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學術之變遷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
近代學制變革極大地影響著彼時新式學堂的教育改造，尤其是《高等學堂章程》等“章程”的設置與頒布，更是影響到近代學術的變遷。“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作為近代學術變遷的重要一環(huán)，不可避免受此影響。由于“人倫道德”與“經學大義”被置于近代大學堂的經學科、文學科、工科、農科、預備入醫(yī)科等各科目之首。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近代大學的“中國文學門”將“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文體”“各種紀事本末”列為必修課，成為彼時編纂中國文學史必須遵循的方向標。尤其是，黃人、林傳甲等編纂者對中國固有之學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主張恢復人倫道德，因而，他們在參考《高等學堂章程》等“章程”編撰中國文學史之時[1]，往往將“音韻學”“文字學”等“小學”內容編入其中，從而主動踐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傳統(tǒng)。這些對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均有著本質的影響。同時，黃人、林傳甲等編纂者突出“小學”治學的傳統(tǒng)，強調以音韻為根、重視方言研究，主張承繼“小學”的同時應與“今之各國文字等”相通以順應時代需要，進行自我改造。故而，從黃人、林傳甲等編纂者的經歷、思想、價值觀及學術自律行為看，上述認識亦深深影響了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及方法論，進而促使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著述關注文學的地域性差別以及學術的自我改良等方面，最終主導彼時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選擇。
第一節(jié) 近代學制變革、學術變遷與“中國文學門”的課程設置
近代學制變革，對新式學堂教育產生了巨大影響。自1898年至1910年，近代中國處于急劇變革的動蕩時期：“甲午”戰(zhàn)敗，“戊戌變法”亦以失敗告終，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侵，內憂外患之種種終致人心惶惶的程度前所未有。彼時有志之士或心存畏懼、或思窮變通，莫衷一是。不過，以“圖強”為旨的維新變法，客觀上促使了近代學制的變革；即使變法以失敗而告終，但變法所議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卻是唯一仍堅持實施的內容。由此可見，基于“變法圖強”之思，這場變法對創(chuàng)辦新式大學堂的最顯著作用則是對教育“致用”的張揚。
一 “致用”意圖下近代學制變革與“中國文學門”的課程設置
1901年9月，山東巡撫袁世凱上《奏辦山東大學堂折》，云：
臣伏維（惟）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學校。誠以人才者，立國之本，而學校者，又人才所從出之途也。以今日世變之殷，時艱之亟，將欲得人以佐治，必須興學以培才。顧學校不難于大興，而規(guī)制實難于妥擬。蓋各國學校之制，大都因時以損益，歷久而觀成。中國則古制就湮，事同創(chuàng)始，既不可徇俗以安于簡陋，亦未可駭俗而病其繁難，使等級不至相陵，規(guī)模于焉大備，庶幾人易從學，學易收效，而才彥乃可期蔚興矣。臣識暗才庸，奚足以知大體？第念學校一事，人才所系，而治道因之，有不容置為后圖者。[2]
所謂“治道因之，有不容置為后圖”云云，深刻道出以“辦學興才”維護清廷正統(tǒng)，方是教育“致用”的關鍵。1902年2月13日，管學大臣張百熙《奏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折》更是強調教育變革勢在必行，但認為應在不“傷國體”的情形下進行。[3]也就是說，變革教育實為“革政”思想的具體化。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1902年8月15日）亦云：
古今中外，學術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則一。值智力并爭之世，為富強致治之規(guī)，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學校，則不能不節(jié)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國二千余年舊制，固時勢使然；第考其現行制度，亦頗與我中國古昔盛時良法，大概相同?！蟮种袊灾芤郧斑x舉、學校合為一，自漢以后，專重選舉，及隋設進士科以來，士皆殫精神于詩賦策論，所謂學校者，名存而已。故今日而議振興教育，必以真能復學校之舊為第一要圖。雖中外政教風氣原本不同，然其秩序條目之至賾而不可亂者，固不必盡泥其跡，亦不能不兼取其長，以期變通而盡利。[4]
由此可見，于學堂求人才以溝通“中國古昔盛時良法”、致“富強致治”，大概是主張新式學堂創(chuàng)建不可廢的最根本原因。不過，變革者雖認為“學校不難于大興”，對如何妥擬規(guī)制等問題，卻大犯困惑。由于強調教育致用，必然強調新舊思想的過渡，故而，袁世凱主張興辦大學堂應“治道因之”，并于“辦法”條中強調：
因一時無所取材，故雖有大學堂之名，暫不立專齋之課，而先從備齋、正齋入手，俟正齋諸生畢業(yè)有期，再續(xù)訂專齋課程，以資精進。其備、正各齋教法，以“四書”“五經”為體，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用?！仨毩碓O蒙養(yǎng)學堂，挑選幼童，自七歲起至十四歲止，此八年內專令講讀經史，并授以簡易天文、地輿、算術，畢業(yè)后選入備齋。除隨時溫習經史外，再令講求淺近政治，加習各種初級藝學，俟入正齋，再加深焉。庶先明其體，后達其用，功程遞進，本末秩然?，F當創(chuàng)辦伊始，所有中學、小學以及蒙學，均尚在議而未設之列，只可先用經義史論考選學生，挑入備齋肄業(yè)。[5]
又，“條規(guī)”條云：
課士之道，禮法為先，而宗圣尊王，尤為要義。堂內應恭祀至圣先師孔子暨本省諸先儒，每月朔望，由教習率領諸生行禮，并宣講《圣諭廣訓》，以束身心。若恭逢萬壽圣節(jié)，暨至圣先師孔子誕日，均齊班行禮，以志虔恭。[6]
又，“課程”條云：
備齋以兩年為畢業(yè)之限，溫習中國經史掌故，并授以外國語言文字、史志、地輿、算術各種淺近之學。正齋以四年為畢業(yè)之限，授普通學，分政、藝兩門。政學一門，分為三科：一、中國經學；二、中外史學；三、中外治法學。藝學一門，分為八科：一、算學；二、天文學；三、地質學；四、測量學；五、格物學；六、化學；七、生物學；八、譯學。專齋則以兩年至四年為畢業(yè)之限，共分十門：一、中國經學；二、中外史學；三、中外政治學；四、方言學；五、商學；六、工學；七、礦學；八、農學；九、測繪學；十、醫(yī)學。學者各專一門。各齋學生，每日均須將功課分數填注日記，功課余暇，均須練習體操，每月均須作中西文字，每年春秋季考兩次。此課程之大略也。[7]
據此，所授課程則以中國固有之學為主，兼及西學；經學依舊排首位，突出中國經史掌故，強調方言學即注重小學傳統(tǒng)。且正齋、備齋、專齋每年的課程安排，著重突出“四書”“五經”、經義（性理附）、古文等內容。以上一切，均強調教改應維護“國朝正統(tǒng)”之意。[8]而后，江蘇巡撫聶緝椝（1902年1月）、浙江巡撫任道镕（1902年2月）所奏《遵旨改設學堂琉》大意亦如此。河南巡撫林開諅《遵旨設立學堂謹陳籌備情形疏》直言：“章程則仿照山東學堂規(guī)制，由備齋、正齋而入專齋，次第畢業(yè)?！弊兏镎咴趯W堂教育進行上述諸多探索后，最終體現在《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的設置上必然圍繞致用的意圖。[9]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全學綱領”第一節(jié)規(guī)定，指出：“京師大學堂之設，所以激發(fā)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yè)；謹遵此次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全學之綱領。”所謂以“激發(fā)忠愛，開通智慧”為根，即重視德育；“振興實業(yè)”則是最終目的，實是對“俾全國之人咸趨實學，以備任使”[10]的最佳詮釋。這兩個《章程》在具體課程設置上，總體上是依循張百熙、袁世凱等奏折之意而加以細化的。
二 近代學術的變遷與“中國文學門”的課程設置
既然近代政治的變遷如此急劇與緊迫，那么，近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此又有怎樣的關系呢？梁啟超認為，思想的形成往往要借助政權，以“歷史的無上權威無形中支配現代人，以形成所謂國民意識”，又說：“制度不植基于國民意識之上，譬猶掇鄰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榮育宜也?！惫识簡⒊J為制度變革成功與否，往往與是否符合“民眾積極的要求或消極的承諾”有著很大的關聯。[11]據此視角反觀近代的學制變革，可以發(fā)現學制變革者顯然已意識到張變革應以滿足人心、實現社會穩(wěn)定為本；在未形成新的足饜人心的思想之前，當以“社會遺傳共業(yè)上為自然的浚發(fā)”，并據“合理的箴砭洗練”為主[12]，而非照搬外來思想，以實現新舊思想的交接，以避免社會陷入無限懷疑與歷史虛無的局面。從這個意義講，近代學制變革者主張保持人倫道德、激發(fā)忠愛的做法，是符合彼時的時代大勢，必然會左右彼時時代的主流思想?？偟膩碚f，這種政治變遷對學術的影響，誠如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儒學統(tǒng)一時代》所說：“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并立，則學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統(tǒng)，則學界亦宗師一統(tǒng)?！?sup>[13]這種思想切合了中西學術與政治之間關系的差異性。當奏定、欽定《章程》被用于學制改革時，它是“政界”思想的體現；當它被用于指導學者編纂中國文學史時，則屬于“學界一統(tǒng)”的范疇。因此，對各《章程》的解讀當本著其兩種身份的特殊情況，分別加以梳理。
首先，我們將對近代學制變革者于《章程》中設“人倫道德”“經學大義”，并置于經學科、文學科、工科、農科、預備入醫(yī)科等大學堂所開設各科目首列的意圖，略以申述。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于“著開辦大學堂之上諭”中，強調學堂辦學須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說“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14]這里的“圣賢義理之學”就是側重強調儒家的人倫道德，是致用意圖在思想層面的最重要表現。對以“圣賢義理之學”為教育“根本”的原因，孫家鼐《奏大學堂開辦情形折》（1898年12月3日）曾指出：“先課之以經史義理，使曉然于尊親之義，名教之防，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兵、農、工、商之學，以及格致、測算、語言、文字各門，務使學堂所成就者，皆明體達用，以仰副我國家振興人才之至意。”[15]彼時官方意識對這種思想的強調，一直延續(xù)至科舉廢除之后。袁世凱、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折》（1903年3月）就主張以“改試策論經義”緩解“廢去八股試帖”所帶來的種種不利影響，認為“以科場遞減之額，酌量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而可以普興，人才接踵而不可勝用。膠庠所講求者，無非實學；國家所登進者，悉是真才。政教因之昌明，百度從而振舉”[16]，以此尋求必要的過渡方式。而對欲行廢除科舉，時人競相談“西學”而不談“中學”，以致出現學術與思想斷層明顯，使得學人士子無所適從等情況，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1904年1月），曾指出：“議者或慮停罷科舉，專重學堂，則士人競談西學，中學將無人肯講。茲臣等現擬各學堂課程，于中學尤為注重，凡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yōu)為；學堂之所兼通者，科舉皆所未備，是則取材于科舉，不如取材于學堂彰彰明矣?！?sup>[17]試圖以“中體”為主導而進行課程設置的指導思想。為此，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會奏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暨上諭立?？婆e以廣學校》（1905年9月2日）提出辦法數端，以學堂替代執(zhí)行科舉之功用：一是，不論小、中、大學堂、通儒院皆當推崇經學，以消解“科舉一停，將至荒經”及舊學后繼無人的情況；二是，推崇“品行”，使“人人可期達材成德，自不至越矩偭規(guī)”，推行的具體措施是試圖突出“人倫道德”；三是，“師范宜速造就”；四是，“未畢業(yè)之學生暫勿率取”；五是，“舊學應舉之寒儒宜籌出路”。[18]后三條措施所欲施行必須以前兩條為本，其最終目的是保持科舉廢除后的社會穩(wěn)定與安頓人心。彼時變革者既然強調人倫道德與注重“中學”，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等開宗明義強調“人倫道德”“經學大義”，其所設各科課程均必開經學、小學諸學等內容，就是不得已的必然選擇?！绖P、趙爾巽、張之洞等人一再強調：“今學堂奏定章程，首以經學根柢為重”[19]。故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全學綱領”第一、二節(jié)規(guī)定：
京師大學堂之設，所以激發(fā)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yè)；謹遵此次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全學之綱領。
中國圣經垂訓，以倫常道德為先；外國學堂于知育體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無論京外大小學堂，于修身倫理一門視他學科更宜注意，為培植人材之始基。[20]
可知近代學制變革者的主體思路與根本意圖，雖在細節(jié)上略有差異，但在維護社會安定的主導思路上卻是一脈相承的?？梢?，以“中學”為體、維護以“人倫道德”為本及注重傳統(tǒng)學術的近代改良、教學等近代學制變革的重要內容，對近代學術的變化、中國文學史的編纂，其間的影響必然十分深遠。
其次，有鑒于此，有必要對《高等學堂章程》將“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文體”及“各種紀事本末”等課程列為“中國文學門”必修課的原因，作進一步以說明。自1900年至1910年，當時社會上的主流思想是“改良”與“革命”思想的混雜與論爭。不過，學界對這兩種思想何種蔚為主流的爭論，尚無定論[21]。這兩種思想即是近代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對“破”與“立”兩種行為傾向不同看法的代表，是對這兩種行為傾向于維護當時社會穩(wěn)定方面到底是起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等看法的爭論。我們很難加以決然分辨，更無法冠以對與錯之分。盡管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派別意識，它們在歷史觀、價值觀與方法論等學術思想方面亦有諸多區(qū)別，但都與傳統(tǒng)的儒家經學主流思想緊密相關。當時基于改良主義立場者，主要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主要強調以《公羊》“三世”張言進化，以今文經學“三統(tǒng)”張言社會因革，引經據典，尋求歷史依托。典型之例，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的推行。而張揚革命主義者有章太炎等人，亦以孔子為“史家宗主”，云：“孔子，古良史也?！薄翱鬃铀?，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訂孔》）[22]章太炎試圖尋求傳統(tǒng)史籍對彼時革命思想的支撐，以“開浚民智”。雖然章太炎尊重東漢古文經學，其《清儒》云：“治經恒以誦法討論為劑。誦法者，以其義束身而有隆殺；討論者，以其事觀世，有其隆之，無或殺也”；而西漢經學“誦法既
隘，事不周浹而必次之，是故齵差失實”，而東漢則“博其別記，稽其法度，核其名實，論其社會以觀世，而‘六藝’復返于史”。由此，章太炎反對以“宗教蔽六藝”與“斷之人道，夷六藝于古史”，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借經言政”等情形，而主張“六經皆史”。[23]不過，這種主張亦有“經世”之意，顯然受到章學誠“六經”皆“經世政典”“貴在持世而救偏”[24]的影響較為明顯，“開浚民智、激揚士氣”則是章太炎革命主張的最終目的，但這種主張亦以傳統(tǒng)經史為主導[25]?？梢?，當時學界兩股主流思想，其實是對儒家經典中的變易觀、傳統(tǒng)政治實踐中的王霸雜糅作法所做的不同選擇而已，相通之處均是回歸到儒家“經史之典”中，尋求對其學術研究，進而為其政治抱負服務的意圖?；凇耙呕I今”及“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等意識[26]，儒學傳統(tǒng)的復歸成為當時學界兩股主流思想共同的努力方向。
這種學術研究方法及功用目的對晚清學制變革者的影響十分深遠。張之洞《勸學篇·同心》（內篇），曾說：
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我圣教行于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說，圣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服無望于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為記室，名“大寫”。椎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圣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昆侖，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fā)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wèi)社稷為第一義，執(zhí)政以啟沃上心、集思廣益為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為事，將帥以明恥教戰(zhàn)為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為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后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為保教計，或僅以合群動眾為保種計，而于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27]
張之洞雖然反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的“合群”以“保種”的思路，卻認為固有倫理綱常不能變，以“儒家經義”自古不變?yōu)橛煞穸艘磺懈镒冃袨?，這與張百熙堅持學制變革當以不“傷國體”為本的思想相同。因此，張之洞《勸學篇·變法》（外篇）又說：“倫紀”“圣道”“心術”是“道本”，又說“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28]可見，儒家經義是變革者與反對變革者、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如何變革）之間爭論的焦點?！兏镎呃萌褰洺宰兏铮磳φ邉t利用經學訓義禁錮學士。正是基于“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等思想，借助儒家經義維護“圣教”、鞏固清廷統(tǒng)治，就成為彼時學制變革者的共同意識。學制變革者變革的目的則以“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威則種不尊”為先導，進而設立“經學科大學”；且所有科類大學、各種學堂（大、中、?。┚毷谑芙泴W，以維持“人倫道德”，倡國之威尊。
不過，因彼時各家思想均以“儒經”為用，對今古文經學之爭則頗為嚴重，故而，彼時的學制變革者無法于《高等學堂章程》中具體規(guī)定如何治經、教經，而是含混而言：
通經所以致用，故經學貴乎有用；求經學之有用，貴乎通，不可墨守一家之說，尤不可專務考古。研究經學者，務宜將經義推之于實用，此乃群經總義。[29]
所謂“不可墨守一家之說”，深刻道出學制變革者對彼時借經學致用之各家目的及治學方式的無奈，故而，又強調治諸經“務當于今日實在事理有關系處加意考究”[30]。因此《高等學堂章程》尤其突出經學的重要意義，這種突出必然強調“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文體”諸學。而欲治經學，必先治小學，這是清季經學家、樸學家的治學傳統(tǒng)?！罢f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則是治小學的入門。
然而，經學諸科頗多、范圍廣雜，各《章程》又是如何處理的？在近代學制變革中，傳統(tǒng)“四部之學”逐漸衍化成“七科之學”。而“七科之學”實即是將“四部”相關內容拆開合并以系統(tǒng)門類標之而成。比如，在《高等學堂章程》“中國史學門”研究要義中，所謂“禮樂儀文喪服之改變”“古今歷法之變遷”“歷代典祀私祀盛衰與政俗之關系”“每一朝政事風俗偏重之處”等內容，[31]均屬于傳統(tǒng)經學研究的范圍及學者發(fā)明的重點。尤其是“三禮之學”，更是如此；它們與“名物”下的“宮室”“飲食”之類，“制度”下的“井田”“軍制”“賦役”之類，“禮節(jié)”下的“冠婚”“喪祭”之類，均存有很大關系。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指出：“我們不把他（新案，指上文所說各類）當做經學，而把他當做史學，那么，都是中國法制史、風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資料了?！?sup>[32]由此可見，以上各類本屬傳統(tǒng)經學的重要目次。據此，欲治“中國史學門”，了解傳統(tǒng)經學的發(fā)展則是相當關鍵，“中國文學門”亦不例外?？傊鱾€《章程》將“經學大義”置于各科大學之首，則是一種根求于中國社會、學術發(fā)展實情的選擇。近代制度變革者往往代表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故而，往往利用其維護統(tǒng)治之精神基石的傳統(tǒng)經學，以禁錮學士思想，進而實現不傷“國體”的意圖。也就是說，近代制度變革者每每強調“經學大義”，無疑含有上述的政教考慮。
當然，近代學制變革者將“說文學”“音韻學”等內容納入“中國文學門”中，還有另一層考慮——實現因廢除科舉而致學子無所適從之情形，向維持社會穩(wěn)定過渡的一種安撫性措施。上文已述及，袁世凱、張之洞等上奏光緒皇帝時，已意識到“科舉一停，將至荒經”，舊學將后繼無人的嚴重情況；故而，他們提出以“改試策論經義”替代“八股試帖”，凡“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yōu)為；學堂之所兼通者，科舉皆所未備，是則取材于科舉，不如取材于學堂彰彰明矣”[33]等舉措。張之洞《勸學篇·變科舉》云：科舉廢制后“學堂雖立”，學士“無進身之階”，而“人不樂為也”；學士往往以“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相抵牾，鄙夷排擊“時務經濟”。[34]故而，彼時學者變革者保留固有之學的過渡舉措，實屬無奈為之。因此，此處“中國文學門”的分類雖然是仿制西學而設，然所設必根植于文治教化之意，而并未依完全意義的“純文學”視域下的“文學門”而設。
因近代學制變革者強調教育改革或改良不能傷“國體”，故各《章程》對西學的借鑒，僅僅停留在借“器”致用的程度或階段，遠未達及思想界對西學“公理”強調的程度。因此，各《章程》云：“歷代文章流別（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頗值得玩味。從科舉考試情形看，“科舉但取詞章”[35]，文人多有重視；所言“教員編纂講授”，實為化解文士因廢除科舉所帶來的困頓意識；何況《章程》要求編纂講義、研究文學者“務當于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36]，而將“文章險怪者、纖佻者、虛誕者、狂放者、駁雜者”剔除，系因此類文章“皆有妨世運人心之故”，而“必致人才不振之害”。[37]既然如此，那為何還強調“中國文辭”一類呢？對此，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定學務綱要》（1904年1月13日）云：
中國各體文辭，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闡理紀事，述德達情，最為可貴。駢文則遇國家典禮制誥，需用之處甚多，亦不可廢。古今體詩辭賦，所以涵養(yǎng)性情，發(fā)抒懷抱。中國樂學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樂教遺意。中國各種文體，歷代相承，實為五大洲文化之精華。且必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然后能通解經史古書，傳述圣賢精理。文學既廢，則經籍無人能讀矣。外國學堂最重保存國粹，此即保存國粹之一大端。假使學堂中人全不能操筆為文，則將來入官以后，所有奏議、公牘、書札、記事、將令何人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暢，焉能畀以要職重任乎？惟近代文人，往往專習文藻，不講實學，以致辭章之外，于時勢經濟，茫無所知。宋儒所謂一為文人，便無足觀，誠痛乎其言之也！蓋黜華崇實則可，因噎廢食則不可。今擬除大學堂設有文學?？?，聽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學堂中國文學一科，則明定日課時刻，并不妨礙他項科學；兼令誦讀有益德性風化之古詩歌，以代外國學堂之唱歌音樂。各省學堂均不得拋荒此事。凡教員科學講義，學生科學問答，于文辭之間不得涉于鄙俚粗率。其中國文學一科，并宜隨時試課論說文字，及教以淺顯書信、記事、文法，以資官私實用。但取理明詞達而止，以能多引經史為貴，不以雕琢藻麗為工，篇幅亦不取繁冗。教法宜由淺入深，由短而長，勿令學生苦其艱難。中小學堂于中國文辭，止貴明通。高等學堂以上于中國文辭，漸求敷暢，然仍以清真雅正為宗，不可過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華。[38]
可知其所設目的，在于涵養(yǎng)學子性情，存“古人樂教遺意”，以益“德性風化”，向“時務經濟”過渡。顯然，這里對“中國各體文辭”的強調，非著眼于現代學科體系本身的創(chuàng)建，而是強調“道德文章”及其所帶來的安撫性意義。可見，各《章程》對“中國文學門”的劃分，不離中國固有學術體系，僅以西學為形體，“借尸還魂”。這與當時社會背景、學術思想及學制改革者的根本意圖緊密相關。它與1910年以降以現代西方理論為體系而建構的“中國文學史”，亦有著本質之別。
第二節(jié) “人倫道德”“依自不依他”與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者的學術自律行為
既然各《章程》的學科設置極具功利色彩，那么各《章程》的設置意圖是如何成為“學界一統(tǒng)”的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除了上述各《章程》學科設置背景及目的等原因外，還應該注意到20世紀初期依各《章程》旨意而編纂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或者參考過各《章程》的黃人《中國文學史》是否完全忠于此意？如何予以維護？抑或僅僅因彼時國內尚無“文學史”專著可參考而不得已為之？彼時治中國文學史者完全有可能參考到外來的文學史著作，甚至，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在編纂過程中均明言參考過日本的同類著作。——前者參考了笹川種郎《歷朝文學史》，后者則參考太田善男的《文學概論》，那么，他們?yōu)楹尉谝欢ǔ潭壬弦栏鳌墩鲁獭分家舛幾肽兀?/p>
一 “人倫道德”“經學大義”與近代有志之士的學術自律行為
現在，我們先看看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是否依《章程》之意，且如何據意而撰？學界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各《章程》之間的關系，討論得較多，不贅?？偟膩碚f，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幾乎全照《章程》旨意而撰。對此，林傳甲曾有自剖：“傳甲學問淺陋，僣登大學講席，與諸君子以中國文學相切磋。今優(yōu)級師范館及大學堂預備科章程，于公共課則講歷代源流義法，于分類科則練習各體文字。惟教員之教授法，均未詳言。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又采諸科關系文學者為子目。總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為十數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擇往訓，附以鄙意，以資講席。”[39]據此，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體例編排及講習內容，完全依據“中國文學門”之“研究要義”。因各《章程》未言及具體講習之要，故林傳甲自言其“篇析”即以“往訓”為主，“附以鄙意”。據此，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冠名“中國文學史”亦指向文治教化，以此方可“甄擇往訓”；而對笹川種郎《歷朝文學史》及“純文學”視域相關內容，并未加以吸收。個中緣由雖已無法細致察明，但從林傳甲對各《章程》如此恪守的情形看，服從各《章程》則是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最終選擇。而黃人《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略有不同。我們認為，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產生背景、直接目的及編纂者所受教育經歷與思想價值觀多有差異。這就導致黃人《中國文學史》與《章程》的關系，較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來得復雜。雖黃人編纂時亦以《章程》為指導原則，但因黃人熟稔西學知識，對諸如平等、自由等西方價值觀頗為贊賞，又任教于教會學校東吳大學，故黃人編纂《中國文學史》時的具體處理方式及其對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跡的分期意見，則本于黃人的自身學識及東吳大學教學所需的原則，自我發(fā)揮之處俯拾皆是。[40]粗略一觀，黃人《中國文學史》給人印象頗似是以西學理論體系為主，個人色彩濃烈。故學界一向不曾注意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各《章程》之間的精神歸旨。簡要而言，黃人《中國文學史》與各《章程》的關系，略可概括為：以《章程》為原則指導，以西方價值觀為理論引導，所論多系黃人的自我發(fā)揮。可以說，自1900年至1910年為中國文學史編纂的草創(chuàng)期，其間的著述多屬講義編纂，與彼時學制改革關系緊密，學者往往不得已而為之。既然如此，那為何彼時治中國文學史者會一如既往地加以編纂呢？除上文已述及與近代學制變革多有聯系外，我們將從彼時治中國文學史者的經歷與思想實質、以治中國文學史者的學術自律為視角，進行另一“途徑分析”。這方面的論述此前多為學界所忽略，故仍有展開的必要。
上文已述及近代學制改革者將“人倫道德”與“經學大義”作為改革首要目的之前因后果。其實，對“人倫道德”的突出，非獨彼時的官方意識與行為實踐，它肇始并深刻反映于彼時有志之士的意識中。雖說彼時政治派別眾多，相關主張及意圖紛繁復雜。但不管是主改良主義者抑或是導革命主義者、不管是固守傳統(tǒng)不通時務者抑或是提倡維新變法者，拋開各家的政治目的及推行手段之間的差異性，就其中任何一派而言，政治目的推行背后對社會道德、人心價值的強調，則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如反對維新變法的張之洞，于《抱冰室弟子記》云：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41]
又，《勸學篇序》云：“《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又說“講西學必先通中學”“必以中學固其根底”，方可“不忘其祖”。[42]張之洞著書立說“崇經”正“學”（按，為宋學），皆以“重綱常，辨義利”（《同心》）[43]，以“宜今之世道”、并規(guī)避學子“挾詐營私、軟媚無恥之習”及諸學的“流弊”（《崇經》）。[44]而倡維新變法者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亦曾指明為學目的，云：“學也者，由人為之，勉強至逆者也。不獨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故無師友之相長，無靈思之相觸，故安于其愚，而為人賤弱也。犀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鷙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于萬物也。”[45]
倘若此兩類著書立說的政治意圖過于顯露，無法歸責于學者為著述倡言而作出的偏重于治學本身的自律行為。那么，諸如治今古文經學者（治“三禮之學”者尤甚）對人倫道德的突出，則大略是自身責任感使然及由此延伸的推崇文治教化之學術自律行為的表現。如治古文經學者邵懿辰撰《儀宋堂記》，強調以奉程、朱之學求“圣人之心”，以“發(fā)揮圣經，扶翊世教”[46]，企圖維護倫理綱常，正學士為學“內不本身心”[47]的不正風氣。治今文經學者如劉逢祿，云：“《春秋》垂法萬世”，又說“為世立教”而成為“禮義之大宗”，故能“救萬世之亂”。[48]應該說，這些有志之士主要以踐行儒家價值觀為主，故而，他們以自身的“良知”入手，尋求對儒家人倫道德秩序的維護或改造，實是學士自身尋求實現“立德”“立功”“立言”價值觀的一種本能反應，是自身的儒家價值觀外在化的集中體現。這種反應實如章太炎于《答鐵錚》所言：為中國文化固有“依自不依他”“自貴其心”之傳統(tǒng)的反應，可以“用于艱難危機之時”；“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興矣”。[49]彼時學士以“復歸”與“引古籌今”之舉，顯然含有此類訴求。因此，張之洞感慨“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于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于戰(zhàn)國”。[50]真切道出遍存于彼時有志之士心中的呼聲。林傳甲、黃人等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者，亦不例外。
二 “人倫道德”“依自不依他”與黃人、林傳甲的學術自律行為
黃人（1866～1913），早年多次應舉而不第，卻“于書無所不讀，經史之學及小說，今之名學、法律、醫(yī)藥之說，催眠之術，莫不究”，多與彼時名士如曾樸、金天羽等相交往[51]。盡管黃人因仕途不順出現短暫的心理恐慌與精神困頓，且對儒家價值觀曾一度產生動搖；但黃人最終復歸原生態(tài)儒家教義，以推行教育、“開民智”為己任。黃人的這種思想變化過程，實則說明其具有相當的社會責任心?？梢哉f，黃人《中國文學史》所體現黃人的學術自律行為，較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亦來得強烈，故黃人多次強調修中國文學史，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如黃人肯定“孔教之真際”與“墨子之真際”，認可“歷史起于以倫理治世之堯舜”的合理意義，[52]贊同“三代直道之存”的歸屬意義[53]。同時，黃人還將“墨子之真際”媲美托爾斯泰[54]，這種潛在意義指向了人類思想的共通之處，即因適應社會需要而得以流傳的思想意識。由此，黃人認為人倫道德對社會發(fā)展極其重要，云：“天演競爭，強弱智愚之優(yōu)劣界已將過渡而入于大德役小德、大賢役小賢之地位。故雖虎狼之俄王，而亦欲與弭兵會”，若無道德之規(guī)范，后果不堪設想；故而，“西方之有遠識者，亦頗服膺我國之舊倫理”。從這個意義講，黃人認為儒、墨兩家必有成為“全球宗教、教育、政治之一日”，認為原生態(tài)儒家、道家教義較于西方的思想，更符合中國實情。[55]因此，黃人強調“求新法，不如整理舊法”，實乃“舊法”包含著黎民百姓共同遵守的“德禮”，更適合當時的實情。這些意見歸根結底在于，黃人對傳統(tǒng)倫理道德之于保持社會穩(wěn)定、消解世人困頓心理等方面的作用的肯定。
不過，黃人主張恢復的原生態(tài)儒、道家教義是在與西學進行比較的視野下進行的。因此，黃人在恢復原生態(tài)儒道教義的過程中，已加入某些西學方面的思想意識。這種恢復的具體操作與單純主張恪守傳統(tǒng)、恪守原生態(tài)儒家教義的做法，則有所不同。它亦不屬于“保守國粹主義者”的作為，——如《中國文學史》針對當時青年學生對待中西之學時出現的“厭家雞而愛野鶩”等情形，批道：“抱保守國粹主義者往往相對太息，謂吾國青年學生，厭家雞而愛野鶩之習牢不可破，而未審此所謂家雞者，其風味果足以供人饜飫否也”，知黃人不喜固守，亦惡全盤西化，而主張隨時而動、中西之學兼通并重，略含“致用”之意。[56]導致黃人出現這種思想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對中國舊有學術能真正達到“理解之同情”的境界。此中精髓，為林傳甲難以望其項背的。試舉一例以言說。黃人曾說：
今日科學雖已發(fā)明，其腦中遺傳迷信之性質，終不能盡去；且誠信與迷信之界限，實際上亦不能分析。信宗教者固為迷信，信科學、哲學者，亦未始非迷信也。蓋現在之所謂迷信者，在過去時代固為誠信矣；則至未來時代，今歲為誠信者，安見不仍為迷信乎？故挾此術者，正利用此迷信之心力以見功也。[57]
在黃人看來，社會及思想變遷不斷“進化”，但各種思想與其所存的時代則有合理存在之一面，故其云“現在之所謂迷信者，在過去時代固為誠信矣”；即使現今為先進者亦可能變?yōu)槲磥硎澜绲淖璧K者，——某某家之“誠信”則可能變?yōu)槲磥硎澜缰懊孕拧?。正是“誠信”與“迷信”的界限難以截然分離，黃人才主張予以深刻“理解”，而后方能“同情”其存在的必然。因此，黃人盡管接受西學思想，卻肯定中國固有學術之于社會發(fā)展的合理一面，此為黃人撰寫《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思想。[58]
林傳甲（1877～1922），曾于1896年創(chuàng)辦湖北時務學堂，后又創(chuàng)辦衡州時務學堂、常寧時務學堂，頗受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學政柯劭忞的賞識，并曾赴長沙任教。這期間，因目睹清廷的無能而主張改良，常發(fā)闊論抨擊時弊。之后，林傳甲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會福建應試（此年補行庚子、辛丑年并科鄉(xiāng)試）；1904年，經嚴復推薦，被聘為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編《中國文學史》；1905年揀選廣西知縣，并赴東京考察政治與教育現狀；1906年，調任黑龍江辦學，民國四年（1915）南歸[59]。林傳甲興辦教育、撰修方志，實為“明匹夫之責日”[60]，故其自勉聯云：“萬卷圖書益人神智，幾枝禿筆供我指揮?！绷謧骷字鲝埜牧?，尤其是任教京師大學堂前，其主張與張之洞等人較為接近，因此，林傳甲必然完全踐行《章程》旨意編纂中國文學史。這是其自身責任感使然及由此延伸的推崇文治教化之自律行為的表現。江紹銓于光緒甲辰（1904）作《中國文學史序》時，曾說：“林子所為非專家書，而教科書，固將詔之后進，頒之學官，以備海內言教育者討論焉。其不可以過自珍秘者，體裁則然也?！?sup>[61]此處言“詔之后進，頒之學官”，就道出林傳甲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動機與“后進”及“學官”緊密相關，可見，林傳甲編纂《中國文學史》時灌注了其強烈的責任感?！皞浜妊越逃哂懻摗保瑒t是林傳甲治學嚴謹的自律行為的體現。
可見，黃人、林傳甲恪守各《章程》的精神及其具體的內容設置，實因各《章程》的精神與他們的追求相合拍。不過，這種合拍的重要前提在于林傳甲、黃人因生活于科舉廢制的前后，對科舉的利弊有著切身體會。一方面，兩人均諳熟科舉制藝。1902年，林傳甲參加鄉(xiāng)試時，該試共計含論、策、書義、五經義等13題，而林傳甲高中第一名舉人，為解元；是知林傳甲諳熟四書五經、諸子文章、詞章制藝等。黃人雖多次應舉不第，其早年入私塾問學于秦鴻文，習制藝用文，對經史子集之學多有發(fā)明。正是二人曾將此道奉為圭臬，故對含有過渡廢止科舉之用的各《章程》學科設置及其個中精義，領悟深切，以至編纂起文字、音韻、金石、諸子之學等講義內容時，如此得心應手，信手拈來。[62]另一方面，科舉廢制之后，彼時士人多有所徘徊。而林傳甲、黃人顯然皆深刻意識到由此而帶來的諸多不良社會影響與思想困頓之處。因此，林傳甲力主教育、修方志以期緩解時人的人心道德淪喪之局面。而黃人則因落第的切膚之痛，曾出現過短暫的精神困頓期，對廢制后果的體認較林傳甲來得強烈；而后黃人任教東吳大學，廣泛接觸西學知識，但最終回歸原生態(tài)儒家教義以批判彌漫于當時的駁雜的衍生態(tài)儒家教義，這種思想轉變很大程度歸因于彼時科舉的廢制?？梢姡謧骷?、黃人對科舉廢制對于彼時士人精神困頓、價值取向，乃至動搖舊學根本的影響，多有思索。執(zhí)行各《章程》的旨意，從某種意義講，就是他們熟稔舊學之認同感使然，并由此萌生“保存國粹”的舉動。可以說，這兩部文學史將“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文體”“各種紀事本末”等課程編入《中國文學門》的最大原因在于，編纂者對維持社會“人倫道德”“保存國粹”、教育“致用”等深切認同所產生的責任感使然。這種學術發(fā)展實情，遠非今人強調的彼時進行“新”“舊”學術體系對接時而引發(fā)矛盾之表象這般簡單。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引入笹川種郎《歷朝文學史》，而干脆不提“文學”定義，直依各《章程》而撰；黃人《中國文學史》雖列太田善男《文學概論》中有關“文學”定義，對“文學”論述卻大體依“中國文學門”文治之意[63]。這種情況一方面表明兩人對西方文學理論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表明兩人更注重文學史所應擔當的教化意義。又如，黃人已意識到東西學術體系之間的差異性，并最終選擇部分借用西學框架體系而以中、西之思想體系相融通的做法，則是黃人預先設想編纂《中國文學史》的致用意圖所致。雖然林傳甲、黃二人的思想經歷具有若干相似之處，編纂中國文學史時亦有相似的目的意圖，這兩部文學史亦體現出若干共性特征，但這兩部文學史在具體的編纂策略、體例框架上又有諸多不同，編纂時仍有若干個性旨趣。[64]其間同中之異、異中之同的情形還是比較明顯的。
由此看來，討論中國文學史草創(chuàng)期的相關情況，更應著手于彼時的背景、編纂者目的及其所可能具備的知識體系而展開。我們反思彼時編纂中國文學史的成績時，當以彼時的情況為主，而不應將其直接納入以各種文學史理論體系為主的批評框架中?？梢哉f，1910年前的中國文學史編纂雖然作為中國文學史書寫的肇始期，但1910年前治中國文學史所遇到的諸多特殊情況，決定彼時產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只能是近代中國學術體系改良過程中所出現的典型個案。它亦不像1910年之后出現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那樣具有如此眾多的個性特征（但仍有一定個性旨趣）。此時，“純文學”體系并未成為編纂中國文學史的絕對主導，它與1910年后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雖同屬于文學史體系，卻有著本質差異?！坞x于現代學科體系之外，故應以“理解之同情”相待。
第三節(jié) 文學史視域下的“小學”編纂
既然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等著述與彼時尋求儒經復歸的學制變革及士人精神訴求的大勢存在很大關系，那么，它們所體現出來的治學路徑與彼時的學術氛圍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呢？黃人、林傳甲是如何踐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傳統(tǒng)呢？此類傳統(tǒng)又如何影響彼時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選擇呢？應當說，“小學”編纂之所以成為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重中之重，除了近代學制變革提出相應要求之外，更在于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者已充分意識到“語言”作為時人知識活動與交流情感的重要媒介，往往具有一定民族性、國家性的規(guī)范價值，能夠凝聚本民族的情感表達傾向、規(guī)范相應的話語使用習慣，以此增強對國家運行體系的熟悉度與民族認同感。對于近代中國而言，所謂“語言”，不外乎就是以文字、音韻及訓詁為主體的“小學”傳統(tǒng)。因此，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者希望通過對“小學”的強調，以便促使時人能夠了解“小學”知識與表達習慣，進而知曉“小學”傳統(tǒng)及其背后所蘊含的民族主義傾向，借機保持社會的安定、進而以一種平等的心態(tài)接受外來文化的挑戰(zhàn)，最終賦予“小學”內容具有一種超越時空所限且具有典型民族特性、國家歸屬感的“中介物”，以此踐行維系社會人倫道德的重要手段。黃人就明確指出“文學者，世界文明之一原素也；音韻者，文學之一原素也；人聲者，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為文學、音韻之一原素也”[65]，試圖以音韻及“人聲”作為探尋“世界文明”的憑借。茲基于學界非議黃人、林傳甲所編纂《中國文學史》文學觀的混雜、不符現代學術體系等情形，以及黃人、林傳甲思想與精神訴求中的客觀“實在性”等情況，茲以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所涉及的“小學”相關部分編纂為例，分兩步驟略以申述：一是，討論清季“小學”傳統(tǒng)與文學史視域下的“小學”表達之間的關系；二是，討論黃人、林傳甲治“小學”的思想及路徑對各自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影響。
一 文學史的“小學”內容如何編纂
對此，我們應先了解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對“小學”的論述。而此處指稱“小學”，主要包含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等內容，因此，這里討論的就是文字、音韻及訓詁學等“小學”內容在文學史視域中的表達。我們知道，清季“小學”的發(fā)展蔚為大觀，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經過顧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人一脈相承，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音韻學體系?！麄兞η笠砸繇崬楦_以訓詁，融通經史，遂使清季“小學”有別于前代，特征鮮明。顧炎武主張通“音”以解“經”云：因“今世之音改之”使得今人不通“三代六經”，又云：“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sup>[66]以之為治學之本。段玉裁則將顧炎武等人的治學傳統(tǒng)概括為：“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sup>[67]因此，清季治“小學”的路徑有別于宋明時期，以至于清季學者多批評宋明治學不明“音”與“韻”為小學之“經”與“緯”[68]。晚清時，經過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人的揄揚；[69]至此，以音韻為本以通“小學”、治“經”之風，遂成為學界的主流。而且，晚清學人對過于注重訓詁的宋明治學路徑，鄙薄愈甚（宋明音韻亦有發(fā)展，如《中原音韻》等，卻未成為學界主導）。比如，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十篇》云：
凡治小學，非專辨章形體，要于推尋故言，得其經脈，不明音韻，不知一字數義所由生?！w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茍失其原，巧偽斯甚。[70]
劉師培《漢宋小學異同論》亦云：
上古之時，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語，易為文字。[71]
黃侃《〈國故論衡〉贊》亦云：“嘗聞文字之本，肇于語言，形體保神，聲均是則”，力批“采音而遺其形，見彼而隱乎此”等治學情形，[72]等等。
基于這種背景，黃人講授“小學”時，亦首先批判學界治“小學”過于重考據的情形，云：“治文字者，文學之性質一變?yōu)槊佬g的性質；其稍知考據者，又不審名與字之分別，雖多所發(fā)明，而千頭萬緒，令人?；螅山袢諢o意識的文字現象，此一變也。”又說：“彼所謂韻學家、訓詁家者，雖未嘗不于音韻上妄加分別，而其所分別者，實與文字及音韻之關系上，絕無價值也?！?sup>[73]所謂“無意識的文字現象”，即為不重視音韻的形義考釋等治學路徑。據此，我們大略推知黃人強調以音韻為基而治“小學”的思想。不過，黃人對音韻之學多有獨見，非照搬彼時學界主流，而是以“人之聲音”為研讀音韻的突破口，云：“聲音者又隨時代而變，故居今世而能讀古音者蓋鮮”，認為“小學之可貴處”在于“不獨考核古今之異同”而在于對“人之聲音”的復歸。又說：
時代既遷，聲音亦漸趨于微異。其聲音之屬于語言者，既隨風氣之通塞、人事之繁簡而紛歧萬態(tài)。而在文字上，則重形不重聲、徇目而不徇耳，不似他國文字之必始于調音合韻，而后能從事于文法也。故文字發(fā)達垂數千年，至梵典西來，始有音韻之學，其初則文字自文字、音韻自音韻，一若絕無關系者。而我國文字，遂成為一種特色。據其點畫，則雖極山陬海澨，而通辨其音聲，則雖一鄉(xiāng)之中、一人之口而絕無定準。彼斤斤于音讀者，就一字而妄生分別，謂某字當讀某音，某字不當讀某音，試叩其所以然之故，及與文字有何關系之故，亦瞠目而不能答也，即強為之解，曰此古今南北之分耳。然古人所留文字，僅可接之以目，而不能接之以耳。彼講求古音家，所謂文字源流正變者，既無以母攝子，似西文上溯希、羅古音之法，但執(zhí)幾卷死書為證，而欲以今人一時之目，代齊古人數千百年之口耳，抑亦傎矣！南北音異，固也。然必能通今日之方言，始能悉前人聲音交通之故。
此文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黃人肯定音韻學，并以此作為治學之本。這種肯定的最大原因，在于黃人認為，“文學者，世界文明之一原素也；音韻者，文學之一原素也。人聲者，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為文學、音韻之一原素也?！倍奥曋鲇诟星椤?，故能表達人之情感及“精神”。因此，黃人的論述主要著眼于音韻達人“感情”的角度，認為歷史的變遷使得文字逐漸失卻達于人之聲音，進而達于“人之精神”的功能：歷史變遷及個人的思想亦往往迥異，“思想既種種不同，而其發(fā)為聲音者，亦自有別”，只有通于人的“聲音”才能明白音韻變遷，才能了解文學，乃至文明變遷。這種意見就是對章太炎所謂“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征形體”[74]的最好說明，亦是對清季“小學”治學傳統(tǒng)的發(fā)揚，進一步融合文字之形音的關系。只不過，隨著“西學東漸”的加深，晚清時期音韻學的發(fā)展較于雍、乾、道等時期而言，有其特殊之處。晚清學者逐漸引入西方的人體結構學，來討論人的“發(fā)聲機”結構以求明了“音韻”之學，利用西方的字母體系來重排漢字音韻表，故而，晚清音韻學體系較先前要來得系統(tǒng)與科學。黃人《中國文學史》就辟專節(jié)討論人體“發(fā)生機”的工作模式及對語言的影響，認為“音韻出于自然，本無區(qū)別”，關鍵在于不同地域之人的“發(fā)生機”工作模式不同而致。
其次，黃人注意到梵音的輸入對清季音韻學的影響，同時結合“希（希臘）、羅語言”的特色，注意在“東西各國相互交通”的情況下，通過比較漢語與其他語言的特點來了解中國音韻學的發(fā)展情形。黃人多次強調“吾國音韻之學直接由梵音成立”。并單列“梵音字母”一節(jié)，對其中的“元音”及“僕音”系統(tǒng)多有發(fā)明。
再次，對方言研究的重視。黃人認為“古今南北之殊，其實音由方域而異，而一方域中且互有參差，若古今之界，更無定點”，并由方言的差異特點推導出古今韻異同的原因，云：“世所謂古韻者，蓋以韻書所列之韻相較，而強為區(qū)別耳。顧韻書之分類，亦人自為說，而無一定，故談韻者愈多，而其道愈歧”，以至于“隨人隨地而成聲”。因此，考求音韻當于“地理、社會、種族、雅俗、清濁之互殊，而知其流別，而尤當臚舉古今有韻之辭，一切比較以通其變”。這種著眼于地域差別的思想，從語言發(fā)展的地域實際及其獨特性入手的求實方法，雖然帶有“實證主義”的因子，卻無疑較為精確地道出語言發(fā)展的實際情況。故而，黃人感嘆顧亭林、毛奇齡于音韻學“用力雖勤而終不能盡饜人心”。這種感嘆實際上反映出晚清學者對音韻學的認識，已達到了更深層次?？梢姡S人對方言影響音韻的強調實屬高明之見。
我們知道，方言學是音韻學的重要一環(huán)，但清季治“小學”者于此用力者甚少，除劉繼莊等少數學者外，直至章太炎著《文始》《新方言》方有所揚起。[75]而黃人能對以方言治音韻的價值予以充分考慮，頗有前瞻之明。當然，黃人認識與章太炎的合拍，并非偶然。據金鶴翀《黃慕庵家傳》云：“嘗遇章太炎于蘇州，相與講學數月，慕庵自以為弗如?！?sup>[76]陳序輪《關于黃人》亦云：“摩西少抱種族革命思想，與章太炎先生為莫逆交，太炎曾任東吳講座半年，即由摩西所聘請，終以蘇州巡撫向校長孫樂文勒索章氏，章氏乃不終席而去?！?sup>[77]錢仲聯《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文學家黃人》又說：“黃人和太炎講論學術數月，自以為不如太炎。太炎著《訄書》，倡言反清革命。清統(tǒng)治者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勾結東吳大學當局迫害太炎，解除聘請。太炎離蘇走海上，黃人繼續(xù)留在東吳任教，直到民國以后。太炎主張革命，兩人同事，朝夕晤談，黃人不能不受太炎的影響。但黃人并不像太炎那樣，直接寫政論性宣傳文章鼓吹革命，而是在商討學術、論述文學兩方面有所間接反映?！?sup>[78]1901年，章太炎任教于東吳大學，據馮自由所言：“章氏在東吳，‘掌教將一載，時以種族大義訓迪諸生，收效甚巨。有一次所出論文題目為《李自成胡林翼論》，聞者咸以為異。事聞于蘇撫恩銘，乃派員謁該校西人校長，謂有亂黨章某借該校煽惑學生作亂，要求許予逮捕。章聞警，即再避地日本’?！?sup>[79]章太炎在東吳大學極力宣傳民主與革命思想，“收效甚巨”，又與黃人為莫逆交；故而，黃人思想受啟于章太炎，亦不無可能。將黃人思想與章太炎思想進行比較，二人的思想主張的確有諸多相似之處：均徘徊于改良思想與革命行動之中，都意識到解決社會的現實危機與精神危機的重要性，皆認為保存“國粹”有利于維持人倫道德與社會穩(wěn)定，并孜孜以求。這些情況，深刻反映出彼時身處危機的有志之士，試圖尋求救國圖強的不懈努力?？梢哉f，黃人、章太炎對“小學”的強調，尤其是對“音韻”學的推崇，并保持相當一致的步調，正是基于“文字訓詁，必當普教國人”[80]的共同認識，亦是二人具有共通的精神追求的表現。
最后，基于上述認識，黃人強調“小學”應順應時代需要進行自我改造，與“今之通各國文字等”。學者“于土音之外，必當通所謂文言及各國文字者”，對“文字”諸弊力求“改良糾正”。這種改良最終目的是要求通過求于梵音、希臘、羅馬語言及方言，最終達到以文字通“人之聲音”，進而通“人之精神”的意圖。但黃人反對如“沈氏之《盛世元音》、王氏之造簡字”等“思改良”者“從歐文、東文中豪奪巧偷，改頭換面而為之”的行為，主張改良應該在對“國語語言文字、古今遠近遷流變化之故”予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
相較而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對“小學”傳統(tǒng)的書寫要簡陋得多。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此相關章節(jié)分布于前三篇，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之變遷”“古今音韻之變遷”“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它們幾乎按照《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之“說文學”“音韻學”的有關規(guī)定而略以描述，使得我們很難明確判斷林傳甲具體的“小學”主張。不過，這三篇分立于整部文學史之首，本身就足以說明林傳甲強烈推崇治文學（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主要著眼于文治之學）“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的思路。林傳甲對當時治“小學”的不正風氣進行了猛烈批評，言：
今日學有根柢之士，于音韻罔不涉獵，其未習古音者，又力疲于歐羅巴之音而不暇及此。故講義從略焉。先正專書具在，入大學堂經學、文學?？普?，庶能深究其旨焉！[81]
據此，我們略可推知林傳甲治“小學”時，當與彼時學術界的主流思想保持著一致性。林傳甲又于《古今音韻之變遷·群經音韻》中說道：
生民之初，必先有聲音而后有語言，有語言而后有文字。詩歌之作，應在書契以前。但求其音之葉，不求其文之工也?！渡袝贩怯许嵵囊病！百缰錁贰?，依永和聲，其音韻之始乎！《皋陶》《賡歌》《明良康》《喜起熙》之詞，皆韻文也。[82]
這就是對清季小學家之“上古但有語言，未有文字，語言每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事物之變換遷移謂之易，此一名也；蜥易之為物，以雙聲名之，此又一名也。未立蜥易字之前，不可謂無變易之語”[83]等觀點的肯定。又，“東西各國字母”一節(jié)的論述，最可深見林傳甲的“小學”功力及其與彼時學術界主流思想的關系。云：
今日東西各國，皆以字母為文。第一字母，東人作
，西人作A，則東西之音皆同。讀之如阿。中國清文十二字頭，第一字亦作阿。疇昔阿字，為陵阿之義，收入歌韻。今則《欽定音韻述微》，收入麻韻矣。古音麻韻之字，皆與魚、虞相從。字母出而中國始有麻韻也。阿字其天然之元音乎。日本落合直文著《言?！?，凡外來語言，皆表而異之。中國地大人繁，梵詞蠻語，古時流傳至今者，文人學士且習焉而不察也。今日東、西新名詞，侵入中國。不但文字變，言語亦變。上海有洋涇濱語，不中不西。即西人學華語而未成、華人學西語而未成者所組織也。此亦文字大同之始基也。日本字母，出于中華。泰西字母，皆源于羅馬。中國一字，日本并合數字母而始成。英、法、德、俄用羅馬字母，而并法各異。且英、美同文，而言語微歧。法比同文，而言語微歧。德意志各聯邦，文字同而言語微歧。他日世界大同，歐洲列邦必同用羅馬古文，亞洲列邦必同用中國漢文?；蛎~皆定為漢字，而以字母綰合其間，東西人皆可讀。而交通之機，庶無阻滯也。[84]
需要注意的是，林傳甲亦認為中西語言具有互通的可能。林傳甲強調漢字可成為國際通行之語言的原因，除開政治意圖等影響因素外，這種意見已深刻反映出林傳甲對漢字音韻及言語系統(tǒng)的認可，同時，其亦注意到漢字系統(tǒng)自我改造與改良的不可避免。又如，《修辭當知顛倒成文法》云：“與其習西人辨學、東人論理學，何若取《論語》二十篇，實力研究之，以折衷萬國之公理乎。又有顛倒成文而意不變者，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推之《大學》之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皆顛倒而意不變也。初學此意，宜仿之云。文學者，開通民智者也，又顛倒其辭云：開通民智者文學也。如此解法，初學當有無數觸發(fā)矣。此類論辨，東、西人皆作圈，留心辨學者，自能會通?！?sup>[85]據此可知，林傳甲所謂“會通者”，頗有留心東（指日本）、西（指歐美）之學而保留傳統(tǒng)精髓之意，亦即會通東、西與恪守傳統(tǒng)精髓并重之意。
由此看來，黃人、林傳甲均強調音韻為“小學”根基，注重“小學”對研讀文學的重要性。同時，皆認為研治“小學”應當與時俱進，強調應對中國舊有學術體系的自我改造。出現這種思想的原因，大致有數端：一是，近代學制變革即為適應政治、社會的發(fā)展需求，各《章程》明確要求對學者可以參考日本《中國文學史》《中國法制史》、西方譯本等同類教材，“斟酌采用”，[86]這就向彼時學者釋放了向西方學術靠攏或借鑒的信息。二是，盡管黃人、林傳甲對中國固有之學多有研究，主張鞏固舊時人倫道德，但他們同時具有豐富的西學知識，對西學的了解已達到較深程度。因此，他們亦主張與時俱進，改造中國固有之學。只不過這里存在“體”與“用”的區(qū)別而已。三是，晚清“小學”領域自我調節(jié)的情形頗為突出，黃人、林傳甲的主張僅僅是中國學術“窮則思變”的自我調節(jié)體系在編纂中國文學史領域中的具體表現罷了。
二 “小學”內容對黃人、林傳甲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影響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將對上述“小學”內容及其實踐路徑如何對編纂中國文學史產生影響等問題，略以述說。
首先，簡述“小學”內容對編纂中國文學史之思路所產生的影響。清季“小學”家往往強調語言“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也重于文字（戴震）；“上古之時，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語，易為文字”（劉師培），學界遂奉為圭臬。具有“小學”功底的黃人、林傳甲等人充分接受這種思想，并以此作為組織中國文學史源頭書寫的指導。黃人《中國文學史》曾說：
文學以文字為成分，則必謂有文字而后有文學矣。殊不知文學之名目，雖立于有文字之后，而文學之性質，早具于無文字之先。何則？文學之位置最高者，莫如哲言；文學之部分最廣者，莫如詩歌。此二者，在未有書契以前，久已潛行社會。即文字界已經開辟，而芻蕘所采，輶軒所陳，皆由不知文字之人而來，以文字表之，固謂之文學。然文字不過為其模型，安有模型為文學，而真象反非為文學者？故欲知文學之真際，當求之未有文字以前。且拘牽于文字，反易渙文學之真精神?！|言之，則文學為主，而文字為役；文學為形，而文字為影；文學為靈魂，而文字為軀殼。離絕文字，固不能見文學；瞻徇文字，亦不足為文學。[87]
這里的“文學”不是“純文學”的概念內涵與價值指向所能包容的，亦非指代文治，而是人類文明的代名詞。而求“文學之真際”于文字發(fā)生之前，即包括探尋人類之歷史、思想等方面的變遷。這也是黃人所強調的達“人之精神”的最本質要求，并以之為潛行于社會的“真際”。在這種思想作用下，黃人《中國文學史》在《上世文學史》中辟《文學之胚胎》專節(jié)，著重討論“詩歌”“神話”及“格言”等文字發(fā)生之前的文學。盡管后兩種文學體裁分類借鑒了西方文藝理論，但黃人對這兩種分類的認同與引用，顯然是基于上述思想而展開的。故而，《文字之母》一節(jié)又說：
歌謠為文學之初祖，為言語發(fā)達之一種，所以表絕對的感情者也，而文字中之有聲音而無意義者，大半出于歌謠，通常如“兮”“乎”“耶”“只”“猗”之類，特別者如“妃”“呼”“豨”之類。[88]
可見，黃人對歌謠的認可，就是對“詩歌”“神話”及“格言”于文字產生之前達“人之精神”的表達。應當說，這里的歌謠指代的是與“神話”“格言”并列的“詩歌”，故而，《文學之胚胎》又說：“古之文學大約分為四類：一為詩歌（出于謠諺）；一為神話（為歷史所本）；一為格言（箴銘所本）；而研究自然之學，發(fā)達甚早，其撰述亦頗可觀，且深含哲理（吾國自然學所以不進步者，以偏于哲理而缺乏科學性質）?！?sup>[89]據此文及“文學之胚胎”的相關論述，知黃人對“六經”形成前的歷史文化的探索，系根植于文字產生以前的文學“真際”，與“純文學”理論無關。大略而言，上述“小學”思想對黃人《中國文學史》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對文學之起源、文學探討的內涵乃至文學史觀等方面，更是影響黃人對中國文學發(fā)展過程與文學史意義的評價尺度。
而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亦將文學肇始延伸到“書契發(fā)生之前”，云：“凡后世民生日用之器，皆古人艱難締造以成之”，并認為書契的締造與“八卦”及《易經》緊密相關，“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90]盡管林傳甲未曾詳細展開，但這種思想蘊含的“小學”因子，足見頗濃。無獨有偶，劉師培曾于《經學教科書》（下篇）討論《易經》與中國學術的關系時，其中一項就是論述《易經》與文字的關系，認為：“《易經》一書，上古之時，以之代字典之用”，認為象形文字起于“八卦”；又說“卦名之字僅有右旁之聲，為字母之鼻祖”；而“字義寓于卦名，即以卦名代字義，為后世訓詁學之鼻祖”。[91]可見，“小學”治學思路與范式對時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及方法論均產生過不可估量的影響，它對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影響亦顯而易見。
其次，突出治學當重音韻、進而強調文字達“人之情感”之路徑應當成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重點。這種影響的最大表現是，強調文學對“人之情感”與“人之精神”的反映。上文已述及，黃人等人推崇通過音韻治小學，進而注重達“人之聲音”。而因“聲之出于情感”而關注“人之聲音”與“人之情感”的關系，最后強調對“人之精神”的表達。在這種認識的主導下，黃人下結論說：“人聲音者，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為文學、音韻之一原素?！币蚨?，黃人《中國文學史》論述的重點之一，即強調文學如何從“政治權、宗教權、教育權”的壓制中一步步實現對“人之精神”的表達。不過，這里對“人之精神”的強調是以原生態(tài)儒家教義為根，同時吸納了西方平等、自由等思想熔鑄而成的，帶有某些西方文藝理論的影子；但“小學”思想帶來的影響，亦不可忽視。由于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黃人《中國文學史》產生的原因及目的略有不同，故而，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對這方面的表達較少，僅于第五篇“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為文章之本”中略有涉及；且闡述得模棱兩可，無法進行深入分析。
同時，由重視“小學”內容而延伸的，促使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必然會對韻文文學即詞章之學，多有關注。如黃人《中國文學史》在《音韻》一節(jié)中，即用大量篇幅討論“詞韻”“詩韻”“曲韻”及它們之間的異同，側重點大略為詞章之學與“人之情感”“人之精神”的關系；其所展開的具體論述亦如此，如《文學全盛中期》對屈原的評價：“熔天文、地理、人文”以“成一代之才”，以“靈均為開辟窮愁著作世界之元祖”；又說“內則有上官、子蘭、鄭袖之徒，迫至于憔悴憂傷之境；外則有奇鬼游魅種種靈怪，相逢于蕭間寂寞之中，故能破天荒，而別成一家（《三百篇》系總集，韻語之有專集，自屈始），遂開禹甸詞章之派”。[92]需要指出的，這里對“情”的表達與古代文論所強調的“情”緊密相關，均是對儒家中庸之義的強調；同時又加入許多新成分，比如認可西方平等、自由的思想所體現出來的自然而純真的本能之情、本根之情及本真之情等。這時候，黃人對“人之情感”的追逐已不再局限于價值觀視域，更多是一種思維方式延續(xù)的反應?！湓搭^就是“小學”思想。這與劉師培《文說·析字篇》所說：“自古詞章，導源小學。蓋文章之體，奇偶相參，則侔色揣稱，研句練詞，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故訓詁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93]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梢哉f，“小學”思想對黃、林二氏的影響已深入他們的思想深處，不知不覺地影響他們對文學史的編纂。
再次，重視文學的地域性差別及書寫重點。晚清時期學界注意研究方言，實與彼時地理學的興盛關系頗為緊密。中國地理學本為歷史附庸，這種情況直至晚清時期才有所好轉。晚清地理學興盛于“西學東漸”激蕩的背景下，伴隨西方地理學著作大量入傳而形成了諸多新的學術方法與理論體系，更主要的是晚清時期治地理者大多“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邊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則初期致用之精神漸次復活”[94]。因此，盡管推動晚清地理學發(fā)展的原因錯綜復雜，地理學所帶來的影響亦無法三言兩語說清，但它對當時學者某些觀念的觸動及帶來的影響，如宇宙觀、時局觀等，是十分深遠的。這已成為當時學界的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彼時掀起了一股撰修“方志”熱潮，對方言的研究亦與此有關。這些背景對治文史者的最大觸動在于，促使他們關注學術的地域差別。彼時學界關注學術地域性特征者，亦不在少數。典型者，莫若劉師培。劉師培于《國粹學報》（1905年）第二、六、七、九期連載《南北學派不同論》，明確指出“三代之時，學術于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后，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后”，之后劉師培分析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大略有二：北方戰(zhàn)亂，生民南遷，“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又說：“古代之時，北方之地，水利普興，殷富之區(qū)，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啟，文學易輸。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為民田。而荊、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輸，人文蔚起，迄于南海而不衰。”故而，劉師培總結古今南北學術異同時，指出：“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于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于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fā)源之區(qū)也?！眲熍嘤謴闹T子學、經學、理學、考證學、文學諸類學分而言之，如評南北考據學差異為：“南人簡約，得其菁英；北人深蕪，窮其支葉?！?sup>[95]而后，劉師培更是開辟專文《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再次申述，批判彼時學界認為南北學術的不同“只六朝時代為然”[96]等觀點。檢視劉師培的觀點，我們知道晚清學者的地理空間觀逐漸帶有全局性，即注意到學術于不同時期的發(fā)展動態(tài)存有地域差異之一面，將地域觀念融入“進化論”思想而導出地域差異自古而然的認識。如劉師培認為南北環(huán)境的變遷一直衍變進行，不同時期的南北學術差異并不盡相同。
在這種背景下，既已重視方言研究、對“進化論”有較深認識的黃人，必然會重視對文學地域差異的探討。黃人在《分論·文學全盛中期》中，曾設“南方文學”與“秦之文學”專節(jié)討論漢代之前文學發(fā)展的地域差異。[97]此舉足以說明黃人對地域文學的觀照態(tài)度。因為黃人的此類認識非茍同將魏晉南北朝學術之南北差異作為差異源頭的通常做法，而是將之推溯到文明發(fā)生的早期，對地域文學的認識已達到較深程度。比如，《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全盛中期·南方文學》云：
戰(zhàn)國以前，風流博雅之彥，多產于北方，其號為能讀典墳丘索者，僅有倚相耳。西方諸國，荊楚為雄長，自鬻熊立國，以至篳藍開基，實未臣服于周。姬氏冊府，雖列之五等，楚未嘗受地（大約與《明史》所記封豐城秀吉為王相似），觀詩傳所記，懲荊舒盡諸姬，及首稱王號，其雄略可見?！翍?zhàn)國則奄有吳、楚，北及齊、魯，幾占領中國本部之半，又不幸而忽亡于嬴氏。然三戶謳思，江東一旅，卒踣秦鹿。其開國之規(guī)模宏遠，立國之根基鞏固。政界之元公，學界、文界之孔子，皆不得系屬之。故國民之思想，亦高出于北方。若吳、若越，當其盛時，兵革之眾，雖與楚勢均力敵，而文學之壇坫，則無敢登者（雖有子游以文學名，然系北學派）。且北方學者，雖高如儒、墨，其立說必曲附先王，其陳義必隱于世主。南風獨競，前有老氏之學，上法自然，舉堯、舜、三王之糠秕塵垢，簸揚一空；后則有屈、景之徒，寄神思于九天、九淵，吹噓數百年，拘攣枯腐之心花意蕊，而活動其自由。故楚辭一體，在周、秦諸子中為創(chuàng)的，而非因的；為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其與道家言，正如西方鄂謨名篇、猶太圣典，為宇宙中對峙之大文。而詞章一門，由此始成閥閱。[98]
這種從地域差異來論述南北文學異同的思路與劉師培相通?！m與晚清地理學的興盛有關，但黃人對這種地域差異性的認同當是在繼承中國固有學術傳統(tǒng)的基礎上形成的，屬于批判式吸收的范疇。這與重視“小學”傳統(tǒng)，乃至重視中國固有之學的思想相一致。
而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古今音韻之變遷·三合音》亦云：
中國文字，應習者凡五種文字。中原志士，僅知其一，不知其二焉?！洞髮W堂章程》“中國文學門”未嘗及此。今因論三合音類及之。他日大學成，增設滿、蒙、回、藏文字，造成邊帥之才。傳甲愿為建議之人焉。[99]
又，《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方言之訓詁名義變遷最繁》亦云：
《方言》之三卷，“薦”字、“斟”字，采及朝鮮。今雖同文已自立而見屈于強鄰矣。然中國舊屬琉球、越南讀漢文而生異義、造新字者，尚無專書可考也。[100]
盡管林傳甲的本意在于強調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文體變遷”及其所體現出來的“致用”意圖，但此處所言亦可說明林傳甲對各地方言之搜羅整理、民族語言等情況的關注，從而重視各種“文體”的地域性差別。
最后，因強調“小學”應自我改造之思路延伸而來，強調文學發(fā)展應隨時代需要而不斷進行自我改造?？梢哉f，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均強調文學的衍變及其體系建構應進行自我改造，且以黃人《中國文學史》尤為突出。黃人《中國文學史》在提出“小學”應進行“改良”時，就明確反對“豪奪巧偷、改頭換面”等生搬硬套的做法，主張應在深入研究“國語語言文字、古今遠近遷流變化之故”的基礎上進行。在黃人看來，“有一代之政教風尚，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101]，因“文學史之與興衰治亂因緣”，故而，中國文學史的編纂應與歷代文治保持一致。晚清動蕩的時局，使得當時文治不堪之狀況勝過往常，這就導致黃人產生緊迫的現實危機感。故而，黃人于《中國文學史·總論·文學史之效用》中感嘆道：
夷人之國滅人之種者，必先夷滅其言語文字。夫國而有語言文字，此其國必不劣，而國亦有待之而立者，故夷滅之恐不及也。[102]
據此，黃人認為適應時局、借鑒“西學”以改良中國學術，已無法避免。由于黃人本人掌握諸如世界史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音樂、教育學、倫理學、外國文學等眾多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及包括算學、幾何、代數、熱學、聲學、力學、天文學、地文學、地震學、地質學、礦物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在內的眾多自然科學知識，對“西學”的認識達到較高層次。在這個基礎上，黃人將這種認識與要求恢復儒家人倫道德、改良固有學術的意圖相融合后，使得其編纂中國文學史時，就大量引入如生物學（進化論）、數學（幾何主義）及力學（牛頓主義）等近代科學思潮及平等、自由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以此嘗試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進行改良。[103]雖然最終結果略微偏向西化——“西學”思想不僅深深影響黃人《中國文學史》的文學史觀、認識論及方法論的形成，而且成為黃人《中國文學史》體例安排、材料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但這僅是對“中體”與“西用”的把握尺度出現偏差而已?？偟膩碚f，黃人《中國文學史》大體踐行著黃人所主張的學術自我改良的愿望。
要之，近代學制變革對新式學堂教育造成了巨大影響，從而影響近代學術的變遷，進而影響《高等學堂章程》等章程的設置。而各《章程》的設置既含有“致用”意圖，亦是實現因廢除科舉而致學子無所適從的情形向維持社會穩(wěn)定過渡的一種安撫性措施，故而，強調對中國固有之學進行改良以適應時代發(fā)展之需。彼時學士尋求儒經復歸的精神訴求之大勢，使得他們的追求與各《章程》的意圖相合拍。在這種背景下，林傳甲、黃人等參考各《章程》旨意而編纂中國文學史，盡管對各《章程》踐行的程度略有差別，但二者均表達了對中國固有之學的認同感，并由此萌生了“保存國粹”等舉動。因此，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均將“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文體”“各種紀事本末”等傳統(tǒng)學術編入文學史中。它們所體現出來的治學路徑與當時學術氛圍保持著極大的一致性，是踐行“依自不依他”文化傳統(tǒng)的外在化體現。尤其是，這兩部文學史對“小學”治學的突出，強調以音韻為基而治“小學”、重視方言研究、強調“小學”傳統(tǒng)應與“今之各國文字等”相通以順應時代的自我改造等思想，幾乎左右著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尤其是，黃人《中國文學史》對“文學者，世界文明之一原素也；音韻者，文學之一原素也。人聲者為世界文明之一原素，而又為文學音韻之一原素”，“聲之出于感情”能表達人之“精神”等思想的書寫，表現得尤為強烈。這種思想對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小學”思想深刻影響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的歷史觀、價值觀及方法論。同時，強調治學重音韻進而對文字達“人之情感”之路徑的設置，成為彼時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重點；而重視對文學的地域性差別、強調學術發(fā)展應隨時代需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等內容，均是彼時重視“小學”傳統(tǒng)的外在化表現。
基于上文所述，檢視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過程，我們更應從彼時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背景中，予以合理觀照。同時，還應辯證地看待中國文學史撰寫的早期過程，矯正我們論述的出發(fā)點與立足點。對此加以梳理的最大意義在于，文學史的書寫不管采用何種視角、以何種文藝理論為主導，其與中國傳統(tǒng)學術之間的緊密關系都是文學史書寫的重中之重，亦是書寫的難點。20世紀初期治文學史學者的這種努力，深刻影響著近代中國學術變遷的趨勢，無疑應引起當下反思文學史、重編文學史的學者的重視，以便揚長避短。
[1] 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系發(fā)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第139～149頁。
[2]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1頁。
[3]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64頁。
[4]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233～234頁。
[5]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2頁。
[6]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2頁。
[7]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3頁。
[8]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1～61頁。
[9] 有關《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如何踐行“教育致用”之圖，詳見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系發(fā)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第139～149頁）一文。
[10]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33頁。
[11]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頁。
[12]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頁。
[1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七），中華書局，1988，第38頁。
[14]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諭》，載《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一八），臺灣新文豐出版社，1978。
[15] 孫家鼐：《奏大學堂開辦情形折》，載《京師大學堂資料匯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第71～72頁。
[16]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6頁。
[17]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7頁。
[18]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30～533頁。
[19]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31頁。
[20]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235頁。
[21] 梁景和《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論辯》一書的下篇《革命與改良的論戰(zhàn)》（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對史學界有關近代史上的改良與革命之間的論爭有詳述，可參看。
[22] 章太炎：《訄書》（重訂本），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35頁。
[23] 章太炎：《訄書》（重訂本），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54～160頁。
[24]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四部備要本。
[25] 如章太炎《致梁啟超書》云：“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fā)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強調“通史”對“進化”及“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的特殊作用。（載《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第167～168頁。）
[26] 此語出自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之《與人書（八）》《與人書（二十五）》，言清初為學之意，盡管清中葉以降，因政統(tǒng)之變化，學者為學逐漸轉向“為治學而治”，但晚清特殊的時局，有志之士為學逐漸回歸“明道”“救世”之圖，1900年以降尤甚。二者在精神實質上是相通的，故此借用以概晚清之學術。
[27] 張之洞：《勸學篇》，載《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08～9709頁。
[28] 張之洞：《勸學篇》，載《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48～9749頁。
[29]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42頁。
[30]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42頁。
[31]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0～351頁。
[3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217頁。
[33]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7頁。
[34] 張之洞：《勸學篇》，載《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49～9751頁。
[35]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527頁。
[36]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頁。
[37]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頁。
[38]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93～494頁。
[39]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1頁。
[40] 案：對黃人《中國文學史》與各《章程》及西方理論的關系，詳見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系發(fā)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近代科學思潮與黃人〈中國文學史〉之編纂》［《中國語文學論集（韓國）》2011年4月第67號］、《有關黃人研究的若干意見》（《江蘇電視廣播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對近百年來黃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反思》［《漢學研究通訊（臺灣）》第29卷第4期］等文的相關論述。
[41]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621頁。
[42]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04頁。
[43]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08頁。
[44]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20～9721頁。
[45] 姚中秋、閆恒選編《現代中國通識教育經典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第26頁。
[46] 丁晏：《邵位西遺文序》，同治四年浙江書局刊本。
[47] 邵懿辰：《孝子王立齋先生傳》，載《邵位西遺文》，同治四年浙江書局刊本，第46頁。
[48] 劉逢祿：《釋內事例》，載《劉禮部集》（卷四），光緒十八年延暉承慶堂重刻本。
[49]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載《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92～395頁。
[50] 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25頁。
[51] 詳見時萌《黃摩西行年與著作略考》（《文教資料》1992年第2期）、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黃摩西年表》（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黃鈞達《黃人年譜（摘編）》（《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及溫慶新《黃人〈年表〉三種訂正》（《書品》2012年第5期）等文。
[52]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上世文學史·文學之胚胎》，國學扶輪社，1911。
[53]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之全盛期·六經·〈詩〉之文學》，國學扶輪社，1911。
[54]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墨家·墨子》，國學扶輪社，1911。
[55]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墨家·墨子·〈墨子〉大旨》，國學扶輪社，1911。
[56]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之起源·文典》，國學扶輪社，1911。
[57]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字之起源·書契之說》，國學扶輪社，1911。
[58] 案：參見本書第二章“古典目錄學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第三章“‘外來經驗’、古典目錄學的雜糅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及第五章“個性旨趣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的相關論述。
[59] 王桂云：《林傳甲以修志為己任》，福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福州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福建政協出版社，2007，第237～250頁。
[60] 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教育廳出版，1921。
[61]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序》，武林謀新室，1910，第1頁。
[62] 案：江紹銓光緒甲辰（1904）作《中國文學史序》云：“（林氏）甲辰夏五月以來，京師主大學國文席，與余同舍居。每見其奮筆疾書，日率千數百字，不四閱月，《中國文學史》十六篇已殺青矣。吁亦偉哉?！敝謧骷變H用數月時間即草成初稿，若非深諳此道及深切體認各《章程》的精髓者，恐不能為之。黃人《中國文學史》雖動筆于1904年，至1909年始方完稿（為未定稿），但黃人《中國文學史》體積龐大，弘制規(guī)模，百萬余字，平均分制，每天撰近千字，編纂速度亦屬較為快速。
[63] 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系發(fā)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第139～149頁。
[64] 案：具體差異，參見本書第五章“個性旨趣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的相關論述。
[65]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之起源·音韻》，國學扶輪社，1911。
[66]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載《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83，第69～73頁。
[67] 段玉裁：《王懷祖廣雅注序》，載《段玉裁遺書》（下冊），臺北大化書局，1997，第1084頁。
[68]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載《戴東原先生集》，安徽叢書本。
[69] 案：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1909）云：“近所與學子討論者，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外亦兼講釋典。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保R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36～137頁。）知章太炎對音韻與語言之于治學的重要性，多有宣傳。劉師培、黃侃等人無不受到章太炎的影響。
[70]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頁。
[71] 劉師培撰，朱維錚編《劉師培辛亥革命前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第425頁。
[72] 黃侃：《〈國故論衡〉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頁。
[73] 案：本節(jié)所引黃人的論斷，均出自《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之起源·文字之起源》（國學扶輪社，1911），除有必要，不再一一注明。
[74]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3頁。
[75] 案，《新方言》原載《國粹學報》戊申年第1～6號（1908年），是章太炎系統(tǒng)討論方言價值的扛鼎之作。
[76] 黃人著，江慶柏、曹培根整理《黃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365頁。
[77] 時萌：《曾樸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第275頁。
[78] 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齊魯書社，1983，第106頁。
[79]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載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第121～122頁。
[80]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3頁。
[81]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26頁。
[82]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13～14頁。案：林傳甲《古今音韻之變遷·群經音韻》的相關內容與錢基博《經學通志》“小學志第七”幾乎完全相同。
[83] 戴震：《易彖象三字皆六書之假借》，載《戴東原先生集》，安徽叢書本。
[84]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23～24頁。
[85]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63頁。
[86] 詳見《高等學堂章程》，載《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46頁。
[87] 黃人：《中國文學史·略論·文學之起源》，國學扶輪社，1911。
[88]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之起源·文字之起源·文字之母》，國學扶輪社，1911。
[89]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上世文學史·文學之胚胎》，國學扶輪社，1911。
[90]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2頁。
[91]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廣陵書社，2013，第91～92頁。
[92]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上世文學史·文學全盛中期·南方文學》，國學扶輪社，1911。
[93] 劉師培：《文說》，載《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南氏校印本，1997，第701頁。
[9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352頁。
[95] 劉師培撰，朱維錚編《劉師培辛亥革命前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第369～408頁。
[96] 劉師培著，羅常培述《漢魏六朝專家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53～154頁。
[97] 黃人在《中國文學史·略論·文學華離期》中，曾指出：“文治之進化，非直線性，而為不規(guī)則之螺旋形。蓋一線之進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軌。故歷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卻者，又中止者，又循環(huán)者，及細審之，其范圍必擴大一層，其為進化一也?！奔词敲髯C。
[98]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文學全盛中期·南方文學·〈楚辭〉》，國學扶輪社，1911。
[99]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23頁。
[100]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武林謀新室，1910，第30頁。
[101] 黃人：《國朝文匯·序》，載《黃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290頁。
[102]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文學之效用》，國學扶輪社，1911。
[103] 溫慶新：《近代科學思潮與黃人〈中國文學史〉之編纂》，《中國語文學論集（韓國）》2011年4月第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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