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樓與書桌——清華大學校慶隨筆之八

今年，二〇〇一年的四月，北京清華大學，落架翻建的工字廳庭院和加層擴建的主樓如期完工，各以其古典主義的華麗多姿或現(xiàn)代主義的整潔大方，迎接來自國內外的參加九十周年校慶的校友和來賓。

加層擴建后的中央主樓正面

一九六〇年秋天，我來清華報到，當助教。那時，低矮、古老、樸素的工字廳庭院是校黨委、校長和行政機構的辦公室，而主樓的龐大高聳的身影已在東區(qū)出現(xiàn)。兩者新舊、高低、大小的強烈對比，曾引起我這個初來者內心的一陣震動。我寫了一篇短文，把清華園里這兩處對比強烈的建筑景觀硬疊在一起（實際相距有兩里地）加以評說，認為這是學校領導干部艱苦樸素仍用舊房辦公而把錢用在刀刃上蓋教學大樓的革命作風的具體體現(xiàn)。

黨委及校長辦公室所在的清華園工字廳庭院

這工字廳是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清華園中的中心建筑庭院，門頭上還懸掛著咸豐皇帝御題的園匾。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清華園（當時叫熙春園）劃出圓明園之后，有時是親王的府第，有時是太子的書齋，后來成了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宣統(tǒng)三年四月初一）成立的清華學堂的最初的校舍。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止，在它的緊東邊，陸續(xù)興建的一個建筑群，形成了清華大學的中心區(qū)，但工字廳這個昔日的皇家庭院卻一直保留著。它有一個小偏院，藤影荷聲之館，也還保持著原有的格局和風韻。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主任吳宓先生就在這里居住、會客。研究院的四大導師和其他大師們，穿越時代風雨，他們頭上的榮光時隱時現(xiàn)，至今沒有消失。當人們默默地叨念著他們的名字時，也時不時會記起梅貽琦校長的聲音：“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笔堑?，當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曹禺、葉企孫、竺可楨、華羅庚、梁思成……出入清華園時，清華園里還沒有多少高樓大廈。一九一九年以前落成的所謂四大建筑：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最高的只有三層。它們的建筑面積總共只有一萬平方米，還不及一九六六年建成的主樓的建筑面積的七分之一。

梅貽琦時代的清華，走出來一批全國有名的大師。

蔣南翔時代的清華，蓋起了全國大學中最高的主樓。

主樓升起的時代，正是不出大師不要大師的時代。

清華大學主樓規(guī)劃設計模型（中國古典形式）

一九五六年，當主樓開始規(guī)劃設計時，曾采用中國傳統(tǒng)民族形式，類似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民族文化宮和西客站的那般模樣。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率領龐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參觀了剛在兩年前建成使用的莫斯科大學主樓，并在主樓中的禮堂里會見了近三千名中國留學生。當時有人問：“您喜歡這個大廈嗎？”主席說：“很喜歡，我們中國現(xiàn)在還沒有。但將來一定會有?！泵珴蓶|的這種贊許和意向，不知是否對清華大學校長、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決心按照莫斯科大學主樓的模式建設清華大學主樓起了作用。但修改了的清華大學主樓的平面和體形的確成了莫斯科大學主樓的平面和體形的翻版，原先設計方案中的中國民族形式的大塔樓小塔樓不見了，換成了當時在莫斯科成批出現(xiàn)，并且也出現(xiàn)在莫斯科大學主樓上那樣的所謂俄羅斯民族形式的尖塔。這是當年我國在教育上和在建筑藝術創(chuàng)作上“一邊倒”向蘇聯(lián)學習的一種生動反映。莫斯科大學主樓中央高三十六層，加上綴著紅星的尖塔，高度達到二百四十米。而清華大學主樓，也帶著類似的尖塔，層數(shù)和高度都不及“老大哥”的一半。

清華大學主樓規(guī)劃設計鳥瞰圖（蘇式）

莫斯科大學主樓正面（正中最上方的列寧立像改為尖塔和紅星）

清華大學主樓設計效果圖（帶著蘇式塔樓和尖塔）

事實上，當興建清華大學主樓的時候，華夏大地上的某些角落已經餓殍遍野，中蘇關系也出現(xiàn)了裂痕。施工中的主樓終于壓縮了規(guī)模，也取消了尖塔，把設計高度減為十二層，而且在建筑到第九層時不得不因國民經濟的“三年困難”而暫時停工?！叭昀щy”過去之后，主樓繼續(xù)施工，并于一九六六年夏季完工。這時，學校已經停課搞文化大革命，全國紅衛(wèi)兵和“革命師生”來京大串聯(lián)，剛剛落成的主樓一度成了紅衛(wèi)兵的臨時招待所、免費旅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經“無產階級司令部”同意，就在主樓前面空曠荒涼的野地里召開了據說有五十萬人參加的批斗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會。蔣南翔被押在一邊陪斗。剛剛落成的這幢大樓也成了他在教育戰(zhàn)線大搞修正主義的罪證之一。

一九六六年落成的清華大學主樓鳥瞰（沒有塔樓和尖塔）

在清華學堂九十年、清華大學七十六年（一九二五年至二〇〇一年）的歷史中，在她的二十四位校長中，梅貽琦當了十七年校長（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蔣南翔當了十三年校長（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他們是主政時間最長、業(yè)績最為卓著的兩位。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學生蔣南翔是中共清華大學支部的書記，而梅貽琦到了臺灣之后，又當了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多年。如今，北京清華、臺北清華以兄弟相稱互敬，在兩岸教育界中傳為佳話。

也正是梅貽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的學生蔣南翔（一九一三——一九八八），曾經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發(fā)出了震動清華園、震動華北、震動全中國的宣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但是，當蔣南翔發(fā)出這樣的宣言的時候，他一定沒有想到，我們的“平靜的書桌”，不僅有可能被民族的敵人搗毀，也可能被我們自己搗亂。我想，蔣南翔當了清華校長和高等教育部長之后，他主觀上還是重視“書桌”的。他不僅要為學生提供“干糧”，也要為學生提供“獵槍”。

“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時，我所在的大學與全國很多大學一樣，都停課鬧革命。當時聞說清華大學沒有停課，作為學生，我真佩服蔣南翔的英明。然而，那時的清華園，果真還有“平靜的書桌”嗎？

我要說的是，梅貽琦和蔣南翔曾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論述、表達了大學教育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

一九四〇年，梅貽琦在轉呈當時教育部的文件中指出：“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回旋之自由。”在《大學一解》中，他說：“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币痪潘奈迥晔辉挛迦?，他在日記中寫道：“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