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子明先生訪美憶事

袁明

1983年秋天，我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東亞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一天突然接到時任北大校秘書長文重先生的來信，信中說北大代理黨委書記項子明先生要到美國訪問。學校領導研究，不再另外派陪同翻譯了，決定由我來擔任這個任務。因為邀請項子明先生訪美的是伯克利大學，伯克利將承擔項先生訪美的費用。20世紀80年代初，北大雖是名校，但是經費也十分緊張，能節(jié)省就盡量省。我十分理解，一口答應。

我并不認識項子明先生。只是聽說過一些關于他做地下工作時的故事。聽說過他曾經是北平學生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當時以一個不問政治的年輕讀書人身份出面，在北大等主要大學開展工作，組織學生運動，很有些傳奇色彩。

11月的一天，我在舊金山機場接到項先生時，他穿著一件深灰色薄風衣，戴一副金邊眼鏡，白發(fā)向后整齊地梳著，沉穩(wěn)地微笑著，完全是一位學者的樣子。記得當時我為了怎么稱呼他的事還征求過他的意見。他時任北大代理黨委書記，而訪問美國時的身份是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稱他“書記”或“主任”我覺得都不太合適。我說，北大的傳統，凡是老師、長輩都稱“先生”，我就叫您“項先生”吧？他很干脆地回答：“行。”他話不多，但是我感覺到，他對事情有一種宏觀把握。他告訴我，辦好大學，北大的擔子很重，此行主要是實地考察一下美國的大學教育。同時有幾件具體的事，要盡力做好。當時校方安排項先生住在伯克利的“教授之家”(faculty club)，而且據說是一間最考究的房子。所謂考究，也不過是稍比其他房間寬敞一點，有二十來平方米，家具實際上都很簡單陳舊。我到過美國一些名牌大學的“教授之家”，幾乎風格都是如此，怎么簡樸怎么來。項先生對這些都泰然處之。只是提出，到外面草坪上去談談工作，不在房間里談。我不由得想到，這是否是多年地下工作養(yǎng)成的習慣？

現在回憶起來，項先生說的“幾件具體的事”，都與人才有關。第一件事是他要找石根華談。當時在伯克利的大陸學者不太多，我認識石根華，他是北大數學力學系畢業(yè)的。項先生告訴我，石根華在工程計算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國家急需這樣的人才。為此，他在來美國之前曾兩次前往燕南園51號，拜訪石根華就讀北大研究生時的導師江澤涵先生，還特意帶來了江先生給這位學生的親筆信。我記得，在伯克利期間，項先生和石根華至少長談了兩次。他后來又請取道舊金山回國的丁石孫先生繼續(xù)與石根華談。最近我在《科技日報》上看到，石根華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就經?；貒趪宜ㄔO的幾項大工程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舊金山灣區(qū)訪問的幾天，項子明先生廣泛接觸留學生，向留學生們了解他們留學美國的心得體會。除了伯克利，我還陪他去了斯坦福大學。記得當時在斯坦福的馬希文、郭維德、張光等北大校友為他精心組織了座談會。項先生的特點是善于傾聽，自己的話并不多。這種風格使座談會的氣氛相當活躍。

離開舊金山灣區(qū)，我陪同項先生直飛波士頓，訪問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同時，完成他的第二件“具體的事”。在去東部的路上他告訴我，在波士頓，主要是要見丁石孫教授。這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因為我在夏天的時候去過哈佛大學查檔案資料，期間曾到湯一介、樂黛云先生的臨時住所做客，在席間聽一位滿頭銀發(fā)的北大教授侃侃而談文科需調整改進之處，一問才知這位教授是北大數學系系主任丁石孫。我當時心直口快地說：“丁先生，回國以后，您應該當主管文科的副校長！”我把這件事情講給項先生聽，孰料他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人家都要當北大校長了！我這次來，就是約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辦北大的！”果然，在到達哈佛以后，項先生和丁先生做徹夜長談。具體內容我不得而知。在三年前出版的丁石孫《自述年譜》中，關于這次訪問有下面這樣一段話：“到機場我才知道，來的人是項子明，他當時是代理黨委書記，還有袁明，當他的翻譯。袁明當翻譯估計是學校臨時抓的。項子明來那天，哈佛專門掛了中國的旗子，以示重視。項子明‘文革’前是北京市委的秘書長，是彭真的很得力的干將。我到機場接了他們送到faculty club，這時他就告訴我，要我回去當校長。那天晚上，他從十點多鐘跟我聊到兩點，他說我當校長，他當黨委書記，我們兩個合作，他談了他的很多想法。”

我們去麻省理工學院訪問時，正好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東生先生率領一個代表團在那里。丁肇中先生設午宴宴請。席間，嚴先生和丁先生談的都是關于加強物理研究方面的合作問題，談得非常專業(yè)。我問項先生，這么專業(yè)的討論，我根本翻譯不了，怎么辦？項先生說，沒關系，安心吃飯。他仍然泰然自若，微笑地看著這幾位世界知名物理學家熱烈討論。那天晚間，我們應邀參加一個美國物理學家聚會，有幾十位物理學家參加，估計是一個物理學專業(yè)年會期間的活動。我記得在招待會開始不久，楊振寧先生走進來了。項子明先生微笑著對楊振寧先生說：“你還認識我嗎？”楊先生先是愣了一下，馬上大聲地說：“你是汪志天！”兩個人的手緊緊握到了一起。原來，他們曾是中學同學。項子明本來姓汪，參加革命以后才改了名字。他鄉(xiāng)遇故人，項先生自己也沒有想到。那天他的話比平時要多。

項先生美國之行的第三站是華盛頓。我們應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之邀，住在大使官邸。那天，項先生被安排在大使官邸的客房里。我則在大使書房里臨時搭了一個鋪。聽大使夫人張穎說，章文晉大使和項先生談到了下半夜，他們在一起回憶“一二·九”運動，有許多共同語言。第二天一早，章文晉大使仍然按照日常習慣，在用早餐時聽助手楊潔篪的每日世界時事要聞的簡報，時而插問一些問題。項先生后來對我說，做外交工作真是不容易啊，很感慨，也很認同。回國以后，他與丁石孫校長商量好，請章文晉大使到北大當教授并出任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

在華盛頓，項先生還拜訪了胡適先生的后人。這是事先安排好的，使館也幫助落實。我想，這大概是項先生一到美國就提到的“幾件具體事情”中的又一件。他很認真，也做了充分的準備。我記得他又拿出了江澤涵先生的一封家書。因為江先生與胡適夫人是姐弟，所以項先生考慮得相當周到，在談話時禮數周到。

項先生的最后一站是紐約。項先生的夫人顏純來接我們。當時顏純大夫正在美國紐約州進修。她是一位著名的兒科醫(yī)生，早年在北大醫(yī)學院學習，后來也參加過學生運動和地下工作，全國解放以后項先生一直鼓勵并支持她搞業(yè)務。我后來才知道，項先生到美國以后，他們也僅通過一次電話，然后就是在紐約的短暫相聚了。這就是80年代初的情況：即便在美國國內打長途電話，也要考慮一下費用。當時的中國人，真是難以想象今天信息時代人們生活的便利和中國人生活條件的變化。我對顏大夫說，你們真應當好好團聚一下。她說：“哪里啊，我們從來都是聚少離多，這么多年，各忙各的事業(yè)，都習慣了。”

然而，讓我更吃驚的是，到紐約來迎接的，還有項子明先生的表弟余英時先生。他是專程從普林斯頓大學趕到紐約的。我知道，余英時先生是一位享譽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學者，但是就怎么也沒有把他和項子明先生聯系起來。記得余先生剛開始話也不多，有點拘謹。后來在吃午飯時，項先生對他說，你研究中國思想史這么多年，應當去給現在北大的學生講講治學。余先生答道，就是怕給你帶來麻煩。項先生朗聲大笑說，這是說到哪里去了。自那以后，余先生的話就多了起來。他堅持要帶我們一起去坐一次紐約的地鐵，說不坐紐約的地鐵怎么能知道紐約呢。在地鐵里，余先生告訴我，他從小就是在姑媽和這位表哥的家里長大的，表兄弟情同手足，后來項先生參加了革命，他則選擇了治學之路。我對當時在紐約地鐵中聽到的這段話印象特別深，很有一種歷史的滄桑感。

在紐約我還陪項子明先生訪問了哥倫比亞大學。值得一提的是，項先生專門去看望了哥大的東亞問題專家多蘿西·博格女士(Dorothy Borg)。博格女士在40年代后期曾應邀到北京大學訪問一年，對中國社會有過親身體驗，也比較同情當時青年學生的進步運動。她與項先生見面后，倆人自然就談起當年的北平舊事。博格女士后來決定把她一生的藏書全部無償捐獻給北大。當時她的許多美國學生也都已經是很有建樹的教授了，他們對博格的這個決定既支持又心情復雜。記得唐耐心(Nancy Tucker)曾經對我講過：“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寫論文主要就依靠博格老師的書，每一頁上都留著我的指印啊?！表n德(Micheal Hunt)則說：“你在每一頁上留了一個手印，我可留了幾個手印?！辈└窬栀浀倪@兩千多冊美國與東亞關系藏書，現存北大國際關系學院。

完成任務，我就從紐約直接回伯克利了。項子明先生則返回北京。第二年即1984年的秋天，項先生的女兒汪青到美國留學，給我?guī)Я艘患聛?。她說，父親讓她專門去挑了這件毛衣，還囑咐“一定要米色的”。我一下愣住了。想起前一年在美國旅行途中，我曾經告訴過項先生自己剛到美國時出過的“洋相”。因為沒有用過洗衣機，把從國內帶來的唯一一件新的米色羊毛衣放進去洗，結果機器甩干后取出來時已縮成一件童裝了。我早已忘記此事，沒有想到一年之后竟從萬里之外得到了補償，一時竟不知道說什么好。直至今天，我還保存著這件羊毛衣，它是一個珍貴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