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博物館藏西域出土公私文書的價值

孟憲實

旅順博物館所藏西域出土文獻，以吐魯番出土為主，也有少量文書出自庫車、和田等地。與壓倒性的佛教文獻相比，公私世俗文書較少，這與大谷文書的情形正相反。于歷史研究而言，史料的珍貴與否，取決于史料提供解決歷史問題的信息多寡，旅博所藏公私文書數(shù)量不多，但史料價值卻不容低估。

在旅順所藏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最有影響的文書是《建中四年（783）孔目司帖》，在旅順博物館所藏西域出土公私文書中，這是最知名的一件。最初，這件文書在《西域考古圖譜》中披露，在史料部分第14件，稱《唐建中五年孔目司文書》，不過括號注為“吐峪溝”，應(yīng)該有誤?，F(xiàn)在根據(jù)當事人的記錄，這件文書出自克孜爾石窟⁽¹⁾。了解這件文書，有多個圖版可以參考⁽²⁾。

建中四年七月十九日，安西的磧西節(jié)度使孔目司，就“春裝布”的配織問題，以“帖”這種公文書形式下達指示，幾位行官前往執(zhí)行。安西四鎮(zhèn)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主要機構(gòu)，與地方王府配合，建立所謂羈縻體制?！犊啄克咎肥志唧w地體現(xiàn)了西域的管理體制問題，雖然具體理解爭議甚多⁽³⁾。其中，王珍仁、陳國燦先生都曾兩度撰寫論文，在歷史背景上關(guān)注不多，而具體問題上依然多有分歧。明確考慮安史之亂后西域背景的是荒川正晴先生，他認為《孔目司帖》說明四鎮(zhèn)機構(gòu)直接管理錢糧的經(jīng)濟問題，是安史亂后特殊背景造成的，因為河西走廊被吐蕃占據(jù)，中原供應(yīng)不能到達西域，四鎮(zhèn)只好努力依靠各個綠洲居民解決軍隊各項軍需。這是值得贊同的觀點。安史亂后的西域三十六年，看來屬于單獨的一個歷史階段，包括軍政體制都發(fā)生了明顯變化，節(jié)度使體制不得不地方化。其實，安史之亂后的中原各地，也同樣具有這個趨勢，在中央統(tǒng)一調(diào)配能力下降之后，地方經(jīng)濟的自主權(quán)明顯加強⁽⁴⁾。

大谷文書中有一組物價文書，從公布之日起就受到學界重視。這是天寶二年（743）交河郡（西州）的市場物價管理制度的一種體現(xiàn)，最初被學者稱之為“物價表書”、“物價表文書”等等⁽⁵⁾。池田溫先生深入研究之后，名之為“交河郡市估案”，于是一錘定音。唐朝有“每月立三等估價”的制度，不僅具有市場管理意義，也具有司法意義，是理解唐朝經(jīng)濟政治的重要資料⁽⁶⁾。池田溫先生的卓越貢獻，不僅在于為這組文書做出了正確定名，更重要的是為這組文書進行了復原，把121件斷片進行綴合、排序，并且對缺環(huán)進行了推測，預留下可能的空間，有些空白文字也進行了推補。1964年，橘瑞超收藏的物價文書被發(fā)現(xiàn)⁽⁷⁾，池田溫再度進行研究，到1979年出版《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觀·錄文》，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物價文書125件，并且區(qū)分AB兩種字體進行研究⁽⁸⁾。從此，池田先生提供的研究框架，被學界廣泛接受，池田先生的大作，也成為學界的重要資料書。這是池田先生的巔峰之作，但是具體研究的進步卻沒有停止。先是旅順博物館發(fā)現(xiàn)了物價文書，后來在京都大學羽田紀念館也發(fā)現(xiàn)多件物價文書照片。池田先生把新舊文書匯入《中國古代籍帳研究》的市估案中，原來的300多行的復原再增加50行。在片山章雄等先生的努力下，研究持續(xù)進步⁽⁹⁾。

物價文書，是天寶二年七月廿一日交河郡市司上交河郡倉曹的狀所附物價表。傳世文獻中，有關(guān)于市估案的記載，知道唐朝市司每月都要做物價統(tǒng)計上報。但出土資料中，除了敦煌發(fā)現(xiàn)過七行文字的《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估》外⁽¹⁰⁾，惟有吐魯番出土的物價文書規(guī)模最大，最系統(tǒng)，在研究唐朝的物價、市場以及政府的市場管理方面都是最重要的史料⁽¹¹⁾。故此，雖然旅順博物館所藏物價文書不多，但作為研究唐代經(jīng)濟及其管理最重要的史料，真正的片羽吉光。

戶籍文書曾是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最耀眼的史料，中古時期尤其是唐朝土地管理制度，因此獲得全方位的認知，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戶籍知識和戶籍史研究。旅博所藏的戶籍類文書，數(shù)量有限，但這有限的文書，同樣能夠發(fā)揮巨大的學術(shù)能量。片山章雄、王振芬、孫慧珍共同撰寫的《旅順博物館所藏文書與大谷文書及其綴合》一文中，曾經(jīng)綴合兩件文書，一是旅博藏20.1480-5-7（新編號LM20-1480-05-07），一是大谷文書Ot.2905號，是一件“欠田文書”⁽¹²⁾。LM20-1451-38-01r文書，是一件戶籍殘片，首尾俱缺，因為背后是佛經(jīng)目錄，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于是順藤尋找，驚喜獲得13片相關(guān)文書。旅博藏兩件，另一件編號為LM20-1523-07-53r。而這件文書能夠跟大谷Ot.5452綴合。接著，一連串重要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了，俄羅斯圣彼得堡所藏1件，書道博物館所藏6件，德國所藏2件，還有芬蘭1件，這些總共13件文書都屬于一組文書，這就是武周大足元年（辛丑年，701）西州高昌縣順義鄉(xiāng)戶籍⁽¹³⁾。當初吐魯番的一件戶籍，作廢后因由各種機緣，不僅分散開來，而且分布到世界各地。這是敦煌吐魯番學世界性的特殊之處，認真追究，一定是個充滿戲劇性的戶籍文書世界旅行故事。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以西州和高昌國的數(shù)量最多。文書如果能夠與傳世文獻獲得聯(lián)系，歷史學的價值就會倍增，當然，這種情況十分罕見。從這個角度看，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文書中，LM20-1498-17-01很值得重視。這是一件寫經(jīng)題記，在“《大品經(jīng)》卷第□”之下，有“校竟”字樣，下一行題記寫到：“清信士左衛(wèi)將軍田地太守出提麹孝亮”（后缺）⁽¹⁴⁾。麹孝亮是第一代麹氏高昌王麹嘉的侄子，根據(jù)《北史》清楚的記載，他曾經(jīng)奉命出使北魏，聯(lián)系高昌國內(nèi)遷事宜，但最終北魏不許高昌內(nèi)遷，而麹孝亮的后來情況也沒有交待。根據(jù)最近發(fā)現(xiàn)的明胡廣《記高昌碑》得知有一通《追遠寺銘》，其中記載麹孝亮“未獲反命，仍徂洛”⁽¹⁵⁾。多方現(xiàn)存資料，始能透露出麹孝亮的部分人生信息，但卻是麹氏高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許多文書僅僅是片言只語，但因此我們獲知一個方面的史料。編號為LM20-1505-689的文書只有一行字，我們因此知道又一件戶籍文書的存在。當然，相對于僅存一行字的戶籍文書，遠不如《交河縣給田文書》更重要，唐朝標準格式的官文書，令人過目難忘⁽¹⁶⁾。LM20-1517-588也只有一行“度計至今卌七年”，沒有疑問，這屬于某僧人的僧籍。很多件藥方文書，讓我們難辨公私，但這給我們以一種希望，或許通過這些藥方找到當時西域的某些地方病種。就如同那些抄寫佛經(jīng)的人們的愿望，具體的愿望是個體發(fā)出的，但愿望卻屬于整個時代。LM20-1504-374是件《大般涅槃經(jīng)》題記⁽¹⁷⁾，一個叫做僧愿的佛教中人，多次助人完成抄經(jīng)的功德，這樣的功德看來各方都該有份。

幾件跟牛坊相關(guān)的文書，透露出西州的交通運輸資料⁽¹⁸⁾。LM20-1468-33-03則是西州府兵制下某軍府某隊的一份名單。當兵打仗是唐朝農(nóng)民的役務(wù)，被官府派出當差，也不輕松。為了躲避政府的賦役，成為很多人投奔佛教的動力，可是一位僧人很冤，他竟然也被派差。他寫了申訴狀，希望政府開恩，但結(jié)果我們卻無從得知，因為訴狀是殘的，給我們留下想象的空間⁽¹⁹⁾。

零散的社會風景滲透在這些零散的文書之中，此外，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也許會不經(jīng)意留下痕跡。開元二十三年（735）秋天西州遭到突騎施的襲擊，屯田遭到焚毀。這一年的十月，朝廷“移隸伊西北庭都護屬四鎮(zhèn)節(jié)度”，伊西庭發(fā)生重大的軍政體制調(diào)整。就在閏十一月，旅博藏有一組西州官府文書，LM20-1407-5、LM20-1407-2、LM20-1412-1、LM20-1406-4等多件，還有幾件十二月的官文書如《開元二十三年張仙牒》等，主要圍繞官倉糧料調(diào)配問題，在重大軍政體制變化之后，這些具體文書反映了怎樣的問題，值得深究⁽²⁰⁾。

旅順博物館所藏公私文書尚有很多，對于學術(shù)研究而言，價值不言而喻。這里只能掛一漏萬，擇要而言。吐魯番、和田等地的古代文獻資料的出土，曾經(jīng)是19世紀以來重大的文化事件，尤其是由于各國紛至沓來，出土物被世界列強瓜分嚴重，雖然有一定的國際性，但分散給學術(shù)研究造成的問題更多。在英藏、法藏、俄藏、德藏、日藏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陸續(xù)公布之后，旅順博物館的藏品是最后露出廬山面目的大宗藏品，如果我們把這些出土文獻比作一個拼圖的話，那么旅順博物館所藏則是這個拼圖中的最后一塊，除了文獻自身的價值外，更重要的是能夠激活其他文獻，從而更好地為學術(shù)所用。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1)　小田義久《關(guān)于大谷探險隊將來の庫車出土文書について》有詳細說明，見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會《東洋史苑》第40、41合刊號，1993年，5—6頁。

(2)　比較清晰的可見王振芬主編《旅順博物館概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6頁。

(3)　參見王珍仁、劉廣堂《新疆出土的“孔目司公牘”析》，《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86—89頁；后來王珍仁再撰文《對旅順博物館藏〈唐建中五年孔目司公牘〉的再研究》，《敦煌學輯刊》1998年第1期，39—46頁；錢伯泉《〈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書〉研究》，《新疆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44—50頁；陳國燦《唐建中七年西州蒲昌縣配造秋布花問題》，見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22—136頁；凍國棟《旅順博物館藏〈唐建中伍年“孔目司帖”〉管見》，原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收入作者《中國中古經(jīng)濟與社會史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278—310頁；吳青云《唐孔目司文書考略》，《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65—66頁；馮培紅《關(guān)于唐代孔目司文書的幾個問題》，《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78—79頁；陳國燦先生再撰文《關(guān)于〈唐建中五年安西大都護府孔目司帖〉釋讀的幾個問題》，《敦煌學輯刊》1999年第2期，6—13頁；荒川正晴《庫車出土〈孔目司文書〉考》，《古代文化》第49卷第3號，1997年，145—162頁。

(4)　參見孟憲實《安史之亂后四鎮(zhèn)管理體制問題—從〈建中四年孔目司帖〉談起》，見本書552—568頁。

(5)　小笠原宣秀《龍大所藏吐魯番出土經(jīng)濟文書的の特色》，《龍谷大學論集》第349號，1955年，1—15頁；又《龍谷大學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文書素描》，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敦煌吐魯番社會經(jīng)濟資料》（上），京都：法藏館，1959年，387—410頁；仁井田陞《吐魯番出土の唐代取引法關(guān)系文書》，《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魯番社會經(jīng)濟資料》（下），京都：法藏館，1960年，187—214頁；收入作者《中國法制史研究　土地法·取引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年，762—826頁；那波利貞《唐朝政府の醫(yī)療機構(gòu)と民庶の疾病に對する救濟方法に就きての小考》，《史窓》第17、18號，1960年，24—26頁。

(6)　池田溫研究這組文書是從1961年開始的，并于《史學雜志》第70編第12號發(fā)表《中國古代市估制度の考察》，1961年，84—85頁。經(jīng)過幾年不斷的探索，1968年《史學雜志》第77編第1號（1—45頁）、第2號（45—64頁）連續(xù)發(fā)表《中國古代物價の一考察》（一）、（二）。

(7)　上野アキ《トルファン出土彩畫紙片について》，《美術(shù)研究》第230號，1964年，27—36頁，圖版6。

(8)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32—59頁。龔澤銑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03—318頁。此前，韓昇譯《中國古代物價初探—關(guān)于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發(fā)表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445—513頁，其中的物價文書錄文，全部照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9)　池田溫先生的《中國古代物價初探——關(guān)于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采用韓昇翻譯底本，加入新發(fā)現(xiàn)的物價文書，收入池田溫《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22—189頁；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148—152頁；片山章雄、王振芬、孫慧珍《旅順博物館所藏文書と大谷文書その他の綴合》，土肥義和主編《敦煌·トルファン漢語文獻の特性に關(guān)する研究》（研究報告），東京：東洋文庫，2009年，6—10頁；片山章雄《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物價文書斷片の數(shù)點の綴合について》，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京：東洋文庫，2009年，315—335頁。

(10)　參見張勛燎《敦煌石室奴婢馬匹價目殘紙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1978年第3期，85—91頁；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估〉考》，原載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收入作者《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30—246頁。

(11)　參見王仲犖《唐西陲物價考》，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集，1990年，1—21頁；衡之《唐代吐魯番地區(qū)的物價管理》，《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92—94頁；盧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原載《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693—755頁，收入作者《唐代政治經(jīng)濟史綜論——甘露之變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363—402頁。

(12)　片山章雄、王振芬、孫慧珍《旅順博物館所藏文書と大谷文書その他の綴合》，土肥義和主編《敦煌·トルファン漢語文獻の特性に關(guān)する研究》，7頁。

(13)　參見何亦凡、朱月仁《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縣籍拾遺復原研究》，《文史》2017年第4輯，197—214頁。

(14)　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學合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典選粹》，京都：法藏館，2006年，200頁。

(15)　參見李淑、孟憲實《麹氏高昌國史新探—以明人胡廣〈記高昌碑〉為中心》，《文史》2017年第2輯，105—120頁。

(16)　參見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163頁。

(17)　參見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229—236頁。

(18)　參見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153—155頁。

(19)　參見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168頁。

(20)　參見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127—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