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走進大學校門后，我最喜歡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古典文論和西方文論，至今仍然記得剛買到朱東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和伍蠡甫、蔣孔陽主編的《西方文論選》時的興奮。在古典文學方面，我最喜歡的又是嵇康的詩文與姜夔的詞，曾發(fā)愿要下一番功夫進行研究。我當時讀的版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戴明揚先生的《嵇康集校注》和中華書局1958年出版的夏承燾先生的《姜白石詞編年箋?！?。后書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但前書卻一直未見重印或再版。

這使我很感困惑。“文革”結束后，各出版社紛紛出版各種古典文學作品，當時比較權威也甚為流行的是：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

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三套叢書大量推出，或為舊版重印，或為新近整理，于學習古典文學作品極有便利。我理所當然地期待《嵇康集校注》的重印或再版，但一直失望。直到2014年，它才由中華書局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再版，今年又作為“中華國學文庫”重印。一本學術名著，讀者又廣泛需要，都要在距離初版半個世紀后才重版，其中的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要說質量，戴明揚先生的校注肯定是可以信任的。2014年的“出版說明”也如此說明：“《嵇康集校注》詳校諸本，厘定文字，擇錄舊注，征引典故，廣輯嵇康事跡及其人其作之評論，用力甚勤?！毙掳鎸εf版也只是補苴罅漏：覆校底本，核對征引文獻，施以全式標點。

要說市場，嵇康的詩文不但在文學史、思想史上地位極高，且也為當代學者所喜愛。我就買過1986年黃山書社出版的《嵇康集注》，200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家精要”中的《嵇康》。地方出版社都在出版今人整理的嵇康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何以不趁勢重印或新版？從經濟上考慮，在1980年代的閱讀環(huán)境中，像《嵇康集》這樣的名著，印數(shù)一定不會少，至少會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印數(shù)較多的一種。

要說有傾向方面的顧慮，嵇康當然是魏晉之際的“異端人物”，但經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他不應當是有爭議的古代人物，何況魯迅對他有過很高的評價并耗費大量時日考校《嵇康集》，1980年以來的各種文學史也都對之評價甚高。事實上，黃山書社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嵇康集并沒有引起政治上的議論。而與嵇康齊名的阮籍，不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就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之一；1987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陳伯君的《阮籍集校注》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這不應當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疏忽。謎底何在，希望有人說明。

也是在1980年代的大學期間，因為老師的引用，我注意到了葉嘉瑩女士的作品，先后讀過、買過《迦陵論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迦陵論詩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版）四書。此后，我雖已不再有做古典文學專家的夢想，但每逢遇到葉著，一般也還是買下。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六朝詩講錄》，是1980年代葉嘉瑩在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中古詩歌時的講稿。我注意到其中一段話：

有一本書我還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揚在1962年寫的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這本書收集的資料很全，而且對其中所收集的資料還附有自己的考證。我要說的有些人著書立說，在某一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和歷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晉之交將自己內心隱藏的萬端感慨借詩歌加以表達，而有的人不用詩，而是用編書來表達。魏晉之交正直的知識分子嵇康被無端地殺死了，而到了20世紀六十年代“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將這本表達清白正直知識分子內心感慨的詩文集整理得這么好，這實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當然我不能說其中一定有什么意思，但我深信有許多學術著作之中是有著編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戴明揚在校注嵇康時有無政治上的關懷？戴是黃侃的弟子，1929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在多所高校從事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1953年，時任四川大學教授的戴明揚先生去世，《嵇康集校注》并非寫出于1962年，當然不存在對“反右”與“文革”期間的氣氛有所反應的問題。據(jù)安慶師范學院葉當前先生研究，從大學期間直到1953年去世，戴一直在校注嵇康，而其接觸嵇康的機緣，或許是因為《廣陵散》與古琴曲，根據(jù)是他在《廣陵散考》一文中所說的一段話：“予少好雅琴，因頗留心其故實，昔年謁楊時百先生，見案上稿有說嵇叔夜《廣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殺伐之聲也?！瘯r已入夜，遂未竟談，即聽《漁歌》一曲而別，其后先生忽歸道山，不能請益矣。迨先生書出，始獲觀其全文，與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詳考之，作為此篇，區(qū)以十目?！比~文認為，這是戴講自己寫《廣陵散考》的動機與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開始。葉文還認為，戴校注嵇康集主要基于專業(yè)學術的考慮，故“不必追究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關懷”。葉文客觀平實，所論合理。所以，葉嘉瑩女士講嵇康時的“聯(lián)想”并非事實。

不過，葉的“聯(lián)想”也不是毫無道理。戴明揚早已去世，《嵇康集校注》卻是1962年出版的。此時正是“經濟困難”、“政策調整”時期，文化領域相對寬松，此前此后一些不能出版的作品，都可能在此期間問世。對此，我們可以從上面對哲學家馮友蘭的新評價中看出。1949年后，馮友蘭一直受到批判，他自己也不斷地寫檢討、做交代。1958年6月5日，意識形態(tài)領導人之一康生在中宣部召開的政治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馮友蘭的哲學，說什么抽象的意義，實際上他的哲學并不是什么哲學，說得好一點是語言學，只是玩語言上的詭辯。但到了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在談到毛澤東說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國家財富”的觀點時，又說：我們現(xiàn)在是否真的看成財產，如馮友蘭是病毒還是財產，我看病毒是有一點，但基本上還是財產。他責問北京市委領導：高級黨校請過朱光潛、馮友蘭去講課，你們市委黨校說還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人如此與時俱變，下面的事也就不難理解。據(jù)現(xiàn)代史專家李新回憶：1962年，他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間通史》四卷出齊，不久就“收到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說我們不應在書里公開批評馮友蘭和賀麟的學術觀點，并說馮、賀都是政協(xié)委員、學術界的知名人士，我們這樣作在妨礙統(tǒng)一戰(zhàn)線。看了這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時候你們不是隨便就批判人，任意給人家戴上‘右派’、‘右傾’帽子嗎？怎么現(xiàn)在（七千人大會之后）竟連學術批評（而且是歷史上的）也不能進行了呢？要就是一團和氣，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這算什么樣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14989802.png" />

事實上，不但《嵇康集校注》在此期間出版，嵇康其人也以另一種方式進入我們的文化生活。老作家陳翔鶴繼《陶淵明寫〈挽歌〉》（發(fā)表于1961年第11期《人民文學》）后，又發(fā)表了以嵇康生平為素材的《廣陵散》（發(fā)表于《人民文學》1962年第10期），敘述嵇康因不慕權貴、恣情任性，為權臣鐘會所構陷，與友人呂安一起被司馬集團殺害的故事?！稄V陵散》寫出了知識分子在政治漩渦中無地自由的處境和嵇康欲“獨善其身”而不能的形象，完全可能引發(fā)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聯(lián)想。為防止這一點，陳特意在《附記》中提出要區(qū)分不同時代，要讀者不要產生聯(lián)想：“這篇故事是想通過嵇康、呂安的無辜被殺，來反映一下在魏晉易代之際，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爭奪王位和政權，一些具有反抗性、正義感的藝術家們，曾經遇見過怎樣的一種慘痛不幸遭遇。像嵇康、呂安這樣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們不難想象，是要在作家協(xié)會或音樂家協(xié)會的負責同志中才能找到他們，然而他們就是那樣在最高封建統(tǒng)治階級曹氏和司馬氏兩家內部斗爭中白白作了犧牲?！比欢愊楮Q批判舊時代、頌揚新時代的美意沒有被接受，或者說，他的謹慎沒有給他帶來安全?！袄щy”和“調整”期結束后的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做了一個報告，號召文化界進行大批判。根據(jù)這個報告，文學界開始批判陳翔鶴的小說。輕者如古典文學專家余冠英所說小說的內容“充滿了陰暗消極的思想情緒，宣揚了灰色的人生觀”，從中“只能聽到沒落階級的哀鳴和夢囈”。重者則將小說與1959年“廬山會議”掛鉤，說它們“惡毒地攻擊黨的廬山會議”，“險惡地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煽動他們起來和黨抗爭到底”。1969年4月，受到迫害的陳翔鶴含冤去世，《廣陵散》悲劇重演。

那么，陳翔鶴寫作《廣陵散》是否有什么特別的“政治關懷”呢？應當不是。陳是老作家，1954年后又編輯《文學遺產》，寫歷史人物小說是很自然的事。陳是1939年入黨的老黨員，49年后也是文教界高官，對黨的忠誠是無可懷疑的，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影射”。問題只是在于，對于嵇康等魏晉士人這種漠視權貴、任真率性、清高獨立的人格，陳有認同的一面，在環(huán)境松動時借機抒發(fā)一下心中的塊壘也是可能的，而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多年噤若寒蟬的知識分子的共鳴，所以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前夕，這篇小說受到嚴厲批判就不是不可解釋的。1978年11月，中共文學研究所總支委員會為陳翔鶴平反，次年4月13日，《光明日報》發(fā)表陳翔鶴追悼會的新聞。

葉嘉瑩女士的聯(lián)想不是偶然的。政治至上是前所未有的20世紀現(xiàn)象，中外都有許多經驗教訓，知識人的關懷很大程度上來自外部的壓力。本來，知識人的關懷主要應當在文化、藝術和學術方面，政治原不是他的專業(yè)。但在高壓的氣氛下，文化無由自主，文人無法獨立，知識人的關懷也就被迫集中于政治，“關心政治”成為中外知識人的積習，類似嵇康這樣的人物及其詩文自然也就會被用作心理寄托。文化政治化一方面造成了無數(shù)文化悲劇，另一方面也發(fā)生了無數(shù)可驚可嘆的文化故事。時過境遷，他們的所思所為幾乎不可理解——現(xiàn)代讀者怎么能完全讀懂哲學家馮友蘭當年無數(shù)的檢討和交代？本書所述的文化人，大多與此有關。但要說明的是，寫這些文章的本意不只在于回顧歷史，也希望借此向一個更現(xiàn)實的問題引申：在政治依然強大但時代的主題畢竟已經轉向經濟之后，知識人是否就不存在壓力呢？

再說一件與葉嘉瑩女士有關的事。1987年，葉與著名學者繆鉞合作撰寫的《靈谿詞說》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數(shù)4500冊（平裝3000，精裝1500）。因為有閱讀葉、繆兩先生著作的經驗，當我在書店看到此書時，毫不猶豫地買了一本精裝本（定價8.9，比平裝多了1.4元）。但當該書續(xù)編于1993年時，卻是由湖南的岳麓書社出版的，書名亦改為《詞學古今談》。一本名著的正續(xù)編不是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且出之以不同的書名，很是令人疑惑。雖然當時的岳麓書社聲譽頗好，但依世俗之見，古籍出版還是以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為優(yōu)。那為什么要改出版社、改書名呢？葉的說明是：《靈谿詞說》出書之際，“據(jù)上海古籍友人相告云各地新華書店對此書征訂之冊數(shù)甚少，此或由于此書之題名及撰寫之體例皆不免過于古雅之故?！边@就是說，4500冊很可能也沒有全部賣出。1992年此續(xù)編完成時，葉希望此書能在繆先生90華誕之際出版，曾函詢上海古籍是否愿意出版?！百菇訌秃m極愿出版此書，但因出版任務過重，積壓稿件甚多，無法趕在繆先生壽期出版?！?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6/02/17430614989802.png" />但我以小人之心猜測，上海古籍之所以不愿出版續(xù)編，可能是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鹅`谿詞說》銷路不佳，從經濟效益上說，不太合算。事實上，《詞學古今談》只印了1500冊，岳麓書社肯定是賠錢的。如此則上海古籍所謂“出版任務過重”云云很可能是托詞，這樣權威的出版社什么時候任務不重？這樣權威的出版社當然也不宜以經濟原因拒絕繆、葉兩位知名學者。1990年代初，正是中國學術著作出版最困難的時期，一方面市場經濟初潮涌動，幾乎全民都奔錢而去；另一方面官方的發(fā)行系統(tǒng)效能極差，民營的“二渠道”剛剛起步，所營銷的主要是通俗書籍。如果像葉、繆這樣名滿天下的作者出書都有困難，遑論其他學者？我在揚州讀書時的老師李人鑒先生，1936年即開始研究《史記》，1985年完成百萬字巨著《太史公書校讀記》后，出版無望。好像是1986年的秋天，我在廣州文德路79號的蝸居里，讀到《光明日報》的一篇為此事鳴不平的報道，想起的李先生的清貧刻苦，私心甚為高興，以為會有出版社響應。然而一直要到1994年，此書才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李先生與此書相關的《史記十表考證》（50多萬字）、《史記語法概要》（20多萬字）、《史記索隱單行本校讀記》（10多萬字）、《司馬子長年譜》（20萬字左右）等四部書稿，卻至今也未見出版。

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經濟和經濟對文化出版的投入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像《靈谿詞說》這樣的著作一般來說已不存在出版困難的問題，葉嘉瑩的論著一版再版，繆先生的全集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靈谿詞說》正續(xù)編終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首次完整呈現(xiàn)，出版者稱之為“深受讀者稱賞的詞學經典”——想到此書當年的出版困難，真令人有人事全非之慨。所以，盡管依然有優(yōu)秀著作出版困難，但現(xiàn)在知識人的焦慮主要不在學術論著出版方面，而是在全民日見富裕之時如何擺脫相對貧困，是如何把知識化為財富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在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無數(shù)沖突、奮進和犧牲之后，21世紀的中國已經開始了從鄉(xiāng)村社會到城市社會、從革命中心到財富中心的轉變，知識人的處境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當政治關懷和壓力已不是唯一的甚至已不是主要的今天，知識人又增加了經濟方面的關懷和壓力，本來就沒有在現(xiàn)代知識界真正生根的文化關懷又遭遇新的挑戰(zhàn)。而且，知識人面臨的壓力不只是來自政治和經濟，也來自文化領域的變遷，因為今天的文化已更多的是娛樂和休閑。以學術文化為業(yè)的知識人到哪里去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本書所述的這些知識人，其豐盛的文化生涯大多充滿政治糾結、家國情懷和個體遭遇，他們的情懷、壓力以及由此而來的苦樂、得失并未離我們遠去。他們的故事和思想有助于我們理解今天的形勢和處境。無論如何，只是因為我們有關懷，所以我們才有壓力。關懷和壓力，過去是，將來也依然是知識人身份的表征。

本書所涉知識人限于中德兩國。多年來，中德文化思想社會主義興味盎然，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所進行的大規(guī)模的激進文化實驗也是我寫作的主要領域。這些文字寫于近20年間，分屬不同的研究計劃，收入本書時，均有所補正。這本文集是在梁由之先生的提議下編選的。幾年前，梁先生就為我編過幾本書，均未能出版。本書的出版并不能彌補此前的遺憾，但梁先生的勞動畢竟因此而稍有收獲，我為此高興。在悶熱的上海，我向海濱的梁由之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叢曉眉女士、張春峰先生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單世聯(lián)，2015年7月19日

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根據(jù)1980年講課錄音整理，1990年整理出版），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頁。
葉當前：“論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兼及戴明揚對魯迅《嵇康集》的校正”，載《江淮論壇》2012年第5期，第183頁。葉文提到我在2007年10月“第四屆開放論壇暨第二屆思想史論壇”發(fā)言時說的戴著“有沒有特別的政治關懷”一語，我當時并未做肯定判斷，只是在引過葉嘉瑩那段話時提出了這個問題。
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第93、98頁。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xù)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頁。
葉嘉瑩：《古今詞說·序》，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