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撥開歷史重重迷霧

“華夏”與“夷狄”說開去

“民族”一詞，源于西方（包括馬克思關于民族的相關理論），是指具有共同語言、文化、心理、人種等共同要素的較為穩(wěn)定的人類共同體。

在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上，并沒有民族這一稱謂，而是以“人”“族”或“族類”代表一定地區(qū)聚居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群。

舉世公認的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華這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都曾經(jīng)耀若星辰，推動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但只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從未中斷過，其他三大文明俱已消失，只能在一些故紙堆或建筑遺存中才依稀可見它們曾經(jīng)偉岸的身影。

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與經(jīng)久不衰，一直為人類學者、歷史學家、社會學者和文明研究者所困惑不解。這是因為，相比其他地區(qū)而言，中華文明發(fā)展進程中所遭受的戰(zhàn)爭摧殘和滅絕性殺戮，即便不是最為悲壯和慘烈的，也是令人發(fā)指和令人唏噓的；中華文明所覆蓋和得到認同的人群之復雜、人種之差異，甚或是口語差別之大，也都是別的文明所鮮見的。當代中國各地方言的差別之大，遠遠超過了歐洲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差別。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一位寧波人與一位西安人相遇，用各自方言對話，可能接近無法溝通；同理，讓一位香港人和一位九江人用各自方言對話，可能也不知對方所云。但是，無論來自哪里，這些人都很清晰地具有中國人的認同。

在炎黃二帝時代，中華民族的先民在經(jīng)歷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后，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生產(chǎn)生活方式也逐漸發(fā)生重大變化。一部分人群由于習慣了原先的生活方式，即從原始社會演化沿襲而來的狩獵、馴化（牛羊）、打獵的習性，并且迫于居住地自然環(huán)境的限制（如生活在森林、沙漠、戈壁、高山等地），逐漸形成后來的游牧系統(tǒng)；而另一部分人群，出于居住地自然條件的原因（如地勢相對平坦或平緩、河川谷地），或者因為其部落遷徙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地區(qū)，從而培育出糧食或經(jīng)濟類作物的種子，逐漸形成后來的農(nóng)耕系統(tǒng)。

所以，中華民族的先民，絕不是與生俱來的農(nóng)耕居民，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文明進步和自然環(huán)境變化后，人群在生產(chǎn)方式取向上逐漸產(chǎn)生分化的結果。絕不能將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簡單定義為農(nóng)耕民族，其實，漢族的先民是既有游牧也有農(nóng)耕的，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文明的自然進程，漢族在后來的發(fā)展中主要以農(nóng)耕生產(chǎn)方式為主了。

早期的中華民族先民，還沒有達到對自我族類屬性進行歸納總結的高度，畢竟在那個生產(chǎn)力極不發(fā)達的時代，人們的首要任務還是解決基本的生存和繁衍問題，加之生產(chǎn)力水平不夠高，所以抵御自然災害、保存生命就成為那個時期先民的首要目標。

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三過家門而不入”著稱的治水英雄大禹，在其年邁時，本應按照原始民主制“禪讓制”原則，將首領的位置傳給舜之子商均，但大禹治水實在是功績卓著，因此在大家的擁戴下，他又繼續(xù)擔任了部落聯(lián)盟首領。

在大禹的帶領下，先民逐漸形成了以夏后氏族為核心的權力與領導階層，同時他通過恩威并施的方式，不斷兼并其他部落，使中原大地上的族群進行了第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融合。在大禹死后，他的兒子啟利用大禹在百姓中無比崇高的威望，廢除了“禪讓制”，自己繼承了首領之位，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世襲制的朝代“夏朝”，前后400余年，后為商朝所取代。

奴隸制朝代（國家）的建立，是中華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從民族學角度看，則是先民自我族類認知的一個轉折點，后人將中華民族及其主體漢族的祖先，自夏朝開始自稱“華夏”“華夏人”或“華夏族”。所謂華者，蓋言該族群富有、華美、高貴；所謂夏者，則言其疆域遼闊廣大。

那時，居于黃河中下游被稱為“華夏族”的人群，因為禮樂先進、物產(chǎn)豐富、武威強盛，四鄰皆服。后來興起于東部的商滅亡了夏，但其與夏人在黃河中下游進行了民族融合，使華夏族族群在人口數(shù)量上進一步擴大了。

周人為姬姓，亦為黃帝之后，是三皇五帝之一帝嚳的后裔，他們同樣起源于中國西北，后來逐漸向東遷徙。在商朝統(tǒng)治時期，周人已經(jīng)建立了高度自治的“方國”，當時并存的還有古巴國、古楚國等。

周人利用商朝末期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沒落，加快發(fā)展自己，經(jīng)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占有了土地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從而具備了與商朝一爭高下的實力，并最終滅亡了商朝。

周人在夏商基礎上，將中華文明極大地推進了，它制定了周禮，這成為幾千年東方文明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周朝將族群認知發(fā)展到頂峰，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華夷之辨”，即一種同心圓式結構。其治下的臣民，最核心為姬姓王族，外圈為姻親外戚勛貴大臣，這部分在地理上主要居于中原地區(qū)，生產(chǎn)方式上以農(nóng)耕為主，統(tǒng)稱“華夏族”，而四周以各自方向為據(jù)，將那里生活的族群帶有貶義和歧視性地分別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然而，有趣的是，在周朝立國以前和立國以后，對其紛擾侵襲最大，也是周朝華夏族所歧視的西戎，其實恰恰是夏朝、周朝的統(tǒng)治階級的發(fā)源和發(fā)祥之地。周朝曾經(jīng)有多代國王迎娶了西戎的女子，當然也有多位周王本身就具有西戎血統(tǒng)（或言就是西戎），甚至在周朝向東攻伐時，曾經(jīng)多次得到了西戎方面軍隊的鼎力支持。

我們嘗試撥開歷史的迷霧，來揭開這個謎團。炎黃子孫的發(fā)源地在西部陜甘青川一帶、黃河上游地區(qū)，原本無所謂華夷之分，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不同歷史階段各部落的“決策”，有些部落傾向于改變原有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地區(qū)，遂逐平原與河水而居。如夏后氏族和周人，來到黃河中下游后，與其他地方遷徙而來的族群進行了融合，生產(chǎn)力水平與文明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在客觀上具備了族群重新認同或界定不同族群等級與差別的需要，也為了統(tǒng)治的需要，將自己定義為華夏族，而將四周依然保持原有生存狀態(tài)的族群，分別以方位冠以族群稱謂。

所以，不妨大膽地推測：周人是炎黃子孫，也是它所命名且歧視的“西戎”中的一支。

周人東遷后，留在原地的那部分族群，被稱作西戎，但也被叫作氐、羌，或氐羌，這種稱謂可能比西戎一詞還要早些。因氐羌人地處西部，后世也有人將其泛稱為“西羌”。

作為夏人、周人的近親，羌人也是炎黃子孫，《國語》中記載，炎黃二帝為兄弟，炎帝得姓姜，黃帝得姓姬。所謂姜者，亦羌也，兩字同源，從羊從女，在表示族類和地望時用羌，表示女性和姓氏時用姜。

在遠古神話傳說中，大禹和其父鯀是氐、羌之人的天神與祖神（時至今日，中國羌族依然膜拜大禹和鯀），而大禹則出身西羌，亦即西戎。根據(jù)《山海經(jīng)》的記載，炎帝之孫靈恝（音jiá）生氐人；姜姓與姬姓長期姻親，姜氏女子多嫁姬姓王為妻，在周朝被稱作“舅家”。因此，氐羌毫無疑問是正宗炎黃子孫，只是因為周朝建立后為了顯示王族的高貴，而將同祖源的氐羌劃歸為所謂的“蠻夷”西戎而已。事實上，在周人看來，“戎”字本身就是一種蔑稱，以戎字作為族稱也是周人的一項“發(fā)明”。周朝代商而立后，為表示對商（殷）人的敵愾，甚至將商之遺裔稱為“殷戎”。周朝之西周到戰(zhàn)國期間，西戎專指中原以西、被周人視為蠻夷不開化的非華夏部族（再次申明：周朝本來就出身它所劃分和蔑稱的西戎），即氐羌系統(tǒng)；而在戰(zhàn)國特別是秦漢以后的中國古代，西戎一詞狹義是指氐羌系諸部，廣義則泛指中國西部各部族部落。

西羌，由西戎生發(fā)

西戎族系的主體人群，毫無疑問是氐羌各部落，其中，西羌相對而言人口較多些。戰(zhàn)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在中原爭霸，羌族已然在西陲興盛，那時主要有蓖中種（越錨羌）、白馬種（廣漢羌）和參良種（武郡羌）等。

中華民族自古至今的一大重要特點就是各族群之間不斷融合，而中華民族的上古主體人群——華夏族，也是不同族群不斷融合的產(chǎn)物。中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斗爭與融合》（《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東周天子的都城洛陽，附近就有陸渾之戎、伊洛之戎。衛(wèi)國城墻上可以望見戎州。在春秋時期，華夏族與非華夏族斗爭非常激烈，到戰(zhàn)國時期這些民族大體上都融合了，形成了一個華夏族。”未被融合者，諸如仍然生活在西部地區(qū)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西羌。

與華夏族形成規(guī)律類似，西羌同樣是由不同部落融合發(fā)展而形成的松散民族聯(lián)合體或共同體，他們最早發(fā)源于黃河流域中上游，在周朝之春秋時期活動范圍擴大了，廣泛分布于今山東、河南、河北、陜西、山西、甘肅、青海、寧夏、內(nèi)蒙古、四川等地，既從事畜牧業(yè)，也進行農(nóng)耕。“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東漢許慎《說文·羊部》），“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從羊從人，因以為號”（東漢應劭《風俗通》）。

中國的漢字，是極為鮮明的表意文字，記載了大量的人文與歷史信息，僅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甲骨文中，“羌”字的寫法就多達二十種，有從羊從人者，有繩縛之者，還有從火者……這說明從生產(chǎn)生活方式來看，古代西羌人為了生存需要，有著非常繁多的勞動分工。

民族研究表明，即使古代西羌人的后裔——羌族在今天只剩下三十萬人左右，但羌族與漢族、藏族以及傣族、白族、怒族、彝族、景頗族、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普米族等十余個當代民族都有著非常密切的族緣、血緣乃至親緣關系。今天不少民族生活習性中仍然帶有古代西羌人的特點，以至于有“藏羌一家”“羌漢一家”等說法，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羌族從古至今為中華民族的形成發(fā)展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古代西羌種類繁多，且大多以動物之名為號，如白馬羌、牦牛羌、參狼羌、黃羝羌、黃羊羌等，可能反映了一種圖騰崇拜的遺跡，抑或是展示一個部落相對主要的勞動對象及其生產(chǎn)方式。還有一些西羌部落以地名為號，如勒姐羌、卑羌等，這部分西羌人可能已進入相對先進一些的地緣性部落聯(lián)盟。在西羌中，較強大的先零羌、燒當羌則以父號為名，表現(xiàn)了父系氏族的父子聯(lián)名制。

從周朝到兩漢，西羌曾經(jīng)長期為中原王朝所關注，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西羌人的首領爰劍被秦人俘獲，這是歷史上羌人首領第一次出現(xiàn)在史籍中。后來，爰劍設法逃回，并被再次推舉為首領。爰劍被俘期間，在關中平原學到了華夏族先進的農(nóng)耕和生產(chǎn)技術，為提高西羌人的生產(chǎn)力做出了重大貢獻。

到公元前384年時，爰劍之第四代孫忍通過不斷擴張，占領了今天青海東部、甘肅西部、南部廣大地區(qū)，這群西羌人被稱作“河湟羌”。忍的兒子研，繼承了父輩的雄心，將其部落聯(lián)盟進行了新的擴大，遂由“河湟羌”改稱“研種羌”。公元前154年（西漢景帝前元三年），以大夏河流域臨夏為中心活動的西羌首領留何，主動與漢朝交好；西晉時羌人建立宕昌國，宕昌與黨項發(fā)音相近，這群西羌人當是后來黨項羌的先祖。

秦朝建立后，大將蒙恬在北征匈奴時，亦曾受秦始皇之命西征諸羌，將今青海、甘肅交接地區(qū)的西羌人征服，納入秦隴西郡，這是西羌人聚居地首次進入中原中央政權版圖。

在陳勝吳廣農(nóng)民起義中崛起的漢朝，在建立伊始，就面臨著內(nèi)憂外患。居住于大榆谷（今青海貴德縣、尖扎縣之間）的先零羌，因為所處自然條件較為優(yōu)越，加之部落領袖較有謀略，于是趁漢朝無力西顧的時機，迅速地兼并了周邊弱小羌人部落，并一度主動對漢王朝用兵，但被漢朝與燒當羌聯(lián)手大敗，一度一蹶不振。

燒當羌是當年研種羌首領研的十三世孫之后裔，后來取代先零羌成為當時西部高原的霸主，他們利用漢朝全力北御強敵匈奴的時機，不斷發(fā)展壯大。到西漢景帝時，燒當羌與匈奴聯(lián)手，一度分別從青藏高原、河西走廊與漠北，對中原形成西、北夾擊態(tài)勢。經(jīng)過漢初數(shù)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和對北方的被動防御后，中原王朝的經(jīng)濟、軍事實力有了明顯的提升，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遂決定主動迎擊強敵匈奴。經(jīng)過名將衛(wèi)青、霍去病連年不斷用兵，匈奴人遭到毀滅性打擊，渾邪單于和休屠單于先后降漢，大量匈奴人內(nèi)附中原，還有一些則遠遁中亞和北亞地區(qū)。

匈奴勢力的瓦解，使?jié)h朝奪取了具有極其重要戰(zhàn)略地位的河西走廊，不僅將匈奴與西羌完全隔絕開來，而且由于匈奴的失敗，漢朝軍隊得以直接面對燒當羌，原來在河西走廊分布的西羌人不得不遷離該地，漢朝遂大規(guī)模從中原遷漢人充實河西走廊。

公元前112年（西漢武帝元鼎五年），西羌人準備聯(lián)合匈奴進攻漢朝。當時，羌使前往匈奴送信，在經(jīng)過漢、羌混居的河西走廊時被俘，于是漢朝完全了解了西羌人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意圖，立即派出大將李息和中郎將徐自為，以大軍十萬徹底擊垮了西羌人，從而導致一部分西羌人不得不離開河西走廊。次年，漢朝設立“護羌校尉”和相應機構，開始對包括今天青海省東部地區(qū)在內(nèi)的廣大西羌人聚居區(qū)實施行政、民政、軍政管理。

公元前80年（西漢昭帝始元六年），漢朝在河西走廊設立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肅永靖縣西北），護羌校尉所轄河湟地區(qū)西羌之人口、地域皆劃歸金城郡管轄。從此，由西戎生發(fā)出的西羌人，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進入了新的發(fā)展時期。公元34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年），“死而不僵”的先零羌卷土重來，聯(lián)合西羌各部族，在臨夏集結，連續(xù)攻破河西走廊數(shù)座漢朝城池。次年，東漢光武帝派隴西太守、大將軍馬援率馬步騎三千人西進征伐，先后將先零羌、參狼羌、燒當羌等擊敗，俘獲西羌軍兵八千余人，乘勝收復河西走廊，兵鋒最遠越過了青海湖。為了分化瓦解時叛時服的西羌人，中央政府遂將先零羌等部分散安置到隴南（今甘肅隴南市）、天水（今甘肅天水市）、扶風（今陜西寶雞市扶風縣）一帶，使西羌人與當?shù)氐娜A夏族又一次進行了民族融合。

公元37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在武都（今甘肅隴南市武都區(qū)）一帶駐牧的參狼羌起兵殺漢朝地方官而叛。馬援親率四千余兵士與之對攻，打敗羌兵，致使西羌十余萬戶遠遁塞外，剩余的一萬多人皆望風而降。此戰(zhàn)，是西羌與漢朝軍事角力的重大轉折點，史載“于是隴右清靜”（《后漢書·馬援列傳》）。

以后，在東漢一百余年歷史中，西羌人雖然也經(jīng)常襲擾漢朝邊地，但總體而言，河西走廊沒有再受到西羌人的重大威脅。伴隨著東漢積極推進民族融合政策，以及迫于漢軍軍事壓力，西羌人也逐漸穩(wěn)定了居住地：先零羌主要聚居在武都、隴西、漢中（今陜西漢中市）等地，勒姐羌和當煎羌主要活動于金城（今甘肅蘭州市）、張掖（今甘肅張掖市）、樂都（今青海海東地區(qū)樂都縣）等地區(qū)，白馬羌在文縣（今甘肅隴南市文縣）、剛氐（今四川綿陽市平武縣），且凍羌主要聚居在慶陽（今甘肅慶陽市）、清水（今甘肅天水市清水縣）等地……大體上，西羌人散布于今西北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四川等地。經(jīng)過兩漢不斷的攻擊，匈奴的勢力范圍被不斷壓縮，西羌人也因為河西走廊牢固地掌握在中原手中，而無法與北方的匈奴聯(lián)手，并且經(jīng)過多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以后，西羌人在公元1世紀至2世紀，基本上與漢朝處于總體相安無事的狀態(tài)。

民族遷徙融合給羌人帶來什么

東漢末年，群雄并起，中原進入了戰(zhàn)火紛飛卻也紛繁精彩、英杰輩出的三國時代（220—280年）。東漢獻帝、王允、董卓、呂布、張郃、袁紹、袁術、曹操、司馬懿、曹丕、曹植、孫堅、孫策、劉表、劉備、劉璋、荀彧、龐統(tǒng)、諸葛亮、關羽、張飛、馬超、馬岱、黃忠、趙云、黃蓋、周瑜、魯肅、張昭、蔡瑁、甘寧、陸遜、姜維、鐘會……一個個耳熟能詳?shù)拿?，呈現(xiàn)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幅幅精彩紛呈的歷史畫卷。謀臣能士層出不窮，梟雄猛將如云?！叭?zhàn)呂布”，“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賠了夫人又折兵”，“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三顧茅廬”，“舌戰(zhàn)群儒”，“草船借箭”，“捉放曹”，“單刀赴會”，“七擒七縱”，“曹沖稱象”等俚語、諺語、成語，皆出自三國時代，至今仍膾炙人口，至今都是包括日本、韓國、越南等“中華文明圈”內(nèi)人民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

如果說公元前商朝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周朝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從而形成漢族的前身——華夏族的話，那么公元4世紀至5世紀的中國第二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則是華夏族經(jīng)過數(shù)世紀發(fā)展壯大后，再一次與周邊族類進行的民族“大洗牌”，而這一次民族融合進程對西羌人及其生存發(fā)展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秦漢與先秦是中國無比重要的時代。周朝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存續(xù)時間最長的朝代，而且是由奴隸制王朝走向封建王朝的重大歷史轉折點，周朝建立的一整套規(guī)范、典章等，被稱為“周禮”，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周朝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先進的封建制城邦制聯(lián)邦（或邦聯(lián)）國家的影子，即使和兩三千年后今天西方所謂民主制度相比，也毫不落后；其民主、民權、民政、民生諸領域理念之先進，令后人嘆為觀止，所以出現(xiàn)“百家爭鳴”“戰(zhàn)國四君子”，合縱連橫、燕趙慷慨悲歌之士等現(xiàn)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周朝還是中華民族內(nèi)部各民族劃分與認同的重要時期，確定了經(jīng)過民族融合后產(chǎn)生的民族共同體——華夏族，并且初步界定了包括西羌在內(nèi)的四周少數(shù)族群，在此基礎上，首次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民族交流制度、民族團結政策和各民族發(fā)展方略，周朝的歷史功績及其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貢獻，今天無論怎么形容都不過分。

秦王朝的建立同樣是劃時代的偉大事件。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和統(tǒng)一度量衡等一系列舉措，不僅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頂峰，而且其第一次實現(xiàn)廣域范圍內(nèi)的中國統(tǒng)一，使得求一統(tǒng)、求民族團結、求共同進步，成為世世代代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渴望與不懈追求。秦朝開天下之先，得益于分封制，卻大膽嘗試廢除了分封制，而建立了當時在世界上都最為先進的郡縣制，是一個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典范性偉大創(chuàng)舉。直到今天，中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區(qū)管理體系都沿襲了秦朝的郡縣制。值得一提的是，秦朝在全國開辟的具有統(tǒng)一國家標準和規(guī)范意義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從都城咸陽至九原郡），時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依然用于交通運輸。

在中華民族融合發(fā)展的歷史上，西羌人從來就是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之一。前邊提到，周朝王室的出身就在西戎，而秦朝皇室雖不是西羌人氏，但其起家之地的關中與隴右，也是西羌人聚居之處。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族群能如同羌人一樣，與華夏族、漢族有那么深刻而血濃于水的血緣關系。

經(jīng)過秦末短暫的中原混戰(zhàn)后，中國歷史又一次幸運地在分裂邊緣被拉了回來，劉邦和劉秀分別建立了大一統(tǒng)的西漢、東漢政權，中華文明從而得以保存、延續(xù)乃至發(fā)展。

然而，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長期的精神與物質積累，使得到東漢末年，中原各路人杰厚積薄發(fā)，各方英雄紛紛登場，演就了一出“三國”大戲。曹操、劉備、孫權分別代表了北方豪強集團、江漢士大夫集團和江東利益集團三種勢力，他們都表面奉東漢皇室為圭臬，實質上是希望戰(zhàn)勝另外的集團而取得天下。

魏蜀吳三國之間進行了長達數(shù)十年的爭霸戰(zhàn)爭，斗爭的場所基本都在中原“戰(zhàn)場”，所以也無力顧及周邊少數(shù)族群。好在兩漢基本打敗了匈奴人、羌人，使地處北方的曹魏沒有來自北部、西部的壓力，同樣，占據(jù)了巴蜀的劉漢也沒有來自西部的壓力，孫吳由于東臨大海，南瀕臺灣海峽，因此不存在少數(shù)族群的襲擾。

雖然沒有與周邊少數(shù)族群發(fā)生太深交往，但疆域深入或穿過西羌傳統(tǒng)地區(qū)的曹魏與蜀漢兩個政權，倒是都不時“借用”驍勇善戰(zhàn)的羌兵。諸葛亮則通過“七擒七縱”西羌一支的傣族（另一說為彝族）首領孟獲，最后感動了孟獲及其族人并獲其歸附，達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境界。這成為中國民族團結史上的一段佳話。

三國時期，來自中原東北方向少數(shù)族群的威脅有抬頭趨勢：我們知道，中國北方的少數(shù)族群、部落群體原為北狄，后演化為胡與東胡，胡在中原正北，東胡在胡之東側，中原的東北方向。西漢初年，匈奴勢正盛，不僅讓貴為漢人天子的高祖劉邦品嘗了“白登之圍”的羞辱，還向東攻擊東胡系統(tǒng)諸部族，并大破之。

西漢武帝時期，中原大破匈奴后，東胡人內(nèi)附，西漢設置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等四郡用以安置其民。此后，東胡系統(tǒng)中部分人群被匈奴吸收，成為匈奴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迫于匈奴壓力而南遷，與中原人民近距離相望，南遷的東胡逐漸分為鮮卑、烏桓兩大部落聯(lián)盟。

東漢末年，經(jīng)過官渡之戰(zhàn)被曹操殺得丟盔卸甲的河北豪強袁氏集團竄至遼東。曹軍北追時，“摟草打兔子”，不僅徹底殲滅了袁氏武裝，而且順勢將烏桓的有生力量殲滅。烏桓從此淡出歷史舞臺，神清氣爽的曹操為此創(chuàng)作了著名的《觀滄?！?，以表紀念：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但是，相對于周邊少數(shù)族群軍力無比強大的魏、蜀、吳三國并未想到，就在他們?yōu)橹性瓲帄Z不休的過程中，就在曹魏為殲滅烏桓而舉國歡慶的時候，東胡的另一支，與烏桓有親緣關系的鮮卑部落聯(lián)盟，卻利用中原三國無暇關注之機，悄然發(fā)展和壯大起來。

鮮卑、烏桓等東胡系族群，早在商周時期就在大興安嶺北段游牧，后來匈奴強大后與之屢戰(zhàn)屢敗，不得不南遷至遼河上游的西拉木倫河流域（今內(nèi)蒙古東南部、河北省東北部、遼寧省西南部）。東漢時期，匈奴人被漢朝徹底擊敗后，除了內(nèi)附者，其余匈奴人西遷，鮮卑趁勢西進占領漠北，當?shù)亓粝碌氖嗳f戶匈奴人，加入了鮮卑，使后者實力逐漸強盛。

公元2世紀中葉，鮮卑出現(xiàn)了一位著名的領袖檀石槐，他統(tǒng)一了鮮卑各部，率領部眾北拒丁零，東敗扶余，西擊烏孫，南擾漢邊，從中原輸入鐵器，開始建立城郭，初步建立了強大的奴隸制民族自治國家。

曹操率軍打擊烏桓，鮮卑雖然已經(jīng)陷入分裂，但他們向曹操進貢和表示忠誠，遂沒有遭到強大的曹軍打擊。曹丕立魏代漢后，鮮卑依然與曹魏保持著相當不錯的關系，不僅經(jīng)常貢奉與互市，還將因戰(zhàn)亂避禍于鮮卑的漢家百姓送還曹魏，博得了曹魏政權的信任，同時利用烏桓被滅，其族人被強制遷往中原腹地河北的時機，鮮卑人趁勢南下占據(jù)了烏桓人原來的駐牧地區(qū)。

雖然后來完全融入漢族當中，但鮮卑人是曾經(jīng)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族群。三國之后的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中國進入了民族大分裂、大融合時期，原本在周朝建立起來，經(jīng)過秦漢兩大封建王朝強化了的封建秩序，包括民族之間的“尊卑”秩序，卻在公元3世紀以后被徹底打破了，出現(xiàn)了“匈奴、鮮卑、羯、氐、羌”所謂“胡人”南下的時代。

其中，鮮卑既是“胡人”南下中的一胡，同時也與另外兩胡“氐、羌”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亦是后世吐蕃人血統(tǒng)構成中的主要成分之一。這是因為，一方面，到三國末期時，中原的北方已然是鮮卑人的“天下”。左支（東部）鮮卑主要由慕容氏、段氏和宇文氏構成，中支（中部）鮮卑主要是拓跋氏，西支（西部）鮮卑主要是乞伏氏和禿發(fā)氏。這些鮮卑大氏族，在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紛紛建立獨立的王國或王朝，這里不做詳述。（欲了解詳情，可參見拙著《遼太祖阿保機的耶律家族》）

另一方面，十六國的出現(xiàn)，使各民族不僅都有了建立中原政權的渴望和成果，而且隨著戰(zhàn)亂頻仍，部分鮮卑大姓種落還出于政治或經(jīng)濟需要，要進行大規(guī)模遷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公元4世紀時從東部鮮卑分化后，從中國東北地區(qū)長途跋涉遷往西北河湟地區(qū)的慕容氏。這支外來的“不速之客”曾經(jīng)與當?shù)匚髑既诉M行過非常慘烈的戰(zhàn)爭，結果是羌人不敵而潰敗，留下的一支羌人則與慕容氏相融合，成為吐谷渾人（因其首領慕容吐谷渾而得族名），并建立了吐谷渾民族政權，將河湟地區(qū)的羌人、氐人、漢人均納入其治下。

鮮卑人本來就是漢化程度很高的少數(shù)族群，而慕容氏是鮮卑人中漢化程度最高者，同時羌人亦牧亦耕，與漢人差別不大，因此吐谷渾政權名為少數(shù)族群政權，實際上在其存在的三百五十余年中，使用漢字，建立城郭，官職也仿照中原體系。吐谷渾產(chǎn)良馬，兼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皆模仿中原漢人，與高度漢化的北魏與南朝漢人政權間一直保持友好的政治關系和經(jīng)濟往來。

隋朝建立后，吐谷渾使者專程從青海到隋都長安謁見隋文帝楊堅，為吐谷渾王慕容世伏求親。隋文帝應允，將弘化公主（也稱“光化公主”）于公元596年送往青海。此后數(shù)年，吐谷渾以隋朝女婿為念，年年到長安朝貢。隋文帝去世后，公元7世紀初，隋朝為了保證絲綢之路南道的暢通無阻，兩次派兵西征，第二次還是隋煬帝御駕親征。隋軍徹底擊敗了吐谷渾人，其王慕容伏允僅帶了幾名貼身隨從逃命，隋煬帝將所征服的吐谷渾人中心城市樂都定名為“鄯州”。

隋朝是立朝僅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但它將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內(nèi)亂的中國重新統(tǒng)一，則是對中華民族的重大貢獻。不僅如此，在隋朝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久負盛名的封建王朝，漢唐兩個朝代，至今仍讓普天之下所有中華兒女引以為傲。

漢朝側重武力拓殖疆土，“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唐朝更表現(xiàn)出中華民族的雍容大度與遠威近服，其民族和諧、民族團結、民族融合政策，更加顯示出唐朝的文治武功。漢朝以其聲威遠播而使華夏族擁有了一個偉大的名字——漢族（漢人）。從唐太宗李世民起，唐朝皇帝被各族群尊稱為“天可汗”，正是大唐深得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人們共同擁戴的象征。時至今日，在一些國家和地區(qū)，華人和華裔依然驕傲地自稱為“唐人”，其商業(yè)街坊也被叫作“唐人街”。

盛唐時期，都城長安的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國際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通、商貿(mào)、物流、信息中心。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長安是舊大陸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義的城市，在這方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國和中國文明不僅為朝鮮，而且為更遠的日本所贊賞和效仿，這顯示了中國的威望?！?/p>

那時，操著各種方言土語的漢人，與形象各異的不同族群的人們共同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假如那時你身處長安車水馬龍的街頭，你隨時會遇見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東羅馬）人、日本人、新羅人、天竺（印度）人、真臘（柬埔寨）人、驃國（緬甸）人……他們中有元首、大臣、使節(jié)、商人、學者、留學生，還有僧侶、藝術家、醫(yī)生、工匠、歌姬，甚至有來自非洲的“色黑如墨、唇紅齒白”的昆侖奴，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包括羌人在內(nèi)的各族群，都以到過長安為榮。大家都為生活在一個大家庭，為擁有以漢文明為主體的開放兼容并包各族群文化的中華文化而備感自豪。

中亞在漢朝以后，在唐朝又一次被納入中華的版圖，用近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草原帝國》作者勒尼格魯塞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唐朝是中亞的主人翁”。那時候，大唐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往來交流非常活躍，各種水果蔬菜種子、各類珍奇異寶，都源源不斷地往來于長安和歐亞大陸各地區(qū)之間。毫無疑問，穿過羌人聚居地區(qū)的絲綢之路，無疑是促進經(jīng)濟貿(mào)易的主要通道，這條友誼之路、經(jīng)貿(mào)之路，無疑是深得包括羌人在內(nèi)的各族人民所鐘愛和保護的。

羌人的一支——黨項羌，就是在隋唐一統(tǒng)時期開始出現(xiàn)于歷史記載的，并且，這個族群，必然要在中華大地上譜寫一曲驚天動地的歷史之歌。

小荷才露尖尖角

在西羌系統(tǒng)中，先零羌、燒當羌、參狼羌等種落，早就在史籍中頻頻出現(xiàn)，雖然他們并未建立過被正史書寫的民族地方政權。而后來建立了與遼、宋、金、元等政權并立之西夏政權的黨項羌，卻曾經(jīng)名不見經(jīng)傳，很晚才見諸文字。

從目前掌握的歷史記載、考古發(fā)現(xiàn)等情況推測，黨項羌與吐谷渾類似，也是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中國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產(chǎn)物，是鮮卑人與西羌人融合后產(chǎn)生的新族群。

鮮卑人建立北魏政權（386—557年），是在十六國時期。那時候北方戰(zhàn)亂頻仍，各族百姓深受其苦，盡管鮮卑人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蠻夷”或“戎狄”，但其順應了歷史發(fā)展潮流，符合北方地區(qū)廣大人民追求和平、安寧生活的渴盼，因此這個少數(shù)族群政權獲得了認同。

北魏建立后，拓跋氏統(tǒng)治階級帶領進入中原的鮮卑人，開始了由被動轉向主動、從自發(fā)到自覺的漢化進程。到孝文帝拓跋宏（元宏）（467—499）時，北魏已經(jīng)基本統(tǒng)一了北方，與偏安南方的漢族政權分庭抗禮，同時北魏疆域內(nèi)民眾安居樂業(yè)，促進了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的巨大發(fā)展。

其時，鮮卑統(tǒng)治階級的漢化程度已經(jīng)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孝文帝決心進行全面改革。他下令將都城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往中原腹地、多朝古都的洛陽，要求鮮卑人特別是鮮卑貴族一律改為漢姓、漢名，穿漢人服裝，使用漢語，鮮卑貴族死后不得運回平城安葬，以及鼓勵甚至強制與漢人通婚等，并且從自身做起，將皇家姓氏“拓跋”改為“元”。

總的來說，孝文帝的改革總體上取得了成功，他是一位對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皇帝。但畢竟改革是一場革命，必然會引發(fā)不同的聲音，有一些鮮卑貴族不愿意被漢化，或者不贊同離開平城南下，于是或北遷祖居地，或遷往他處?！白允峭匕鲜辖禐槭?，散在夷狄”，既說明北魏時拓跋氏已經(jīng)自認為并且被認為是漢人，也表明有些拓跋氏沒有加入漢化進程，而是與其他少數(shù)族群進行融合。

其中有部分拓跋氏皇族和貴胄，就一路西行，來到西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區(qū)，與當?shù)氐那既嘶炀?，逐漸生成一個新的族群——黨項羌，也叫黨項人。

歷史文獻記載，到了大約公元6世紀末期（隋朝），黨項羌開始活躍，他們居住的中心在析支。到唐朝初年，黨項羌活動范圍擴大，《舊唐書·黨項傳》記載：“東臨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縣以北），西接葉護，南連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內(nèi)），北至吐谷渾（中心在青海湖）?！?/p>

黨項羌那時還屬于比較弱小的族群，以游牧生活為主，不過，他們已經(jīng)初步進入奴隸社會，并分化出八個著名的氏族：細封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費聽氏等。從鮮卑人發(fā)源的拓跋氏顯然忝列為黨項羌之較大氏族，且是黨項羌這個部落聯(lián)盟中的領導階層。

從中古世紀中國政權分析來看，在所謂“胡人”之中，鮮卑人的政治意識之強、文化文明程度之高、漢化程度之深，是其他胡類族群難以望其項背的——在中原大地上，除了拓跋氏建立的“魏”系王朝外，慕容氏建立過“燕”系列政權，乞伏氏建立過“西秦”，禿發(fā)氏建立過“南涼”等。此外，外遷之鮮卑人，也是天才的政治家，如慕容氏遷到河湟后，與當?shù)厍既巳诤辖⒘诵碌淖迦和鹿葴喖捌湔?，拓跋氏遷至河湟后，與黨項羌融合，后來建立了西夏王朝。

隋唐時期的黨項人，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水平還相當落后，據(jù)《隋書·黨項傳》記載，黨項“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余騎，小者千余騎”，“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yè)，有戰(zhàn)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yǎng)牦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他們崇拜天神，崇尚白色，尚武而勇猛，死后實施火葬。

黨項羌作為游牧民族的一種，完全是靠天吃飯，一旦遇到氣候驟變或者易貨貿(mào)易渠道的阻絕等，便會陷入生死未卜的悲慘境地。加之貴族階級對財富的追逐，時常有劫掠農(nóng)耕居民和城市的行動，對交界處中原附屬地區(qū)的襲擾也就在所難免了。但在隋唐時期，西羌系統(tǒng)中的吐谷渾人，因其人口眾多、兵力較強，成為中原王朝重點“關照”的對象，而人少兵弱的黨項羌，曾長期未遭受中原軍隊的重點打擊。

隋初，黨項羌即有千余戶自愿“歸化”，中央政府對他們的生產(chǎn)生活進行了妥善安排；585年（隋文帝開皇五年），黨項羌的大首領拓跋寧叢率領族人到旭州（治所在今甘肅鎮(zhèn)原縣）定居，并上書請求內(nèi)附，隋文帝封以大將軍的官號，其部下也各有所差。后來，該部一度攻打會州（治所在今甘肅白銀市靖遠縣），被隋軍大敗。

隋文帝當面對被俘押解到長安的拓跋氏首領說：“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yǎng)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xiāng)里邪！”拓跋氏羞慚滿面，于是率眾定居。從此，黨項羌在有隋一代，歲歲朝貢。

唐朝建立后，經(jīng)濟發(fā)達，國力強盛，民族政策和諧穩(wěn)定，國威遠播海內(nèi)外，黨項羌傾慕中原華風日甚。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黨項羌首領之一的細封步賴親率部眾歸附唐朝，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褒獎與優(yōu)遇：唐朝在其定居地設立民族羈縻州軌州（約在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境），封細封步賴為州刺史，享受朝廷俸祿與賞賜。

消息傳出，黨項羌人紛紛內(nèi)附。唐廷先后設立了崌州、奉州、巖州、遠州四州，整個黃河河曲之地的黨項羌皆為大唐子民。到634年（唐太宗貞觀八年）時，包括黨項羌在內(nèi)的羌系族群歸附大唐并接受中原州縣制管理的人口已經(jīng)達到三十四萬余人，設州六十個（見北宋王溥《唐會要·黨項羌》）。

尚未統(tǒng)一的黨項羌，遂多數(shù)心向大唐，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和行動。一位名叫拓跋赤辭的首領，因其部族地接吐谷渾，遂與其交好，并與吐谷渾王室結為姻親，而后者對大唐一直陽奉陰違，有分裂自立之意。

634年，唐朝大將李靖率大軍攻打吐谷渾時，拓跋赤辭曾幫助吐谷渾國主慕容伏允與唐軍作戰(zhàn)，最后因不敵而請降，唐朝在其所居地區(qū)設立了懿州、嵯州、麟州、可州等三十二個羈縻州，將各部歸降之首領分別任命為州刺史，并以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從此，西夏之先祖拓跋氏以李姓面世，青海省積石山以東地方全部納入唐朝版圖。

經(jīng)過隋煬帝、唐太宗時期對羌系族群中最強者吐谷渾人的不斷打擊，后者衰敗下去，給黨項羌的崛起提供了空間，但那時他們互不統(tǒng)屬，還停留在比較松散的部落聯(lián)盟狀態(tài)，并且尚未出現(xiàn)具有統(tǒng)一民族的領袖人物。

西戎中的氐、羌皆為很早就見諸經(jīng)傳者，在古人的記憶中，河西四郡以北先后為匈奴、突厥，以南為氐、羌。

在三國魏晉十六國時期，同為西羌系族群的氐人，貌似政治地位比羌人要高些，如苻堅在被殺死前，面無懼色并輕蔑地對姚萇說：“小羌乃敢于逼天子？”甚至不顧明明白白的“匈奴、鮮卑、羯、氐、羌”之說，辱罵道：“五胡次序，無汝羌名?！?/p>

氐人這種優(yōu)越意識的產(chǎn)生，主要因為那時候氐人居住于與漢人接壤之地，且氐人中農(nóng)耕者較多，漢化頗深，甚至在語言、風俗、形體等方面與漢人無異。而那時的羌人，游牧者居多，且居無定所，所受漢文化熏陶相對較少些?！段郝浴の魅謧鳌酚涊d：“（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中原）之姓……能織布，善種田，畜養(yǎng)牛馬驢騾……多知中國（中原，漢）語，由于中國錯居也?！?/p>

也正是因為氐人漢化太深吧，漢魏六朝以后，氐人幾乎被漢人同化殆盡，隋唐以后，在中國西部“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的歷史舞臺上，已幾乎找尋不到氐人的蹤跡了，倒是羌人的身影一直活躍至今。

氐人就徹底消失了嗎？在今天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綿陽市平武縣和甘肅省隴南市文縣峰巒疊嶂的大山深處，生活著一支總人口不到兩萬的獨特族群，在20世紀50年代民族身份識別工作中被劃為藏族。然而，他們一般不修藏式寺院，不信仰藏傳佛教，多數(shù)人不會藏語；他們不事放牧，卻擅長種田，服飾與漢人不同，但與藏族差別很大。他們的寺廟中既禮拜佛像，也信仰道教和關帝，與漢人一樣在家中供奉祖先牌位。他們自稱“白馬人”，也就是史書記載的“白馬氐”的后裔。

作為上古西戎族類的一種，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氐人就生活在西漢水、白龍江和岷江流域。古代氐人的種類很多，有故氐、青氐、蚺氐等，其中人數(shù)較多者當為白馬氐，《史記》中記載：“（氐人中）白馬最大，皆氐類也?！薄独ǖ刂尽芬草d：“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庇袑＜覍Ξ敶遵R人的姓氏和姓名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他們的姓名與漢人完全一致，如李、楊、苻、班、王、余、田、曹等，而藏人姓名中常見的諸如“扎西”“旺堆”“卓瑪”“達娃”等，在白馬人中從未發(fā)現(xiàn)。

白馬人的節(jié)慶與漢人也完全一致。農(nóng)歷正月初一、上元節(jié)、清明、端午、中秋等，都是他們非常重要的節(jié)日。在節(jié)日里，白馬人不僅要唱歌、飲酒和用鑼鼓伴舞，還要家庭團聚在一起，緬懷祖先歷經(jīng)磨難、南征北戰(zhàn)的傳說故事。

由于有專門研究氐人和白馬氐人的學者、著作，這里就不再展開描述。值得關注的是，白馬人聚居的山區(qū)，也是國寶大熊貓的棲息地之一，居住在國家大熊貓自然保護區(qū)內(nèi)的白馬人，從來敬畏自然、愛護生靈，從不傷害大熊貓，僅甘肅省文縣鐵樓鄉(xiāng)的白馬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先后救治過七八只大熊貓幼崽呢。

1. 姒姓夏后氏，名文命，號“禹”，黃帝后裔，同時也是部落聯(lián)盟首領，將中國劃分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并制作九只大鼎，從而有了“九鼎至尊”之說。
2. 夏后氏族是顓頊的后裔，顓頊為黃帝之子昌意之子，號高陽，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夏后氏族起源于今川甘青三省交界處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脈，后經(jīng)渭水中下游遷徙至今黃河中下游的山西運城和河南洛陽、三門峽一帶。
3. 嚳音kù。黃帝曾孫。
4. 臨夏，今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曾是古代西羌人的祖居地之一，自古為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驛站與物資交流中心，號稱“河湟重鎮(zhèn)”。
5. 宕音tān。宕昌縣位于今甘肅隴南市西北部。曾是西羌人最早活動的區(qū)域之一，今天該縣的藏族人之服飾、民居等依然保留著羌人風格，而與其他地方藏族人有較大差異，筆者推測其為古西羌人之后。
6. 河西走廊地處黃河以西，也稱“甘肅走廊”，主要位于今甘肅境內(nèi)。東起烏鞘嶺，西至古玉門關，南北介于祁連山、阿爾金山與馬鬃山、龍首山、合黎山之間，總長約九百公里，最寬處近百公里，最窄處近數(shù)公里，為西北—東南走向的狹長平地。
7. 指黃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稱“三河間”。該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多個民族繁衍生息之地，眾多民族的先民耕牧于其間，創(chuàng)造了輝煌燦爛的河湟文化。
8. 馬援（前14—后49），東漢著名軍事家，輔佐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平定交趾郡。馬援祖先“戰(zhàn)國七雄”之一的趙國名將趙奢，曾是當年中原六國抗秦戰(zhàn)爭中為數(shù)不多的勝利者。秦始皇統(tǒng)一中原后，趙氏為避殺身之禍，一部改姓馬。
9. 國號均為“漢”。以時間計，分別為前漢、后漢；以都城所在方位講，則分別為西漢、東漢。本書表述時以西漢、東漢說法為主。
10. 亦作“烏丸”“烏干”，按照阿爾泰語系音譯，其意為“長輩”或“大人”。
11. 西漢西域副校尉陳湯所言，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12. 《尚書·禹貢》作析支，《后漢書·西羌傳》作賜支，音不同而意同，即今青海東南部的黃河河曲處，在北緯34°左右。
13. 葉護系中國古代北方部分少數(shù)族群爵位名稱，匈奴、大月氏、烏孫等都有使用，當是在單于或大單于以下的官爵；隋唐時期，葛邏祿、回紇等種落也有使用，多表示可汗之下分部部長。
14. 李靖（571—649），初唐名將。世代為官宦，為唐太宗所立“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位列第八。
15. 公元前2世紀初，西漢王朝在河西走廊、長城南北及其以西地方所設立的酒泉、武威、敦煌、張掖四郡，下轄三十五縣，使那片曾經(jīng)荒無人煙之地，變成了沃野千里的農(nóng)業(yè)區(qū)，同時在地理上也隔斷了匈奴與西羌之間的聯(lián)系。
16. 苻堅（338—385），字永固，又字文玉。前秦世祖，氐人，曾經(jīng)統(tǒng)一中國北方大部，后在與東晉的淝水之戰(zhàn)中失敗，為慕容鮮卑“抄后路”，被羌人所殺。
17. 姚萇（330—393），字景茂。后秦太祖，羌人，出生于今甘肅隴西縣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