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的命運，在爭議中綻放奇葩

【編者按】當下文學，究竟是死了還是更好地活著？當代作家，究竟是在作秀還是在更好地創(chuàng)作？對于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本人，究竟什么才是能夠真正打動他的題材事件？11月8日下午，兩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五屆全國報告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雜志主編何建明做客文化論壇，就近期文學界備受矚目的問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和網友分享他的創(chuàng)作經歷以及對當下文壇的感悟。

當下文學：死了，還是更好地活著

主持人：文學在今天是死了還是更好地活著，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話題。臧克家的詩：“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本臀膶W對現(xiàn)實的意義而言，是式微了，確實如同“冬眠”了。過去文學是人們的精神家園，現(xiàn)在好像只成為茶余飯后的小品。但文學的意義對人類而言，是無可替代的。那么今天我們如何來發(fā)展文學呢？請何主編談談。

何建明：自古以來，我們一直把文學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來看待。隨著社會向著市場經濟發(fā)展和世界全球化的進程，文化自身的力量與經濟社會相比較顯得比較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化在整個社會當中的作用降低了，而是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洶涌潮勢弱化了文化自身的影響力，所以，我們今天要重新審視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中國的文學不管在任何時候都起著一個與當時社會緊密結合的、相互作用的功能。今天的社會發(fā)展如此之快，而文化顯得步伐比較慢，這里面有很多因素，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我們作家自身還適應不了這個社會的快速發(fā)展，無論是精神上的準備、心靈上的準備和生活上的準備，包括創(chuàng)作上的準備都跟不上這個時代的發(fā)展步伐。因此，文學在體現(xiàn)社會價值上顯得是那樣的不夠、那樣的脆弱、那樣的邊緣。如何來發(fā)展文學？無非是我們要克服這些東西，增強作家參與社會、了解社會、感悟社會的能力，從而寫出優(yōu)秀的作品，來適應這個社會的發(fā)展，重新回歸文學作為社會精神家園的地位。

網友阿信2：何建明你好，請問你對現(xiàn)在的文學作品有何看法？

何建明：最近在網上，大家對“當下的文學到底是死了還是更加鮮活了”討論比較多。我想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近五年來，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學發(fā)展還是非常繁榮的，有幾個數字我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第一，我們的作家隊伍人數多了，參與寫作的人多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總共是7690人，省、市、地區(qū)作家協(xié)會會員在4萬人左右，還有自由寫作者至少20萬人，這三部分組成了當代作家強大的隊伍。在這五年當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吸收新的會員是1161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作家。可以看出，文學比以往任何時候發(fā)展得都繁榮。第二，這幾年當中，我們出了一些非常優(yōu)秀的作品，比如《歷史的天空》《張居正》《無字》《兄弟》《狼圖騰》《藏獒》等，還有不少優(yōu)秀報告文學、詩歌、散文，我們的長篇小說每年出版1000多部，這個數量在新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從這兩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當代的文學還是一派非常繁榮的景象。再一個就是這些文學作品通過影視、戲劇的改編，它的傳播面更廣了。老百姓不光可以閱讀文字作品，而且可以通過影視、音頻、網絡來了解，這種傳播面使文學讓普通人更易接受和接近，所以它的影響力也廣闊了。

當然，嚴格意義上講，現(xiàn)在的中國作家隊伍很大，出版的作品數量也很多，但是能夠傳世的作品、能夠讓所有人都感到叫好的作品目前還是比較少，特別是中國的文學與社會發(fā)展的步伐、人們的期待還有很大的差距，影響社會和心靈的作品比較少。

另一部分就是比較媚俗的、低下的作品還有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文學對社會的價值。

網友黃牛2222：何老師，現(xiàn)在有人說中國文學死了，作為一個作家，同時您還主辦著文學刊物《中國作家》，目前而言你最大的困難是什么？您是不是也能感受到中國文學面臨著死亡的局面？如何突破？

何建明：作為一個雜志的主編，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經?？床坏轿宜诖暮米髌?，同時，我也感到市場經濟對純文學刊物的壓力。另一點，是我們編輯隊伍嚴重缺乏后備力量。這是我感到最大的困難。但是，我并沒有感覺中國文學面臨著死亡。因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作家，我們都在用自己的熱情、激情經營著創(chuàng)作。我們還有更多的年輕一代的作家，包括自由撰稿人，他們的那種寫作的熱情和閃爍的靈氣，常常讓我感動，是他們影響著當代文學，并將推動中國的文學向未來越來越好的方向發(fā)展。

作為當代的作家，我認為想突破這種局面，突破文學面臨的困境，首先要自我認識、自我解剖。我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有大氣，這個大氣體現(xiàn)在作家的心靈崇高和人格崇高上，有這樣的崇高才有大作品的產生。二是要有大情。這個大情是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包括對自己親人和同事在內的感情，特別是在民族和國家及人民有危難的時候所體現(xiàn)的那種大情。平時我們要對弱者和弱勢群體有感情，任何時候一個作家都要對弱者有憐憫之情，這是考驗作家能不能寫出真情作品的基本要質。再有就是要講大義，義是一個作家如何做人的問題，人要講義，這是一個道德范疇的概念，任何人都要懂得你在社會上獲得的生存機遇和環(huán)境給你的幫助與促進。尤其是今天的作家，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都要學會對這個社會的感恩，對人民的感恩，因為國家給了我們各方面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優(yōu)厚條件，所有的人都在這個飛速發(fā)展的社會中獲得了巨大的益處，這為我們創(chuàng)作和生活提供了巨大的物質與精神的幫助。

一個人的感恩十分重要，這也是考量作家是否具有人的基本素質的因素。所以我認為中國的作家要體現(xiàn)出大氣、大情、大義的人格力量。有了這種人格力量，才可能出現(xiàn)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家。

網友布拉尼頑石：您認為中國文學“死而復生”的關鍵是什么？

何建明：我以為作家的精神和靈魂的“死而復生”是關鍵。當代作家的精神和靈魂的不夠健康和不夠完美是造成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出現(xiàn)有人認為的“死亡”狀態(tài)的原因。因此，中國文學的“死而復生”必須有作家精神與靈魂的“復生”才可能實現(xiàn)。

當代作家：尷尬，還是在變化中堅持

網友孤松：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11月13日曾載文稱，當下中國文學面臨極為明顯的無奈事實，而其根本還是應追究到中國作家在社會里面的生存及待遇。比如著名作家洪峰為2000元工資被單位停發(fā)而沿街乞討抗議一事，你如何看？再有，國家給作家補貼，原是好事，但光依靠這，甚至把這當作一種他應得的權利，應不應該？請何主編談談。

何建明：我注意到最近出現(xiàn)了一個“洪峰事件”，我是這么看，這本身有作家的問題，也有這個單位的問題，合起來是一個體制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后，各地的作家協(xié)會有一部分人是專業(yè)作家，他們拿著國家發(fā)的錢，拿著單位工資，有單位分的房子，這部分人屬于體制內的作家。應該說，這樣的作家、這樣的體制曾經為新中國文學事業(yè)的繁榮與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良好作用，特別是新中國前30、40年出現(xiàn)的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都是在這樣的體制下生活的，他們支撐著新中國的文學事業(yè)。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我們國家的體制在轉型，作家的生活和生存的方式也在變化，今天的作家有一部分依然是在體制之下，而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作家，他們是在體制之外，這兩部分人的生活環(huán)境、創(chuàng)作心態(tài)、創(chuàng)作目的都不同。

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與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和待遇有一定的關系，但絕對不能以此當作唯一的標準。在中外優(yōu)秀作家當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種現(xiàn)象，一個生活在非常艱難、困苦環(huán)境下的作家，他可能寫出偉大的作品，高爾基寫《母親》，奧斯特洛夫斯基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中國的好多作家，他們寫出名篇名作的時候，其生活和待遇是非常困苦的，有的甚至是在監(jiān)獄里，但是他們的作品成為傳世之作。相反，我們今天好多體制內的，甚至是體制外的好多寫作者，生活條件非常優(yōu)越，吃、住什么都不缺，稿費拿得也很高，但是沒有寫出好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這說明什么問題？作家的生活和待遇并不是創(chuàng)作好作品的決定因素。

當然，今天是一個物質高度繁榮、發(fā)展的社會，作家作為一個社會人，應當獲得必要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活待遇，尤其是體制內的一些作家，他們應當保留作為一個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待遇和生活條件，這是必需的。這為他們安心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和生活上的幫助，有利于創(chuàng)作更好的作品出來。

我不是特別贊成洪峰與單位相對立的做法，他們彼此應該相互做檢討。

網友墨白：很想知道，您對現(xiàn)在的文聯(lián)/作協(xié)怎么看？你覺得他們還有實際的作用嗎？

何建明：中國的文聯(lián)和作家協(xié)會是在黨的領導下聯(lián)系文學藝術家的橋梁和紐帶，它在新中國文學藝術事業(yè)當中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因此，我認為它的存在是歷史的、客觀的和必要的。昨天有它的作用，今天仍然有它的積極作用，我想明天也應該繼續(xù)有它的作用。當然，一個文學藝術家和作家，他的存在與成長主要靠他自身的努力和發(fā)展，如果參與文聯(lián)和作協(xié)的相關工作和聯(lián)系，我想只有好處，沒有什么大的壞處。拒絕文聯(lián)和作協(xié)，我認為并不是一件很理智的事情。當然，今天的寫作者很大一部分是自由職業(yè)者，他們完全可以遠離文聯(lián)和作協(xié)，成為獨立的一個寫作群體，這樣的心態(tài)和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我以為值得肯定。所以，我覺得入作家協(xié)會、入文聯(lián)是好的，不入作協(xié)和文聯(lián)也并不一定是不好的。

網友主持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把握方向、繁榮創(chuàng)作是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使命與責任。但目前都市文學流行，私人化寫作流行，卻鮮見重大的現(xiàn)實題材的原創(chuàng)文藝作品誕生。您對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實較為分離的現(xiàn)象如何看？

何建明：不錯，當代的文學作品確實存在都市化和私人化寫作的傾向，這是有客觀原因的。當代的主流作家，特別是一些我們公認的著名作家，他們生活的環(huán)境、寫作的心態(tài)都與這個社會的主流狀態(tài)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包括王蒙在內的一些著名作家，在20世紀50、60年代寫的作品幾乎都是他們生活崗位上的那種對社會的感悟和人生的經歷，但是，今天這樣的作家沒有一個是真正生活在與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有直接相關的崗位上。我們的作家很難感受到一個經濟管理者、一個科學工作者、一個政治家的生活環(huán)境和內心的真實情感。所以，作家筆下的現(xiàn)實人物要么是蒼白無力，社會的畫卷也不能真正地表達準確，要么作家干脆遠離這種現(xiàn)實的主流生活，去寫那些自己個人生活圈內的事情。所以私人化寫作是這樣出來的。這說明了一點，我們大家關注的為什么當代作家寫不出大作品，是有其客觀的現(xiàn)實原因的。這是客觀上的原因。

其主觀因素也很大。今天的作家，特別是著名的作家，他們的生活、待遇都很好，他們并不為生存而苦惱，在他們的情感世界里，也已經與平民百姓，包括這個時代的情感有一定的距離。這種情感上的距離，影響了他們熱情地參與社會主流生活，影響了他們對當下民眾的關注，因此，很難依靠這樣的作家寫出符合這個社會的當代生活畫卷的偉大作品來。

網友幸福在路上：現(xiàn)在社會上對作家的評價不是很高，您認為是什么原因？作家應該是人類的靈魂工程師，這個“工程師”在當今應該怎樣當？

何建明：正如上面我已經說過的，當代的優(yōu)秀作家，他們曾經寫過我們難忘的作品，但是當下幾年或者近十幾年來沒有出現(xiàn)人們滿意的作品，是因為他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積累越來越少，自身創(chuàng)作的原材料越來越枯竭，那種激情、那種深刻的思考、那種對文體追求的執(zhí)著慢慢地在弱化，已經到了連他們自身都不滿意的地步。這種狀態(tài)下，怎么可能出現(xiàn)我們需要的偉大作品呢？怎么可能出現(xiàn)巴金、茅盾這樣的偉大作家呢？這也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悲哀。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出不了優(yōu)秀的偉大作品，我仍然相信，中國的作家當中，應該有比巴金、茅盾更偉大的作家產生，但恐怕不是近期的五年、十年之內就有的，我了解當代的文壇情況和作家的實力，我期待那些剛剛走上文壇，或者剛剛有一定影響的作家，因為我認為我們已經熟識的這些作家，很難期待他們有超越他們以前的作品產生，我指的是小說家，我倒是更期待那些剛剛走上文壇，并逐步走向成熟的作家當中出現(xiàn)大作品、大作家。

個人創(chuàng)作：為最普通的人所感動

月色怡人：何老師，我很想知道，如果放棄所有的獎項、專家的注意以及世人的目光，單從您的喜好出發(fā)，您會愿意寫什么樣的文字？

何建明：老實說，作為一名文學寫作者，從初學者到成熟期或者是所謂的著名作家，這幾個過程當中，我經歷了期待作家的承認、期待獲得文學大獎，但是當這些過程都走過以后，我已經把專家的承認和文學大獎看得很淡很淡，我只想寫那些普通讀者，哪怕是一個民工，哪怕是一個出租車司機，還有我們高層的國家領導人和我們的政治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他們愛看的作品，這是我寫作的最主要的動力。

網友夏天的雪22：請談談您的新作《為了弱者的尊嚴》，這部作品在市面上看到了，影響很大，它對當前建設和諧社會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

何建明：謝謝你關注我的創(chuàng)作。不錯，最近我寫了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為了弱者的尊嚴》，剛在社會上產生一些影響。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個干部很好地解決了那些本該很好解決的卻拖了十年八年的老大難的問題，這里邊的故事很多讓人尋味，因為這些事情是我們經常碰到的，比如說一個百姓為了自己家的房產證，一個農民工為了自己的一份工資，一個城市職工為了一次車禍補償，這樣的平常事本來是很好解決的，但是，一些官僚主義者、一些對百姓感情淡漠的公務員的行為，導致了這些社會中弱者的無奈與奮抗，有的甚至與政府出現(xiàn)了非常對立的行為。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我們社會中存在著一些不良的行為和作風，這對我們建設和諧社會極為不利。我們這個社會還有絕對貧困人口2300萬，有兩億左右的農民工，有3000多萬殘疾人，還有更多的心理上、物質上、情感上需要幫助的人群，這些人是我們社會的弱勢群體，關注他們的生存權、發(fā)展權和話語權，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但是他們很難獲得這樣的權利，因此要建設和諧社會，必須關注這一群體。

我的這部作品講的就是要尊重這些人的基本尊嚴，包括人格的尊嚴。這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我期待這部作品能夠獲得讀者更多的關注。

主持人：有人說文學與影視聯(lián)姻，是文學的墮落和媚俗，會毀掉純文學。石鐘山就對其作品《男人的天堂》改編成電視劇表達了強烈的不滿，發(fā)文質疑：電視劇是怎樣毀掉小說的？您如何看文學與影視的聯(lián)姻問題？

何建明：文學與影視聯(lián)姻，我不能贊成說它是文學的墮落與媚俗，會毀掉純文學。應該這么說，如果說影視創(chuàng)作能在創(chuàng)作過程當中很好地把握原創(chuàng)作品的基本精神，又加上影視傳媒或者特殊傳媒的作用，這樣的文學與影視的結合是非常好的。莫言的《紅高粱》，通過與張藝謀電影的合作所產生的作用遠遠超過了文學本身的作用，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今天很多著名的作家，特別是小說家，是靠著影視作品才真正被社會了解的，忽視了這一點，是不客觀的。因此，文學與影視的結合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墮落與媚俗。同樣應當指出，有一些作品在影視聯(lián)姻過程當中太粗糙、太隨意，造成了文學的掉價，這種現(xiàn)象是需要嚴重關注的。

至于個別的例證，如石鐘山的《男人的天堂》改編電視劇以后引起強烈不滿，那他應該對《激情燃燒的歲月》感到太多的滿意了吧。

（發(fā)表于人民網文化頻道2006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