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學研究視野里的“潮州”

陳平原

按語：本文根據(jù)2007年6月25日在汕頭大學的演講《暮春者，春服既成》第四節(jié)整理而成，初刊于《南方都市報》2010年4月11日。作者陳平原教授曾任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文章表現(xiàn)了他對故鄉(xiāng)俗文學的關注。2018年，陳平原、黃挺、林倫倫編著了《潮汕文化讀本》（一套四冊）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

現(xiàn)代作家中，老舍對北京的關注，沈從文對湘西的迷戀，還有汪曾祺熱心撰寫關于高郵的文章，著實讓人感動。不過，我認同周作人《故鄉(xiāng)的野菜》中的說法，北京住久了，有了感情，也會關注其“前世今生”。這與我對自己的家鄉(xiāng)潮州古城的魂牽夢繞，并行不悖。家中掛著潮州的戲曲木雕，閑來無事，聽聽潮州弦詩，喝喝準工夫茶，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作為潮州人，我的“潮州文化研究”，仍停留在冥想階段；而談論北京的文章，卻已結集出版（《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曾經設想，像《貴州讀本》（錢理群等主編，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廣東九章》（黃樹森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那樣，為家鄉(xiāng)編一冊《潮汕讀本》，勾起世人了解潮汕歷史文化的熱情?？上?，也只是說說而已。真希望有一天，我能騰出手來，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熱情，為家鄉(xiāng)寫本像樣的書。

談論家鄉(xiāng)的歷史文化，可以是撰述，也可以是編輯。而大規(guī)模整理出版本地先賢著作，清人已開始這么做。我寫《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時，曾提到他做學問從輯佚入手，《會稽郡故書雜集》之“敘述名德，著其賢能，記注陵泉，傳其典實”，以補方志之遺，這一思路淵源有自。魯迅自述受張澍《二酉堂叢書》影響，其實，張書乃清儒大規(guī)模輯存鄉(xiāng)邦文獻以養(yǎng)成地方學風、人格這一思潮的后起者，順治、康熙年間，已經有《甬上耆舊詩》《姚江詩存》《粵西文載》等書。這個問題，與其像章學誠那樣從方志學角度論述，還不如從地方學術以及文化教育的思路著眼。最近十年，學界之關注地方文獻及生活方式，已經有了全新的視角；談論作為學術對象的“潮州”，不再滿足于掌故之學，而是希望兼及國際視野、科學方法與鄉(xiāng)土情懷。

記得是2004年春天，《南方日報》曾組織大型系列采訪報道，而后加工成《廣東歷史文化行》一書，邀我寫序。我的序言題為《深情凝視“這一方水土”》，其中有這么一段話：

當今中國，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輕人，很可能對紐約的股市、巴黎的時裝、西班牙的斗牛、里約熱內盧的狂歡了如指掌；反而漠視自己身邊的風土人情、禮儀習俗以及各種有趣的生活細節(jié)。如此看來，單講“世界大勢”或“與國際接軌”還不夠；還必須學會理解并欣賞各種本土風光——尤其是自己腳下的這一方水土。在大與小、遠與近、內與外的參照閱讀中，開拓心胸與視野，反省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盲信與偏執(zhí)?？梢哉f，這是現(xiàn)代人精神成長的重要途徑。

如果編《潮汕讀本》，我建議以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為中心，盡量少收當下的政論文章，更不要貪圖一時方便，恭請官員領銜或出面協(xié)調。這方面，《廣東歷史文化行》有深刻的教訓。

談論潮汕文獻，不少先賢的工作可以借鑒。如溫廷敬輯、吳二持與蔡啟賢校點的《潮州詩萃》，還有饒鍔、饒宗頤所著《潮州藝文志》等，都很值得贊賞。前者選輯了自唐、宋、元、明至清末的潮籍詩人436人，詩歌6530多首，是潮州歷代詩歌的精粹集成；后者則是相當嚴謹?shù)膶W術著述。我想補充的是，還有好些不太為人重視的“小節(jié)”，同樣值得關注。

應邀為《廣東歷史文化行》寫序時，我正在巴黎講學。為了查找相關資料，特意跑到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用功。沒想到，在圖書館里，竟發(fā)現(xiàn)了一冊小書——楊小綠編《潮州俗謎》。這冊1930年由支那印社刊行的小書，附有“潮州歇后語”。在異國他鄉(xiāng)撞見“老鄉(xiāng)”，自是感慨萬端。楊小綠，又名楊睿聰，生卒年月不詳，潮州人，民俗學專家，只知道抗戰(zhàn)前曾在廣東省立第四中學（潮州金山中學在1923—1935年的名稱）任教。這冊小小的《潮州俗謎》，輯錄廣泛流傳于潮汕民間的謎語二百則，煞是有趣。此外，楊先生還編著過《潮州的風俗》（支那印社1930年版），可惜未曾拜讀。

另一個潮州人丘玉麟（1900—1960），在其《〈潮州歌謠〉代序》中，提及為搜集歌謠而“決意去拜訪楊睿聰先生——他已搜集了一冊兒歌、謎語和媽經”；而楊先生還對他的編輯分類提出了若干建議。聽其口氣，這位楊先生應比丘玉麟稍為年長。

小時候，在家里亂翻書，曾見過丘玉麟選注的《潮汕歌謠集》。當時并不在意，只知道編者是我父親在金中念書時的老師。換句話，我關注此書，最初是基于人情，而非學術。直到前幾年，主持中國俗文學學會工作，方才意識到此書的價值。此書的版本有三：《潮州歌謠》第一集，1929年在潮州自費刊行；《潮汕歌謠集》，1958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刊行；新版《潮州歌謠集》（包含《潮州歌謠》《潮汕歌謠集》《回回紀事詩》），2003年12月在潮州印刷（封面署“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在1929年所撰的《〈潮州歌謠〉代序》里，丘玉麟特意凸顯自家學術淵源。那篇序言是以致周作人信的形式寫的，其中有這么一段：

呵，北平我的第二個故鄉(xiāng)，我的一生愛戀的情婦，常入夢的苦雨齋。你，我一世不忘的恩師，我現(xiàn)在不能回到北平，然而我不能不在此時此地歌謠集印成了，向你表明敬忱，因為我對于搜集歌謠這工作之趣味的嫩芽是你護養(yǎng)壯大的——雖然嶺南大學文學教授陳壽頤先生已早一年把搜集歌謠的種子播下我心田。其實是自認了先生才決意研究文學，搜集歌謠。

沒想到，歌謠集出版后很受歡迎，初版2000冊很快就售罄了。這讓編者欣喜若狂，當即決定重印，還準備發(fā)行到南洋群島，以滿足那里的華僑思念祖國及家鄉(xiāng)的心愿（參見丘玉麟撰于1929年5月5日的《再版序言》）。

引三首歌謠，以見此書特色。先看《天頂一條虹》：“天頂一條虹，地下浮革命，革命鉸掉辮，娘仔放腳纏。腳纏放來真架勢，插枝花仔凍凍戲?！边@里所說的“革命”，當是指北伐前后南方的政治氣氛?？晌矣浀茫r候念的是：“天頂一條虹，地下浮革命，革命紅軍企駁殼，打得老蔣頭駁駁?！币徊樵瓡?，方知后者出自1958年的修訂本。將民間趣味很濃的“性別偏見”，轉化為立場堅定的政治口號，不是好主意。收入“諷刺類”的《老鼠拖貓上竹竿》，則基本保留了民歌特點，滑稽有趣，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老鼠拖貓上竹竿，和尚相打相挽毛。擔梯上厝沽蝦仔，點火燒山掠田螺?！敝劣凇墩滤季谕夥健?，繼承的是《詩經》傳統(tǒng)，歌詠永恒的愛情，從正月一直唱到十二月，除了方言詩之佳妙，還能見本地風情。若“五月扒龍船，溪中鑼鼓鬧紛紛；船頭打鼓別人婿，船尾掠舵別人君”；“七月秋風返涼哩，要寄衣衫去給伊，要寄寒個又克早，要寄熱個又過時”；“十二月是年邊，收拾房舍來過年，廿九夜昏君就到，圍爐食酒來過年”。唱完了十二個月，接下來是：“天光起來是新年，朋友相招去賺錢。衫裾扯緊無君去，憶得去年相思時?！?/p>

這樣的潮州歌謠到底有多大的文學價值，編者顯然很自信：“歌謠可承認為文學，編印成書，第一次到你們的手頭，你們就能覺悟時代已變化了，這自來被貴族文學所擯棄的民間歌謠，已成為有價值的平民文學了！你們可以產生文學作品了，文學不僅是有暇階級、豪富階級之專有物，乃是各階級的共有了?！倍@種對于“平民文學”的褒揚與提倡，明顯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1921年考進廣州嶺南大學、后轉燕京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的丘玉麟，字拉因，潮州市意溪鎮(zhèn)人。1927年起，丘執(zhí)教于潮州金山中學，除《潮州歌謠》外，還與林培廬合編《潮州民間故事》，撰寫《回回紀事詩》等。正是在北京讀書期間，丘與林培廬等在北大教授周作人的影響下，開始致力于潮汕民間歌謠的收集和整理。在《〈潮州歌謠〉代序》里，丘玉麟提及其受周作人“深望努力從事搜集歌謠的工作”的鼓勵，與林培廬組織文學社、討論歌謠的價值等：“培廬兄就把我的歌謠、佚民先生的編注，名為《潮州畬歌集》，先生作序，付上海朝霞書店出版，不幸朝霞遭一次封閉，畬歌集尚未能出版?！边@段話，幫我解決了三個疑問。第一，一直在尋覓周作人寫序的《潮州畬歌集》，沒想到竟是胎死腹中，難怪我“踏破鐵鞋無覓處”；第二，周作人《〈潮州畬歌集〉序》表揚“林君之堅苦卓絕尤為可以佩服”，其實有點錯位，《潮州畬歌集》的真正編者是丘玉麟；第三，周之所以有此誤會，除了書稿是林送去的，還有就是林培廬確實也在積極從事潮州歌謠及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故表揚其“堅苦卓絕”也不過分。

這就說到另一位俗文學專家、揭陽榕城人林培廬（1902—1938）。林20世紀20年代在北平念書，大學畢業(yè)后回潮汕，先后在揭陽、潮州等地多所中學任教，1938年因病早逝，年僅36歲。林培廬30年代初在潮汕為《嶺東國民日報》編“民俗”?？?，為《潮梅新報》編《民俗周刊》，還時常在中山大學主辦的《民俗》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編有《潮州七賢故事集》《潮州歷代名人故事》《民間世說》等。其中上海天馬書店1936年刊行的《潮州七賢故事集》最廣為人知，除了周作人的序言，還因此書封面題字，出自另一個潮州（饒平）人，以“愛情定則”“美的人生觀”著稱的北大教授張競生。

讀周作人文章，很早就注意他如何談論我的家鄉(xiāng)潮州。最為直接的，是兩則序言：一是1927年4月3日的《〈潮州畬歌集〉序》（見《談龍集》）；一是1933年2月24日的《〈潮州七賢故事集〉序》（見《苦雨齋序跋文》）。前者回憶當初自己在紹興征集兒歌童話，“到了年底，一總只收到一件投稿”；到了“五四”前后，由于北大同人的合力提倡，此舉才引起廣泛的關注。后者則在表揚林編的同時，專論“記錄的方法”，即如何避免“文藝化”：“它本來是民間文學，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學興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學的記錄而用了文藝的描寫，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原來的色相……”

1918年北大發(fā)起征集歌謠運動，一般視為現(xiàn)代中國俗文學研究或民俗學的開端，其中劉半農、沈尹默、蔡元培固然是重要人物，可周作人的貢獻更大——提倡早，工作勤，而且有理論高度。周作人1914年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四號上登啟事：“作人今欲采集兒歌童話，錄為一編，以存越國土風之特色，為民俗研究兒童教育之資材?！?922年《歌謠》周刊創(chuàng)辦，周作人積極參與并一度主持。同年，周在4月13日《晨報副鐫》發(fā)表《歌謠》一文（見《自己的園地》），對歌謠進行分類（情歌、生活歌、滑稽歌、敘事歌、儀式歌、兒歌），并強調歌謠研究的價值，一是文藝（“從文藝的方面我們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或做新詩創(chuàng)作的參考”），二是歷史（“從民歌里去考見國民的思想、風俗與迷信等”），除此之外，還有第三，那就是兒童教育（“但是他的益處也是藝術的而非教訓的”）。1923年3月，周作人為《之江日報》十周年撰寫《地方與文藝》（見《談龍集》）：“現(xiàn)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里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xiàn)在文字上，這才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這不限于描寫地方生活的‘鄉(xiāng)土藝術’，一切的文藝都是如此?！薄斑@樣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應具有特性，便是國民性、地方性與個性，也即是他的生命?！蓖?2月，周作人在《歌謠》周刊一周年紀念增刊上，發(fā)表《猥褻的歌謠》；兩年后又聯(lián)合錢玄同、?；菰?925年10月的《語絲》第48期上發(fā)表《征求猥褻的歌謠啟》，理由是，一、“我們相信這實在是后來優(yōu)美的情詩的根苗”；二、“我們想從這里窺測中國民眾的性的心理”。將周作人這段時間關于俗文學的諸多言論略為梳理，很容易理解為何丘玉麟會“入夢苦雨齋”，以及再三強調“我這冊歌謠是先生的鼓勵的收獲”。

在我看來，“并非所有的文學形式都具有思想史的意義，但俗文學的崛起與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的變遷密切相關，因而具有深厚的思想史價值”（參見《學者呼吁加強中國俗文學研究》，2001年10月24日《中華讀書報》）。20世紀二三十年代潮汕地區(qū)的俗文學研究，做得有聲有色，且與北京及廣州學界保持相當密切的聯(lián)系。了解這些，你對丘玉麟、林培廬、楊睿聰?shù)瘸鄙菍W人的工作，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他們的編著，并非古已有之的鄉(xiāng)邦文獻整理，而是深深介入了現(xiàn)代學術潮流。

如果再加上出生于廣東海豐（廣義的潮汕人）、畢生致力民間文學及民俗學研究的鐘敬文（1903—2002），那么，20世紀30年代潮汕學人的俗文學及民俗學研究，實在讓人刮目相看。20年代中期，鐘敬文到廣州的嶺南大學國文系半工半讀，參與組織民俗學會，編輯《民間文藝》《民俗》及“民俗學叢書”，開始其漫長的學術生涯。我關注的是北新書局1927年出版的鐘敬文編《客音情歌集》和《歌謠論集》，那是其歌謠學工作的起點。后者收集發(fā)表在《歌謠》周刊上的諸多論文，對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歌謠”觀念很有益處。

將1927年出版的《歌謠論集》《客音情歌集》和1929年的《潮州歌謠》、1930年的《潮州俗謎》、1933年的《潮州七賢故事集》等穿起來，再捎上引領風騷的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在北京和廣州兩地來回穿梭的顧頡剛，你可以想象當年潮汕與外界的學術聯(lián)系。據(jù)另一位潮籍俗文學家、丘玉麟的弟子薛汕稱，求學北京對丘一生影響極深：“記得他壁上所掛的旅平照片，穿著西裝，握著手杖，倚于巨大城門拱下，一種風沙中的雅趣，比讀呆板的課本，更能引起我的心動……”（薛汕《山妻夜粥的歌者》）不是關起門來稱大王，也不以“省尾國角”妄自菲薄，而是積極參與當代中國的學術文化建設，這點精神與志氣，很讓人感動。

作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讀書人，談論潮汕文化，需要“同情之了解”，更需要切切實實的體會，以及深入骨髓的探究，而不是什么“提倡”或“表彰”。以前覺得這不算什么正經學問，屬于“土特產”或“邊角料”；可最近二十年，隨著史學觀念的轉變，尤其是微觀史的興起，從邊緣看中心，從山村談歷史，挑戰(zhàn)大而無當?shù)暮甏髷⑹?，區(qū)域歷史及方言文化日益得到學者的關注。我相信，隨著學術風氣的轉變，像潮州方言、潮州戲、潮州歌冊、潮州音樂、潮州大鑼鼓、潮州飲食（潮州菜、工夫茶）及工藝（陶瓷、木雕、刺繡），還有眾多禮儀與風俗，作為潮汕人審美趣味及文化傳承的活化石，將逐漸進入新一代學人的視野，其研究成果也將反過來影響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