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人類童年的悠遠的回聲

本卷所論及的外國古代文學經典，是指遠古和中古的文學經典。本卷主要論述古埃及等古代東方國家的文學經典、古希臘羅馬等古代西方國家的文學經典，以及中世紀的外國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傳播。

古代外國文學經典，經過漫長時間的洗禮，不僅具有審美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認知價值，是人類起源以及人類童年時代生活的真實展現和珍貴記錄。超越時空而流傳下來的古代外國文學經典，無疑是人類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是人類童年時代穿越時間隧道而發(fā)出的悠遠的回聲。

古代文學經典生成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過程。如荷馬史詩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獻價值，反映了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時期的社會場景和風土人情，被稱為“古代的百科全書”^[1]。但丁《神曲》的“百科全書”性質同樣被人們所認知，老舍說：“《神曲》里什么都有，……中世紀的宗教、倫理、政治、哲學、美術、科學都在這里?！?sup>[2]

尤其是荷馬史詩中的戰(zhàn)爭，已經不完全是為了部落集體的利益，而是變成了奴隸主們掠奪財物、劫取奴隸的手段，獨特地反映了過渡時期的本質特征。而《奧德修紀》中所表述的家庭悲歡離合，突出體現了英雄人物的勇敢機智以及為維護私有財產和家內奴隸所展開的斗爭。這一事件充分說明奴隸制生產關系已經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關系已經確立，史詩中對佩涅洛佩忠于夫君的贊揚，也是旨在確立新的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

而作為古希臘人民留給后世的口頭文學遺產希臘神話，則是人類認知自然和人類自身的典型體現。希臘神話中人神同形同性，人性與神性相映成趣，神性的探索包涵著人性的奧秘。因此，希臘神話洋溢著人類認知自然、尋求宇宙奧秘的辯證思想，譬如，有關司農女神得墨忒耳及其女兒珀爾塞福涅的故事，就通過豐富的想象，解釋了一年中的時序的更替和季節(jié)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sup>[3]可見神話在人類認知自然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斯芬克斯、美杜莎、達那俄斯等相關傳說，更是折射了人類最初的倫理選擇、對自然力的恐懼，以及人類從群婚制朝血緣婚姻的過渡。而特洛伊戰(zhàn)爭的起因——金蘋果的糾紛以及帕里斯的選擇，更是反映了古代希臘人追求現實生活享受的樸實的現世主義思想?？梢姡ＥD神話“反映了階級社會前人類生活的廣闊圖景，也以數以千計的人物形象表現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和人類童年時代的自尊、公正、剛強、勇敢的精神”^[4]。

古代外國文學經典是認知批評的難得的珍貴文本。認知科學認為：“物質的本質、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質和智能的呈現是人類關注的四個基本問題。認知科學、思維科學和人工智能等學科的研究都與四個基本問題之一的‘智能的呈現’密切相關?！?sup>[5]外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生成過程，是人類文明和人類發(fā)展進步的寶貴財富。原始時期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詩歌、音樂、舞蹈這三者的合一（三位一體）。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詩歌是最初的藝術形式，在其誕生之后才有了其他的藝術形式。從勞動歌謠、巫術以及原始宗教等各個方面起源的人類文學藝術，記錄了人類在童年時代成長的歷程，尤其是在沒有其他文獻記載的遠古時代，古代文學經典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對于人類學、經濟學、法學、軍事學、民俗學等許多領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原始文獻價值。而古代埃及的《亡靈書》，體現了古埃及人對生命與死亡的獨特理解。古代埃及人相信，生命并不因為肉體的死亡而消逝，肉體死亡之后，靈魂依然延續(xù)著生命的存在，并且以獨特的方式實現生命的意義：在下界經受各種磨煉，以復歸上界，獲得復生。古代埃及人“相信人的肉體死去之后，他們以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毀滅，不過是人的生命從一個世界轉移到另一個世界，死仿佛意味著生活的另一階段。古埃及人認為死后的生活，是人間生活的一種特殊形式的連續(xù)。他們把死后的世界，描寫為人間世界的變相”^[6]。這種原始的宗教理念，以及王權神化、神王合一等思想的發(fā)展，對于《亡靈書》等文學經典的生成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古代文學經典生成的過程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過程，那么文學經典的傳播則是人類以維持生存發(fā)展的“種性機能”^[7]而獲得超越其他物種的飛速發(fā)展的典型體現。無論是口口相傳的“腦文本”，還是因為文字的產生而記錄下來的實物文本，這樣的傳播手段、方式或媒介的更新，都伴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發(fā)展的進程。傳播速度的快慢直接關聯著人類的發(fā)展與文明的進程?？脊艑W的相關研究亦充分表明：“一部文明演進史就是一部文化傳播史?！?sup>[8]

本卷第一章就是主要探究古代外國文學經典的傳播媒介和傳播途徑。古代文學經典經歷了多種傳播途徑，經歷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多種書寫形式，以及到成熟的拼音文字的歷程，而且歷經了從紙草、泥板、竹木、陶器、青銅直到活字印刷術等多種傳播媒介的變換和發(fā)展。這些傳播媒介和途徑的發(fā)展和變遷，為文學經典的傳播奠定了基礎。而且，傳播媒介的形成和變異，與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傳播密切相關。紙草和象形文字的使用促進了《亡靈書》的生成與傳播，楔形文字與泥板的使用促進了《吉爾伽美什》的流傳，而印刷術的產生和發(fā)展使得文學經典的傳播不再依賴繁雜的人工抄寫，在人類文明史上以及文學經典的生成和傳播過程中產生了革命性的作用。

在人類童年階段，人們有著對自然力的恐懼，以及對人的存在之謎的探究，本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所涉及的吠陀文學、圣經文學以及希臘神話等文學經典，便是人類童年時代精神和生活狀態(tài)的一種折射，也是現代文學發(fā)展的最初源泉。吠陀文學中的《阿闥婆吠陀》和《梨俱吠陀》，具有強烈的巫術乞靈性質，其巫術咒語涵蓋了當時人們精神與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祈禱疾病痊愈等詩作，與當下文學與醫(yī)學研究中的文學醫(yī)治功能或療傷功能一脈相承。而圣經文學的獨特性，主要也就在于其中所體現的文學與宗教、文學與歷史的緊密纏繞，在一定程度上論證了“經典”一詞與宗教的最為直接的關聯。在外國文學經典生成的淵源中，勞動歌謠、巫術、宗教活動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宗教，特別是《圣經》、佛經、《古蘭經》等宗教經典，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現象，對外國文學經典所產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思想價值觀念方面，而且體現在文學作品藝術形式的構成方面。尤其是《圣經》，不僅促使了文學與宗教的交融，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思想方面的深層思索，而且其本身作為文學文本所具有的象征、隱喻、諷刺、比喻等技巧以及豐富多樣的文學樣式，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的抒情和敘事方式，深深地影響了經典的生成與文學的進程?！妒ソ洝芬蚨闪宋鞣轿膶W創(chuàng)作靈感的淵源?！耙驗椤妒ソ洝钒舜罅康奈鞣轿膶W作品中的各種原型。諾思洛普·弗萊把《圣經》稱作‘文學象征淵源之一’。他還斷言，由于《圣經》具有豐富的原型內容，熟讀《圣經》便成為全面了解文學的必要前提?！?sup>[9]

希臘神話也與圣經文學一樣，其驚人的藝術魅力和認知價值就在于其以豐富的想象力和凝練的語言探究宇宙的起源和人類的奧秘。

如今，文學已經發(fā)展成為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如果將如今的文學比作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那么，這棵大樹是植根于古代土壤之中的。本卷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則是從敘事文學的最初代表作品荷馬史詩、抒情文學的最初代表古希臘抒情詩以及戲劇文學的最初代表古希臘戲劇等三個方面，探究這三種文學類型最初的生成和相應的傳播，以及對現代文學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荷馬史詩無疑是西方敘事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源頭，無論是濃縮在51天里的宏大的戰(zhàn)爭場面還是長達10年的漂泊經歷和家庭的悲歡離合，無論是鋪陳還是倒敘，都在藝術結構方面為后世提供了卓越的典范。而古希臘抒情詩中所體現的思想層面的個性意識覺醒以及藝術層面的詩與音樂的關聯，都體現了抒情詩的本質特征，尤其是詩的音樂性，正是詩之所以為詩的靈魂所在。薩福、阿爾凱奧斯、阿那克里翁等琴歌詩人，無論在主題還是在技藝方面，都體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抒情詩的基本概念，為抒情詩藝術的最終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正是基于史詩和抒情詩，古希臘戲劇才得以生成。古希臘戲劇在語言和詩體形式上得益于史詩和抒情詩，在題材上無疑受惠于古希臘神話，而《俄狄浦斯王》等經典悲劇中的悖論特征則反映了當時平民階層與氏族貴族之間復雜的矛盾和政治沖突。正是所有這些因素的聯合作用，促使了古希臘經典悲劇的生成。

作為古希臘文學的直接傳承者，古羅馬文學對古希臘文學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同樣是不可忽略的。從本卷第八章所探討的古羅馬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傳播中我們可以看到，古羅馬文學的生成首先是一個希臘化過程，與廣泛譯介古希臘文學經典密切相關。正是對古希臘文學的翻譯，才促使古羅馬文學的生成與發(fā)展。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荷馬史詩，又怎會生成《埃涅阿斯紀》呢？正是對古希臘文學的借鑒，古羅馬文學的“黃金時期”才得以形成。這一點，對于我們學習和借鑒外來文化是極具啟迪意義的。

本卷從第九章起所探討的是中世紀文學經典。第九章所探討的波斯詩歌和第十章所探討的《源氏物語》是這一時期東方文學的杰出代表。波斯詩歌的生成與發(fā)展與伊斯蘭教中的神秘主義理論蘇非主義有著密切的關聯，而波斯作為詩國的確立以及《魯拜集》等波斯經典詩歌的國際影響，都離不開翻譯的介入。正是菲茨杰拉德的不朽翻譯使得波斯詩歌作品成為不朽的經典。而作為日本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源氏物語》，無論是作為寫實小說還是作為長篇小說，都在世界敘事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在西方文學中，中世紀作為宗教神權統(tǒng)治一切的時代，其文學一方面成了神學的奴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展現了人文主義思想的先聲。第十一章所論及的英雄史詩和第十二章所論及的騎士文學，都體現了近代民族文學的特性。而第十三章所論及的但丁的《神曲》，不僅是宗教層面的“地獄—煉獄—天堂”這一宏大的結構，而且更是體現了中世紀人們從陷入迷惘到經過磨煉，最后達到至善至美的一個時代的精神訴求。

外國文學經典的生成與傳播，離不開翻譯。翻譯是應對語言的隔閡而產生的。根據神話傳說，人類最初的語言是一致的，但是上帝害怕人類因語言一致導致思想一致從而聯合起來對付他，因此便將人類的語言變亂，使人類不能共享信息。所以，翻譯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反抗上帝、讓人類共享信息的行為。翻譯使受到時空限定的文學作品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

古代文學經典的生成實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一千零一夜》本身是由波斯（包括印度）、伊拉克、埃及三個地區(qū)的故事匯集而成的。最早來源是波斯故事集《一千個故事》，講的是印度的奇聞逸事，由梵文譯為古波斯文，后譯成阿拉伯文得以傳播。中古波斯的《魯拜集》，正是因為有了菲茨杰拉德的英譯才引起關注，得以成為文學經典。文學翻譯是世界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之間進行文化交流和溝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徑。而文學經典的產生和發(fā)展，不僅體現了外國文學與本民族文學的融合，而且也與社會的發(fā)展和時代的進步發(fā)生著緊密的關聯。實際上，正是有了文學翻譯活動，世界文學才得以產生，一部世界文學史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部翻譯文學史和文化交流史。

古代外國文學經典在我國的傳播同樣離不開翻譯。一個多世紀以來，經過我國翻譯家和外國文學學者的不懈努力，許多優(yōu)秀的古代外國文學經典都被譯成了中文，成為我國文化建設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楊憲益翻譯的《荷馬史詩》、羅念生翻譯的古希臘悲劇以及《詩學》等理論著作、楊周翰翻譯的《埃涅阿斯紀》、朱維基翻譯的《神曲》、方重翻譯的《喬叟文集》、張鴻年和張暉等學者翻譯的18卷“波斯經典文庫”、季羨林翻譯的《羅摩衍那》《沙恭達羅》、金克木等翻譯的《摩訶婆羅多》、豐子愷翻譯的《源氏物語》、楊烈翻譯的《萬葉集》、郭沫若翻譯的《魯拜集》等，都在我國文化發(fā)展中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與我國的思想解放以及文化事業(yè)的進程同步發(fā)展?？梢哉f，外國文學經典的傳播是中華民族思想解放和文化發(fā)展歷程的折射。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我國的翻譯文學真正開始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大規(guī)模的外國文學譯介則始于五四運動。因此，幾千年的外國文學經典，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或是當代，無論是史詩、詩劇、神話還是小說、散文、抒情詩，無論是傳統(tǒng)經典還是現代主義作品，都在差不多的同一時間段里譯介到中文世界。結果，各個時期的外國文學經典的淵源關系受到忽略。對古代外國文學經典的接受也是混淆在其他時期的文學經典之中。跨越數千年的多種文學思潮的文學經典同時譯介，對我國文壇所產生的影響也是頗為錯綜復雜的。

如同翻譯，改編對于文學經典的生成與文化的傳承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許多文學經典的生命力是在改編的狀態(tài)中得以實現和完善的?！半娪昂碗娨暱梢岳门臄z、剪接、特技、特寫、電腦等技巧，將文學、美術、音樂、戲劇、攝影、光學、聲學、電子科學等集合于一身，使電影和電視具備了巨大而又獨特的表現能力，它們把文學名著中的語言描述，變成了直接可視可感的銀幕形象或屏幕形象，就使得觀賞者獲得了更大的愉悅和多方面的藝術享受?！?sup>[10]這些銀屏形象在展現復雜的事件和情節(jié)方面比語言文字更為直觀，甚至更為生動。就拿神話故事來說，“甚至連復雜的神話事件如今也能完全被銀屏形象所陳述或轉述”^[11]。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古代外國文學經典也是新媒體改編和跨媒體流傳的重要資源，這在一定意義上為外國文學研究拓展了新的領域和生存空間。由荷馬史詩改編的電影《特洛伊》和《木馬屠城》，由騎士傳奇改編的電影《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由《神曲》改編的多種動畫電影，由英雄史詩《貝奧武甫》而改編的同名動畫電影……所有這些，不僅普及了外國文學經典，而且為新媒體傳播和改編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源泉和智慧的想象。優(yōu)秀的外國文學經典可以成為我國新時代文化建設可借鑒的重要文化財富，反之，新媒體改編和跨媒體流傳對于文學經典的傳承也同樣具有獨特的意義。

本卷所涉及的外國古代和中古文學經典，時間跨度大。在自公元前3000年到中世紀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出現了《亡靈書》《吉爾伽美什》、荷馬史詩、《埃涅阿斯紀》、英雄史詩、《神曲》《源氏物語》《魯拜集》等一系列外國文學經典。這些文學經典是人類文化的珍貴的遺產。研究這些經典產生的語境以及其在產生、譯介和流傳過程中的發(fā)展、變異和成熟，對于學習先進文化無疑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同樣，研究中華民族對外國文學經典的借鑒和接受，在一定意義上是探究民族精神成長歷程的一個重要途徑。

[1] 引自西方古典學者哈夫洛克（E．A．Havelock）的觀點，參見陳中梅：《神圣的荷馬——荷馬史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2] 老舍：《老舍文藝評論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頁。

[3]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三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1頁。

[4] 楚圖南：《〈希臘的神話和傳說〉后記》，斯威布：《希臘的神話和傳說》（下），楚圖南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869頁。

[5] 張淑華等編著：《認知科學基礎》，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6] 劉汝醴：《古代埃及藝術》，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7] 周月亮：《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8] 同上書，第6頁。

[9] 勒蘭德·萊肯：《圣經文學》，徐鐘等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頁。

[10] 趙鳳翔、房莉：《名著的影視改編》，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

[11] Roger D．Woodard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Myth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