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維奇金派”特寫從蘇聯到中國

牛婷婷^*

摘要：“奧維奇金派”特寫在向中國文藝界傳播的過程中遭遇了時間上的遲滯和態(tài)度上的冷熱反轉。它本身也經由合法化和本土化，以變異的形式納入中國本土的文類秩序之中。在傳入中國后，其“偵察兵式”的機動、敏捷的文體功能受到了重視，被用于展現和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但其批判性的內核——“干預生活”和虛實結合的手法，則遭遇“水土不服”，面臨被剔除或轉化的命運，并隨著語境的變化被反復溯源和重釋。究其原因，傳播語境直接影響著受傳者的“期待視野”和受傳者距離本源信息的遠近，進而影響受傳者對于信息的選擇和處理方式。所以，盡管蘇共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有制度層面的影響，但在具體的制度實踐和制度操作中，來自蘇聯的文學資源也必須經過語境化的再造。

關鍵詞：奧維奇金派；特寫；干預生活眾所周知，中國50年代中期盛行一時的特寫是“進口”于蘇聯的文體，其中，“百花”時代以劉賓雁為代表的“干預生活”的特寫更被視為“奧維奇金派”直接影響之下的潮流。因而，50年代的特寫和“干預生活”口號的傳播過程往往被簡單化，用于佐證中國當代文學對于蘇聯文學資源的直接吸收。但事實上，“奧維奇金派”特寫從蘇聯到中國的傳播是一個復雜的階段性過程，既有時間上的遲滯和態(tài)度上的冷熱反轉，有本土化和合法化的變異，又有反復的溯源和重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學語境的變化決定著受傳者何時接受、如何接受，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接受蘇共文學。質言之，與其說中國文藝界從蘇聯“進口”了“奧維奇金派”特寫和“干預生活”口號，不如說是中國文學界基于具體的“期待視野”對蘇聯的文學資源進行了語境化的解讀和再造。

一、“奧維奇金派”與反“無沖突論”

1952年9月，《新世界》雜志刊載了奧維奇金的農村特寫《區(qū)里的日常生活》。這部特寫圍繞區(qū)第一書記包爾卓夫和第二書記馬爾登諾夫之間的齟齬、分歧，不遺巨細地揭示了集體農莊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在當時盛極的粉飾現實的“節(jié)日文學”之中，這部作品展現了與《曙光照耀著的莫斯科》《光明普照大地》大相徑庭的現實，實屬異端，無怪乎經歷了重重困難才得以發(fā)表。據《蘇維埃俄羅斯報》采訪奧維奇金的一篇報道稱：“1952年秋，莫斯科的許多編輯都讀過那個篇幅不大、標題不甚醒目的手稿《區(qū)里的日常生活》。說了不少好話，可是稿子仍舊退給了作者。雜志上發(fā)表的盡是些四平八穩(wěn)的粉紅色的作品，而這位來自寧靜的俄羅斯中部爾戈夫地區(qū)的作家卻提供了那樣的沖突，對生活中的尖銳問題寫得如此集中的作品，以至于在編輯部里向他說些捧場的話都不得不放小聲點?！?sup>

距此文發(fā)表五個月之前，蘇聯《真理報》已經發(fā)表《克服戲劇創(chuàng)作的落后現象》一文，對籠罩在蘇聯戲劇界乃至整個蘇聯文藝界的“無沖突論”發(fā)起了批判。盡管《真理報》這篇社論的出現與斯大林1952年初對其之前一些觀點的修整和補充有關，但仍然難以撼動長期形成的理論慣性和政治基礎。此外，自1946-1949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志》等決議之后，文藝批判運動手段之嚴厲，令人噤然。文藝領域嚴苛的清規(guī)戒律助長了“無沖突論”的蔓延。

在這種情況下，奧維奇金這部穿透安詳歡樂的生活表象，揭示集體農莊和黨的干部工作中的陰暗面的特寫，就與反“無沖突論”的思潮密切聯系在一起。《新世界》雜志將這部作品發(fā)表出來，可謂對《真理報》社論做出率先而大膽的回應。一個月后，1952年10月，馬林科夫在蘇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的蘇維埃文學和藝術必須大膽地表現生活的矛盾和沖突”，“我們需要蘇維埃的果戈里和謝德林，他們的諷刺像火一樣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東西，一切阻礙進步的東西都燒毀了”，“我們的作家和藝術家必須在作品中無情地抨擊在社會中依然存在的惡習、缺點和不健康的現象”。此后，批判“無沖突論”的聲音逐漸壯大起來。奧維奇金這篇特寫也被譽為反“無沖突論”的“第一只春燕”，不僅在文藝界被視為發(fā)聵之作，而且在許多邊區(qū)農村區(qū)委書記會議上熱烈討論。接著，1953年7月20日和23日，《真理報》刊登了《區(qū)里的日常生活》續(xù)篇《在前方》，1954年和1956年，奧維奇金又發(fā)表了三篇特寫——《在同一區(qū)里》《親自動手》《艱難的春天》，與此同時，在其影響下出現了一系列揭露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作品，如卡里寧的《中等水平》，田德里亞科夫的《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沃羅寧的《不需要的榮譽》《一個農藝師的札記》，多羅什的《農村日記》，扎雷金的《今年春天在蒲揚諾夫卡》等，這些作品以特寫的形式揭示農村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色彩，被評論家稱為“奧維奇金派”。

除去在反“無沖突論”思潮中的文學地位，就文體來說，“奧維奇金派”特寫也別具風格，較之傳統(tǒng)的特寫有所革新。特寫是俄蘇文學史上一種古老的文體，在現代報刊出現后，特寫作為一種新聞體裁用來記述旅途見聞，摹寫人物，發(fā)表政論，以言無虛發(fā)、用語精練、刊登及時見長。十月革命后，特寫承擔了與國家建設相應的文體功能。高爾基在《論文學》中指出，特寫是“認識自己國家”的恰當的形式，“‘特寫作家’向千百萬讀者敘述了，在蘇聯廣闊無垠的土地上，在應用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力的一切地方，人們以自己的毅力正在創(chuàng)造著一切”。以高爾基主編的特寫集《我們的生活》為代表，這一時期的特寫更加注重政論和研究的立場，通過敏銳的洞察力發(fā)現重大社會事件中和英雄模范人物身上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jié)，加以忠實的描摹和精確的刻畫，發(fā)揮宣傳和教育的意義。其中，真實、準確的細節(jié)被認為是特寫這一報刊文藝體裁的基本規(guī)則，也是特寫與小說的區(qū)別之處。波列伏依就是持這一觀點的代表。她在蘇共中央直屬黨校所作的講演中強調：“特寫作家所描繪的當代人物的畫像，一定要絕對真實，甚至在細節(jié)上也得準確。”“小說作家的創(chuàng)造形象，是概括了自己對生活的許許多多的觀察，也就是把它們綜合起來了。然而特寫作家卻完全相反，他們要從生活在自己周圍同時代的人們之中，找尋出一個人，這個人的生活要能夠完完全全體現出他的創(chuàng)作意圖，能夠反映出時代的最典型的特征?！?sup>事實上，“真實”與否取決于一定的真實觀。因此，盡管一再強調對具體真實的記錄，這類特寫的真實性仍限于某種“預設”的限度，服務于歌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成就和進程，樹立時代英雄模范，傳達政治立場的文體功能。

“奧維奇金派”特寫不僅突破了傳統(tǒng)特寫背后的真實觀，而且挑戰(zhàn)了特寫必須在具體細節(jié)上求真實的原則，將虛構和紀實融合起來。奧維奇金認為，在記錄真人真事的特寫之外，還有允許作家借助想象和虛構概括社會現象，提出問題，發(fā)現和解決矛盾沖突的研究性特寫?！皧W維奇金派”特寫不拘泥于具體一事一人的真實，更注重對表象的分析和研究，想象和虛構即是對現象進行藝術概括的手法。這類特寫其實糅合了小說和特寫兩種文體，既吸收了小說長于提煉歸納的優(yōu)勢，又保留了特寫的敏捷和機動，在蘇共十九大之后受到追捧。波列伏依在講演中將這類特寫稱為“分析特寫或批評特寫”，一方面稱贊其揭發(fā)和抨擊落后現象的意義，另一方面又有所保留地指出，里亞波夫的特寫在社會評論方面也是尤為出色，并因主人公有確切的地址而更加強勁有力。透過波列伏依這一態(tài)度可以得知，在當時的蘇聯關于特寫是否應當完全真實存在爭議。盡管如此，作為爭議的一方，“奧維奇金派”特寫在蘇共十九大后占據上風，并且大大提高了特寫這一文體的地位和關注度。批評界多次指出，應當重視這種“最富戰(zhàn)斗性和最有效的文體”，改變其“次等文藝”的地位。

二、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和合法化

“奧維奇金派”特寫和蘇共對特寫這一文體價值的“再發(fā)現”，并沒有即刻傳播到中國文藝界。將近一年后，國內才開始集中譯介關于特寫的論述。1953年8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薩斯拉夫斯基發(fā)表于6月7日《真理報》的《關于特寫的幾點意見》一文。幾乎同時，波列伏依在蘇共中央直屬黨校所作的講演也經李相崇翻譯以《論特寫》為題在《譯文》上發(fā)表。這兩篇文章雖然都強調特寫的戰(zhàn)略意義，但都未提及風頭正健的“奧維奇金派”特寫。其中，波列伏依一文是李相崇根據《青年近衛(wèi)軍》（1952年6月號）上發(fā)表的內容翻譯的。其實在1953年出版的單行本中，波列伏依已經增補了關于蘇共十九大后新崛起的“奧維奇金派”的內容，但李相崇用的是初版本，故此篇譯文并無關于“奧維奇金派”的內容，也沒有波列伏依在蘇共十九大后對于特寫的新認識。蘇聯文藝界備受矚目的“奧維奇金派”特寫，遲至1954年才譯介到中國。對于深受“蘇聯模式”影響的中國文藝界來說，此舉顯然頗有深意?！蹲g文》于當年5月號以頭條的位置刊載冰夷（劉賓雁）翻譯的《區(qū)里的日常生活》，又緊隨其后發(fā)表彼得羅相的評論《從生活出發(fā)——評奧維奇金的特寫〈區(qū)里的日常生活〉》。作為譯介外國文學的權威刊物，以接近三分之一的版面譯介這部作品，不可謂不重視。五個月后，奧維奇金隨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訪問中國，其間曾兩次應邀作關于特寫的報告。這兩次報告經劉賓雁翻譯，以《談特寫》為題發(fā)表于《文藝報》1955年第7、第8號，編者特為這篇譯文作了附記，強調奧維奇金對特寫的分析應當引起文藝工作者的注意，顯然有推崇之意。然而此時距《區(qū)里的日常生活》在蘇聯發(fā)表畢竟已逾兩年之久，時間上的延遲，以及態(tài)度上的冷熱反轉耐人尋味。

特寫在奧維奇金一行訪華后數月噴薄而出，在此之前，雖然“特寫”已經在蘇共文學的影響下進入中國社會主義文體命名之中，但直到1955年前后，才驟然成為風行各級刊物的文體。幾乎各級文學刊物都開設了專欄，集中發(fā)表特寫作品。然而從質量上看，這些特寫并非“奧維奇金派”的風格，而是以記錄真人真事為主，意圖展現工業(yè)建設區(qū)、少數民族地區(qū)和農業(yè)合作社的大好形勢，贊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和英雄模范，滿載歌頌的激情。文體特征也頗為曖昧，尚未與散文、報告文學、通訊等區(qū)分開來，往往在“散文·特寫”的欄目名稱之下，與散文混在一起發(fā)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特寫選》，也未將散文和特寫明確區(qū)分。特寫受奧維奇金的觸發(fā)風行，卻又并不以“奧維奇金派”為宗，如此反差同樣值得深思。這也就意味著，“奧維奇金派”不僅在向中國文藝界傳播時受到了阻礙，而且在傳播的過程中經過了接受主體選擇和轉化。

細讀《譯文》1954年刊載的彼得羅相評論奧維奇金特寫的譯文發(fā)現，此文的著力點始終放在“典型性格”的塑造這一問題上。不僅沒有就文體本身（例如與奧維奇金特寫之于傳統(tǒng)特寫的創(chuàng)新之處、虛構性與真實性的關系等）做文章，而且將反“無沖突論”要揭示的矛盾和沖突具體指為正面性格形成過程中的新/舊矛盾和克服缺點的斗爭。選取此文為奧維奇金特寫的接受奠基，與中國文藝界對于蘇共十九大前后的文學觀的接受保持了相同的步調。盡管馬林科夫的報告及時地在《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其中關于文學藝術的部分還被摘錄于《文藝報》，但理論家對此篇報告的討論集中在其中關于“典型”的論述，而對于揭露矛盾和沖突，批判缺點、惡習等觀點并未積極回應?！段乃噲蟆?953年第1號刊發(fā)的社論《克服文藝的落后現象，高度地反映偉大的現實》從標題句法上看，似在模仿《克服戲劇創(chuàng)作的落后現象》，然而在內容上與后者側重不同。此文所謂“落后”，指的是文藝界不能及時深入地書寫當前的工業(yè)建設、農業(yè)合作化建設和軍隊的戰(zhàn)斗。

奧維奇金對于特寫的介紹同樣經過了選擇和轉化。在報告中，奧維奇金把特寫比作文藝戰(zhàn)線上的“偵察隊”，號召作家利用特寫的敏捷性和機動性“干預生活”，并向聽眾和讀者介紹了研究性特寫。所謂的研究性特寫與小說非常接近，“在形式上是特寫，在內容上基本上與小說差不多”，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一人一事，借助想象、虛構概括社會問題和矛盾沖突。區(qū)別僅在于研究性的特寫文體形式自由、機動。他說，“假如我寫的是小說（長篇、短篇），事實上我是告訴讀者我有義務使讀者看了有興趣、有意思，引人入勝。我寫特寫，我就沒有告訴讀者說你一定能在我的作品里找到有趣的情節(jié)、復雜曲折的故事、出人意料的結局?！?sup>對于中國文藝界來說，奧維奇金的論述頗有新穎之處，對既有的文類秩序構成了沖擊。此前，國內只有記錄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和作為新聞體裁的特寫，且并不受重視，更沒有虛實結合的研究性特寫。奧維奇金此番講演將這種文體推介到了中國，同時把“干預生活”的口號直接傳入中國。

然而從傳播的效果來看，特寫“偵察兵式”的機動性和敏捷性受到了重視，被用于展現和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其批判性的內核——“干預生活”和虛實結合的手法，則遭遇“水土不服”，引起了爭議，面臨被剔除或轉化的命運。

首先，關于特寫能否虛構的問題，批評家們一度陷入困惑，秦兆陽在給讀者的一封回信中說：“我不知道特寫與小說的嚴格區(qū)別……關于特寫是否完全要按真人真事寫，或真到什么程度，尚無定論，在蘇聯，作家們意見也不一致。”由此可以窺見由奧維奇金在中國文藝界引發(fā)的對文體界限的再思考。在奧維奇金看來，特寫要比小說自由無拘，可是在傳統(tǒng)的文體觀念中，特寫屬于非虛構類文體，記錄真人真事才是首位的任務。對此，魏金枝比較委婉地接受了特寫可以虛構的觀點，把記錄真人真事與通過虛構進行概括這兩個方面調和為一體，指為特寫的文體特征：一方面，特寫以記錄真人真事為特征；另一方面，特寫可以對真人真事加以“豐富”、“移易”，“在細節(jié)的安排上根據人物的性格，加些適當的想象”。但是，虛構和想象要以正確的立場觀點為前提，以豐富的社會經驗和深刻的藝術經驗為基礎，如此記錄真人真事加有限制的虛構的方法，是為了塑造更高程度的典型，更集中鮮明地表現現實。不久之后，報告文學界掀起了關于真實性的討論，圍繞報告文學是否應該虛構、真實性與文學性的關系等問題，何直、劉白羽、井巖盾、夏衍等人展開了辯論，這場辯論并沒有作出定一之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關于報告文學真實性的爭論仍可看作其余響。但總體上看，在50年代中期占據上風和主流的，是特寫必須以真人真事為限制的觀點。從寫作實踐來看，當時發(fā)表的特寫作品也多是寫真人真事的。

其次，指向對現實的批判性分析的“干預生活”口號的批判色彩弱化，被“轉用”作發(fā)現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中的巨大成就和模范人物的號召。在當時，大規(guī)模的特寫創(chuàng)作受到自上而下的引導和提倡，主要以征文的形式展開，例如1953年3月《人民文學》發(fā)起的“在工業(yè)戰(zhàn)線上”征文，廣泛征集通過特寫、通訊、散文等文體反映工業(yè)建設的作品，號召作家深入工廠一線和工人階級的生活之中，勾畫社會主義工業(yè)建設的時代風貌和勞動模范。

可見，奧維奇金的特寫觀傳入中國以后，首先便被糅合進以高爾基、波列伏依為代表的傳統(tǒng)特寫觀中。后者對中國的非虛構類文體影響深遠，甚至可以說，中國的通訊、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正是在蘇聯傳統(tǒng)特寫觀的影響下建構起來的。故而，由奧維奇金一行引爆的特寫熱潮，以與散文并置的方式呈現，甚至進而并發(fā)了散文熱。質言之，傳入中國的特寫被迅速地“合法化”，納入本土的文類秩序之中，只保留了外在的形式意義，失去了文體特征，因而與散文、速寫、通訊等混于一體。

“奧維奇金派”特寫在傳播過程中的遲滯和變異，提示了中國文學在接受蘇共文學影響時的主體性和復雜性。當蘇聯熱火朝天地批駁“無沖突論”，號召作家用特寫暴露缺點與問題的時候，正是斯大林逝世前后政治局勢緊張動蕩的關頭。蘇聯國內正在醞釀一場政治變革，社會生活中種種矛盾與沖突都亟待“偵察兵”式的戰(zhàn)斗性文體予以敏捷、機動地揭示，尤其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所帶來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癥結歸根結底都與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脫不了干系。政治意識的松動必然帶來文藝觀念，尤其是現實主義真實觀的重構，“奧維奇金派”特寫用虛實結合的手法提煉社會問題，以暴露缺點和陰暗面為“真實”的文藝觀念，在中國文藝界尚且沒有適應的土壤。當時中國正處在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文藝界正須經由自我改造，將個體的聲音加入對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合唱之中。因而，在傳播過程中，受傳者屏蔽了“奧維奇金派”的核心訊息，只接受了特寫這一文體的形式功能本身。

三、特定語境下的溯源

在傳播過程中，傳播的語境影響受傳者的“期待視野”，而“期待視野”又會直接影響受傳者對于信息的選擇和處理方式，隨著語境的變化，“奧維奇金派”特寫及其內核“干預生活”被反復闡釋。由于“以蘇為師”一度是制度層面的方向，所以對于從蘇聯“進口”的文學觀念，最具說服力的闡釋方式便是回溯本源，對本源信息的言說方式直接影響了闡釋和接受的邏輯。

1955年下半年，《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奧維奇金特寫集》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第二、三章）相繼刊發(fā)出版，“為了幫助我國讀者了解這些作品和學習蘇聯作家勇敢干預生活的精神”，1956年1月21日，中國作協創(chuàng)作委員會小說組開會討論了這幾部作品，以之為范本，會上對“創(chuàng)作中回避斗爭與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等現象”進行了批評反思。從《文藝報》1956年第3號上刊載的部分發(fā)言以及同時期各刊物上發(fā)表的觀點來看，蘇聯作家對于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的揭示（“干預生活”）受到中國文藝界高度重視，并被闡述為今后文藝界學習的方向。至于揭示什么樣的矛盾和沖突，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干預生活，中國文藝界似乎另有思路。

首先，中蘇“干預生活”的主體有所差異，前者對應的是隱含作者，后者指向的是人物（主要是英雄人物）。隱含作者“干預生活”，在于發(fā)現和揭示矛盾、沖突，暴露社會問題，隱含作者本人不能解決問題，最多只對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行設想。因此，作品中的矛盾和沖突集中于所要暴露的社會問題本身而非解決問題的過程。把人物作為“干預生活”的主體，意圖則在于表現人物（社會主義理想建設者的化身）在生活中發(fā)現矛盾和通過尖銳的斗爭解決矛盾的過程。其中解決矛盾的過程要比對矛盾的發(fā)現更受重視，因為“干預生活”的主體——英雄人物的性格就在其所進行的尖銳的斗爭中得到揭示。所以多數中國批評家都認為，《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為娜斯嘉安排了一條過于理想化的解決問題的道路，無論是對于刻畫人物還是表現復雜的斗爭都有所損傷。對此，劉白羽指出，“我們人民的英雄性格恰恰是表現在一系列激烈的斗爭中的，我們不多方面地寫斗爭，當然就缺乏盡情地展開人物性格的根據，他就寫不出英雄性格”。

其次，中蘇“干預生活”的客體也各有側重。關于什么是本質的沖突，“干預”的對象是什么，中蘇雙方有著不同的理解。郭小川強調，“我們所要揭示的是本質的沖突”，又說“目前的社會主義高潮就是復雜的尖銳的斗爭”。劉白羽認為，“回想一下我們自1949年以來所走的道路，這是什么路？斗爭的路。這條路是曲折的、復雜的，同敵對階級，同自發(fā)的舊思想殘余作斗爭，這斗爭是驚心動魄的，沒有斗爭，我們的生活便不能前進?！?sup>同樣，馬烽眼中的斗爭對象，也限于地主富農、個人主義野心家、官僚主義者等“以種種方式、種種借口打擊壓制新生力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反動落后的舊勢力”。

可見，中國文藝界所說的“干預生活”，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新生力量、進步力量戰(zhàn)勝保守勢力、落后勢力和小農經濟意識的斗爭過程。提倡“干預生活”，是因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無法“尖銳地接觸到人民生活的脈搏”，“缺乏一種激動人、鼓舞人的力量”。反觀被擇為“學習對象”的幾部蘇聯作品，它們的問題意識實際上遠超出了中國文藝界理解和接受的范圍，比如關于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問題，但這并不影響中國文藝界有選擇的學習借鑒。《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因所談及的矛盾與沖突同中國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路線最為接近而受到高度重視，《被開墾的處女地》成為中國農業(yè)合作化題材創(chuàng)作的模仿對象，而《區(qū)里的日常生活》則以避重就輕的方式被含糊地評介。

究其根源，這幾部作品從被譯介到研討解讀，都與中國農業(yè)合作化“高潮”的語境密切相關，對“干預生活”口號的溯源和提倡也是基于相應的“期待視野”。1955年4、5月間，毛澤東提出農業(yè)合作社應當擴大規(guī)模、加快速度，并對鄧子恢為代表的主張對合作化速度加以控制的思想進行批判，認為這是右傾保守思想。1955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毛澤東《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一文，毛澤東預言，“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形勢向文藝界提出了宣傳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優(yōu)越性，迎接農村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高潮和批判“右傾保守主義”的迫切要求，但剛剛在幾次批判運動中歷劫的作家們卻多安于常規(guī)，小心行事，或者說，他們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創(chuàng)作風氣中，無從找到“合法地”表現矛盾、沖突和斗爭過程的創(chuàng)作方法。以至于毛澤東在編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時特別對文藝界宣傳合作化運動不力提出了批判?！案深A生活”正是在這種語境下經由“誤讀”成為宣傳農業(yè)合作化運動，批判“右傾保守主義”的創(chuàng)作指導。

除去受傳者的“期待視野”，距本源信息位置的遠近亦會影響受傳者對于信息的接受和領悟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受傳者越接近本源信息，其對本源信息的接受和闡釋就越具有“合法性”。究竟以何種接受和領域程度為準，也還是由具體的傳播語境所決定?！皧W維奇金派”特寫傳播的過程中，劉賓雁最接近本源信息，他曾擔任奧維奇金的俄文翻譯（奧維奇金的多部作品、《譯文》上刊發(fā)的彼得羅相的評論以及報告《談特寫》都是由劉賓雁翻譯），并曾受邀到奧維奇金家中拜訪。但在某種特定的語境構成之前，闡釋“干預生活”和“奧維奇金派”特寫的權威話語掌握在郭小川、康濯、劉白羽等作協領導手里，當構成某種契機時，文藝界便以劉賓雁為媒介再次對異變和“誤讀”的信息溯源。

對于“奧維奇金派”特寫和“干預生活”口號內涵的再次“發(fā)現”，一般被追溯到劉賓雁模仿《區(qū)里的日常生活》的特寫《在橋梁工地上》。這不僅是因為，從內容上看，《在橋梁工地上》完全借鑒了《區(qū)里的日常生活》對于矛盾沖突的布局，兩部作品的矛盾均在務實派和官僚主義者之間展開，都借普通群眾的心聲來評判矛盾雙方的是非公正。在塑造人物時，劉賓雁也借鑒了奧維奇金“側面襲擊”和表里對比的方法。更因為，《在橋梁工地上》首次在中國文藝界開創(chuàng)了借助虛構的方法提煉、概括社會問題，塑造反面典型人物的“偵察兵”式的特寫。

但細細品來，可以覺出劉賓雁所揭示的問題（“干預”的對象）與奧維奇金略有不同。包爾卓夫和羅立正這兩個官僚主義者形象各有側重，包爾卓夫為了追求權力和榮譽不顧實際，十分冒進，而羅立正凡事請示上級，則是出于保守和自保。與之相對，曾剛被塑造為一個大膽實干的新英雄形象。通過羅立正和曾剛的對比，劉賓雁對保守主義思想進行了批判，他反問道：“為什么‘冒險’的人工作最穩(wěn)當，而工作‘穩(wěn)當’的人反而冒著失敗的危險？”由此揭示了當時中國“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語境中的話語邏輯：“大膽”是一種開拓務實的進取精神，而“穩(wěn)當”則是犧牲工作利益、明哲保身的保守主義做派。

另一方面，《在橋梁工地上》并非對于流行的政治話語的代言式書寫，通過對《區(qū)里的日常生活》的高度模仿，作品對郭小川等人所闡釋的“干預生活”的程度進行了突破，將“干預”的對象擴展到黨委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案深A”的主體也不限于英雄人物，而包括了站在更高處的隱含作者，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了借助虛構對社會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的文體功能。在羅立正和曾剛的沖突中，作為黨的代表，黨委書記的力量始終表現得很虛弱，更耐人尋味的是，在作品最后，“保守”與“進取”兩派的矛盾并沒有隨著新的中央指示的頒布而真正解決。相反，羅立正搖身一變，痛快地附和中央指示，承認他就是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典型，并以一貫的工作風格積極在全隊上下開展“反保守”運動，還不忘央求“我”報道他們的運動，甚至爽快地安排周主任做保守主義的典型。從“落后”到“先進”，只在于一紙文件，一場運動，沒有絲毫的反思，工作作風也一如既往。這一筆諷刺已經越出了批判“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邊界，指向包括“反保守”在內的上行下效的形式主義本身，亦可說指向的是教條式地執(zhí)行中央指示的荒誕行為。通過對比發(fā)現，劉賓雁作品中這些“越軌”的細節(jié)在奧維奇金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源頭。

經由劉賓雁對奧維奇金的“回歸”，“偵察兵”式的特寫及其“干預生活”的內核已然成為一種危險的言說，此后，《本報內部消息》（劉賓雁）、《爬在旗桿上的人》（柳溪）、《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等一系列作品，延續(xù)了劉賓雁的溯源和突破，通過虛構的手法將黨的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加以組織、概括和提煉，在正面人物之外塑造生動的反面典型，對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工作中的陰暗面進行諷刺、批判，復現了“奧維奇金派”在蘇聯的批判力度。

劉賓雁的確引領了新的特寫潮流，但不能忽視的一點是，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承續(xù)“奧維奇金派”特寫的風格，并非僅僅依靠個人的膽識與才華，而是與文學批評、文學期刊、文學編輯甚至領導人物的支持密切相關。眾所周知，“干預生活”的特寫以秦兆陽主政時期的《人民文學》為陣地。而1955年12月，秦兆陽是受命主政《人民文學》的，他自然是在權力許可的限度內行使對文藝的推舉權。他本人被視為“干預文學”的理論根基的《現實主義——廣闊的路》也在劉白羽、林默涵、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鼓勵和認可之下寫作。另外，《文藝報》也發(fā)表了多篇提倡“干預生活”的文章，直到1957年5月，當《人民日報》1957年1月27日刊發(fā)馬鐵丁質疑的文章《何謂“干預生活”？》后，《文藝報》仍然針鋒相對發(fā)表《要不要“干預生活”？》一文，指出，“我們所應當做的，就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滿懷信心地堅持這方面的努力”。正是《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刊物組織的多次討論支持，使“干預生活”特寫名聲大作。分析其中種種舉薦的手段和相關的文學批評話語發(fā)現，文藝界一方面普遍突出“干預生活”特寫的尖銳性、諷刺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又在不斷嘗試為“干預生活”限定新的疆界，確保其在合法的范圍內回應當時中國的現實生活向文學提出問題。而究竟如何界定矛盾和沖突的范圍，文藝界存在不小的分歧。“有的主要看作是革命內部的問題和缺陷，制度內的問題和矛盾，有的則主要指認為無產階級與敵對階級力量、思想意識的矛盾。”文藝分歧的背后是當時思想界的混亂，而這種混亂又來自蘇共二十大前后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掀起的波瀾。所以，究竟對“干預生活”的范圍作出何種限定，并不僅是一個文藝方法的問題，其實更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最終的走向是，那些認為應當將“干預”的范圍拓展到新社會內部的矛盾和陰暗面的聲音越來越突出、尖銳，而這種聲音正呼應了“雙百方針”和中共“開門整風”對文學提出的要求。于是，“干預生活”特寫中的諸種“越軌”的話語得以在一個較為寬松、民主的時代語境中傳播開來?！皧W維奇金派”特寫及其“干預生活”的內核幾乎在中國文藝界復原。盡管從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劉賓雁直接承續(xù)了奧維奇金的文學精神。但事實上，劉賓雁只是媒介，而非真正的受傳者（接受者）。此時“干預生活”特寫的潮流仍然是語境化的。也正因為此，到了1957年下半年，當這種語境消失之后，“干預生活”的特寫首當其沖被視為“毒草”和“異端”。

綜上，通過梳理“奧維奇金派”從蘇聯到中國的傳播過程中的復雜現象發(fā)現，盡管蘇聯對中國當代文學有制度層面的影響，但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文學制度都不表現為明文的規(guī)定，而體現為具體的制度實踐和制度操作。盡管蘇聯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資源，但這種資源必須經由本土化的轉化（甚至再造）才能獲得合法性。文學資源是否可用，其標準在于是否能被本土的文藝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語境所包容，換言之，文學資源要先經過文藝體制的篩選和重塑才能參與到新的文學的建構之中。

另外，就特寫這一文體本身來看，它作為一種外來文體，于1954年奧維奇金一行訪華后數月噴薄而出，在“百花”時代耀眼綻開，又在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迅速落入沉寂，雖然始終受制于具體的語境，卻也為中國非虛構類文學的發(fā)展埋下了一顆“另類”的種子。數十年來，一旦遇到形成合適的土壤，這顆種子就瘋長出枝蔓。無論是80年代轟動一時的社會問題報告文學，還是當下炙手可熱的“介入”的“非虛構文學”，從中都可以捕捉來自50年代“干預生活”特寫的脈搏。這是非虛構類文體中最能及時、深入、尖銳地介入現實的一種，也是最具危險性的一種。長久以來，如何對這種文體進行規(guī)范和約束，如何充分發(fā)揮這種文體的價值功能，一直是有待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斷促使批評家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觀進行反思和重構，這是“奧維奇金派”特寫在中國最深遠的影響。

1. 作者簡介：牛婷婷，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晉中學院文學院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
2. 轉引自吳元邁、鄧蜀平編《五、六十年代的蘇聯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6頁。
3. 《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林科夫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續(xù)昨）》，《人民日報》1952年10月11日。
4. 高爾基：《高爾基論新聞和科學》，王庚虎譯，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頁。
5. 波列伏依：《論報紙的特寫》，鄭澤生、毛信仁譯，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第6頁。
6. 瓦·奧維奇金：《談特寫》，冰夷譯，《文藝報》1955年第7號。
7. 瓦·奧維奇金：《談特寫》，冰夷譯，《文藝報》1955年第7號。
8. 李鄉(xiāng)瀏：《文壇剪影》，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頁。
9. 魏金枝：《先從報告特寫入手》，《文藝月報》1955年3月15日。
10. 《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編者按，《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1. 《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編者按，《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2. 劉白羽：《在斗爭中表現英雄性格》，《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3. 郭小川：《通過人的性格來揭示沖突》，《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4. 劉白羽：《在斗爭中表現英雄性格》，《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5. 馬烽：《必須深入生活干預生活——關于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言的一部分》，《文藝學習》1956年第4期。
16. 康濯：《不要粉飾生活，回避斗爭》，《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7. 劉白羽：《在斗爭中表現英雄性格》，《文藝報》1956年第3號。
18. 毛澤東：《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人民日報》1955年10月17日。
19. 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人民文學》1956年第4期。
20. 參見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2頁。
21. 晨風：《要不要“干預生活”？》，《文藝報》1957年第5期。
22. 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