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 勇于創(chuàng)新^[*]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真理。追求真理就是實事求是。真理是要向前發(fā)展的，在實踐中不斷地豐富和完善。歷史科學就是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不斷前進，勇于創(chuàng)新，超越前人的成果，對歷史做出越來越合乎實際的理解和判斷，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yè)服務。必須反對一成不變、因循保守，反對在只言片語中討生活。實踐是最有權威的，理論必須從實踐中來，再回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在歷史研究中，就是要占有豐富的實際材料，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分析研究，而不能從抽象的原則出發(fā)，不能受框框的束縛。恩格斯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fā)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2]。

任何有成就的思想家、科學家都能傾聽實踐的呼聲并富有創(chuàng)造精神。司馬遷寫《史記》，總結了大量的實際材料，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不但思想是新穎的，而且風格、體裁、語言也是新穎的。大科學家哥白尼、伽利略都是在無數(shù)次科學實驗中創(chuàng)立和驗證了自己的理論，并且勇于為科學獻身，不顧教會和官方的禁令與阻撓，才把科學推向前進。毛澤東思想就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過去的一些機會主義者、教條主義者都是理論上的侏儒，只會躺在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尋章摘句，凡是馬克思、列寧說過的話，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在馬克思、列寧的書里找不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根據地、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思想和詞句，就不承認毛澤東的偉大創(chuàng)新，譏諷毛澤東思想是“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但是，革命的實踐證明：正確的不是無視實踐而只會引經據典的機會主義者、教條主義者。

在歷史學界，也存在著不從歷史實際出發(fā)而從只言片語出發(fā)來研究歷史的情況。發(fā)言寫文章，瞻前顧后，謹小慎微，力求穩(wěn)妥，一個論點總要尋找經典著作上的某句話作為護符，似乎這樣做就能證明論點之“正確”，就能保證不犯錯誤。這種態(tài)度是和實事求是、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背道而馳的。

人類歷史的發(fā)展無限生動、無限豐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銳利武器，使我們在錯綜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但是，革命導師們并沒有也不可能對無限豐富、錯綜復雜而又不斷發(fā)展著的人類歷史做出現(xiàn)成的結論，大量的、艱苦的工作應該由后人承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歷史研究開辟了無限廣闊的道路，卻并不是窮盡和結束了歷史研究工作。革命導師們總是實事求是、十分謙虛的。恩格斯晚年對俄國問題已深有研究，但他說：“至于我，對俄國現(xiàn)狀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對那里在某一時期所應采取的策略的細節(jié)作出判斷?！@是得出肯定意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3]他殷切地期望俄國青年研究俄國的情況，把馬克思的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而并沒有做出現(xiàn)成的結論，發(fā)布策略指示。

有時候，革命導師就某個具體的歷史問題的某個側面講過幾句話，發(fā)表了一些意見，我們當然必須認真領會和學習。但是，有人卻不正確地以為這就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似乎整個復雜的歷史問題就全面解決了，以后只要翻來覆去地引用這些話就行了，沒有什么再可分析、再可研究的了。甚至把這些話發(fā)揮引申，應用到別的歷史問題、歷史人物上，胡亂地套用。例如：毛澤東寫了“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著名詩句，意思是說項羽對敵手劉邦太手軟。毛澤東從這個典故中總結了歷史經驗，來闡明我們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的道理，但并不是對項羽的一生做出了全面的評價。又如，毛澤東評論《水滸》，批評宋江是投降派，這明明是指小說中的宋江，而有人認為歷史上的宋江也一定是投降派。誰如果說歷史上的宋江并不是小說中的宋江，歷史上的宋江并沒有投降，那就如同犯了彌天大罪，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替投降派辯護。其實，歷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了，這是可以研究、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可以根據史料，各抒己見。又如，毛澤東談到太平天國革命的領導者李秀成，批判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在親筆供詞中所表現(xiàn)的思想情緒。在這里，毛澤東并沒有對李秀成的全部活動做出分析、評論，但有的人卻說李秀成在革命前期就在搞投降，一貫地仇恨革命，破壞革命，把李秀成在被俘以前的一些重要功績、正確主張全都說成錯誤和反動，這難道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嗎？歷史人物，誰有幸被認為代表正確路線，就一切都正確，連錯誤也變成正確，誰不幸被認為代表錯誤路線，就一切都錯誤，連正確也變成錯誤。似乎研究歷史只要有兩個標簽就行了，一個是“正確路線”，一個是“反動路線”，稀里糊涂亂貼一氣，不必鉆研大量材料，進行具體分析。于是歷史事實被歪曲，是非被顛倒。這種引證只言片語，加以引申推廣、胡亂搬用的研究方法，不但糟蹋了歷史科學，也糟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中國歷代的農民戰(zhàn)爭史被歪曲得最混亂不堪，他們先驗地定下了評價歷史上農民革命領袖的框框，以代替對復雜情況的具體分析。按照似是而非的簡單邏輯：凡是受過招安的、鬧過內訌的或者發(fā)生轉變、當上了皇帝的都是背叛了農民革命，都是叛徒、野心家、階級異己分子，都要從農民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這樣一來，歷史上許多農民革命領袖就被肆意否定了。例如，太平天國革命前期，有洪秀全和7位封了王的著名領導人，其中兩人（馮云山、蕭朝貴）早死，5人（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晃）被否定，太平天國前期的領導人就只剩下洪秀全一個人。

與太平天國革命同時的許多次農民起義和抗清斗爭，其知名領導人如張洛行、宋景詩、杜文秀、張秀眉也被否定。推而廣之，中國農民戰(zhàn)爭史上的大批領導人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曾指出我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農民起義，并列舉了12個農民起義的領袖，即陳勝、吳廣、項羽、劉邦、李密、竇建德、王仙芝、黃巢、宋江、方臘、朱元璋、李自成，其中有半數(shù)被否定，被戴上復辟派、儒家、叛徒、階級異己分子、野心家、陰謀家、新生地主分子等帽子。

中國人民有英勇斗爭的傳統(tǒng)。兩千多年來，被壓迫的農民群眾奮起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譜寫了光輝燦爛、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難道偉大農民革命的發(fā)動者、組織者、領導者大多數(shù)是壞蛋？這種要打倒大批農民革命領袖的做法究竟有多少根據？

當然，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領袖不可避免地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有的還犯有嚴重的原則性錯誤，對他們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史學工作者根據史料，對某些農民革命領袖的功過有不同的評價，有的失之過高，有的失之過低，因而展開爭論，這是學術研究中的正?，F(xiàn)象，問題并不在于這些。問題是：為什么把許多農民領袖掃出了農民革命的隊伍？是不是發(fā)現(xiàn)了什么新史料必須對大批農民革命領袖重新做出評價？顯然不是。是不是從前的評價都違反了歷史唯物主義？顯然也不是。因為連毛澤東在40年前所列舉的農民革命領袖也被打倒了半數(shù)。

這股打倒歷史上農民革命領袖的歪風，其風源蓋出于影射史學。我們應當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地為許多農民革命領袖恢復名譽，恢復歷史地位，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農民革命推動了封建社會歷史的前進。歷史上的農民群眾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奮起反抗，他們的英勇革命精神應該得到充分的歌頌贊揚。但是，農民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小生產者、小私有者，他們和封建的生產方式相聯(lián)系，因此，有其落后的一面。馬克思主義者對事物總是抱著一分為二的分析態(tài)度，農民革命領袖的優(yōu)點與弱點、功績與過失正是農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農民群眾在發(fā)動偉大革命的過程中常常伴隨著許多落后的東西，如宗教迷信、享樂腐化、分散主義、內訌爭權、互相吞并，在革命行將失敗的時候，又看不見斗爭的前途，失去信心，不再繼續(xù)革命，甚至常常蛻變墮落。發(fā)生在農民領袖身上的種種嚴重弱點并不是偶然的，是農民由于階級局限、思想局限，不可能從根本上抵制壞思想、壞風氣的侵蝕而導致的后果。作為無產階級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在歌頌農民偉大革命作用的同時，當然應該揭露和批判農民領袖的種種弱點，從中吸取教訓。但不能因其犯有過失甚至罪行而將他們一筆抹殺，驅逐出農民的隊伍。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tǒng)一體，美的東西和丑的東西常?；ハ嗦?lián)系而存在。如果把歷史看得那么單純，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都好，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都壞，那是僵化的形而上學觀點。

洪秀全發(fā)動和領導太平天國運動，當然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也存在許多錯誤和缺點，如宗教迷信思想，任人唯親傾向，最后死守南京的戰(zhàn)略錯誤等。對這些缺點和錯誤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從正反兩方面總結農民革命的經驗教訓，這是歷史科學的重要任務之一。誰都知道，革命的成敗與革命領袖能否實行正確的領導是有很大關系的。如果洪秀全是十全十美的人，那么太平天國最后失敗豈不成了不可理解的事情？

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對歷史上的農民階級和農民戰(zhàn)爭做了正確精辟的分析，應該是我們研究農民革命和評價農民領袖的典范。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zhàn)爭》一書中滿腔熱情地贊揚了16世紀德國農民階級的革命起義，但又毫不隱諱地指明了農民階級的種種弱點。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zhàn)爭的規(guī)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蓖瑫r也指出：由于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古代農民戰(zhàn)爭的最后結局，不是被殘酷地屠殺、鎮(zhèn)壓，就是潰散或被統(tǒng)治階級所收編。漢光武帝劉秀曾收編了大批銅馬和赤眉的起義軍，劉秀被稱為“銅馬帝”；曹操收編過大批黃巾軍；李世民收編了大批瓦崗軍，唐初著名的將相李勣、魏徵、秦叔寶、程知節(jié)都曾是瓦崗軍的領導人；太平天國失敗時，幾十萬西北的太平軍披星戴月，趕來救援天京，聽到天京失陷的消息，頓時軍心瓦解，大批太平軍放下了武器。這種現(xiàn)象在農民革命的歷史上難道還少見嗎？如果不對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進行具體分析，而是拿一個先驗的框框生搬硬套，豈不是要把大批農民領袖和農民群眾全都打成叛徒？

隋末的李密，出身于貴族，參加瓦崗寨農民起義軍后內訌爭權，殺死領導人翟讓，后來又歸降李世民，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李密一度領導了瓦崗軍，有杰出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在推翻隋王朝的戰(zhàn)爭中起過較大的作用，具有較大的影響。人是會發(fā)展變化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從壞變好，也可以從好變壞，不能因為他最后干了壞事而把他以前干的好事一概抹殺，甚至把以前的好事也硬說成壞事。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是辯證的、發(fā)展的觀點。

同樣，對項羽、劉邦、王仙芝、宋江、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以及其他人物都應根據大量材料，做具體的分析。

從歷史實際出發(fā)進行具體分析，不像引證個別詞句那樣容易、那樣保險，而是很艱苦細致的工作，還可能發(fā)生錯誤。科學研究是為了探索真理，當然不會那樣容易，也難免發(fā)生錯誤，有了錯誤就改正，并沒有什么可怕。怕犯錯誤就不可能前進，不可能創(chuàng)新，不可能對人類有所貢獻。人們認識真理，不會一下子就窮盡、完成，總有一個反復修改、不斷充實發(fā)展的過程。郭沫若對歷史科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就是不斷探索、不斷前進、不斷創(chuàng)新的過程，如對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就經過了多次修改而愈趨于充實。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把古代史分期放在西周和東周之間； 40年代寫《十批判書》，放在秦漢之際； 50年代寫《奴隸制時代》，又放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而且具體確定在公元前475年。在古代史分期問題上，郭沫若不斷前進，勇于創(chuàng)新，根據新掌握的實際材料，改變自己已形成的結論而不被任何框框所束縛，他的古代史分期意見也越來越趨于充實、合理。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郭沫若已達到的基礎上繼續(xù)前進，進行第四次創(chuàng)新？當然可以，而且應該鼓勵、提倡。開展學術上不同意見的討論，才能促進科學的發(fā)展。

創(chuàng)新必須實事求是，而不是飄在空中，隨心所欲，異想天開。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新是尊重實踐，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是實事求是，從實際中來，到實際中去。實事求是的思想是我們的世界觀、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新的基礎和出發(fā)點。

我們應該樹立實事求是、勇于創(chuàng)新的好風尚，要有抱負，有勇氣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學的頂峰。我們的時代是革命變革的偉大時代。史學工作者要研究和總結這一偉大時代的歷史，就不能只躺在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不能滿足于尋章摘句，簡單地照搬、照抄、照轉，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研究豐富生動的實際，開動腦筋，解放思想，用我們全部的才智、精力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我們要無愧于這個偉大的革命時代，不辜負人民群眾和黨中央對歷史科學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注釋

[*]原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版，第3卷，7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版，第4卷，4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