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朱自清思想與文學的道路

一

世界上的事情有時會出現驚人的相似。朱自清曾這樣評論聞一多：“他是一個斗土。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其實，朱自清的一生也集合了與聞一多相似的三重人格，也同樣經過了詩人、學者、斗士這樣三個階段。如果我們考察他的包括創(chuàng)作和批評在內的全部文學活動，就能夠真實而生動地認識他的全部人格，也就能夠認識在拂去歷史灰塵之后，把“朱自清”的名字寫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全部意義和價值。

朱自清（1898～1948），出生于一個小官僚封建家庭，幼時隨家人從東海移居古城揚州，因而自稱“揚州人”。在揚州兩淮中學（即后來的揚州中學）讀書時，他品學兼優(yōu)，喜歡讀小說，自命為“文學家”。1916年中學畢業(yè)后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二年寒假回到揚州，與后來成為他一些作品主人公的武鐘謙女士結婚，同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北伐戰(zhàn)爭失敗，這是朱自清的詩人時期。

十月革命的炮聲震撼著世界，也震撼著古老沉睡的中國大地。時代呼喚著古老民族的覺醒，肩負著歷史使命的一代青年勇敢地接受時代的洗禮。年輕詩人的心被震顫、被喚醒了。朱自清參加了“五四運動”，帶著詩人的玫瑰色的夢叩響了文學的大門。他是北京大學《新潮》雜志社的成員，是文學研究會早期會員之一，并與劉延陵、俞平伯、葉圣陶一起編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專載詩歌的刊物——《詩》月刊。后來，他與俞平伯等人成立了O·M社，又與葉圣陶、馮雪峰、柔石等人在杭州成立了青年文學團體晨光社。人們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郭沫若、李金發(fā)等人創(chuàng)作新詩的同時，朱自清也在詩的處女地上拓荒。1919年2月，他回到揚州家中見到襁褓中四個月大的兒子，寫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詩——《睡吧，小小的人》。從此他致力于新詩的創(chuàng)作，作品收入八人詩合集《雪朝》和他的詩文集《追蹤》。數量雖然不算很多，但他成為“雪朝”派詩人中最有影響力的詩人，用鄭振鐸的話說，他的作品“遠遠超過《嘗試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

朱自清認為，“從新詩運動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當其時，他自己就是一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人。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在這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間，朱自清是以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姿態(tài)進行戰(zhàn)斗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一般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雙手擁抱著西方文明的浪潮和革命意識，還來不及選擇是走“俄國人的路”，還是走“英美的路”，朱自清卻受到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有了自己的明確抉擇，對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進行熱烈的禮贊和憧憬。《送韓伯畫往俄國》以寫意的筆觸描繪出經過十月革命洗禮之后的一個嶄新的世界：

火一般紅云露出了樹梢，

不住地燃燒，不住地流動；

黑漆漆的大路，

照得閃閃鑠鑠的，有些分明了。

這個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紅云”，給一個赴俄國繪畫的中國學徒賦予了“新生命”，愿意真心跟著“她”，而且拋卻一切，“赤裸裸”地向“她”跑去。詩人在這位革命先知身上，傾注了自己的理想——“你將在紅云里，偷著宇宙的密意，放在你的畫里”。《贈AS》以早期共產黨人鄧中夏為原型，創(chuàng)造出一個披荊斬棘、開天辟地者的形象。

他的手“如火把”，眼睛“如波濤”，言語“如石頭”，他的力量如“一把快刀”、如“春雷一震”，使“荊棘”“狐兔”“行尸”為之退走、腐朽，他最終能夠創(chuàng)造光明，而在“地上”建立一個“紅色的天國”。顯然，朱自清所呼喚的革命，有其明確的指向：不僅要走俄國人的路，而且對共產黨人懷著自己的信仰和希望。他堅信依賴上帝是徒然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在《光明》《煤》《北河沿的路燈》《新年》等詩中，作者把光明作為驅除黑暗和人間不幸的力與美的形象加以禮贊，渴望著她照徹人間。

一方面，理想燭照著詩人，使他的詩有一股理想主義的浪漫氣息；另一方面，現實又使詩人的心切近生活，使他更信奉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藝術主張。大學畢業(yè)后，朱自清先后在江蘇省立八中、杭州一師、中國公學、臺州六師、春暉中學等學校執(zhí)教。他帶著“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往來于江浙各地，于是有更多的機會目睹人生百態(tài)和社會萬象，體恤人間的悲哀和憂怨。他說，新詩人應該“與勞苦的人站在一層而代他們說話”，“關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損害的人”。唯其如此，朱自清在《羊群》《小艙中的現代》《轉眼》《冷淡》《侮辱》等詩中，展示了弱肉強食、世態(tài)炎涼的人生畫面，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吃人的丑惡，詩人有時以被侮辱、被損害者的身份為勞苦大眾申訴與吶喊，強烈抒發(fā)對罪惡社會的無比憤懣。這樣，追覓未來的光明與抨擊黑暗的社會，成為他新詩交替復現的第一旋律與第二旋律，時而激越，時而低沉，時而是悲壯與悲哀的和鳴。這二重旋律同樣延宕、回旋于他的一些散文樂章。

這個時期，除試寫過兩篇以個人家庭生活為題材的抒情小說《別》和《笑的歷史》外，朱自清還寫了不少散文，一部分收入《蹤跡》集，另一部分收入后來出版的《背影》集。這些散文始終貫穿著作家寫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思想：“我們現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與淚底文學，不是愛與美底文學；是呼吁與詛咒底文學，不是贊頌與詠歌底文學?！?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比之詩歌，他的散文注意更深廣地開拓“血與淚”的主題。人們從來只把他的力作《背影》，當作父愛的詠嘆調，卻忽視了作品的悲劇價值。對為兒子送行并艱難地為兒子買來橘子的父親的“背影”，作者選擇了一個特殊的背景加以烘托，是在祖母去世、父親賦閑、家境日益破敗的氛圍中予以孕育與刻畫的，從而以血和淚摻和的冷澀慘淡的色調，在抒情主人公的心靈深處勾畫出一個悲劇性的“背影”形象?！渡膬r格——七毛錢》，寫的是一個五歲的女孩，被其哥嫂以七毛錢的價格出賣，這是作者在溫州親眼所見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運，如若長大成人或者賣給人家做妾，或者賣到妓院淪落風塵……作者憤激地詰問：“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誰之責呢？”在《阿河》里，作者寫了另一位18歲的農家少女阿河的悲劇。她被迫嫁給一個三十多歲的浪蕩漢，氣得她離家出走去當女傭，后來又被男人搶回去，逼她爹拿錢換人；她爹只得以八十塊錢的價格，又把她賣給一個有錢的老板。從七毛錢的小女孩到八十塊錢的少女，作者反復思考著窮苦人扭曲的命運和扭曲的價值，義憤地控訴著畸形社會為富不仁的罪孽。他為那些被社會、被生活所遺棄的“多余人”而深深痛惜。真摯的同情、理解和人道主義精神成為這些“血淚”散文動人心魄的思想力量。但作者不僅僅是同情，而是帶著尋求光明的理念，在他的“呼吁”和“詛咒”中間探究如萬花筒般的人生，探究制造人間悲劇的社會根源，因此在審“美”與審“丑”的過程中，無疑或隱或現地輻射著一種理性的思考。

“五四”退潮之后時期的朱自清，與大多數革命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樣，是迷惘的。他以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描寫與表現血淚人生，抨擊舊社會、舊制度，表現出強烈的反封建的民主意識，但還不能為勞苦大眾指出一條救國救民的生路。隨著“五四”運動的退潮，他便不可避免地染上時代的抑郁癥，產生彷徨、苦悶、虛空和失落感。他一方面感到“誘惑的力量，頹廢的滋味與現代的懊惱”，另一方面又感到必須態(tài)度積極，“丟去玄言，專崇實際，這便是我所企圖的生活”。于是在他的世界觀中產生了他的“剎那主義”。

“剎那”，是佛學名詞，原是梵文的音譯。佛學中有“一彈指頃有六十剎那”“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有九十生滅”等說法。意思是說“一剎那”中有多少難以勝計的短暫時間。朱自清以此借用作為他信奉的“主義”，是有其特定內容的。在給“剎那主義”的共持者俞平伯的信中，他解釋說：“我第一要使生活底各個過程都有它獨立之意義和價值?！恳粍x那有每一剎那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只須‘鳥瞰’地認明每一剎那自己的地位，極力求這一剎那里充分的發(fā)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又說：“我所謂世法，只是隨順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底猝發(fā)的要求，求個每段落的滿足……我的剎那主義，實在即是平凡主義。”如果說俞平伯的“剎那主義”與佛教“空”的意識聯(lián)緣，那么朱自清的“剎那主義”似乎與佛教無多大的瓜葛而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兩者同樣是無視過去與將來，同樣是割裂時間與人生過程的關系，俞平伯所執(zhí)著的是遠離人世的“強制吾心”的禪宗哲學，“與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這種況味正在不著不離之間”；朱自清則是執(zhí)著于“情意猝發(fā)”的有為，不是“不著不離”的無為，對生活他不是漠視人生，而是珍惜光明、看取人生的態(tài)度。他的“剎那主義”既不是頹廢主義的空虛，也不是資產階級及時行樂的狂熱，是為了解脫時代的抑郁癥，而采取的狷者的生活態(tài)度和務實風格。被認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首抒情長詩的《毀滅》（此詩發(fā)表前尚有劉半農的《敲冰》和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劉作是長篇敘事詩，郭作是詩劇，均不是抒情長詩），正是詩人“剎那主義”哲學的真實記錄與寫照。這首詩發(fā)表于1923年第14卷第8期的《小說月報》，俞平伯認為，“它風格的宛轉纏綿，意境的沉郁深厚，音調的柔美凄愴，只有屈子的《離騷》差可仿佛”。長詩用詩的傳統(tǒng)技巧和外國象征詩派的一些手法，抒寫詩人特定時期心理危機的逆轉與平復。抒情主人公坦誠并無情地否定、解剖自己：“活活像小河般流著的雙眼”的姑娘、“互相夸耀著”的“如云的朋友”、“天花亂墜”的“巧妙的玄言”，這些象征著“誘惑”、“頹廢”與“懊惱”的意象，曾使他墮落和速朽、幻滅與惆悵，引他飄浮到“三十三天之上”。那是“如輕煙”“如浮云”的人生，應速速求得它的毀滅，讓自己從消沉中得到解脫，回到“生之原上”，還原一個“平平常?！奔础捌椒仓髁x”的“我”，以求得人生每剎那的價值：“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腳??！”朱自清就是這樣延伸著他腳下的路，表現出“五四”退潮時期與一般知識分子很不一般的人生態(tài)度。

從1924年的北京女師大學潮到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這是“五四”之后最為黑暗的時期。反動軍閥統(tǒng)治日益腐敗，加緊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壓制，使新文化陣營內部四分五裂、布不成陣，但朱自清仍在寂寞地堅持戰(zhàn)斗。他的“剎那主義”哲學撐持著他的全部精神，使他的筆依然裹挾著時代的風風雨雨，依然不失為一位不倦的戰(zhàn)士。在他的思想里日益強化著民族意識，奔突著難以遏制的反帝情緒。他被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所激怒，寫下了字字飲血的《血歌》詩，抒發(fā)了要與帝國主義浴血到底的民族氣概。如果說《血歌》所抒寫的是向帝國主義討還血債的民族仇恨情緒，那么《白種人——上帝的驕子！》，則是抒寫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沉靜思考。這篇散文也是寫于“五卅”運動方興未艾之時。作者在電車上意外地受到“小西洋人”的侮辱與挑釁，便由這一次突然的“襲擊”，聯(lián)想起許多次的“襲擊”，從那“小西洋人”的眼光與表情，思考著他如此蠻橫猖狂的原因，是“憑著人種的優(yōu)勢和國家的強力”，思考著“他的臉上便縮印著一部中國的外交史”。這一情景刺痛了作者的民族自尊心，明確地在作品里表白自己由此“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可見，在朱自清的作品里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他的憂患意識。

最能表現朱自清憂患意識的，是他干預政治的報告文學《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其時，他由俞平伯介紹，已從南方的春暉中學來到了清華大學，擔任國文系教授。1926年3月18日，為反對日本、英國、法國等八國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無理要求，北京愛國群眾和學生在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于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并要求段祺瑞執(zhí)政府拒絕“八國通牒”而請愿示威。朱自清出于“迫切的國家之念”，親自與清華師生一起參加了這次愛國行動，目睹了段祺瑞執(zhí)政府下令開槍屠殺群眾的一幕。于是他悲憤地拿起筆，向反動執(zhí)政府當局舉起了匕首和投槍。作者一開始便嚴正指出：“各報記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是政府當局利用反動文人故意歪曲事實真相，以此為自己開脫罪責。這篇作品的現實戰(zhàn)斗性就在于，以確鑿無疑的血的紀實，揭穿了那些墨寫的謊言，有力地控訴了反動政府鎮(zhèn)壓愛國群眾的血腥罪行。作者對當局者橫眉冷對：“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這是赤子憂國憂民的心聲，是對“無臉政府”的絕望的吶喊。

朱自清稱自己是“大時代中的一名小卒”。是的，是戰(zhàn)斗的“大時代”賦予朱自清以一顆年輕、搏動的心，賦予詩人以青春、熱情和活力，是時代“緊逼著我這個年輕的學生；于是乎跟著人家的腳印”。正是如此，他初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自覺地表現為為大時代的吶喊而踐行?？墒?，“五四”時代又是一個痛苦的時代，給詩人以光明的理想與黑暗的現實難以融洽的時代痛苦。從思考一般窮苦人的命運到思考整個祖國和民族的命運，他終因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在哪里，總是伴隨著無盡的痛苦、迷惘和困惑。這些消極情緒便不可避免地、不自覺地流漾于他的詩、散文和為數不多的小說中間，在創(chuàng)作風格上，表現為淡淡的感傷主義的色調。從藝術情趣來說，是一層美麗的“抑郁”。

二

自1927年北伐戰(zhàn)爭失敗至1945年前后，這是朱自清漫長的學者時期。

蔣介石一手發(fā)動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變，喪心病狂地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光明的中國”變?yōu)椤昂诎档闹袊?，面對北伐?zhàn)爭的夭折和血染的現實世界，朱自清陷入了極大的痛苦、惶惑和頹唐之中。他終于作出屬于他個人的抉擇，從沖沖殺殺的十字街頭，走進古典文學研究的“象牙之塔”。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明白地表述過這種思想的轉變：

在舊時代正在崩壞，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在這三條路里，我將選擇那一條呢？……我終于在國學里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國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

朱自清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選擇了這第三條路，內心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目睹淋漓的鮮血和承受白色恐怖的壓抑，詩人的琴弦再也奏不出激昂的音響，忽然變得異乎尋常的冷靜。一些散文如《荷塘月色》《一封信》等，抒寫了他這時的心境。他寫幽、寫靜，其實卻是寫內心的“頗不寧靜”。《一封信》把自己比成無邊大海里的“一葉扁舟”、無盡森林里的“一個獵人”，心里充滿了失落感和孤獨感，因而更思戀著江浙時期呼朋引伴的“我的南方”，思戀著詩人時期的意氣風發(fā)的生涯?！逗商猎律防铮髡吒畛恋厥銓戇@種思戀“南方”的情緒、對昔日革命歲月的反思和風云突變的困惑，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超然物外、潔身自好的意識。詩人夜游荷塘，是因為在那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覺得是個自由的人”。唯其黑暗現實的心理負荷使自己感到“不自由”，才在夜晚去尋找一個“靜”處，尋覓“另一個世界”的“自由”；唯其現實的黑暗和丑惡，才在藝術世界里創(chuàng)造一個與之相悖的超脫塵俗的世界——荷塘月色的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荷葉以及月色浸染的世界，是作者自我人格的比況和燭照。荷塘的抒情形象具有這樣的意義：靜謐、恬淡的意象里，涵容著一個痛苦騷動的靈魂；荷花與月色圣潔脫俗的外部特征，附麗著作者尋覓人格完美、渴求美妙世界的情思。

1928年10月，《背影》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它使朱自清在新文學史上奠定了作為著名散文家的地位。他在《背影·序》里總結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驗時說：“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guī)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著……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制?！贝_切地說，從1925年寫作《背影》以后，他由詩轉向散文，而且致力于散文的創(chuàng)作。1931年8月至1932年7月，他利用休假出國去西歐游學，先后寫了《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兩集中的那些游記；1936年又出版了散文集《你我》。這個時期朱自清的創(chuàng)作不再有意地去感應時代，于是可以從容地在技巧上再三謀劃，在語言上字斟句酌，以至于他的散文藝術達到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達夫所指出的：“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

“我意在表現自己”，是朱自清這個時期在理論上提出來的一條散文美學原則。從藝術哲學的意義上看，這是包括抒情性散文在內的一切藝術賴以生存與發(fā)展的藝術規(guī)律，是“美文”區(qū)別于一般散文的一個界定。朱自清的一些散文恪守著這個美學理念。如《荷塘月色》所表現的那樣，有其獨特的觀照生活的方式，與早期的詩和散文有著較為明顯的區(qū)別：它們既不是泥實于直接描摹生活的圖景，作純客觀的聞錄，也不是從理念出發(fā)，以思辨和理性作鼓動性的預想和號召，而是一種內心的觀照?！霸姷某霭l(fā)點就是詩人的內心和靈魂?！?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具體地說，他的一些散文里帶著一股沉思和尋覓的氛圍，宛若流動著一種內在的音樂?，F實生活切入他的內心（感物起興、觸景生情）之后，是憑著他的內視覺、內聽覺、內嗅覺以及個人精神主體的全部因素，去重新構造外部客觀世界，再現個人情感所孕育的人、事、景、物。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濃烈的抒情性和個人精神主體的特征。“真摯清幽”正是其散文的一個最為鮮明的特質。

人們普遍地注意到這樣一組作品：《背影》之外的《兒女》《給亡婦》《冬天》《看花》《我所見到的葉圣陶》《懷魏握青君》等，內容側重寫兒女情長、朋友之誼，似乎朱自清于此最擅勝場。這些散文雖然是寫個人生活圈子里的“身邊瑣事”，卻寫得情意綿綿、蕩氣回腸。他在《〈憶〉跋》一文中說：“飛去的夢便是飛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們心里。”一方面，時局變遷固然淡化了他的革命意識和減退了當年的熱情，給予他的是痛苦；另一方面，家境的衰敗、嬌妻的亡故和多子女的累系，這一切也給予他太多的磨難和艱辛。追憶因而成為解脫痛苦和煩惱的路徑。他從現實的夢里走出，在逝去的舊夢里撿拾著美麗的花瓣，從而編織他的“夢”之國與“愛”之國。從這些作品里，讀者可以窺見一顆廣博的“愛”心：愛父親、愛兒女、愛妻子、愛朋友，連未謀過面、用筆譏刺過他的白采也愛，在他死后還為其作詩的評論——《白采的詩》……這些建立起“愛”的天國。作家看不見、找不著黑暗現實中圣潔美好的東西，心理變得寂寞、荒蕪，通過追憶往事而營構“愛”的天國，用以撫慰自己寂寞、荒蕪的心靈。對于現實，這些作品是作者曲折的回聲。他痛感到美的失落與美的毀滅，從而深深地感喟已經逝去了的“愛”是那般的甜蜜、溫馨和寶貴。筆者以為，不能以“表現小資產階級思想情調”云云而輕易否定這些作品，它們有著毋庸置疑的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第一，這些作品是作家早期“為人生”主題的延續(xù)與延伸，是個人生活的范圍里作為丈夫、作為父親、作為兒子、作為朋友恪守倫理觀和道德律的表現，這是文學作為人學實現人性的價值內涵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表現人性的價值，應該予以肯定。第二，它們所表現的題材是作家家庭生活和個人社會交際，從中反復表現灰暗的生命色彩，而這種悲劇色彩，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一個知識分子身上所留下的悲劇性命運的投影。這些作品具有認知舊社會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價值。第三，它們的題材更切入作家又一次發(fā)生心理危機的深層世界，越發(fā)顯示出他坦誠率真的人格色彩，較之以前的作品，有著更為深廣的感情的容量。因此，這些作品是研究朱自清思想和文學創(chuàng)作寶貴的文獻資料。

朱自清的“愛”之國、“夢”之國與其“中和主義”的哲學思想是融為一體的?！秲号芬驉蹆号载熎綍r對他們的粗暴；《給亡婦》因愛妻子，為自己未盡到丈夫的責任而追悔；《〈梅花〉后記》因愛無隅，而悔恨自己的疏懶而未能盡快為他修改詩稿使之出版……在“愛”的溫紗下，包容著作家修身養(yǎng)性的哲學意識：平和中正、留正去誤、嚴于責己、寬以待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傳統(tǒng)文化儒家思想的影響。眾所周知，朱自清在大學里學的是哲學專業(yè)，我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儒家思想于他有著深刻的影響，“中和主義”則是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爸泻汀笔侨寮覀惱硭枷耄抖Y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認為人的修身能夠達到中和（“致中和”）的境界，就會產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神秘效果。作為一種倫理道德規(guī)范，儒家的“中和主義”的思想是可以繼承的。孫中山就曾經主張保持和發(fā)揚我國傳統(tǒng)的民族道德，“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現出來的作為倫理觀道德律意義上的“中和主義”，是可以而且應該加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和”（中庸）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認為用折中的方法便可在正誤兩極中留正去誤、化誤為正，其實是混淆了真理與謬誤的界限，是其哲學思想的局限。用于自然科學會產生謬誤，用于人文科學，則是應該肯定的“模糊哲學”。朱自清面對政治局勢的多事之秋，奉行“中和主義”，選擇另一條走進寂靜書齋的道路，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抉擇。一定要以“革命者”與共產黨人的標準，或以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和動搖性來苛求和評判朱自清，則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批評態(tài)度，這是應予商榷的。

雖然朱自清暫時遠離了時代，但他仍然關心并支持著革命文學的生存發(fā)展。20世紀30年代在文藝領域里出現了一批以周作人、林語堂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散文作家群體。林語堂辦起了《論語》《人間世》等小品刊物，提倡“幽默”“性靈”，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從客觀上看，在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的時代，這似乎很不合時宜。針對《人間世》等刊物，陳望道主編的《太白》小品雜志的作家群就小品文的性質功能等問題進行“論爭”，無形中圍繞著兩家雜志，形成了“載道”派與“言志”派之間對峙的兩派，一邊是魯迅、茅盾、巴金、聶紺弩、胡風等左派革命作家，一邊是周作人、林語堂、劉半農、俞平伯、廢名等自由主義派作家。朱自清則明確地站在《太白》一邊，擔任這個雜志的編委，并為之撰稿，其立場與態(tài)度還是比較鮮明的。后來他對這一歷史“論爭”認真進行反思，批評周作人是“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jié)”；他在《論嚴肅》一文中指出：“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在這里朱自清嚴肅地批評了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玩世不恭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閑適話語”的文學理念，極力維護著小品文作為“嚴肅文學”的社會功能和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但以今天重建散文美學的訴求來看，當年對“閑適話語”的批評，僅出于社會學批評的標準與模式而失之于武斷，忽視了其對散文美學內涵實施開拓的意義與價值。這是魯迅、朱自清等作家的歷史局限。

《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是朱自清嚴謹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絕好證明，也是他散文藝術艱苦探索的轍印。游記是一種相當自由的文體，可朱自清認認真真地當成“嚴肅文學”來寫。他極力在作品中避免“我”的出現，既不寫“身邊瑣事”，也不寫浪漫情調的異域感，而是客觀地描述歐洲國家的名勝古跡，謹慎地介紹西方的歷史、文化和藝術。這些游記結集之前，大多數先后在影響廣泛的《中學生》雜志上發(fā)表過。作家“用意是在寫些游記給中學生看”，時時處處想到要為他們做道德文章的楷模，所以格外嚴謹。無論是繪景狀物還是抒情寫意，無論是結構謀篇還是文字技巧，這些都是慘淡經營、苦用詩心的，它們確實是現代游記中的典范性的作品。尤其是在語言方面，作者在白話口語的基礎上，提煉富有表現力的藝術語言，那流暢自如的旋律與輕快活潑的節(jié)奏，那字字推敲的選詞與靈活多變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正如葉圣陶所說：“現在大學里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換句話說，朱自清在散文藝術的探索中作出了艱苦的努力，至少在文體革新與語言創(chuàng)造方面，達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標高。不過，這些游記作品與作家超脫、低沉的思緒相吻合，比較明顯地缺少時代的光影和聲音。

然而，朱自清畢竟不能脫離那個民族災難日漸深重的時代?！熬乓话恕笔伦兒?，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實現其所謂的“東亞共榮”的黃粱之夢，在侵占我國東北三省之后，日益加劇它的侵略活動，直至發(fā)動一場大規(guī)模的侵華戰(zhàn)爭。侵略者的炮火使整個華北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也使朱自清的書齋失去了平靜。他可以對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斗爭暫時保持沉默，但在民族存亡之際，在侵略者面前不能再沉默了。他不得不在他的筆下傾吐時代的憤怒和抗日救亡的呼聲。1935年4月，他在為清華第十級新生撰寫的級歌中寫道：

舉步荊榛，極目煙塵，請君看此好河山。

薄冰深淵，持危扶顛，吾儕相勉為其難。

同學少年，同學少年，一往氣無前。

……

切莫逡巡，切莫浮沉，歲月不待人。

在他的心目中祖國高于一切，苦難的時代又一次召喚著當年詩人的心。于是，他參加了“一二·九”愛國學生的游行示威，目擊當局地方政府對愛國學生殊過殘酷之手段，令他十分痛心。1937年以后，他隨校搬遷南下，先后去長沙臨時大學和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過著戰(zhàn)時亂離和貧苦的生活。這個時期，他不能集中精力研究古典文學，卻帶著沉重的心情和殷切的期待，寫作了不少雜文，《語文影及其他》一書中的很多篇章和《蒙自雜記》《西南采風錄·序》《這一天》等，均寫于這一時期。在這些抒寫戰(zhàn)亂的作品中，一方面他以冷眼看取人生，以日常生活用語和人間世情為議論的對象，從而抒寫自己的人格，——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著一切的陰暗，親切的言談中常含有機智的藏鋒?！度嗽挕贰墩搹U話》《話中有鬼》等，使讀者感到時有暗射現實的曲韻。另一方面，在倫敦歇卜士太太家里不肯與日本人同住一屋的詩人，在他的雜文里流漾著血債血還、中國得復仇的強烈情緒，家國情懷與民族的自信力在支持他，相信抗戰(zhàn)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在《這一天》中，他熱烈地呼喊：“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在《論轟炸》中，他吶喊著民族和國家的新生：“咱們的民族，咱們的國家，像涅槃的鳳凰一樣，已經從火里再生了！”

顯然，朱自清的創(chuàng)作基調明顯地發(fā)生了變異，這些雜文不再是“身邊瑣事”的淺唱低訴，而是諦視著未來而引吭高歌。他多次稱贊“魯迅先生的‘雜感’也是詩”，其實他自己的雜感也貯滿了一股詩意，原因是一個詩人的精魂在字里行間復蘇了。他擁抱著他的時代和他的祖國，懷著希望在痛苦地歌唱。正是這個原因，他抗戰(zhàn)以后的雜文又流溢時代的光影和聲音。

三

從抗日戰(zhàn)爭勝利，至1948年8月作家在貧病中逝世，這是朱自清的斗士時期。

抗戰(zhàn)勝利前夜及其勝利后的西南聯(lián)大，是一座民主運動的堡壘。追求真理與實行自由民主的運動如大江翻騰，浩浩蕩蕩。在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中，朱自清的心理杠桿開始大幅度傾斜?？箲?zhàn)后期，國民黨在昆明的什么“司令”“要人”，幾次要來拜訪他，許以高官厚祿，想利用名作家、名學者、名教授的威望收買人心；然而，他拒絕參加國民黨，拒絕國民黨的收買和拉攏。1945年他回成都，對夫人陳竹隱說：“以后中間路線是沒有了的，我們總要把路線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這一年國民黨部隊和特務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一二·一”慘案，使他震驚不已，怒火中燒；為死難者舉行裝殮儀式時，他在家“肅穆靜坐二小時余，譴責自我之錯誤不良習慣，悲憤不已”。他勇敢地自我否定，“中和主義”的哲學開始轟毀了。如果說“西安事變”時的朱自清對國民黨政府曾有過幻想，那么在聞一多遇刺之后，他則丟掉了這種幻想，不再猶疑彷徨，而成為走進人民斗爭行列的一名斗士。

沒有比理想破滅的痛苦更為痛苦了。朱自清追覓著革命民主主義的理想——抗戰(zhàn)勝利后渴望建立一個他所想象的“民主化”“工業(yè)化”“集納化”的新中國，他這不切實際的“理想”被現實打得粉碎，現實是內戰(zhàn)代替了抗戰(zhàn)，國民黨反動政府大肆屠殺反內戰(zhàn)、反壓迫、反饑餓、反獨裁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他的心為之破碎了，寫下了沉郁悲憤的詩行：“幾番雨橫復風狂，破碎山河天四暗。同室操戈血漂杵，奔走驚呼交喘汗。流離瑣尾歷九秋，災星到頭還貫串。異鄉(xiāng)久客如蟻旋，敝服饑腸何日贍？災星寧獨照吾徒，西亞東歐人人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朝夕相處的聞一多被殺身亡，這使作家猛然醒悟，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殺人的猙獰面目和丑惡本質。他在日記中寫道：“此乃慘絕大寰主事。自李公樸被刺后，余即時時為一多兄安全擔心。但絕未想到發(fā)生如此之突然與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同時痛心疾首地寫了《挽一多先生》的詩，把聞一多比作“一團火”，把國民黨反動派比作吃人的魔鬼：“你是一團火，照見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作者堅信，詩人的死會喚起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覺醒，最終創(chuàng)建自己的國家。聞一多的蒙難，是朱自清從一個民主個人主義者向人民民主主義者急劇轉變的起點。

民主個人主義者與人民民主主義者的區(qū)別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在政治上，是對日漸反動、沒落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存有希望，還是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在思想上，是相信少數英雄能夠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還是相信人民群眾能夠動手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家立場上，是容忍美、英等帝國主義在“友誼”幌子下的侵略行徑，還是相信中國人走自己的現代化建設道路，對它們徹底丟掉幻想。而在這些方面，朱自清的思想不再是一位民主個人主義者或個人自由主義者，他走向了人民，回到了“五四”時期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精英立場，然而遠比“五四”時期更為激進。

1946年10月，朱自清帶著夫人和孩子隨清華大學復員又回到了北平。這以后他思想變得很快，與平和中正的過去相比，似乎判若兩人。正是在上述的三個方面，朱自清明顯地表現出他的思想趨向與演變。雖然前面有些論述已經涉及，但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民主個人主義者向人民民主主義者轉變，一個最根本的表現，是對人民群眾有了唯物史觀的正確認識，而且堅定地站到人民的立場上來。這一點在朱自清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在《論不滿現狀》一文中說：

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群眾”，“公眾”，“民眾”，“大眾”，這個“眾”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著，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tǒng)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

這里所說的“一種力量”，無疑是人民群眾反抗罪惡黑暗勢力的革命力量，所說的“統(tǒng)治階級”，無疑是指國民黨反動當局的統(tǒng)治勢力。在《論吃飯》《論青年》等文章中，作者反復強調人民力量的強大和無敵，認為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只有民變和造反，才能推動社會歷史的前進。當作家一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識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力量，他就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轟毀“中和主義”的認識論和思想方法。因此，他感到安身靜居的象牙之塔在傾塌，痛感到知識分子必須走向人民，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他說：“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群里……”

這個時期朱自清的雜文變得光彩燁燁。數量雖然不多，但思想激進，鋒芒畢露，其思想特點是努力而且自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指點東西、發(fā)表議論?！墩摮燥垺放浜袭敃r億萬人民呼喚民主、謀求解放的時代潮流，充分肯定農民“吃大戶”的正義舉動，贊頌他們反饑餓、反壓迫的政治覺醒和敢于反抗的集體意識。文章通過說古與論今，字里行間干預著政治，通篇充溢著鮮明的政論色彩?！痘貋黼s記》對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北平現實予以評說，分別從“有”“閑”“雜”“亂”四個方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狀貌，由表及里、燭幽發(fā)微，揭示了“物價像潮水一般漲，整個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蕩著”的社會動蕩的本質，從而激烈地抨擊在民主運動中行將滅亡的黑暗社會制度。恰切地說，朱自清是有意地效仿魯迅，同樣在自己的雜文里也是“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戰(zhàn)斗著”。一些雜文中，作家對知識分子進行痛快淋漓的解剖，這是朱自清在雜文創(chuàng)作里新出現的主題樂章。《論氣節(jié)》否定舊知識分子的氣節(jié)觀，否定忠于統(tǒng)治階級的所謂“忠節(jié)”和隱逸之士的所謂“高節(jié)”，那是“為節(jié)而節(jié)”的“虛無主義者”。他認為應該以“正義感”代替舊時的“氣節(jié)”，知識分子才能“變質”?！墩摃乃釟狻放兄R分子身上的“酸氣味”，強調必須正確地“看清楚了自己”，既然“自己是在人民之中”，就不能再“自命不凡”，也就是要丟卻知識分子那種裝腔作勢和自視清高的作風。這些文章對中國士大夫傳統(tǒng)的文化心理和陋習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實際上包含著朱自清對“舊我”的否定與批判，包含著對自己那種習慣于克制、平和中正、沉思默想、內向封閉的超穩(wěn)定文化心理的否定。他在勇敢的自我否定中緊緊地向人民靠攏，實行與舊哲學、舊思想、舊意識的決裂，代之以嶄新的、革命的思想意識，從而重新肯定自己。這種思想演變的軌跡，同樣顯現在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中間。

朱自清結合講授《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文學史》等課程，20年如一日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和其他方面的學術研究。逝世前，他的學術著作《經典常談》、《詩言志辨》、《新詩雜話》、《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語文零拾》、《論雅俗共賞》（一些集子收部分雜文）等先后出版，這些是他長期進行學術研究的成果，其中大多數寫于1940年前后。誠然這些論文難免受到當時文藝思想和學術觀點的限制，但是，他所采用的一方面是“歷史”的方法，另一方面是“現實”的方法，是兩者很好的結合。所以他的思維模式和學術觀點，是“五四”文化思想型，是開放的，充滿了民主性和科學性。到了后期，隨著思想的演進，他的文藝思想和學術思想也接著更新，論文更加顯示出人民性和民主主義精神，學術思維空間則開拓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文學的標準與尺度》是朱自清研究中國文學史和文學觀念的一個方面的綜合和概括。他考察了幾千年的文學史之后，認為文學的標準和尺度隨著時代而變化，總是滲透著一定時期社會、政治和生活的內容，滲透著社會功利的價值?！拔逅摹币院蟮奈膶W標準與尺度，則是有了劃時代的更新與演進。他說：

五卅運動接著國民革命，發(fā)展了反帝國主義運動；于是“反帝國主義”也成了文學的一種尺度。抗戰(zhàn)起來了，“抗戰(zhàn)”立即成了一切的標準，文學自然也在其中。勝利卻帶來了一個動亂時代，民主運動發(fā)展，“民主”成了廣大應用的尺度，文學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眾，“人道主義”那個尺度變質為“社會主義”的尺度，“自然”又調劑著“歐化”，這樣與“民主”配合起來。但是實際上做到的還只是暴露丑惡和斗爭丑惡。這是向著新社會發(fā)腳的路。

顯然，朱自清已經能夠重視文學與時代、社會、政治以及現實之間的關系，把文學內容的演化看作是活生生的社會發(fā)展史；更是從社會時代的發(fā)展去評價文學自身的功利性和審美的社會意義。這種研究文學的思想方法，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美學的，既是傳統(tǒng)的又是開放的。他曾在一封信中指導他的學生讀書，說：“至于你自己讀文學書，理論方面如《托爾斯泰藝術論》，《唯物史觀文學論》……馮雪峰的批評也很好”，便是有力的佐證。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朱自清在《歷史在戰(zhàn)斗中》《論通俗化》《論朗誦詩》等評論和論文中，對延安解放區(qū)的作家及其作品，表示了特別的關注。他稱贊其雜文的社會功能，“集體的要求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逼緊；于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進而對馮雪峰的雜文集《鄉(xiāng)風與市風》給予高度評價，稱它是“科學的歷史方法與歷史真理”。他熱情肯定艾青和田間的詩，認為田間的詩“發(fā)揮著那一詞一語里含蓄著的力量”。對反映解放區(qū)農民斗爭生活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推崇備至；他認為趙樹理之所以能夠寫出如此優(yōu)秀的作品，是因為“有了那種生活，才有了那種農民”，也才有了諸如“快板”那種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身在國統(tǒng)區(qū)古都的朱自清，冒著風險敢于對解放區(qū)的革命作品加以肯定和評論，表明了其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唯其對延安的那一片光明而神奇的土地懷著希望，所以平素莊重矜持的著名教授，竟幾次扭起了解放區(qū)的秧歌舞。1948年清華大學中文系師生舉行的“新年同樂晚會”上，他化裝表演。他的學生回憶說：“同學們給他化了裝，穿上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他愉快地和同學們扭在一個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認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

朱自清真正地變了，終于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行列中的一名斗士。重回北平的兩年，是黎明前最為黑暗的時期，卻是朱自清一生最為激進、最為光輝的兩年。他執(zhí)教之余，越來越關心祖國的命運，盼望著新中國的誕生，于是勇敢而且堅定地投身到“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的民主運動中去。“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衰疾常防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忙”，這一詩句抒寫了朱自清的激烈壯懷和忘我精神。他一絲不茍地主持整理《聞一多全集》，戰(zhàn)友犧牲的情景時時在激勵著他，為此參加了一系列的罷教、抗議、呼吁等政治活動。1947年2月23日，他簽名抗議北平當局任意逮捕人民書；這年春天，國民黨召開偽“國民大會”，他拒絕投票，對他的老師胡適也毅然拒絕；5月24日，他簽名呼吁和平宣言，而且手持宣言稿四處請人簽名。1948年4月12日，為抗議國民黨當局毆打、逮捕學生，他參與起草清華教授向全國發(fā)表罷教的宣言；4月22日，他簽名抗議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談話的宣言；6月8日，他簽名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并拒絕領取美國面粉宣言，事后日記中寫道：“此事每月須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此雖只為精神上之抗議，但決不應逃避個人責任”；7月9日，他又在病中簽名抗議“七五”槍殺東北學生事件。因他經常領銜簽名和有時推為宣言起草人之一，國民黨特務把朱自清的名字列入黑名單之首，甚至在他住宅四周巡察，然而這都嚇不倒早已做好下獄準備的朱自清，只能促使他堅定地向左轉，大步向前。1948年8月6日，朱自清胃病猝發(fā)，12日溘然長逝。臨終前，他還把夫人和三兒子朱喬生叫到床前，囑咐立即交掉領取美國面粉的糧冊。尸解時醫(yī)生發(fā)現他的胃內卻是大塊小塊的土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稱贊他大義凜然的骨氣：“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

顯而易見，朱自清在其生命的最后時刻對國民黨反動派政府，旗幟鮮明地采取敵對的立場，且能夠為民請命；為反對帝國主義尤其美帝國主義，也堅定地采取敵對的立場，可以舍身取義；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群眾的民主運動，則是認同、支持并親身投身于斗爭的行列。因此，他已經由一個民主個人主義者轉變?yōu)槿嗣衩裰髦髁x者。他的思想十分明顯地表現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傾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和人民群眾可以完全信任的朋友。

綜前所述，朱自清的一生是平凡的。然而，他一生的思想和文學的路，永遠是一首可歌可泣的抒情詩。眾所周知，朱自清曾經承認自己是“小布爾喬亞”作家。但要真正地理解和評價他，如果以“小布爾喬亞”去籠而統(tǒng)之地加以概括，那是很不準確的。從青年時代起，他一直追求真理與光明，為之吶喊歌吟、上下求索，生活不可避免地給他以時代的苦悶和個人的彷徨，以至于較長時間地走進書齋。然而，他畢竟為他多災多難的祖國的“鳳凰涅槃”，為找尋真理和光明，表現為一以貫之的執(zhí)著和不改的癡心。一旦他把個人與祖國的命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捆綁在一起，他就真正成為愛國主義者，成為祖國和人民的赤子，并且成為一名激進的、勇敢的、堅強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斗士”。而他的骨血里有對祖國深沉而強烈的愛、對真理光明的不懈追求以及嚴謹坦誠、正直不阿的“狷者”品格，這些支撐著他走完詩人、學者、斗士的生命旅程。從早年尋覓十月革命的“紅云”，到逝世前思想里生長著的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他生命旅程里隱現著、周而復始的主旋律?！熳郧迮c一般小資產階級作家的區(qū)別，主要是在這里。正如李廣田所說：“文學工作的道路，文化工作的道路，現實生活的道路，時代思想的道路，這一切造成朱先生自己的道路。他的道路走得非常穩(wěn)當，非常踏實……這使他成為一般知識分子所最容易追隨的前驅，成為一般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12/17/11183134916443.png" />

作為著名的學者和教授，朱自清在古典文學、語文教育學、語言學、文藝學、美學等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建樹。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尤以古典文學和語文教育最為突出。

《經典常談》是朱自清系統(tǒng)評述《詩經》《春秋》《楚辭》《史記》《漢書》等古籍的論文結集，寫得深入淺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學的入門向導。《詩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一部著作，對“詩言志”“詩教”“比興”“正變”四個方面的詩論，縱向做了精微的考察，厘清了它們的來龍去脈和衍變史跡，從而糾正了種種謬說。他先后對《古詩十九首》、樂府詩、唐宋詩做過很深的研究，對陶淵明、李賀作過認真的行年考證，寫有《十四家詩鈔》《宋五家詩鈔》《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李賀年譜》等著述。他治學嚴謹，取材翔實，思想敏銳，經過嚴密的考證和細致的辨析，往往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古典方面研究的著述凡九十萬言，是他留給祖國的寶貴的文化遺產。

朱自清始終關心著中學、大學的語文教育，寫過很多充滿個人見解的文章。他與葉圣陶聯(lián)璧，共同著有《國文教學》《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等書。他編過多種課本和教材，臨終前還與葉圣陶、呂叔湘合編《開明高級國文課本》《開明文言讀本》?！八莻€盡職的勝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語文教育家，其功德是不應被遺忘的。

作為詩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是杰出的。他做過很多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他與他人創(chuàng)辦文學史上第一個專載詩歌的刊物；他不僅加入了嘗試創(chuàng)作新詩的行列，而且寫下了文學史上第一首抒情長詩；他編選了《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并為之寫了“導言”，第一次對新詩創(chuàng)作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他與俞平伯等摯友成立了新文學第一個散文社團O·M社；他第一次在大學課堂里開設現代文學課程——《中國新文學研究》，而且留有講義稿本《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無疑，他應該也是“五四”新文學的拓荒者和創(chuàng)業(yè)者之一。然而，朱自清對新文學的最大貢獻，是他所擅長的散文創(chuàng)作，其作品在文學史上有著很重要的歷史地位，主要表現為三方面的突出價值。第一，新文學初期，他是繼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文作家，以他“美文”創(chuàng)作的實績，徹底打破了復古派認為白話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完成了對舊文學示威的任務。第二，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礎石之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總結了自我表現的美學理念，創(chuàng)造了具有中國民族特性的散文體制與風格。第三，他的散文具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被認為是白話美文的典范，從新中國成立前到現在一直選作中學語文和大學課本的教材，它們?yōu)榕囵B(yǎng)文學青年和繁榮散文創(chuàng)作提供了寶貴的藝術經驗。因此，朱自清作為散文大家，他的名字永遠和中國現代散文的歷史寫在一起。

朱自清稱聞一多一生是一篇“‘詩的史’或‘史的詩’”，他自己其實也是如此。不過朱自清先生一生的道路、完整的人格和全部著作，是一首啟人智慧的、永無句號的詩！

在我們全面論述朱自清的思想發(fā)展及其文學道路與學術成就之后，讀者才能循著這位散文家一生的思想追求、藝術追求的軌跡，正確解讀他的全部散文創(chuàng)作；只有了解、認識“這一個”活生生的創(chuàng)造主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情感與時代、社會、人生的息息脈動，讀者才能認識與理解這位散文家審美創(chuàng)造的全部奧秘以及他所提供的極其寶貴的藝術經驗。

現在，讓我們與讀者一起走進朱自清先生所創(chuàng)造的美的伊甸園，去感知、體驗一個文學史記憶的、歷久不滅的散文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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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竹隱先生與筆者之一吳周文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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