“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因而充滿了神圣的意義。他還用一些事例來說明上帝的恩典無處不在，伴隨著他們?nèi)ネ麓箨懙恼麄€行程和開拓新邊疆的過程。而另外一位清教領(lǐng)導人溫斯洛普也在他著名的布道詞“基督教博愛的典范”中宣稱，他們到達新大陸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從而更好地服務(wù)上帝，加強基督教的影響。還將更加有效地防止［他們］及其后代受到這個邪惡普遍存在的腐化墮落的侵蝕，并在上帝圣示的力量和純潔的召喚下獲得拯救”。

這些早期移民就是懷著一種宗教狂熱來進行他們的宗教實踐——祈禱是他們每日的必修課，《圣經(jīng)》是他們的生活指南，而清教思想則成為“社會生活的根本”。教徒們不僅要在教堂里虔信宗教，“而且強調(diào)一定要在城市和鄉(xiāng)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宗教實踐”。以上這一切都記錄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被譽為“殖民地時期最為著名的作家之一”的塞繆爾·西沃爾在他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世俗生活中從人情交往到社會活動的各種大事小情。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無論是給雞喂食、責罰孩子、母親去世、家庭開支，還是聆聽福音、拜訪朋友、追求女士，無不受到清教思想及各種清規(guī)戒律的監(jiān)督——他要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圣經(jīng)》的要求，并時刻感激上帝的恩典，提醒自己每日必要祈禱。連他的小孩子也總覺得“自己的罪行將不會得到寬恕”，因而擔心自己要下地獄，以至于終日心事重重，甚至痛哭不已。

18世紀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時期，清教思想的原罪觀和宿命論通過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最出色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布道詞《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而進一步得到有力的闡釋和充分的體現(xiàn)。愛德華茲是“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天賦的一位新英格蘭加爾文主義者，在很多方面來講都是美國最著名的清教徒?！噲D在科學精神、世俗主義和商業(yè)活動盛行的新時代重新恢復(fù)清教理想”。在這篇布道詞中，愛德華茲一方面警告世人都是墮落之人，靈魂已被邪惡所控制，因而上帝非常憤怒，隨時都可以將他們投進燃燒著熊熊烈火的煉獄。人類無可逃避，無可拯救，所有努力皆是徒勞。上帝的拯救既不是義務(wù)，更不是承諾，一切都取決于他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世人恰逢一個特別的機會，上帝打開了慈悲之門。那些敬愛上帝、贊美上帝的人將可能獲得上帝的恩典。

從18世紀20年代起，大覺醒運動一直持續(xù)了半個世紀，之后，就很少再有這樣直接坦率的以宣傳清教神學思想為目的的文學作品出現(xiàn)了。其時大量非清教徒移民涌入美國，新興的美國隨著邊疆的不斷開拓和國力的不斷增強正在成長壯大，民眾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們有條件也有機會進行一些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chuàng)作了。美國文學思想界彌漫著以愛默生和梭羅為代表的超驗主義思想，作家們更加樂觀自信，相信人類自身是向善的，而且具有與自然和上帝直接溝通的能力。從表面上看，清教思想中傳統(tǒng)的原罪觀和宿命論以及憤怒上帝的形象已經(jīng)在人們頭腦中淡化，但是這時候出現(xiàn)了兩位逆流而上的作家：霍桑和麥爾維爾。

二、孤獨的痛苦與掙扎——原罪的煉獄

“美利堅民族第一位偉大的小說家當屬納撒尼爾·霍桑?！?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1/02/1309102457630.png" />這位小說家出生成長于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鎮(zhèn)，一個清教氛圍極其濃厚的地區(qū)。他祖先幾代人都是狂熱的清教徒。他的五世祖先約翰·霍桑是參與臭名昭著的1692年的塞勒姆驅(qū)巫案（Salem Witch Hunt）的法官之一（其實，塞繆爾·西沃爾也參與了這個案子，而且在《日記》中對當時過分嚴厲甚至荒謬的做法表示悔恨），這個事件對霍桑的思想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霍桑本人“并不篤信那些傳統(tǒng)的清教思想”，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他極端痛恨清教的專制統(tǒng)治和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他甚至把自己的祖姓由“Hathorne”改為“Hawthorne”）。他以此為素材，在《帶有七個尖角閣的房子》中描述了祖先的罪惡給后代帶來的詛咒和惡果。但是，作為一個清教徒的后代，而且本人也受到了嚴格的清教家庭教育，霍桑毫無疑問繼承了祖先的精神遺產(chǎn)。他深受清教教義和倫理影響，內(nèi)心中對加爾文教派的原罪觀念等深信不疑。

霍桑的內(nèi)心始終處于一種與外界疏離的狀態(tài)，與同時代超驗主義那種樂觀自信，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哲學或者人生態(tài)度大相徑庭，倒是更符合加爾文教義所強調(diào)的人有義務(wù)不斷內(nèi)省的原則。盡管他的家庭和工作相對來說還算是平靜，但是在思想上他總是沉浸于孤寂之中。他曾經(jīng)表示過對于超驗主義者的不滿，因為他認為他們“忽視了那些‘使世界處于黑暗之中’的疑慮”。他甚至還寫了一部短篇小說《通往天堂的鐵路》（Celestial Railroad，1843）來諷刺那些超驗主義者沒有能夠成功地解決人類的罪行和疑慮等問題，就企圖使基督徒能夠順利地一步登上天堂。他的作品充滿著神秘和超自然的色彩，幾乎不涉及當代生活，而是模糊時間概念，或者直接以17世紀清教氣氛濃厚的新英格蘭作背景。在小說中，霍桑探究了人的罪惡，但并不是直接描述罪惡本身，而是罪惡給人帶來的影響。其中的主人公往往受到了隱秘的罪行的折磨，并在孤獨中痛苦地掙扎?；羯７Q自己的作品是人的“心理羅曼史（一譯“羅曼司”）”。他本人也被認為是“美國心理小說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