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文學史”的方法論啟迪

——藤井省三《魯迅〈故鄉(xiāng)〉閱讀史》

藤井省三先生的《魯迅〈故鄉(xiāng)〉閱讀史》（以下簡稱《閱讀史》）是一本構思靈巧、求證嚴密的專著，既有理論的宏觀構架，又提供大量新材料，體現(xiàn)了“以小見大”的學術風范?！办`巧”不等于輕便，所帶來的閱讀之旅，不是觀光團的那種，預先把景點和行程交代清楚。讀者被置于一個新的視點，進入復雜的“意義”場域，從文本的生產、流通到批評，從讀者市場到學校課堂，貫穿多重文學與社會空間，所經之處猶如豐林長堤、高山大川，卻峰回路轉，別見園林臺榭、層樓密室，然而從方法論的層面說，讀者還得別具會心，才能開啟此書堂奧的鎖匙。

關于魯迅的研究汗牛充棟，何止百千。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重寫文學史”蔚成文學研究新潮，隨著“正典”的消解，多少“革命”經典作家淡出，而魯迅仍巍然屹立。即使被請下神座，其作品一再激起詮釋的熱情，與當下的“問題意識”相激蕩。與眾不同的是，藤井僅集中討論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xiāng)》，從它1921年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之日起，追蹤其流傳和閱讀的歷史軌跡，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們可看到，無論風云突變，政權輪替，它始終是中學教科書的“超穩(wěn)定”教材。為何《故鄉(xiāng)》能經久不衰？它對于文學空間的形塑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多重文學空間與現(xiàn)代中國的“想象共同體”有什么關聯(lián)？文學空間中的閱讀形態(tài)是怎樣的？各種閱讀經驗背后存在怎樣的意識形態(tài)機制？《閱讀史》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論述。藤井指出：“民國時期二十八年間《故鄉(xiāng)》被閱讀的歷史，就是‘五四’時期確立的知識階級的國民國家意識形態(tài)轉化為以共產黨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tài)之工具、改變機能與性質的歷史。”（第85頁）“隨著人民共和國的確立與毛澤東時代的到來，對《故鄉(xiāng)》的閱讀受到階級論視角的控制。不過，進入鄧小平時代之后，《故鄉(xiāng)》又開始被閱讀為知識分子（而非知識階級）以及‘母親’、楊二嫂等小市民的故事?！保ǖ?73頁）這些論斷令人信服，且使我們不無驚訝地看到，僅是一篇小說卻披著永不消退的經典的光環(huán)，其閱讀命運與時代風云的變化息息相關，作為中學教材，尤其對于少年心靈的塑造起作用，當然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方面亦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

從魯迅作品中選擇《故鄉(xiāng)》作為論述中心，蘊含作者的一番匠心。這篇小說特別帶有自傳的抒情意味，首先勾起我的閱讀經驗，正值善感的青春期，一開頭就被那種悲涼的口吻所抓住，好像自己有很多話要說。自小生長于城市，對于“故鄉(xiāng)”實際上頗為陌生。對閏土的麻木、豆腐西施的“圓規(guī)”留下深刻印象，雖然難以體會小說的深意，卻為作者濃重悲涼的情緒所感染。最末一段“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更是朗朗上口，回味無窮。

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不斷“革命”，貫穿著“感時憂國”的主旋律，我們耳熟能詳。其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激烈沖突，潛藏著鄉(xiāng)土與都市之間對抗的再現(xiàn)模式，前者純樸，后者罪惡，寄托著革命烏托邦的理想，與“農村包圍城市”的政治策略有異曲同工之處。但魯迅的這篇小說通過個人的見證，慨嘆“故鄉(xiā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隔閡”，另具一種曖昧性，也可看作有關現(xiàn)代或文學的困境的寓言，“故鄉(xiāng)”成為美麗、頹敗而永難挽回的“過去”，卻在我們的閱讀記憶里久久回蕩。正是與個人、集體的歷史感受相聯(lián)系，在《閱讀史》中“故鄉(xiāng)”成為“小說中國”的隱喻，更與安德森“想象共同體”的理論架構互為指涉，遂重構了具有豐富歷史意涵的文學空間。

《閱讀史》與一般的文學史書寫不一樣。文學史一般以作家和作品為中心，由作品出發(fā)，探索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及其內心世界，但《閱讀史》顧名思義，則以閱讀受眾為主，考察作品的流通過程中思想、政治、印刷、教育等各種機制如何運作于意義的衍生。這對于文學史寫作來說，是一種視角和論述方式的轉型。迄今為止，高等院校里的文學史教育主要是通過優(yōu)秀作家及其風格的體認，使學生在陶情怡性之中潛移默化其觀念和美感，達到認同于主流價值的目的?？疾臁伴喿x史”則在于揭示經典生成的歷史建構以及文本意義的相對性，更著意于培養(yǎng)學生的分析和反思能力，似乎與當下多元文化的走向更為合拍。

在現(xiàn)下歐美人文學界，“閱讀史”研究是一個亮點。理論上它淵源于、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德國學界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通過堯斯（Hans-Robert Jauss）等人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流行于美國，意謂任何類型的文本在其被接受過程中，讀者基于自己的文化構成而進行主動的詮釋。后來在法國年鑒學派第四代傳人夏蒂埃（Roger Chartier）那里，對于文本及意義生產過程的考察更趨精細復雜。他認為“接受理論”忽視了文本的各種出版形式，即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所擔任的中介環(huán)節(jié)，與作者的寫作意圖之間存在裂隙，而對讀者另具閱讀導向。夏氏對“閱讀史”的考察在于揭示閱讀的“歷史性”，即不同時期的文本生產方式，而讀者群，由年齡、階層、教育背景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閱讀內涵。“閱讀史”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與社會下層、文化生產以及再現(xiàn)虛實等方面的考察一起，構成他的“新文化史”的有機部分。

藤井的《閱讀史》論述《故鄉(xiāng)》如何在20世紀20年代初最初出現(xiàn)于《新青年》雜志，后被作者收入小說集《吶喊》中，又進入各種“國語教科書”的過程，正是圍繞著不同“媒介”重構了“閱讀史”。一面是民國政府推行語言改革運動，下令教育系統(tǒng)把“國文”改為“國語”，文言文的小學教科書相繼改為白話文；另一面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推波助瀾，使“白話文”登上舞臺中心，其間卷入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各出版社之間的教科書“商戰(zhàn)”，也引發(fā)“新”“舊”文學觀念的沖突等，立體地描繪出極其豐富的歷史脈絡，由此也說明“新文學”雜志及報紙副刊如何風起云涌、勢如破竹地拓展了新讀者群，而語言、印刷資本成功地發(fā)揮了“想象共同體”的效能。

似乎很自然的，由于視點的轉移，《閱讀史》更注重普通讀者的閱讀經驗，如歐陽凡海、徐漢安等往往是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這樣的資料搜索如大海撈針，而令人深具印象的是作者大力挖掘了1949年之后大量中學教師參考手冊之類的材料，仔細分析了學生在課堂中的閱讀經驗，而對于閏土、楊二嫂的紛紜理解和爭論也顯示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對于資料掌握巨細無遺，這也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日本學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第二章中“事實的文學與情感的文學”一節(jié)討論了文學批評中不同群體的閱讀傾向，涉及現(xiàn)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課題。20世紀20年代對于《故鄉(xiāng)》的“讀法”頗看重其情感或抒情的因素，然而“四一二”事變之后，文學走向政治化，在新文學內部發(fā)生“革命文學”的論戰(zhàn)，如錢杏邨等對于魯迅的批評，象征地意味著對于“傷感主義”的清算。同樣在左翼批評中，《故鄉(xiāng)》中情感的層面被“完全舍棄了”，而被當作“描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壓迫下悲慘的農村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來重新閱讀”（第74頁）。所謂“事實的文學”幾與“現(xiàn)實主義”為同義詞，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已有大量研究，但很少聯(lián)系到“情感的文學”加以討論。我想藤井提出的這一點頗富卓見，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而最近王德威、陳國球等學者正大力從事中國抒情文學傳統(tǒng)的研究，也與現(xiàn)代文學有關。

近年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不乏運用安德森“想象共同體”的理論，所謂“國族想象”更是常見的表述。這給現(xiàn)代報紙和小說在建構民族國家的功能方面帶來了新的認識，也開啟了印刷媒體與文學空間想象的論述，而《閱讀史》具體結合中國歷史場景，深入探討語言、印刷資本主義與讀者市場之間的關系，反過來豐富了一般對“想象共同體”的理解。這使我聯(lián)想到近來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運用外來理論的狀況，比方說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理論也常為學者們引用，一般用來討論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都市文化。

這兩種理論各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可說是后現(xiàn)代空間話語的產物，強調各民族主體及其文化認同，追溯其經久不衰的身份記憶，近征于19世紀以來世界范圍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經驗，足見全球化時代“歷史終結”的神話過于樂觀。由此印證20世紀中國對于獨立民族國家的追求，及在論述與之密切聯(lián)系的“五四”式“宏偉敘事”方面，頗具成效。另一方面哈貝馬斯在論述16、17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爭取自己的權益時，“公共領域”起到傳播啟蒙理念及凝聚社會力量的重要作用。雖然在近現(xiàn)代中國是否有“公共領域”引起學者的爭論，但在新興的近現(xiàn)代中國都市研究或“上海學”中常見“公共空間”的論述，對哈貝馬斯的理論做了某種調適，這對于探討民國時期印刷文化與資產階級的“另一種啟蒙”、都市日常生活與現(xiàn)代性機制方面來說，也順理成章。

《閱讀史》中有一處可資討論的是，在論及20世紀20年代初“進入‘五四’時期之后，鴛鴦蝴蝶派進入衰退期，刊物相繼?？??！S著知識分子向北京的集中，閱讀重心也發(fā)生了從鴛鴦蝴蝶派轉向‘五四’新文學，從上海文壇轉向北京文化界的質變”（第26頁）。的確，由于“五四”新文學含有明確的“救亡”訴求，意識形態(tài)上一向居主流地位，這并無異議。但由此說“鴛鴦蝴蝶派”“相繼?？辈⒉淮_切。恰在1921年《禮拜六》《半月》《快活》《游戲世界》等雜志紛紛重刊或創(chuàng)刊，而后世界書局的《紅雜志》《紅玫瑰》流行于幾乎整個20年代。這期間“五四”和“鴛蝴”之間的爭論也未嘗消歇，以至于在30年代初魯迅還呼吁同仁們要繼續(xù)同“鴛蝴派”做斗爭。

《閱讀史》中這一論斷是可以理解的，該書1997年在日本出版，其時大陸學界對于“鴛蝴派”的研究，到2000年范伯群先生主編的《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的出版才形成氣候。同一年李歐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中譯本見世，也為相對于“五四”的都市文化的“另一種啟蒙”做了理論化的表述。其實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反思“正典”為主旨的“重寫文學史”提出以來，隨著“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的不斷挖掘，現(xiàn)代文學的地圖不斷被重繪，而歷史愈接近其本相。

歷史的鐘擺在“革命”與“現(xiàn)代性”的兩端來回，既激起陣陣救亡的巨浪，為建立民族國家的主體前赴后繼，不惜犧牲，同時又以都市為中心發(fā)展著消費社會和物質文化，并有過昔日的輝煌。換言之，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卻累積了資本主義的經驗，稱之為“第三世界”不無刻板印象之嫌。這種復雜的歷史經驗與當下文學研究中理論運用的眾聲喧嘩相映成趣，僅看到“想象共同體”和“公共空間”也有簡約之嫌，如在都市研究中?？煽吹奖狙琶鬟@位“漫游者”的身影，既被引為張愛玲的知音，也被視作魯迅的同道。

在今天價值多元、跨語言跨民族文化空間迅捷流通的全球化境遇里，文學研究中援引外來理論資源已是司空見慣，雖然多少具有“挪用”性質，在詮釋上試圖擺脫成見而另辟蹊徑，但是否合乎中國現(xiàn)實卻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我這里越說越遠，也是因為受到藤井《閱讀史》的啟發(fā)而寫下一點感想。

（原載《二十一世紀》2009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