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古典詩到現(xiàn)代詩——但覺高歌有鬼神 焉知餓死填溝壑

繡口一開:余光中自述 作者:余光中 著; 梁笑梅 編


從古典詩到現(xiàn)代詩(1)
——但覺高歌有鬼神 焉知餓死填溝壑

由于筆者獲得本年度“中國文藝協(xié)會”的新詩獎,呂天行先生囑為《自由青年》寫一篇自述寫詩經(jīng)過的文章。我一向畏懼這種自我宣傳的文字,因為它不是裝腔作勢,自貶到一無是處,便是轉(zhuǎn)彎抹角,自捧到儼若大師;而無論自貶自捧,其風格總是庸俗的。此處我只擬略談自己從古典詩到現(xiàn)代詩的欣賞與創(chuàng)作的過程,以及目前我個人對中國現(xiàn)代詩的看法。前者也許對那些迄猶迷戀古典詩而患著“現(xiàn)代色盲癥”的青年朋友有點幫助;后者也許可以供那些誤入現(xiàn)代詩歧途或徘徊在現(xiàn)代詩斑馬線上的作者作一參考,也借以鞏固我自己的信心。寫詩已逾十年,并且譯過詩,編過詩刊,寫過詩論,現(xiàn)正在外文系講授英美詩的我,絕無意在此偽作謙遜之態(tài),把自己說成與詩絕緣的人。但是在接受獎章、遭受鎂光燈電擊之際,我內(nèi)心惶恐著、空虛著,我想到被火車斷尸的楊喚,流浪在湄公河畔的望堯,賣舊書以糊口的夢蝶,退伍后一直緘默的阮囊……那么多的現(xiàn)代詩人在無名無利的“無人地帶”努力著,但知高歌,不知餓死!現(xiàn)代詩仍被人曲解著,冷落著,雖然它將來終有大成的一日,雖然將來也許有一位現(xiàn)代詩人可以鑄銅像,上郵票,但絕大多數(shù)的作者必須失敗于先。不是每一塊石頭都能被置于金字塔尖的。

我開始寫新詩,現(xiàn)在回想起來,已是十三年的事了。那時我正在廈門大學外文系二年級讀書,對于英詩實在不甚了了,對于新詩涉獵甚少,倒是在舊詩里已經(jīng)浸淫過一段時期。在那以前,我是舊詩的信徒,且鄙視新詩。我還清晰地記得,當自己初入金陵大學外一時,有幾位同班同學正一股勁兒在寫所謂新詩,而我呢,還在七言五言的平平仄仄里和繆斯捉迷藏。他們笑我的落伍,我也看不慣他們那種新詩,因為實在是兌了許多水的詩意大稀的分行散文,徒有普羅姿態(tài),揮幾個左傾的手勢而已。當時文壇上左傾之風盛極一時,從我者前進,逆我者反動,從我者為時代的鼓手,逆我者為布爾喬亞,為頹廢的作家。在這種龍卷風的搖撼下,能像梁實秋先生那么屹立無恙的自由作家,實在沒有幾個人。真的,在大陸時代,一位詩人在進入藝術之前,尚須克服這種政治惶惑癥。無可諱言地,我惶惑著——在“大眾的藝術”與“個人的藝術”之間。

我最早接觸到的新詩,是《鳳凰》和《烙印》。事實上,這兩本詩集都不能算杰作,可是對于年輕的我,頗發(fā)生一點影響。到了大二那年,由于一本叫《詩的藝術》的批評文集的介紹,我接觸到卞之琳和馮至的作品。加上對于英國浪漫詩人及惠特曼的一點起碼的原文知識,我便開始寫“新詩”了。無可否認地,當時的試作多少帶一點幼稚的普羅色彩,但居然在廈門的《星光》和《江聲》兩家報紙登了好幾首?,F(xiàn)在我還記得,當時《星光》報上,有位廈大的同學寫了一篇文章,從左翼狹窄的角度,攻擊莎士比亞,說他是什么宮廷的御用文人。我看了非常氣憤,也投了一文駁斥,結果引起一場小小的論戰(zhàn)。老實說,一位大二的學生,做什么莎士比亞?我寫文章抗議,只是說明我討厭那種心胸狹窄、有意歪曲的左傾理論而已。

共產(chǎn)黨軍隊大舉南下,我隨家庭避難到香港。一個中國人生活在那塊殖民地上,原是十分痛苦的事。面臨空前的大動亂,生活在港幣悲哀的音樂里,我無詩。我常去紅色書店里翻閱大陸出版的小冊子,我覺得那些作品固然熱鬧,但離藝術的世界太遠了。我失望,我幻滅。我知道自己必須在臺灣海峽的兩岸,作一抉擇。而最苦惱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熱愛文學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勸我回大陸,不久他自己真這樣做了。我沒有去。最后我踏上來基隆的海船。那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初踐斯土,我覺得“美麗的島”上沒有像樣的大學,但是氣氛很自由,創(chuàng)作空間很大,發(fā)表園地十分公開。我立志要成為一位新詩人。當時我參加插班生考試,同時考取了臺大外文系三年級和師范學院英語系二年級,結果我進了臺大。其時臺大外文系的文學氣氛十分稀薄,尤其一些修女講授的散文課,實在是變相的傳道,乏味得很。可是英千里先生的“英詩”一課,給我很大的啟示??上恢v現(xiàn)代詩,否則我的接近英美現(xiàn)代詩將提早幾年。

我在臺灣的第一篇稿是發(fā)表在《新生副刊》的,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事。其后我不斷投稿,先后在“中華副刊”和“中央副刊”登載。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迄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先后在中副發(fā)表的詩約有兩百首。早期的詩,大半是傳統(tǒng)的抒情小品,清新娛人,步五四之后塵,繼“騎士詩人”之余緒,亦即艾略特評葉芝早期作品時所謂的“宜于詩選的小品”(anthology pieces)。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九五六年,才漸漸開始有了變化。沒有經(jīng)過這種變化,我的作品不會現(xiàn)代化起來。這是我創(chuàng)作生命上極重要的一個轉(zhuǎn)折點,然而其原因是相當復雜的。

先是一九五五年全年,我在大華晚報上連載譯出斯通的《凡高傳》(Lust for Life),深深受到凡高那種為藝術殉道且熱愛生命,勇于生命的精神的感召。凡高的畫,在初看時,確予我“丑惡”的印象,我覺得他的主題低級,技巧拙劣。然而你不能否認他的作品是誠實的,洋溢著生命的,沉重而龐大得幾乎等于現(xiàn)實全部的壓力。于是我在半迎半拒的心情下看下去,直到我張臂歡迎他。這一點在藝術欣賞上非常重要。一件作品,無論你第一印象是喜悅還是厭惡,只要你直覺它是“誠實的”,你就會繼續(xù)看下去,直到你的“忍受”變成了“享受”;接受現(xiàn)代詩與現(xiàn)代畫的情形,尤其是如此。許多讀者或觀眾,由于不能經(jīng)歷忍受的階段,也永遠達不到享受的境地?,F(xiàn)代文藝往往是深刻而含蓄的,究竟不是流行小調(diào)一聽就入耳可比,你必須克服一些惰性,改變一些觀念,換一個角度,甚至重新調(diào)整你的呼吸與脈搏的節(jié)奏,始能擴大你的美感視域,豐富你的美感經(jīng)驗。這情形,在我讀艾略特、杰佛斯、康明思、葉芝的詩,與看克利、米羅的畫時,都是親身經(jīng)歷的。

譯完了《凡高傳》,我的美學觀念起了重大的變化。我重新為美下定義,且重新規(guī)劃美丑的界限。同時我正著力翻譯美國女詩人狄瑾蓀(通譯狄金森——編者注)的詩,更欣賞到她那種神秘而濃縮的表現(xiàn)手法,以及突出而躍動的意象。同時我也結婚了。新生命中的“她”是敏感的動物與精致的靈魂,她的敏感刺激了我的敏感。在這種綜合的靈感下,我的現(xiàn)代開始了。

另一間接的亦正亦反的因素來自當時詩壇的論戰(zhàn)。先是聯(lián)合報上有人寫一連串批評的文章,我也是攻擊的目標之一。盡管其人罵得并不很對,卻使我警惕了起來。然后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現(xiàn)代化運動的全盛期,許多優(yōu)秀的新人陸續(xù)出現(xiàn)。現(xiàn)在我仍清晰地記得,自己如何一個接一個地認識了夏菁、吳望堯、黃用,以及他們周末在我廈門街的寓所談詩(或者爭吵)的情形。我一面編《藍星周刊》與《文學》、《文星》的話,一而投入這現(xiàn)代化的主流,其結果是《鐘乳石》中那些過渡時期的作品。不久我便去了美國。

離別臺灣,我陷入很重的鄉(xiāng)愁里;母親在我出發(fā)前夕死去,一個小女孩幾乎是同時生了下來。這一切蒙太奇式地交疊發(fā)生,使我一時吞不下去。在新大陸的一年中,我病著,神經(jīng)質(zhì)地病著,而且夢游著。在時空失調(diào)的幻覺下,我寫著詩。回臺時,我?guī)Щ貋硪痪怼度f圣節(jié)》和減輕了十二磅的身體。當吳望堯、黃用、方思、林泠、向明諸先生出島而無詩(或極少創(chuàng)作)時,我是頗以自己之有詩而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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