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1918年末接到的命令，要我離開南京神學院，到北平去從事新學院的籌建工作。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拒絕。我在神學院工作得很順利，教學和研究都已有一定的成績，還有時間從事寫作，而且我已經有了幾個寫作的計劃。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給北京的神學院造成了很大的災難。之后，匯文大學和華北協(xié)和大學一直在尋求合作。它們分別從屬于衛(wèi)理公會和長老會、公理會。雙方也終于有了一致的看法：同意兩所學校的聯(lián)合，并決定把北京城內原東南衛(wèi)理公會大學后面的房屋作為臨時的校舍。但他們仍然存在分歧，在類似聯(lián)合大學叫什么名字的問題上，顯得情緒激動，并一直爭論不休。如果想要在北京重新成立一所強大的宗教學院，雙方的分歧肯定是要首先解決的。學校的建設需要一個良好的基礎和開端。

住在西雅圖的一位退休牧師，是匯文大學董事會的成員。回國前，他從北京趕到南京來，詢問我是不是愿意考慮成為新成立的聯(lián)合大學校長。我回答他，自己愿意從事任何有助于中國基督教發(fā)展的工作，但我并沒有相關工作經驗，而且現(xiàn)在的工作很適合我，所以我并非這份工作的最佳人選。后來，我才得知，他是被派去北京處理兩所學校的分歧問題的，并希望找到合適的領導者，推進聯(lián)合大學的發(fā)展。

幾個星期后，一份北京大學校長的正式邀請書擺在了我的面前。很多朋友并不看好此事，勸我拒絕就職。但也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哈里·盧斯博士，不過他還是提醒我最好先了解那邊的經濟狀況。這份被很多人拒絕了的邀請書，現(xiàn)在成了我的難題。這讓我想起上大學時面對是否成為一名傳教士的困擾，我決定把這件事也當作與之類似的一次考驗。又是幾個星期過去了，我仍然毫無頭緒，但雙方都已開始催促我做出決定。盡管心里有強烈不情愿的念頭，但我并不想違背對自己的承諾。于是，我答應先去北京了解一下情況。

1919年1月31日，到了北京后，我搭乘一輛人力車，頂著凜冽的寒風，趕到了位于北城的長老會。兩所學院之間的分歧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匯文大學的畢業(yè)生代表態(tài)度強硬，表示不管新的大學英文名字如何，如果中文名字不是匯文的話，他們就拒絕承認它是自己的母校。而在與另一方的代表見面時，他們表示能接受除匯文外的任何名字，否則他們會選擇用焚毀畢業(yè)證的行為祭奠母校的毀滅。與我會面的都是兩方畢業(yè)生中佼佼者，在教會中都擔任著重要的職務，他們并不贊同創(chuàng)辦聯(lián)合大學，并且在具體的分歧上，還帶有中國所謂的“面子”問題。匯文大學的代表勞瑞堅持，聯(lián)合必須保留他們原來的校名；而這也正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當雙方還在為學校命名問題爭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隨著清政府的滅亡，一所中英文名字都是北京大學的公立大學成立了，并且很快在國內外取得很高的評價。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校長是蔡元培，曾在科舉制度時取得最高的功名，后來在歐洲留學，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教育。許多留學國外、或是在各自領域取得不菲成就的年輕學者，都接受了他的邀請，擔任了北京大學的教師，其中包括著名的胡適博士。他們出版的關于改革的進步書籍和雜志，得到了國內青年們的熱烈擁護。就像一本雜志的名字“文藝復興”那樣，中國人在他們的引導下正在覺醒。我在南京的時候就一直在關注著此事。兩個毫無名氣的小學院，卻正為一個本屬于中國人的校名而進行激烈的爭論，而它已經是中國文化界的領袖，這實在既荒唐又好笑。

我向學校董事會表示，我可以接受任職，但要是在兩方面的人結束他們的爭論以后。董事會就此組織了一次協(xié)商會議，雙方各派出十名代表，中國人和外國人各占一半，并由與此事毫無利益關系的我來主持。會議整整持續(xù)了三天，雙方就校名和其他一些分歧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當中有一次因此讓他們錯過了午飯，還有一次到了半夜才結束。我可以聽得出，他們都有迫切解決問題的想法，但又不能擺脫在承諾、矛盾和派別等毫無結果的問題上的競爭。我知道，如果會議最終的結果是我的拒絕任命，那么雙方就再也沒有聯(lián)合的可能了。但這時我心里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隱約的期待，如果能夠在這座曾是中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中，以基督教深厚的思想底蘊以及現(xiàn)代化的教學方式建立一所宗教大學，會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四天早上，我在醒來時得到了希伯來先知所說的基督的啟示。我突然認識到，接受這一任命是我不可避免的使命。我已經是他們最后的人選，是他們唯一的希望所在。而且，盡管現(xiàn)在的情況似乎很糟糕，他們陷入了難以逾越的障礙，被困在了原地，但那些所謂的分歧、矛盾本身是那么微不足道，是能夠解決的。比起其他城市，北京也更值得擁有一所宗教大學。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并做出了指引。于是，我在那天的會議上提出，如果他們能夠接受我的建議，我也會接受成為新學校的校長。接著我說出了自己的建議。學校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其成員由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組成，以保證公正性。委員會具有對爭議做出決定的絕對權力，不容辯駁。他們都很高興地同意了。會議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輕松、愉快，就像他們很早就期待的那樣，他們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和同事。

但委員會成立后，卻深受中國人慣于妥協(xié)習性的影響。他們提議，在一方做出讓步的情況下，另一方也要做出更大的讓步，這讓整件事情又陷入了之前爭論不休的泥潭。在等待結果的期間，我回到了南京。結果很快又接到董事會的催促電報，要我馬上趕回北京。當時已經進入三月份，正是初春，我第一次見識了北方的沙塵暴天氣。不過除卻不時夾帶黃沙的西風，這是一個美妙的季節(jié)，北京的居民也喜歡這時的氣候。

我再次見到董事會的成員時，他們都是一副受挫后的沮喪表情。我向他們提出了三個解決問題的方案：第一種，讓委員會依照成立時的宗旨，重新就此事得出意見；第二種，放棄聯(lián)合，承認合作的失??；第三種，雙方放下成見，不再堅持那些無謂的問題，只考慮新學校的建設問題。我還向他們明確表示，在這件事上已經拖得太久了，如果再得不到解決，我也沒有辦法了。這時，年邁的勞瑞博士站了起來，他眼淚橫流，聲音顫抖著說，他已經厭煩了無休止的會議，而讓他們放棄為聯(lián)合大學所做的努力是不現(xiàn)實的，他雖然頑固，但現(xiàn)在，他愿意放下成見，重新開始。

雙方仿佛找到了溝通的橋梁，難以解決的分歧一下子消失了。最后會議決定，暫時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給我來想。程靜逸博士，當時中國最杰出的傳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這一名字。燕京是中國古代燕國的首都，一直被認為是對北京詩意化的稱呼。這個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同，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的。整個事件證明了實現(xiàn)聯(lián)合的艱難，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豐厚的回報？

在終于越過了這道最艱難的障礙后，我也正式接受邀請，成為燕京大學的校長。上任前，我向董事會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拋棄學校的舊址，重新選擇地方；二是我不負責學校經濟上的情況。我當時對這兩個條件很滿意，覺得它妥善并富有新意。然而我后來得知，美國大學的校長一直是這樣做的，并且這并不是聰明的做法。我邀請了哈利·盧斯擔任學校董事會的副主席，來負責管理學校的經濟。就職時，我們一起到了北京。他曾為齊魯大學募集到足夠的資金，用于添加新的教學設施。而對于燕京大學的建設，我想他跟我有相同的期待。

二

當時，我們能夠吸引到人才的，也只有在這件事情上成功的可能性了。學校已經沒有任何的資金可用了。四個差會曾各資助了我們五萬美金，但那些錢早已在兩所學院爭論校址期間，花在購買和修建他們各自滿意的地方上了。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心煩意亂。雖然我們已經盡量縮減了開支的預算，但花費還是遠遠多過收入。學校合并后，也僅有一百多名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還是靠助學金生活的。所有的中國老師中，只有李榮芳和陳在新兩位博士愿意留下來。而且，很多外國的教師并不具有從事大學教育的資格。當初，不管是在紐約還是北京，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兩所學院的分歧和爭論上，并沒有為聯(lián)合之后的學校建設做資金上的打算，更不要說學校發(fā)展的各個方面了。我在教育的管理方面又是個純粹的新手，也沒有在中國北方有政治上的關系。在南京的時候，我的工作是很安逸的，每天的時間基本都被教學和研究占滿了，也沒有跟官員交往的必要。我似乎離傳教士的道路越來越遠，先是拋下傳道工作從事教學，現(xiàn)在又成為大學的管理者。在這不斷的新鮮體驗中，我不能確定信仰的成分占了多少，或者其實我只是在盲目地工作著。

除了沒有資金，似乎也沒有人對學校的狀況表示關心。他們忙著用資助的錢購置土地，按自己的喜好進行房屋的裝修。而學校的理事會成員大都是各個差會安排進來的，相比起為學校的建設募集資金，他們更關心自己教派的利益。在這段毫無希望的日子里，哈利·盧斯博士是個例外。他主動申請擔任副校長，并得到董事會的同意。但紐約的托事會卻表示反對。我寄去了一封辭職信，表明我的態(tài)度，但他們仍無動于衷，堅持反對盧斯擔任副校長，也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我召集了所有董事會的成員到了北戴河，并將與托事會來往的信件復本給他們看。最后，全體董事會的成員聯(lián)名簽署了一份推薦書，托事會才在任命書上簽了字。

盧斯博士立刻動身回到了美國，在全國各地不停地奔波。他找到以前的朋友，又托朋友介紹了更多的人。他在為之募資的學校毫無名氣，連學校的地址都還沒有選定，現(xiàn)在要為它的校舍建設籌集資金，可想其難度之大。盧斯也在很多信件中抱怨說，這對他的工作太不利了。我們所做的，無異于在水下為碼頭修建地基。

三

我們當時決定在城郊三四里以內找到建設新校舍的土地。后來發(fā)現(xiàn)，這實在是一個難以實現(xiàn)的決定。幾個世紀以來，駐京的外省官員都會在近郊購買安葬家人的土地。到現(xiàn)在，北京近郊的土地近乎被一個個小塊的墓地占滿，而且大都年代久遠，難以找到業(yè)主。我們要買到足夠大的土地，必然會遇到這方面的困難。并且中國人對遷移墳墓有很深的忌諱，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難度。

我們或步行、或騎車、或坐著驢車，在北京城周圍四處轉，仍是一無所獲。一天，受清華的朋友之邀，我到了他們學校。談到此事，其中一位朋友說：“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就很適合，你可以考慮下。”我去看了，那塊地緊鄰著頤和園的大道，雖然離城有十五六里，但相比起我們之前看的那些，它的交通明顯要好得多，而且周圍環(huán)境也更吸引人。它對面就是美麗的西山，山麓坐落著極具中國特色的寺廟。那塊地原來是“滿清”一位王爺?shù)幕▓@，不過早已廢棄，后來山西督軍陳樹藩將它買下來，改建成為避暑山莊，陳家的祠堂也在這里。一位認識的官員表示會為購買事宜盡份力。理事會和董事會的成員們也很滿意，同意將這里作為學校的新地址。次年夏天，我趕到陜西拜訪陳督軍。我說明來意后，他對此事表現(xiàn)出了興趣，最后以六萬美元的價格成交，當然，我們付的是中國的大洋。他又從當中抽出三分之一，作為學校的獎學金。從陳督軍那里，我們買到了二百四十多畝土地，之后，又陸續(xù)買進了相鄰的幾塊空地。學校建成時的土地面積已經是原來的四倍多了。

關于學院的樣式，我們一早就決定了要采用中國的建筑風格——線條流暢的飛檐，鮮亮明麗的顏色，采用鋼筋水泥來構筑房屋的主體結構，再配以現(xiàn)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從學校的建筑就能看出我們所希望的教學目的：為保護中國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而努力。學校里最有特點的建筑就是水塔了，它被做成了十三級浮屠塔的形狀。我們對以前的花園也進行了整修，移栽了很多新的植物，又從廢敗的圓明園運來了很多石雕，一些景點也增建了亭閣。哈利·盧斯的兒子亨利·盧斯贈予了學校一座亭閣，并將其修建在湖中的小島上，用來紀念他的父親。還有一個亭閣中裝有一口廟鐘，聲音清脆洪亮，是我們用來報時的。后來，進入燕京大學的來訪者都會稱贊說，這是他們見過的全世界最美麗的校園。時間長了，我們也被他們的說法感染，覺得確實如此。不管怎樣，這種想法都使學生們對學校的國際化理想更加充滿信心。而且從某一方面來講，現(xiàn)實的狀況已經超過了我的理想。

四

然而，理想的背后少不了金錢的支撐。盧斯博士長期留在美國，在各地穿梭，既沒有人指點，也少有人支持；另一位同事的情況也大概如此，甚至連自己的花銷都不能保證。

1921年，美國的幾個教會派出了一個教育調查團來中國，考察這里基督教的教育情況。調查團的負責人是芝加哥大學的耐斯特·博爾頓教授。另外還有三個中國人和三個傳教士，是他們請來的顧問，協(xié)助調查。三個中國人中有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而我是三個傳教士之一。我們的調查范圍幾乎遍及了整個中國，回來后，我們將有關于教會大學和中學的調查結果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其中有我們針對中國教育情況提出的一個計劃。

次年，調查團委托我將報告交給美國的各教會。我回到了美國，并第一次見到了燕京托事會的成員。但結果卻令人失望。在一次會議上，一個人一直挖苦另一個，因為他們一起參加了很多類似的機構，以致后者似乎有些糊涂了，完全不知道現(xiàn)在參加的是哪個機構的會議。不久，一些人從托事會辭去了職務，這似乎激發(fā)了其他人的熱情，他們主動要求我舉薦一些新成員加入。這時，我見到了幾乎不可能出現(xiàn)的托事會積極尋求合作的態(tài)度。

但在進行這次游歷時，我們學院建設的資金仍舊毫無希望。盧斯博士在不斷地奔波中結識了很多朋友，并讓更多的人認識到燕京大學的存在，這為我們之后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常言說，前人播種，后人收獲。而在當時，我們還沒有募到多少錢。一天晚上，我在布朗家做客，一起的還有一所女子學院的老師和布朗的兒子。其間，他們談到了通過專業(yè)的公司募集資金的事情。我覺得這對解決我們學校的資金問題是個不錯的辦法。托事會對此事持懷疑態(tài)度，一開始的運作資金從哪來？還有理事?lián)倪@會造成國外傳教事業(yè)的商業(yè)化，這是他們不能接受的。我找到了坦布林·布朗公司，他們表示還沒有接過國外的業(yè)務?？梢呀洓]有人能想到更好的辦法了。于是，我們和坦布林·布朗公司簽訂了合同。

因為那家公司根據(jù)經驗判定，所以那些“有捐錢意愿的人”更希望見到接受他們捐贈的機構負責人。所以，我被要求必須隨時準備出面。隨后的幾年中，我在北京和紐約之間來回穿梭，待在美國的時間比在中國都要長，做著我并不擅長的事情，而校長的職責基本沒有履行過。到中日發(fā)生戰(zhàn)爭時，我到美國去了十次。我的一個同事對我說，他清楚地記得一次我從美國回來后對他說的話，“從來沒有哪個乞丐覺得，我跟他們從事的不是一種職業(yè)。”整個過程漫長并艱辛，美國政府沒有出過一分錢，所有資金都來源于美國人民的自愿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