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一
在二十世紀的百年中，中國社會似乎一直在改良與革命、保守與激進之間震蕩。政治上的分化，逐漸形成了左右兩翼的格局，第三種勢力向來不具有彌合兩極的能力，這樣的結果是，實際上不存在第三條道路。左右兩種勢力對立激烈，常常使兩派及外圍的人，忘記了真正的目標應該是什么。中國的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認有一個超乎左右之上的目標，那就是共和理想：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繁榮、富強、文明的國家。這是當初推翻滿清皇帝、建立民國的初衷，也是三千年帝制終結后中國政治的新生。這一目標，無論改良還是革命，無論保守抑或激進，皆達成共識，它是全體國人的共同目標。那么，實現(xiàn)此一目標，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超乎左右之上的政治。
章太炎是民國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一生忠于建立民國的初衷，魯迅晚年重提章太炎一九〇七年發(fā)表在《民報》上的《中華民國解》，重申它是中華民國的來源，這是魯迅臨終之前極其明確而至關重要的政治表態(tài)。魯迅一生的奮斗和努力，文藝樹人，改造國民性，皆可視作這一超乎左右之上的廣義的政治運動。
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中國民眾的政治覺醒，這一政治，是共和理想下的大政治，超乎黨派之上的全民政治。魯迅雖未作過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但在表達這一政治理想愿景上，他是最堅定的一位。昔日的戰(zhàn)友分化了，陳獨秀、李大釗等向左，胡適、傅斯年等向右，魯迅直至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仍難辨其左右。一九二八年他受到創(chuàng)造社馮乃超、成仿吾、錢杏邨（阿英）、李初梨、郭沫若等左傾文人的猛烈攻擊，這些攻擊者將魯迅和周作人、陳源、徐志摩、劉半農(nóng)、葉圣陶、郁達夫、張資平等放在一起，視作一類——反動的老作家。這些老作家除了魯迅之外，大多沒有出來應戰(zhàn)。
一個右傾的“封建馀孽”的魯迅易于了解，一個加入“左聯(lián)”反抗現(xiàn)政權的魯迅易于了解，一個主張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魯迅易于了解。真正立異的魯迅，不易了解。
立異的魯迅，是新價值的創(chuàng)立者。他的生命本位主義、兒童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對于言論自由的不懈追求，在中國文化中均是嶄新的理念。魯迅在當代社會的位重名高與他所創(chuàng)立的新價值之被遮蔽與排斥，事實上已然說明魯迅遭受的誤解和被權勢利用的尷尬處境。一種新價值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獲得普遍認同，是困難的事。
二
一九二六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社會各界曾經(jīng)寄予厚望，但主其事者卻沒有忠于民國的政治理想。北伐過后的國民黨，接下來的“清黨”，逼出一個把自己武裝起來的反對派。魯迅對國民黨的厭惡，即由于清黨，他說：“我一生中從未見過有這么殺人的?！睆囊痪哦吣昶?，黨國建立，民國即亡。這是章太炎的看法，他遂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到了一九三六年，日寇的全面入侵已箭在弦上，連黨國恐也難以保全了。八年抗戰(zhàn)，帶來歷史的轉(zhuǎn)機，左右兩翼由實力懸殊而發(fā)展為實力相當，決戰(zhàn)不可避免。
魯迅晚年的左傾，過去的研究者多以為其世界觀上的轉(zhuǎn)變是內(nèi)因，從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固然有跡可循，但國民黨政權壓制言論自由、禁錮思想的做法，事實上對魯迅起到了逼上梁山的作用。魯迅確是反對派的同路人，雖然兩者目標卻未必一致。魯迅渴望的是黨國之前的民國理念。
魯迅與“左聯(lián)”的關系，是被討論得很多的話題，也許人們忽略了在“左聯(lián)”之前，“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成立，魯迅同樣是發(fā)起人之一。為此，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還“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五十一人”。這個組織發(fā)表了一個簡短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以下簡稱《宣言》）：“自由是人類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寧死。我們處在現(xiàn)在統(tǒng)治之下，竟無絲毫自由之可言！查禁書報，思想不能自由。檢查新聞，言論不能自由。封閉學校，教育讀書不能自由……”《宣言》號召：“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到自由運動大同盟組織之下來，共同奮斗?！?sup>
魯迅當然知道爭取自由的斗爭在當權者的壓制下是極端困難的，這樣的組織，宣布成立之日，往往亦是被迫解散之時，但他仍不懈地努力著。
自由運動大同盟，確有這個東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傳單時，卻升為第二名了（第一是達夫）。近來且往學校的文藝團體言說幾回，關于文學的。我本不知“運動”的人，所以凡所講演，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為大出風頭，有些人則以為十分可惡，謠諑謗罵，又紛紜起來。半生以來，所負的全是挨罵的命運，一切聽之而已，即使反將殘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一個國家需要什么價值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深思熟慮來自由選擇的，價值不是命運或機遇的安排。價值對于一個國家的公民群體有著太重要的教育和生活指導意義，因此，不能把價值當成一件只能聽由像國界或習慣這類自然或偶然因素來決定的事情。”
新文化運動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是兩種嶄新的價值，魯迅終其一生所立之“異”，所樹之“人”——一種成熟的個人觀，也是一種嶄新的價值。新價值能否在老社會中落地生根，是檢驗這個社會生機和活力的一種標準。
“五四”那代人的世界主義情懷非?？少F，那是一種世界范圍內(nèi)的見賢思齊。他們把自己在異國他鄉(xiāng)見到的任何美好的價值，皆視為自己的珍愛之物，凡鄰人所具，我無不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里的人，不僅包括本國本民族的人，亦包括一切人。
相比之下，時下的許多人，公然退守民族主義立場，甚至退守正統(tǒng)儒家的立場，退步之劇令人難以置信。在批評所謂激進主義的同時，許多人不約而同以最激進的速度和最激烈的方式回歸到最無生氣的那部分傳統(tǒng)當中。在理性層面無法解釋這一行為，他們準備訴諸“因信稱義”式的宗教信仰，甚至不惜回到“神道設教”的路上去，以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文化本位主義，成為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
“五四運動”后的半個多世紀，破舊立新、除舊布新、移風易俗成為時代潮流，和舊時代徹底決裂，曾是年輕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立場。話雖然說過了頭，但與社會的巨變是合拍的。應當質(zhì)疑的不是這一革新的路線，而是它沒有能名副其實地做到他們說過的話。破舊立新因此變成了一句空話。人們于嶄新價值的接受是自覺自愿的，而不是在權勢的壓力之下往舊事物上面貼新標簽。
今天的人們不經(jīng)過重估一切價值這個理性審視的判斷，匆忙地顛倒過去的是與非，須知整合傳統(tǒng)需要很高的鑒別力。魯迅在八十年前說過的話，可以眼前的現(xiàn)實去對照：
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分子，嘴里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飾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所謂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的知識分子，其中多少人在做粉飾自我的白蟻行為？所謂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其中又有誰流露出反抗的絕望和對自由的珍惜？大學如官府，公共言論空間變?yōu)槊麍?，古人曾有外儒?nèi)法、儒表法里的舊途徑，到了今日，自由主義和犬儒主義相表里，新左派成了民族主義的同義語，這些稱得上是中國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了。
三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聯(lián)”在上海成立，魯迅作為十二位發(fā)起人之一出席了大會，發(fā)表了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的講話（魯迅在講話開頭便說，“我以為現(xiàn)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當選為“左聯(lián)”的七名常委之一（當時他們推舉魯迅做委員長或者主席，被拒絕）。此后他多次捐款給“左聯(lián)”，出錢又出力，在“左聯(lián)五烈士”被害之后，撰寫《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qū)的血》《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等文?！白舐?lián)”的六年，恰是魯迅生命中的馀年，由于“左聯(lián)”的存在，魯迅結識了許多年少的作家和文藝活動家，馮雪峰、胡風、蕭軍、蕭紅、柔石、白莽、丁玲等，與這些人關系比較好；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條漢子”）、徐懋庸等，與這些人關系相當糟糕。瞿秋白不在此列，因為他身份特殊，是國民黨政府懸賞捉拿的要犯，曾以化名隱蔽于上海（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初），秘密參與“左聯(lián)”的實際工作，當時知曉這實情的人不多。
關于加入“左聯(lián)”的動機，魯迅在給朋友的書信中說得明白：
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于此一節(jié)，我也曾熟慮，加入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以外，已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華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終于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lián)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既然是作家聯(lián)盟，總是要拿出些作品來。有趣的是，“左聯(lián)”中與魯迅關系較近的人，創(chuàng)作較多，那些關系不好的人，大抵沒有什么作品，是些“空頭文學家”，但偏偏是這些人，占據(jù)“左聯(lián)”的領導位置，制造了許多是非。面對胡風要入“左聯(lián)”的請求，魯迅勸他不加入：“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里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在另外的信中魯迅說得更不客氣：“一班烏煙瘴氣之‘文學家’，正在大作跳舞，此種情景，恐怕是古今他國所沒有的?！?sup>
魯迅于左翼的理解，也與通常意義的黨領導下的左翼運動有較大的差別。魯迅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曾說：“就其本質(zhì)而言，文藝復興和提倡白話文的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具有左翼傾向的運動。資產(chǎn)階級文學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發(fā)展起來，在今日中國，也沒有資產(chǎn)階級作家?！?sup>
魯迅曾說自己因為提倡白話文，所以后來不敢去見太炎先生，有意味的是，章太炎生前最后一次問起魯迅，據(jù)載是一九三二年在北平為弟子講學時一句：“豫才現(xiàn)在如何？”大家回答：“現(xiàn)在上海，頗被一般人疑為左傾分子?！碧紫壬牶蟪了剂撕靡粫翰培哉Z道：“他一向研究俄國文學，這誤會一定從俄國文學而起?！?sup>章太炎這里用的“誤會”二字，看起來他自己的心目中，魯迅不是左派的了。魯迅與高爾基之間，容易被人做文章，兩人主要的相似，在于身后的地位，曾經(jīng)有人在文章中開列出影響過魯迅的俄國作家名單，是魯迅親自將高爾基的名字去掉。魯迅從高爾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位出身底層的新興的無產(chǎn)階級作家的成長和成功，被世界文壇所接納，但就文學本身而言，他的興趣在果戈理而不是高爾基。
丸山升說：“把問題聚焦于作者的主體進行思考的方法，恐怕是魯迅留給今天的最大的財富之一?！?sup>他認為“魯迅所期待的不是掌握‘領導權’，毋寧說是保衛(wèi)最低限度的‘主體性’”。
在現(xiàn)實中圍繞著觀念而實行的運動是罕見的，即使有這樣的表述，也未必是識者之言。所謂思想運動和政治運動，甚或一些風潮，往往不過是一場人事而已。章太炎和瞿秋白，這兩位曾經(jīng)與魯迅關系密切之人，幫助我們繪制出了魯迅向右和向左擺動的軌跡。于魯迅而言，歷史從來不是由現(xiàn)成之物構成，歷史意味著一些正在逝去的杰出人物。于魯迅而言，問題不在于到底是章太炎，還是瞿秋白。
一切事物，在轉(zhuǎn)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魯迅是兩代革命家的“中間物”。因為魯迅的緣故，歷史不得不從章太炎時代，過渡到了瞿秋白時代。
四
假如魯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會怎樣呢？這個問題是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內(nèi)心深處長期糾結未及言明的痛點。被教科書欽定為魯迅繼承人的郭沫若和茅盾，活到了反右與“文革”以及“文革”結束。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各階段的表態(tài)、職務升遷等有據(jù)可查。郭沫若去世前黨中央召開農(nóng)業(yè)學大寨會議，他的遺囑是將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與時俱進如此，令人慨嘆。魯迅晚年最信任的弟子胡風也活到了“文革”結束，他在共和國的監(jiān)牢中被關押四分之一世紀。問題還可以換成，假如孔子活到了明朝，面對方孝孺被戮，這位至圣文宣王會怎樣呢？朱棣會看他的面子而有所收斂嗎？去想象這些，不過是幫助認清環(huán)境以及自身。我們相信魯迅是不會屈服的。魯迅的骨頭硬，獄卒的鐵拳更硬，這兩種硬，自然完全不同。
假如借用魯迅的目光打量他去世以來中國八十年的政治，我們會看到什么。這大概是魯迅說過的最重要的話吧：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sup>
魯迅是生命本位主義者，同時亦是個體本位主義者。他這里所說的生存、溫飽、發(fā)展，是每一個人的生存、溫飽、發(fā)展，是每一個個體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它需要憲法觀念主張這些權利，需要成熟的法律體系保護這些權利，也需要自我以韌性的努力，捍衛(wèi)一個個人基本的權利。
魯迅的生命本位主義和個人本位主義，幾乎必然導致他采取一種世界主義的立場，這三項人類的基本需求，不會因文化的差別而有異，這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人權。魯迅沒有論述為什么他認為這三項是“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他似乎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自然人性論的主張，早已深入魯迅的心，成為他的基本信念。遺憾的是它還沒有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信念。
簡單地說，對于魯迅而言，思想并非終極目標，目標與現(xiàn)實之間的“中間項”才是問題所在?；蛘哒f他的終極目標就是盡管多次體驗挫折、而且正是由于這些挫折而在他內(nèi)心積蓄成的中國必須革命的信念。確實，青年時代的革命圖景在辛亥革命的現(xiàn)實中崩壞之后，當時的魯迅并沒有新的革命的清晰圖景。為了一心一意地追求這個新的圖景，他太了解這個圖景的脆弱和空虛了。對他來說，問題在于將這個目標置于心中，同時能實際推動眼前中國現(xiàn)實的具體的一步。而他的“轉(zhuǎn)變”就是在這個“中間項”中展開的。
欠缺“中間項”的思想再怎么“高尚”“明快”，不僅會毫無成果，而且在現(xiàn)實中有時會導致相反的效果。這正是魯迅教予我們的。
日本研究者曾選取一九三四年魯迅分別寫給同代人（林語堂）、中間代（曹聚仁）、青年人（楊霽云）的三封信對比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魯迅沒有被他們的任何一方同化。實際上正因為如此，才可能與他們的任何一方都有共通性。不站在任何一方，卻與任何一方都有所相通。他只要存在，就成為各種勢力的一個中間場。他游走于他們之間，尋求瓦解言論封鎖體制的端緒，創(chuàng)建擺脫封鎖實現(xiàn)突破的回路?！?sup>
卡夫卡曾說：“你必須用腦袋頂穿墻，頂穿它并不難，因為它是用一張薄薄的紙做的。困難的是，不要被已經(jīng)畫在墻上的告訴你應該怎么去頂?shù)膯⑹舅曰?。那會引誘你說出這樣的話來：‘我不是不停地在頂穿它嗎？’”
本書想補充的是，頂穿紙墻靠的是活人的頭，而不是這頭腦說出的話，為了幾句寫在紙上聰明或者愚蠢的話而爭論不休，或者被畫在紙上的刀嚇破了膽，是容易犯的兩類錯誤。
五
一九九九年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周策縱因病未赴，寄給會議兩詩，其一曰：“錚錚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為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猶新?！弊宰⑵湓娫疲骸拔迨甏衅?，胡先生曾告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今言猶在耳，恍如昨日也?！?/p>
活著的魯迅，固然有三軍難奪之志，對于自己的身后之名，錚錚鐵骨如魯迅者亦無可奈何。后世于魯迅的利用，是從他的葬禮開始的，如今快八十年了，魯迅的名字早已成為箭垛，承受著來自各方的攻擊，叢集著爭議和分歧。焦點之一是，魯迅的左和右。
錢基博一九三二年出版《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論及魯迅：“而周樹人、徐志摩，則以文藝之右傾，而失熱血青年之望。”他眼里的左傾代表是郭沫若，而郭沫若等那時于魯迅的持續(xù)攻擊，則似是對于錢氏這一判斷的證實。
瞿秋白一九三三年四月所寫《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他是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xiàn)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zhàn)斗，從痛苦的經(jīng)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到新的陣營里來的?！?sup>
看來魯迅活著的時候，他到底屬于左派還是右派，已經(jīng)有如此明顯的分歧了。
我們今天閱讀和研究魯迅的思想主張和政治傾向，比其同代人具有優(yōu)勢。他一生走過的道路，思想的淵源，作品的次第，包括身后的評論爭議，材料豐贍，脈絡清晰。
魯迅早年的“《河南》五論”，主旨是個人主義無疑；而晚年的“北平五講”，階級斗爭的思想顯而易見，但這并不等于說魯迅后期的左，否定了他早年的右。相隔近三十年，時代環(huán)境變了，魯迅的思想方法和應對之策亦不得不變。中國社會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始向左傾斜，在一個右傾政府的統(tǒng)治下，這幾乎是一個顛覆性的信號。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相差懸殊的左右兩種勢力似乎得到了暫時的和解，八年抗戰(zhàn)結束，此兩種勢力重新公開對立的時候，人們發(fā)覺已近乎勢均力敵了。在接下來的三年的左右決戰(zhàn)中，歷史垂青左派。
這與新儒家的道德主義與孟子升格運動有關，本文把中國歷史上的左傾的傳統(tǒng)稱為“孟左”。王陽明是“孟左”的重鎮(zhèn)，但在王學當中，卻可以發(fā)展出自然人性論，它有這樣的空間，泰州學派被稱作王學左派，是這樣的代表。王艮、何心隱、李卓吾，被哲學史說成是啟蒙思潮，湯顯祖、馮夢龍等人的唯情主義，包括公安三袁和竟陵派的文章，屬于廣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清代戴震的義理之學，提供了中國本土的自然人性論極為珍貴的理論形態(tài)。章太炎是現(xiàn)代學術史上弘揚戴震思想的第一人，梁啟超、胡適緊隨其后，魯迅雖然沒有言及戴震，但他從章太炎那里繼承的許多想法，確是源于戴震。魯迅的左派形象大抵是被后世塑造出來的，“胡適，還是魯迅？”這樣的提法本身，就等于是說：“右，還是左？”與“孟左”相比，魯迅更容易成為靶子。胡適本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將魯迅視作“我們的人”，這是他的過人之處。
一個超乎左右之上的魯迅，至今還難以為人所知。
中國歷史似乎又一次來到了關鍵時刻，請魯迅來幫助我們平衡左右，分辨方向。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讓我們試圖從幫助魯迅澄清他自身的左右開始。認真閱讀魯迅之書的人，不會僅僅根據(jù)他被后人貼上的標簽，而將他簡單歸類。
本人始終相信，魯迅只活在他自己的文字中。
甲午春杪于北京
- 《魯迅年譜》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頁。
- 《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 徐賁：《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
- 《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頁。
- 《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頁。
- 同上，第40頁。
- 《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安危譯，刊載于《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 林辰：《魯迅事跡考》，轉(zhuǎn)引自章念馳《我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頁。
- 丸山升：《魯迅·革命·歷史》，王俊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頁。
- 同上，第275頁。
- 《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64頁。
- 《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頁。
- 丸山升：《魯迅·革命·歷史》，王俊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 代田智明：《1934：作為媒介的魯迅》，王風、白井重范編：《左翼文學的時代——日本“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頁。
- 《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9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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