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

◎陳焱/譯

在倫敦圣詹姆斯街街尾的那些底樓，十八世紀(jì)與二十世紀(jì)接續(xù)。蠔吧與旅行社的玻璃紙裝飾光鮮閃亮，周圍卻繞著那些高門大宅的電纜支線，顯得突兀失調(diào)。格雷厄姆·格林就住在這條大街的商業(yè)區(qū)那一端的公寓二樓，房子不大，夾在那些達(dá)官貴人的俱樂部和圣詹姆士宮之間。住在他樓上的是奧金萊克將軍，也就是那位敗于隆美爾手下的軍人；樓下則是歐洲最高雅入時的蠔吧，而隔街對面是歐洲第二高雅入時的蠔吧。

看過《尋歡作樂》的讀者應(yīng)該記得，毛姆就是在這附近遇到了休·沃爾波爾[1]，但這里不是那種可以期望遇到一位小說家的地方，更別說是卓有成就的小說家。這是一個黑暗中透著高雅的地區(qū)。黑色的勞斯萊斯，黑色的男士禮帽，黑色的女士半高跟鞋與得體的套裝。在一些堂皇至極的公寓里，甚至建在浴室地板上的浴池鋪的都是黑色大理石。附近是皮克靈小廣場的庭院和日晷，廣場是加洛林王朝時代風(fēng)格的建筑物，與世隔絕，只有大富豪才能入內(nèi)吃吃喝喝。

與世隔絕，為的是隱名晦跡，而非匿富藏財，或許正是對格林的誘惑，因為他如今是，或者直到近期還是一個怯于交往、不愿出名的人。我們按了門鈴，他過來開了門，只見他棕色面孔，穿了棕色套裝，棕色鞋子。他帶著我們上到了蠔吧上面的一個大房間。時已四月，天氣仍冷，房間的各個角落開著很多電壁爐。窗邊矗立著北歐風(fēng)格的支柱，上面亮著很多燈。一對燈泡亮著，就像一對減弱的噴氣發(fā)動機后燃器，與暗淡的四月之光形成鮮明對比。光照之下，顯現(xiàn)了一個擺滿書籍的房間，里面有一張書桌，一個錄音電話機，幾張鋪著墊子的扶手椅，一塊毛毯。披風(fēng)[2]上方掛著一幅杰克·葉芝[3]的畫作，畫風(fēng)憂郁，屬凱爾特風(fēng)格，卻也纖巧，與對面墻上的亨利·摩爾[4]的畫作有共同之處。摩爾的作品為紅色，設(shè)色清淡柔和，是憂傷的古典主義風(fēng)格，與房間的棕色主色調(diào)一致。那種棕色，是中小學(xué)校長書房的顏色，是拉各斯那個小小辦公室的顏色，格林曾說他挺樂意在那里度過乏味的四十年[5]。與棕色相呼應(yīng)的是藍(lán)色，他的藏書是藍(lán)色的——憂郁的藍(lán)色，是英國學(xué)術(shù)出版機構(gòu)的那種封面，通常擺在大學(xué)教師和文人雅士的書架書房里。這令我們驚詫不已；我們潛意識里本以為見到的會是天主教書店的那種黑紫色，因為這種顏色里有一種與墨西哥、布賴頓[6]和西非相稱的狂暴。然而我們見到的卻是一個溫暖舒適的住所，一個書齋，就像英格蘭隨處可見的那種牧師住宅或鄉(xiāng)間別墅。僅有一事可略顯出他的某個癖好，或者略顯不同尋常（因為如今收藏亨利·摩爾作品的人已很多），那就是七十四個不同的小瓶威士忌酒，排列在書柜頂上，怪異得有如天主教慈幼會新入會信徒的國際大會。

我們所圍繞著的這位人物是一位小說家，在他的靜隱之所，這些小酒瓶是令人欣喜的發(fā)現(xiàn)。

——馬丁·沙特爾沃思、西蒙·雷文，一九五三年

《巴黎評論》：格林先生，我們打算提出一些關(guān)鍵問題，讓談話圍繞它們進(jìn)行，我們認(rèn)為這樣能夠最有效地利用雙方的時間。我們覺得，任何由我們事先擬定的正式提問清單都只能以我們對你已完成作品的認(rèn)識為基礎(chǔ)，而事實上你的回答是有可能讓我們引出一些新問題的。我們希望能夠突破那種訪談模式，因此我們準(zhǔn)備讓談話引導(dǎo)我們，在你允許的情況下，去嘗試發(fā)現(xiàn)那些關(guān)于你的尚不為人知的事情。

格雷厄姆·格林：挺坦誠的嘛。你們想喝點什么？（他拿出一個瓶子，又往意大利錫釉壺里灌了水）

《巴黎評論》：我們可以倒過來嗎，先從你最近的作品，也就是劇本《起居室》開始？它還沒有在美國上演，所以如果我們問了些細(xì)枝末節(jié)，還請你不要介意。

格林：你們自己看過這個戲劇了嗎？

《巴黎評論》：還沒有。不過有一位目光敏銳的年輕女子幫我們看了。她去了樸次茅斯，看完回來寫了一篇評論，一篇作品概要，還有一堆溢美之詞。

格林：我很高興。這是我的第一部戲劇。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都在弄電影。寫這個劇本時我用了不少電影術(shù)語，頗為擔(dān)心它可能成不了一部成功的戲劇。

《巴黎評論》：她挺喜歡那出戲的。她覺得，你把一個宅子里陰魂不散的緊張氣氛呈現(xiàn)了出來，而住在里面的家族因為陷于門第和宗教上的錯誤觀念，日趨敗落。你的這部戲劇創(chuàng)作源自如下的情境：劇中的女子有如迷失于一片荒漠之中，荒漠的背景是家庭的不幸和真相，而前景是戀人和幻影中的幸福。那位寫評論的女士對這部戲的主要批評，或許跟你剛才所說的有點關(guān)系，也就是電影與戲劇的技法是有差別的，而你寫的這部戲過于依賴對白，而在情節(jié)上卻有欠缺。

格林：不敢茍同。我是遵從三一律的。我限定自己寫一個背景，使人物之間互相影響。還能有什么其他類型的情節(jié)？打個電話，點著香煙，回應(yīng)門鈴，太多現(xiàn)代戲劇都用這些情節(jié)了，簡直是胡鬧，讓我膩味極了。說到電影術(shù)語，我的意思是，我太習(xí)慣電影的漸隱了，因此忘了戲劇的幕布，我太習(xí)慣只會在需要時才開啟的攝影機了，因此總是忘了臺上的男女演員，省略了很多有用的臺詞。好在現(xiàn)在大部分都已經(jīng)處理妥當(dāng)了。

《巴黎評論》：說到剛才的批評，如果它站得住腳的話，應(yīng)該是指劇中的對白在某些方面未達(dá)到標(biāo)準(zhǔn)；或許，劇中的對白跟你那些小說里的對白聯(lián)系太緊密了，而你小說里的對白通常是不承擔(dān)情節(jié)推進(jìn)作用的。

格林：我覺得應(yīng)該這么說，我嘗試融合所有東西，放入對白中，不過不太成功。（微笑）下次做好吧。

《巴黎評論》：有一樣?xùn)|西尤其令我們那位評論人士印象深刻，也就是你對劇中女孩自殺的態(tài)度。她是這么寫的：“格林多數(shù)作品的重點與自殺有關(guān)，而自殺在天主教教義中是最重的罪。但是在這部戲劇中，至少他對自殺的闡釋，卻與教義無關(guān)。這部戲令我們很明顯覺得，若有誰的靈魂能獲得救贖的話，必定是這個女孩。這部戲劇并不假裝沒有要旨，其要旨不僅是宣揚天主教，而且還有更廣泛的吸引力。這部戲是一個懇求，求眾人信仰一個神，而女孩的告解神父布朗神父承認(rèn)這個神是可能不存在的，不過信仰是有益無害的，如果沒有信仰，我們就無法自救……女孩的自殺或許是絕大多數(shù)人可以領(lǐng)會的唯一答案，但卻不是布朗神父的堅定信仰的唯一答案。他對女孩之死的泰然，暗示著另有一個神的存在，但是對此的斗爭一定是永不停息的?！?/p>

格林：是的，我認(rèn)為這些觀點大體上是對的，但戲劇的要旨依然與天主教有關(guān)。

《巴黎評論》：你為什么這么想？

格林：天主教會是有憐憫的，對吧……

《巴黎評論》：抱歉打斷一下。我們現(xiàn)在可否問一個相關(guān)的問題，省得回頭再問了？

格林：請說。

《巴黎評論》：《問題的核心》中的斯考比也是自殺的。你寫《起居室》時是否也有意描寫類似的困境，并且表明在某些情形下，自殺幾乎等同于一種救贖之舉？

格林：慢著，慢著，這么說吧。我寫的都是常見的狀況，或許說是普遍的狀況更準(zhǔn)確些，我筆下的人物身處這種狀況，只有信仰能救贖他們，不過救贖的真正方式常常不是立即顯現(xiàn)的。他們犯了罪孽，但是天主的慈悲是無限的，這個很重要，因為一個人拒不懺悔，與那些自滿、虔誠之人尚未意識到自己需要懺悔，這兩件事是有差別的。

《巴黎評論》：在這個意義上，斯考比，羅絲（《起居室》劇中的女孩），《布賴頓棒糖》中的男孩賓基，《權(quán)力與榮耀》中的威士忌神父，他們?nèi)嫉玫搅司融H？

格林：是的，盡管“救贖”這個詞并不精確。我們必須小心我們的措辭。他們最終都得到了他人的理解。這大概就是宗教意義了。

《巴黎評論》：這么說來，我們已經(jīng)觸及了那個主題的要點，如你自己以前在某處說過的那樣，這個主題使你的多部小說有了統(tǒng)一的體系？

格林：是的?；蛘哒f解釋了我那類小說的一致性，而這類小說，我認(rèn)為，已經(jīng)寫完了。

《巴黎評論》：哪一類？

格林：《布賴頓棒糖》，《權(quán)力與榮耀》，《問題的核心》，《戀情的終結(jié)》。我的下一部小說不會明確涉及天主教主題了。

《巴黎評論》：《新政治家》雜志曾嘲諷說《戀情的終結(jié)》會是最后一部普通教徒能讀得懂的格林小說，所以這個說法不攻自破？

格林：是的，我想是這樣，讀者自己也看得出。我想，我自己知道下一部小說要寫什么，但是小說未到完成之日，當(dāng)然是誰也不會真正清楚的。

《巴黎評論》：你早期的作品也是如此？

格林：尤其是最早期的……

《巴黎評論》：對，怎么看待它們？你是怎樣找到它們的主題的？它們的歷史傳奇色彩與你的后期作品大相徑庭，甚至與你的那些消遣小說也不一樣。

格林：怎樣發(fā)現(xiàn)主題？我想是漸進(jìn)的。我的頭三部作品，《內(nèi)在的人》《行動之名》和《夜幕降臨時的謠言》——如果說有人受到任何人的影響，我不認(rèn)為一個作者是刻意地被影響——受到了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約瑟夫·康拉德的影響。之所以寫成那樣，是因為在當(dāng)時，那些就是我想寫的主題。我的消遣小說（寫于《夜幕降臨時的謠言》一年之后的《斯坦布爾列車》是該主題的第一部，然后是《一支出賣的槍》《秘密使節(jié)》《恐怖部》《第三人》《墮落的偶像》）有別于那些小說，因為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它們不具有什么要旨（“要旨”真是一個糟糕的詞）。

《巴黎評論》：但這兩類小說顯示了一些出自同樣癖好的痕跡，它們是用同樣的視角寫成的……

格林：是的，因為都是我寫的。它們的差別并沒有那么大。

《巴黎評論》：《夜幕降臨時的謠言》與《英國造就我》（你的小說中，我們最愛這部）有很大的不同，你從一位歷史小說家轉(zhuǎn)為描述當(dāng)代的小說家，是什么原因呢？

格林：我也特別偏愛《英國造就我》。這本書大約寫于我開始創(chuàng)作《斯坦布爾列車》的時候。那時為了賺錢，我不得不趕寫一本書，一部現(xiàn)代驚險故事，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喜歡這種體裁，寫時不費力氣，而我也開始找到我的天地。在《英國造就我》一書中，我頭一次讓自己沉浸其中。

《巴黎評論》：你那時已開始讀亨利·詹姆斯和弗朗索瓦·莫里亞克了嗎？

格林：是的，我開始改變了。我找到了我想表達(dá)的東西，你可以說那就是我的執(zhí)迷，用情節(jié)起伏的、當(dāng)代的方式來表達(dá)最好，后來則是天主教主題的小說。

《巴黎評論》：莫里亞克對你有什么影響？

格林：重申一次，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小，我認(rèn)為。

《巴黎評論》：但是你跟肯尼思·阿洛特說過，他在那本關(guān)于你的書里引用了你的話，你說莫里亞克對你有明顯的影響。

格林：我說過嗎？那種話是被迫說的。我在一九三〇年讀了莫里亞克的《黛萊絲·苔斯蓋魯》，內(nèi)心很受觸動，不過正如我說過的，我不覺得他對我有什么影響，除非是潛意識層面的。我們理解的天主教教義差異很大：我看不出別人說的那些相似之處。

《巴黎評論》：你信奉的天主教教義有何不同之處？

格林：莫里亞克的罪人犯了違抗天主的罪，而我筆下的罪人，不管他們?nèi)绾闻?，總是永遠(yuǎn)無法……（他的聲音變小）

《巴黎評論》：那么，莫里亞克差不多像摩尼教徒，而你……（此時電話響了。格林拿起電話簡短說了幾句，又坐回他那張電壁爐之間的矮長椅上，將杯子倒?jié)M水。談話沒有繼續(xù)，我們想，如果不是暗示的話，要他討論這一點是難事）

《巴黎評論》：我們現(xiàn)在可以討論你剛才提到的那個新階段了嗎？

格林：可以談，不過我覺得你不會有太多發(fā)現(xiàn)，因為還沒有開始呢。我能告訴你的就是，我很清楚我的下一部小說描述的是一批完全不同的人物，具有完全不同的根源。

《巴黎評論》：談?wù)勀阒白髌返囊幌盗腥宋锏母矗苍S這樣更有益處？如果我們現(xiàn)在先不談歷史傳奇小說和消遣小說，而是集中談?wù)勀銓懏?dāng)代的小說，顯然這些人物之間是互有聯(lián)系的，之所以有這個結(jié)果，一部分原因是你癡迷于描寫失敗、追求及貧窮，另一部分原因是你對某個特別類型的人物感興趣。

格林：我同意你的看法，是的，你提到有些人物之間互有關(guān)聯(lián)，比如《英國造就我》的安東尼·法倫，還有賓基，或者斯考比，甚至——不過，他們并不是同一類人，盡管他們是批評家喜歡稱之為我的“執(zhí)迷”的表達(dá)。我無法確定他們來自何處，不過我覺得如今我已經(jīng)擺脫了他們。

《巴黎評論》：所以，這些執(zhí)迷——它們確實很重要，對嗎？為什么你認(rèn)為一個小說家受這種方式支配是如此的重要？這個我們不太明白。

格林：因為如果他不這樣，就只能依賴他的天賦了；而天賦，即使有極高的天賦，也不足以使你佳作不斷。然而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激情，我說過，給予了眾多小說一個統(tǒng)一的體系。

《巴黎評論》：格林先生，要是小說家不具備這種占支配地位的激情，有可能生造出來嗎？

格林：你的意思是？

《巴黎評論》：這么說吧，我希望我們不會因此而顯得失敬：你的小說中像納爾遜巷與墨西哥[7]這樣的地方，與圣詹姆斯街的公寓相比差異很大。這個房間的總體氣氛應(yīng)是溫文爾雅，而不是悲劇不幸。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難以像你要求自己小說人物的那樣以高度的感知能力去生活，你發(fā)現(xiàn)這點了嗎？

格林：這個有點難回答?？煞駟柕镁唧w一點？

《巴黎評論》：你在《問題的核心》中讓斯考比說道：“指給我看一個幸福的人，我就會指給你看自私、邪惡，或者是懵然無知?！绷钗覀兝_的是你本人似乎比我們預(yù)期的要過得更快樂。也許是我們有點幼稚了，但是這七十四個威士忌小酒瓶，你臉上的表情，與照片上僵硬而固定不變的你非常不同。整體的氛圍，好像是某些更加積極樂觀的東西的產(chǎn)物，而不是你在《權(quán)力與榮耀》一個段落里所寫的那種極為有限的最好幸福的產(chǎn)物：“世界大體上是一塊：處處都在參加一樣的地下斗爭……有生命之處就無和平，但是有寧靜與活躍的區(qū)段?！?span >[8]

格林：（微笑）是的，我明白是什么令你困惑了。我認(rèn)為，你對我和我的連貫性判斷有誤。這個公寓，我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是我在地上的小洞。

《巴黎評論》：一個比較舒服的小洞。

格林：這個我們先拋開不談可以嗎？

《巴黎評論》：好。還有一兩個問題的思路是近似的：你筆下很多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例如萊文，都出身貧苦。你經(jīng)歷過貧苦嗎？

格林：沒有，極少。

《巴黎評論》：你對貧困有什么了解嗎？

格林：從來不知道。我曾經(jīng)“手頭緊”，是的，我成年后，頭八年不得不精打細(xì)算，但是我從來未窮過。

《巴黎評論》：那么，你筆下的人物并非源自生活？

格林：是的。一個人絕不可能完全了解真實生活中的人物，再將他們寫入小說。應(yīng)該是先開始寫，然后突然之間，記不起他們用什么牙膏，記不起他們對室內(nèi)裝飾的觀點，然后就完全沒法寫下去了。是的，主要人物都是逐漸浮現(xiàn)的，次要人物也許是拍照出來的。

《巴黎評論》：想問問你是怎樣工作的？是定時工作嗎？

格林：以前是，現(xiàn)在我給自己限定了字?jǐn)?shù)。

《巴黎評論》：多少字？

格林：五百字，寫著寫著會增加到七百五十字。當(dāng)天我會重讀，次日早晨再讀一次，反復(fù)讀，直到這個段落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進(jìn)度而影響了我正在寫的東西。然后改正打印文稿，作最后的更正校改。

《巴黎評論》：修改的多嗎？

格林：不太多。

《巴黎評論》：你一直想成為作家嗎？

格林：不是，我曾經(jīng)想過做生意，以及其他各種事情；我想證明自己還能做其他事情。

《巴黎評論》：那么你一直堅持做的就是寫作了？

格林：對，我想是的。

《巴黎評論》：做生意期間，發(fā)生過什么事情嗎？

格林：做生意也就兩個星期。我還記得，是在煙草商組成的一家公司。我要去利茲學(xué)習(xí)做買賣，然后再出國。我受不了我的同伴。他是一個令人不堪忍受的乏味家伙。我們玩畫圈打叉的雙人游戲[9]，總是他贏。最后讓我無法再忍的是他說的話，“我們可以一路這樣玩下去，對吧？”我立刻就辭職了。

《巴黎評論》：然后你做了記者？

格林：是的，出于同樣的原因——我想證明我能做其他事。

《巴黎評論》：可是你寫完《內(nèi)在的人》之后就不做了？

格林：然后我成為專職作家。

《巴黎評論》：那么，你說“我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就是這個意思？

格林：正是。我不覺得有誰意識到了我是一個天主教徒，這要到一九三六年，我開始為天主教的《豐碑》（Tablet）周刊撰寫評論，就是為了樂趣，或者是給互不相關(guān)的書籍寫一系列評論以定個體系，我開始從天主教徒的觀點寫評論。如果當(dāng)時不是那樣……

《巴黎評論》：要是一個人讀了《布賴頓棒糖》之后的任何一部小說，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那就真是太遲鈍了。

格林：仍然有人沒有意識到。有一天，一位荷蘭神父寫信和我討論《權(quán)力與榮譽》，他在信末寫到：“我猜想，即使你不是天主教徒，你對我們也不會太敵視。”

《巴黎評論》：哈，天主教內(nèi)部的批評。

格林：都一樣，你明白我的意思。

《巴黎評論》：是的，你是“一位天主教徒身份的作家”。我們好像弄清楚這點了，不過還有一些空白仍須填補，才能明白你為什么會成為一名作家。你在電臺廣播中說過，大概在十四歲時，你讀了瑪喬麗·鮑溫[10]的《米蘭的毒蛇》，馬上就開始模仿亂寫，一篇接一篇：“從那時起我開始寫作。所有其他可能的前途統(tǒng)統(tǒng)溜走了……”你還記得嗎？

格林：是這樣。我非常感激瑪喬麗·鮑溫。在那次廣播的發(fā)言，我是有點受了那群知識分子的善意誘惑。V.S.普里切特說過，屠格涅夫?qū)λ绊懽畲螅€有其他的這個人、那個人等等。我選了瑪喬麗·鮑溫，因為正如我跟你說過的，我認(rèn)為一個人成年后讀的書不會影響他的寫作。比如說，論述小說藝術(shù)的書多不勝數(shù)，但真正令我感興趣的，只有珀西·路伯克[11]的《小說技巧》。不過，像瑪喬麗·鮑溫作品，年輕時讀過確實很受影響。那是很好的書，最近我又重讀了。

《巴黎評論》：我們沒有讀過。不過根據(jù)你在廣播中的講述，看來那本書與你的寫作以及你的理念有很多共同之處。你說：“《米蘭的毒蛇》給了你生活方式：宗教以后或者會用其他措辭向我說明，但是生活方式已經(jīng)在那里了——至惡正行走于至善絕不能再行走的世間，只有鐘擺保證到了最終正義會得到伸張?！边@對你的理念作了很深入的解釋，文藝復(fù)興作品的高亮色與暴力似乎不僅在鮑溫小姐的描寫和韋伯斯特的戲劇中得到了展示，它們也在你的作品中有了對應(yīng)。就像埃德溫·繆爾[12]在談及你時說的那樣：“所有事物都在刺目的光線顯現(xiàn)，投下了美不勝收的色彩。”

格林：對，多數(shù)如此。在某種程度上，早期作品確實是如此，但是這樣評說我的后期作品，我就覺得有失公正了。離奇驚險的情節(jié)是我的工具之一，使我能取得其他方法無法取得的效果。另外，我不是存心要離奇驚險；因為我就是我，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來寫作，如果我這么說，請別太生氣。

《巴黎評論》：你總要喝點酒來刺激寫作嗎？

格林：不是。相反，只有在絕對清醒的時候我才能寫作。

《巴黎評論》：你覺得跟別人合作容易嗎，特別是跟電影導(dǎo)演和制作人？

格林：我跟卡羅爾·里德[13]合作過，最近又跟彼得·格蘭微爾[14]合作，非常幸運能跟他們兩位合作。我喜歡電影作品，甚至喜歡電影作品的不帶任何感情。我成功地給自己的小說保留了一定數(shù)量的控制，所以我不像某些人好像挺遭罪的；同樣，電影制作會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等到所有都說了都做了，一個作家在一部電影的制作中所起作用是比較小的。

《巴黎評論》：你花了很長時間去學(xué)習(xí)嗎？

格林：在戰(zhàn)前，我從一些不算太好的電影中學(xué)了不少東西，到了拍攝《墮落的偶像》和《第三人》時，就駕輕就熟了。

《巴黎評論》：你與作家同行常見面嗎？

格林：不常見面，他們不是作家的寫作素材。有一些是我的摯友。但是對一位作家而言，花費很多時間與其他作家在一起，那是一種自慰。

《巴黎評論》：你與諾曼·道格拉斯[15]的友誼是什么性質(zhì)？

格林：我們差異很大，所以成了朋友。他在去世前幾年非常寬容，如果他覺得我古怪，也絕不會說出來。

《巴黎評論》：其實，他的異教信仰與你的天主教信仰有什么關(guān)系嗎？

格林：沒什么關(guān)系。不過，他的作品，我是推崇備至的，與我的作品大不相同，所以我能完全樂在其中；對我來說，他的作品就像一塊大石頭，而我自己又不是雕塑家，沒有誘惑要對它亂來，而是一心一意地欣賞它的美與力。

《巴黎評論》：確實如此，你的作品與他的作品之間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聯(lián)系，你的作品與莫里亞克的也沒有。因為像你所說的，你筆下的罪人絕不會犯違抗天主的罪，不管他們?nèi)绾闻?，但是…?/p>

（電話響了。格林先生露出了不太贊成的微笑，好像是表示他想說的都已經(jīng)說了。他拿起電話講了起來）

格林：你好。你好，彼得。安德莉雅還好吧？哦，你是另一個彼得?，旣悑I還好嗎？不行，今天晚上我不行。我已經(jīng)約了馬里奧·索達(dá)蒂，今年夏天我們要去意大利拍電影。我是聯(lián)合制片人。星期天怎么樣？去巴特西公園？不開門？那好吧，我們就去拐角那家我愛去的小黑人夜總會……

（原載《巴黎評論》第三期，一九五三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