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古代廉政思想沿革

（一）中國古代廉政思想的興起

1.中國古代廉政思想的萌芽

先秦時期，包括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東周（春秋和戰(zhàn)國）幾個階段，是中國廉政思想的萌芽和興起時期。原始社會晚期產生的“為民父母”的公仆意識，可謂中國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到了奴隸制時代，在王朝更迭、諸侯興廢的社會變革中，中國廉政思想迅速興起和發(fā)展。這一時期的廉政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以奴隸制國家政權整體作為規(guī)范對象，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調整改善統(tǒng)治政策；二是以從事政治活動的統(tǒng)治集團中的成員個體作為規(guī)范對象，提出了從政道德方面的要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周公、呂尚、管仲、晏子、孔子、墨子、老子、商鞅、孟子、韓非等。

根據(jù)現(xiàn)有的歷史資料，中國廉政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晚期。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人們只有依靠集體力量共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因而在氏族內部財產公有，平均分配，沒有私有制、階級和剝削，也無國家與法律，人們的社會地位平等。正如《禮記·禮運》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氏族和部落首領是通過原始民主制選舉而產生的。他們沒有什么特權和君主獨尊的家天下的腐敗意識，相反的，“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識倒是相當強烈的。他們不僅廣泛地聽取民眾的意見，而且“戒言”、“銘言”去誨人律己。黃帝有教誨兒子的“誨顓頊”：“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眻蛴小皥蚪洹保骸皯?zhàn)戰(zhàn)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眻蛩催x擇繼承人是十分嚴肅認真的，要求也是十分嚴格的。他們認為繼承人必須有極好的德行，足以做百官和庶民的楷模；繼承人必須能經受住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而不后退，因日后他是千萬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壓于人上的至尊；繼承人必須有智慧，謀事周到，能提出非常正確的施政意見。當堯詢問四方諸侯之長：“你們之中誰能順應天命，我把天子之位讓給他。”他們的回答是：“我們的德行卑下，不配登上天子的大位。”隨即向堯推薦虞舜，堯問起舜的德行如何，諸侯們回答說：“他是樂官瞽瞍的兒子。他父親心術不正，他的母親善于撒謊，他的弟弟十分傲慢，虞舜卻能和他們和睦相處，并能以自己的孝行美德感化他們，都使他們改惡從善了?！庇幸淮嗡凑偌姆讲柯涫最I商議選任一批公職人員，有人推薦皋陶，舜告誡他說，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有人推舉伯夷做主持舜的三種典禮的官員，舜也叮囑他說，要清明正直。舜還對這些新任命的公職人員說：“你們要小心謹慎啊!要時刻輔助好上天交付給我的事業(yè)?！彼咳昕己诉@些公職人員的政績一次，經過三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遷，否則就降級，于是一切事業(yè)都振興起來了。禹也有銘言、箴言和“政語”：“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他們都以此來保持自己的勤儉廉政之風。上述可謂中國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但其真正興起則是在奴隸制時代。

2.中國古代廉政思想的興起

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由原始社會發(fā)展到奴隸制社會，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之后，又經歷了商朝、西周和春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時代。奴隸制的誕生，既表明人類社會的一種巨大進步，同時也開始了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的歷史。自奴隸制創(chuàng)立伊始，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就始終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tài)之中。造成中國奴隸制時代的階級斗爭和社會矛盾激化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如下兩點：

一是統(tǒng)治者的驕奢淫亂、荒殆政務及任人不當、寵用奸佞。夏代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結果發(fā)生了寒浞之亂。據(jù)《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紂王失政亡國的原因之一，就是重用了一些奸佞小人，其中包括“善諛好利”的費中及“善毀讒”的惡來?！对娊洝は锊吩疲骸叭”俗P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反映了西周時期人們對于奸佞小人怒不可遏的情緒。周厲王重用“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當時有人諫曰：“榮公若用，周必敗?！眳柾醪宦爠褡?，仍然任用榮夷公為卿士，結果發(fā)生了動亂，“諸侯不享，（厲）王流于彘?！贝呵飼r代晉國的一些國君荒嬉失政，有的“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以取樂；有的“厚賦為臺池而恤政”，國人怨恨之極，以至“民聞公命，如逃寇仇”。衛(wèi)懿公好鶴，竟使鶴享受大夫的待遇，“鶴有乘軒者”。當國有戰(zhàn)事，大敵當前的危急時刻，國人離心離德，不肯為衛(wèi)懿公效力，甚至袖手旁觀，說風涼話：“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zhàn)?”

二是統(tǒng)治者的嚴刑峻法、兇狠殘暴及貪婪無度、橫征暴斂。奴隸制時代的統(tǒng)治者視奴隸如牛馬，用于殉葬的奴隸動輒成百上千。為了鎮(zhèn)壓奴隸的反抗，各奴隸制國家都制定了嚴酷的刑法。夏有所謂的“禹刑”，夏桀王“疲民力，殫民財”，“率遏眾力”。百姓“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憤怒呼喊，表示情愿與夏桀同歸于盡。商有所謂的“湯刑”。商紂王時，“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并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栗”，國人不堪，奮起反抗，“相為敵仇”。西周有所謂的“九刑”。春秋時代的齊國，曾濫施殘酷的肉刑，以致造成了“國之諸市，屨賤踴貴”的慘況。西周及春秋時期，一些諸侯國的統(tǒng)治集團“暴征其私”、“肆奪于市”、“僭令于鄙”、“民人苦病，夫婦皆阻”。廣大勞動人民對于“不嫁不穡”、“不狩不獵”，但卻不勞而獲的統(tǒng)治者表達了憤怒的譴責：“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一方面當統(tǒng)治者的政治行為超出一定限度時，勢必會激化階級矛盾，引發(fā)政治危機或社會動蕩，以至造成既定政權的傾覆滅亡。這給了奴隸制時代的統(tǒng)治者以深刻的教訓。為了維護奴隸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統(tǒng)治，奴隸主階級開始尋求達到長治久安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隨著奴隸制國家機器的逐步發(fā)展完善，統(tǒng)治效能的日益強化，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一定的統(tǒng)治秩序，不得不對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行為進行必要的限制。當時的統(tǒng)治者已經認識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對待人民的反抗，僅僅依賴暴力鎮(zhèn)壓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加強國家政權自身的建設，其中就包括廉政建設。這樣，奴隸主階級中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陸續(xù)提出了一些有關廉政建設的思想主張，廉政思想便在當時的政治思想領域內開始逐步興起。特別是進入春秋時代之后，各諸侯國爭霸戰(zhàn)爭連年不斷，也大大加劇了各國之間的政治斗爭。同時，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登上了歷史政治舞臺，對各國的奴隸主貴族政權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這些因素進一步加強了奴隸制政權進行廉政建設的緊迫感，使廉政思想有了更加廣闊的發(fā)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