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離去，太令人遺憾了”

2010年12月，我和我的團隊——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的同事們，正在爭分奪秒地完成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一個為期十八個月的重大項目。那時的天氣冷得刺骨。凌晨時分，我和一名同事步行回家。我們一邊豎起衣領抵御凜冽的寒風，一邊在心里不厭其煩地玩著“華盛頓消遣游戲”，默默揣測中期選舉之后的人事任免與去留。我并沒有說話，但種種明確無誤的信號預示著——我很快就會升職，被提拔為少數(shù)幾名高級官員之一。我感到很振奮——內(nèi)心深處卻又矛盾重重。

作為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的第一位女性負責人，我已經(jīng)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將近兩年，直接向國務卿報告，并負責協(xié)助國務卿研究制定并實施美國外交政策的整體架構與全局戰(zhàn)略。兩年前，這位我由衷敬佩的女性，也是一位絕佳的老板——克林頓國務卿打電話邀請我擔任政策規(guī)劃司司長這一職時，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份夢寐以求的工作。與此同時，我也告訴她，我只能做兩年。因為通常情況下，教授只能向所供職的大學請兩年假來擔任公職；如果長于兩年，教授就必須放棄終身教職。然而，從我最初到華盛頓上任以來，我和我的丈夫安迪都充滿期待，如果將來有機會擔任更高職位，那將會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過去的職業(yè)生涯中，我一直擔任教職，但毋庸諱言，外交政策才是我終生的摯愛和追求。

那一刻正是我“向前一步”、審時度勢抓住機遇、推動自己勇敢邁進的時刻。當然，在此之前，沒人保證我將來一定能升任更高職位。但是，我知道，即使沒有保證，升職的可能性也值得期待；而且，我屬意的職位又是一個從未有女性擔任過的職位。在這個職位上，我有機會繼續(xù)提倡自己主張的外交政策，并使其成為克林頓國務卿任期內(nèi)美國外交的鮮明特色。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名職業(yè)女性：法學教授、院長，讀本科時我就野心勃勃地計劃考取法學院，將來進入國務院任職。這樣的我，面對近在眼前的升職機會，應該毫不猶豫地接受才是。然而，在職業(yè)生涯順利晉升的同時，我的個人生活卻顯得有些復雜。2009年我第一次來國務院工作時，安迪和我商量之后，覺得我每個星期往返華盛頓比舉家搬往華盛頓，對他和我們的兩個兒子來說，會更好一些。孩子們當時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分別讀四年級和六年級。他們很喜歡當時所居住的社區(qū)，并深深融入了社區(qū)生活。他們滿心歡喜地同意我們的決定：盡管他們一開始聽說我要去華盛頓工作時有些緊張不安，但當我建議每個人都隨我遷往華盛頓時，他們的反應卻很直截了當：“再見，媽媽！”

安迪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專業(yè)的終身教授，他待在家里的時間比我要多一些；我之前的工作是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經(jīng)常參加各種外交政策相關活動，外出旅行也比安迪更頻繁些。而且，即使我在家，我也總待在電腦前。我的大兒子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要求他畫出自己的家人，他居然把我畫成了一臺筆記本電腦——甚至不是一個坐在電腦前面的女人，而直接就成了一臺機器！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家和孩子們的學校只有一英里遠，我能參加老師組織的家長會、各種學?；顒印Ⅲw育賽事。而且，當時我在大學工作，日程安排相對靈活。即使我偶爾不在，或非常忙碌，我也總能找出時間彌補孩子們，一起出去度個假或者一起在家里待著。我總能出現(xiàn)在孩子們的生活中。我很慶幸自己可以非常投入地養(yǎng)育孩子，同時又能在職業(yè)生涯中擔當重任。

因為我和安迪之前一直都配合默契，我想當然地以為這一次我們也可以輕松適應全新的生活節(jié)奏。然而，這次的改變非常痛苦。在克林頓國務卿發(fā)出工作邀請到我開始工作的兩周內(nèi)，我們的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家僅有十分鐘步行距離；而現(xiàn)在，我星期一早晨五點出門，星期五下午或晚上很晚才回家。這樣的時間表在奧巴馬政府官員中并不罕見。據(jù)我所知，政府里有很多人把家人留在了紐約、賓夕法尼亞，甚至加利福尼亞。即使家人都在華盛頓的政府高官們也很少見自己的家人。他們的工作繁重異常，令人疲憊。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舉足輕重，利害攸關。國際事件永遠不會顧及家庭日程安排；國際危機接踵而至，堆積如山，最珍貴的家庭慶?；顒右搽y免被不幸打斷。我每個月有一天的假期，按美國的標準來衡量，政府也算是慷慨了。但是，直到6月，我仍沒能攢夠一個星期的假期。作為一名職業(yè)女性，我既收獲了由此而來的種種好處，也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代價。安迪當然理解也支持我的選擇。但是，對我的兒子們來說，這樣的代價無疑來得太突然，也太巨大了。我的小兒子——只有十歲——星期天晚上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時不禁號啕大哭。每次我想開口安慰他，他就沖我大聲喊叫，甚至未等我說出一個字來——“我不要你走。我才不管什么國家呢！”在這之前，我向他解釋說媽媽正在為國家工作，而他也一樣在為國家效力。這是克林頓國務卿與他見面時曾對他說過的話。但是，他的確已經(jīng)受夠了。

我們的大兒子對我的離開努力表現(xiàn)得成熟一些，甚至主動承擔了原本每天早晨由我來做的準備早餐果汁的任務。他能理解我有多想要這份工作，而且也能從廣泛的層面上理解我的新職位。之前有段時間，我還在摸索華盛頓工作的門道，有時不免沮喪失望，甚至在上下班路上說出要辭職回家這樣的話來（當然，并不是真的要這樣做）。他會看著我說：“媽媽，你不能放棄，不能辭職！你可是我們的行為榜樣呀！”這樣的話，最開始，他是從別人那里聽來的，很可能是從他朋友的母親那里聽來的。但是，后來，慢慢地，這已經(jīng)內(nèi)化成他心底的東西了。

他為我感到驕傲，但同時，又不得不努力適應中學里的全新生活。素未謀面的新朋友，要求更高的新課程，而且，忽然之間，日常的生活節(jié)奏全被打亂了。正在漸漸步入青春期的他，變成了很多父母都很熟悉的模樣：整日悶悶不樂，沉默寡言，好不容易回答一句，卻言語粗魯，常用單音節(jié)詞。他的朋友也全換了。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里，他開始不做家庭作業(yè)，擾亂課堂秩序，數(shù)學掛科，不理會任何試圖接近他的大人。他與父親打架，盡可能無視我的存在。到了八年級的時候，他的行為沒有任何收斂，反而更加升級。他被學校勒令休學，被當?shù)鼐綆ё?。有一天，我們正在舉行一個重要會議時，我接到了幾個緊急電話，不得不拋下手頭的工作，乘頭班火車迅速趕回家（克林頓國務卿和辦公廳主任謝里爾·米爾斯，總能理解和體諒我，但這勢必給我領導的部門帶來壓力）。

很多父母安慰我，我兒子的行為很常見，我面對的問題并無非同尋常之處。因為十幾歲的孩子正值反叛的年紀，難免讓父母為之抓狂，頭痛不已。雖然安迪總會在家，盡其所能照顧孩子，料理家里的大小事務，但孩子們始終是我心頭揮之不去的牽掛。盡管我那么熱愛工作，可每當接到一個電話，或收到一條短信，提及最近家里的混亂局面，我就不免焦急起來，反問自己：當孩子們需要我的時候，為什么我卻仍安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里？

我曾設想過各種可能的情境，尋思著或許我可以再扛一扛，繼續(xù)在華盛頓待上一年。但是，無論我將被委任何種職位，均需參議院核準通過，這就需要三到六個月的時間。而且，克林頓國務卿會理所當然地希望我任職兩年，直至奧巴馬總統(tǒng)首任任期結束。我也曾想過讓丈夫和孩子們一起搬來華盛頓。不過，那樣的話，安迪就不得不奔波于華盛頓和普林斯頓之間，而孩子們也將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中，一切從頭開始適應。我覺得這對孩子們非常不好，尤其是我們的小兒子。我們當初舉家遷往普林斯頓的最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當?shù)貎?yōu)質(zhì)的公立教育以及有益于孩子們成長的優(yōu)越社區(qū)環(huán)境。

經(jīng)濟也是我考慮的因素之一。進入政府工作之后，我的薪酬比之前降低了一半多，還必須支付在華盛頓租住的單間公寓的租金以及來往兩地之間的交通費用。如果舉家搬來華盛頓，那我們就可以把普林斯頓的房子租出去。但是，安迪不得不兩地奔波，我們也將支出大筆的搬家費用，在華盛頓這個物價更昂貴的城市開始全新的生活。這一切都將花費不菲。

在內(nèi)心深處，我知道當時正確的選擇是回家，即使這樣的選擇讓我對自己感到有些陌生。但我還是辭職回家了?？肆诸D國務卿為我舉辦了盛大而美妙的告別晚會，令我終生難忘，銘記在心。我的整個大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姑嬸姨、叔伯舅、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大家都來了，其中有四位甚至從香港遠道趕來。安迪和我們的兩個兒子笑容滿面，和眾多親朋好友，無論親疏遠近、交情深淺，共同見證了我被授予國務院杰出貢獻獎章——國務院有權頒授的最高榮譽。我深深敬愛和欽佩的同事們也紛紛前來與我道別，送上禮物與祝福。我從來不曾認為我的選擇是“放棄”或是“中途退出”。我只是做了一個決定，獨辟蹊徑，階段性地以照顧家庭為重，而不是一味追求職場晉升。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便收拾東西，打包回家了。到了星期二，我已經(jīng)回到普林斯頓的教室里開始給學生們上課了。終于不再有沒完沒了、令人筋疲力盡的日程安排，終于可以讓自己找回久違的身心平衡。事情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的家也逐漸恢復正常。我又回到了普林斯頓，繼續(xù)教書、寫作、演講、評論對外政策。雖然事務繁雜，依然忙碌，但時間安排相對自由靈活。在那個時候，我才第一次意識到這種自由靈活的時間安排，對既想照顧好家庭、當一名合格母親，又希望在職場上縱橫馳騁、取得成功的我來說，究竟有多么重要了。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我曾覺得理所當然的一些小事，忽然之間顯得異常珍貴起來?；丶液蟮陌肽陼r間里，我每天早早起床，給兒子們做各式早點：松餅、烤餅、煎餅、華夫餅、炸土豆餅、雞蛋等，花樣翻新，應有盡有。的確，在過去的整整兩年中，安迪每天叫孩子們起床，吃完早餐，送他們上學去。天天如此，從未中斷。我回來后的第一天早上，安迪翻過身來，對我說：“輪到你了?！倍^了一段時間之后，他溫柔地提醒我，似乎我為自己過去的缺失彌補得太多了一點。我為他們做的這一切，表面上是為他們做的，實際上也是為我自己做的。作為一位母親，我以前從未想過，哪怕只是看著孩子們吃我自己做的食物，也能給我?guī)砗唵味兇獾目鞓?。這也許就是某種深層次的內(nèi)心渴望吧。無論如何，我回來了。我感到無比快樂。

幾個月過去后，我開始考問自己一些更深刻的問題。我決定辭去政府公職，是出于對家庭的愛與責任。如果奧巴馬總統(tǒng)能成功連任，我想我仍會嘗試對外政策方面的工作。如果你是一名政府官員，你所在的黨派執(zhí)掌政權長達八年之久，而你正處于職業(yè)生涯的巔峰，那這時無疑就是你摘星攬月、實現(xiàn)夢想的絕佳機會。2011年離開時，我并沒有排除兩年后再度回歸的可能。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一直苦苦掙扎，與自己較勁。即使我足夠幸運，有機會回歸政府工作，但再一次離去也意味著我將錯過大兒子在家的最后兩個年頭，也將錯過小兒子向中學過渡的關鍵時期。只要家庭能正常維持下去，我從未想過改變職業(yè)生涯在我人生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現(xiàn)在的我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這次危機迫使我正視一個問題——對我來說，什么是最重要的。很顯然，最重要的，既不是他人為我設定的目標，也不是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這種醒悟讓我不禁質(zhì)疑自小伴我成長并始終得到我擁護的女權主義觀念。我開始疑惑為什么女人的成功，甚至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首當其沖的必須是職業(yè)生涯的巨大成就，而不是其他任何方面的成績。

過去，我總是相信女人可以“擁有一切”：她們可以和男人一樣同時擁有事業(yè)和家庭，在各個領域取得和男人同等的成功。我也曾這么教導我教過和指導過的年輕女學生。男人，無論他們是總裁、首席執(zhí)行官、主管、經(jīng)理，還是其他各種領袖，他們也都有家庭。我告訴我的學生們，女人也一樣可以做到，只要她們?nèi)硇耐度牍ぷ鳌５?，當時的我，雖然依舊為工作盡心竭力，卻做出了一個讓自己始料未及的決定，還十分肯定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像我這樣成長于20世紀70年代的人，深受機遇、權力與婦女運動種種承諾的影響與塑造，也積極致力于把握機遇，追求權力，實現(xiàn)婦女運動的目標，做出這樣一個選擇家庭而非事業(yè)的決定，不免有些離經(jīng)叛道。但是，2011年5月，即我離開華盛頓四個月后發(fā)生的一件事，讓我對整個問題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我受邀去牛津大學做一場以國際關系為主題的福布萊特講座。應活動組織者的請求，我又給四十多位羅德學者做了一場有關“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的演講。他們的年齡大多在二十五歲上下，才華橫溢、滿懷自信。

然而，與其說那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嚴謹講座，倒不如說那是我對他們的真誠傾訴。我向他們坦露，在保有政府高級官員職位的同時，在孩子們成長的關鍵時期做一名稱職的母親，是多么困難，而我對這種困境事先竟毫無心理準備。我還和他們分享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諸多思考。正如很多人提到的那樣，當時我天天在兩城之間來回奔波，理應預料到工作和家庭之間日趨緊張的關系；如果我毫無心理準備，只能說我自己想得太過天真了。實際上，我只是想當然地以為我和我的家人總能像過去一樣化解所有難題，適應全新的生活節(jié)奏。臨近結束的時候，我對他們說，即使民主黨贏得下屆總統(tǒng)選舉，繼續(xù)掌權六年，只要我的孩子們?nèi)匀辉诩?，需要我的照顧，我就不可能復出，擔任政府公職?/p>

出乎意料，大家聽得都很入神，還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最先站起來提問的是一位年輕女士，她首先感謝我“沒有做一場虛浮愚蠢的‘你可以擁有一切’類型的演講”。她聽過太多這種類型的演講，并對它們深感懷疑。當時在場的大多數(shù)女性都試圖以某種方式兼顧事業(yè)和家庭，但是她們顯然比我二十五歲時要老到得多，對兩者之間的緊張與沖突有更多的了解和準備，而我天真地以為自己只需全力以赴追求事業(yè)，而丈夫和家人必會欣然追隨。盡管她們?nèi)绱四贻p便在事業(yè)上頗有作為，但她們中的很多人已經(jīng)深刻認識到，在事業(yè)和家庭之間玩平衡戲法有多么不易了。她們想從有親身經(jīng)歷的人那里聽到的是，第一手的實際經(jīng)驗和利弊權衡，以及有助于她們規(guī)劃未來藍圖或者預測未來情境的智慧箴言或真誠忠告。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對此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幾個月后，我發(fā)現(xiàn)，問題關鍵并不在于我回到學校本身，而在于我回來是為了孩子們。普林斯頓和紐約的人們問我為什么要回學校教書時，我大可以輕描淡寫地回答說，我的兩年公職假期已經(jīng)結束，并且假裝不經(jīng)意地提一提拉里·薩默斯在政府服務兩年之后也回到哈佛教書了。但是，我堅決地向他們宣稱，我之所以決定回來，家庭也是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當我還是伍德羅·威爾遜學院院長時，我總是有意讓人們知道，我會在下午六點趕回家與家人共進晚餐，或者為了參加孩子的校園活動或家長會不惜改變?nèi)粘贪才拧１局瑯拥木?，當人們問到我為什么離開國務院時，我常?；卮鹫f：“我丈夫和我有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他們需要我們親力親為，精心養(yǎng)育。他們待在家里的時間也就那么幾年了?！?/p>

忽然之間，與我交談的人會對我產(chǎn)生與之前迥然相異的認知。他們的反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有些難免令人咂舌。他們會說“你不得不離開華盛頓，這太令人遺憾了”，也會說“我無法從你的選擇中汲取經(jīng)驗。我從來無須做出妥協(xié)，我的孩子們不也很有出息嘛”。也有種種微小的跡象表明，這些交談者總是忍不住重新審視我本人，揣摩著我是否有些玩世不恭、游戲人間。

總之，即使我仍有一份全職工作，仍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授，卻突然之間被人們列入某種類別，被微妙地低估了——就像那些女人，她們稟賦過人，接受了良好教育，在職場上初露頭角，前途光明，卻選擇做一份更輕松的工作或兼職工作，甚至辭去工作，一心一意照料家庭。我越來越感覺到，我沒有達到很多人對我的期待，我讓他們失望了——年長一些的女人們，同輩的男人和女人們，甚至一些朋友——他們都曾對我聲榮日盛的職業(yè)生涯寄予厚望。

在已然走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都站在這種抉擇的另一邊。當有人告訴我她決定多花點時間待在家里，與家人共度更多美好時光，她打算走一條競爭相對溫和的特殊職場之路，我是那個臉上露出一絲淡淡的充滿優(yōu)越感的微笑的女人。我是那個終日與一小撮大學或法學院精英好友待在一起的女人，她們從未松懈對崇高職業(yè)理想的追求，她們始終不渝地致力于女權主義事業(yè)，并對彼此的成就相互祝賀。我是那個向女學生們或講座聽眾們灌輸如下思想的教授：你們可以擁有一切，無論你們從事何種職業(yè)。這意味著，我曾經(jīng)非常不明智地推波助瀾，讓女人們覺得，如果無法做好全職工作，像男人一樣在職場上平步青云的同時，維持一個家庭，并擁有積極活躍的家庭生活，問題不在別人，而在她們自己，全是她們自己的錯。我對這個問題思考得越多，就越感覺：成千上萬的女人，越來越多的男人，做出了與我類似的選擇時，卻無法得到應有的肯定；他們堅持認為職場成功并不是人類幸福和成就的唯一標尺，卻不能為此小小慶祝一番。這是完全錯誤的。

2012年，我給《大西洋月刊》寫了一篇文章，把腦海中醞釀了許久的有關女人與工作的思考都寫了下來。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為什么女人仍然無法擁有一切》。沒過多久，我就后悔取了這樣一個標題。但是，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標題，朗朗上口，吸引眼球卻不甚準確，比其他表述精確的標題——比如《為什么職業(yè)女性需要更好的職場安排，使自己始終保持活躍并登臨職場巔峰》——讓那期雜志更加暢銷，賣得更好。不到五天時間，這篇文章的網(wǎng)絡版就被閱讀了四十萬次；一個星期以后，它被閱讀了一百萬次；而今天，它是《大西洋月刊》一百五十年出版歷史上被閱讀次數(shù)最多的文章之一，大約被閱讀了兩百七十萬次。由此，明顯可以看出，相當數(shù)量的女人，以及越來越多的男人，想要就一個“業(yè)已五十高齡”的話題——真正的男女平等意味著什么——開啟一輪全新的對話。

在接下來那幾個月里，我收到了無數(shù)的來信。被文章打動的人們紛紛向我寫信傾訴衷腸。杰西卡·戴維斯-加納奧，一名試圖獲得終身教職的學者，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其中一個孩子患有遺傳病。她在信中寫道：“我剛剛讀完你發(fā)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便忍不住大哭了起來，還不得不關上房門。你清晰地道出了過去這幾年我一直糾結掙扎的問題。”另一條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評論是一位母親說我“給了她一種許可”，讓她放下工作，回歸家庭，跟孩子們待上一段時間。這是她一直非常想做而不敢做的。

當然，人們的反應也不全是熱烈的歡迎與充分的肯定。我被指控為“權勢”女權主義者——我只關注像我自己這樣的權勢女性的高端問題。一些批評者抓住“擁有一切”這個概念展開爭論。他們把它叫作過度追求完美的荒唐鬧劇，如空中樓閣般想象著既能擁有了不起的事業(yè)成就，也能同時做個全力付出的稱職父母。其他批評者認為我的文章將會破壞女性現(xiàn)有的通過艱難抗爭才取得的歷史性職場地位。

不久后，我有機會在全國范圍內(nèi)旅行，發(fā)表演講，直面批評與贊揚，傾聽質(zhì)疑與提問，竭力尋求答案。漸漸地，我允許自己突破理念的藩籬，擺脫根深蒂固的成見與假設，重新審視什么是有價值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自然的。這個過程就像在眼科醫(yī)生那里，她輕輕撥動著驗光機上的按鈕，來回對焦，直至遠方的物體漸漸從完全模糊變得輪廓分明、格外清晰。

女權主義的先驅(qū)們，比如貝蒂·弗里丹、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她們勇敢地打破了種種束縛女性手腳的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沉悶無比，幾乎令人窒息。女人們被嚴格限制在一個世界里：在這個世界里，她們的身份幾乎完全取決于她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女兒、姐妹、妻子、母親。而弗里丹和斯泰納姆，踏著19世紀蘇珊·B.安東尼、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等眾多革命者的步伐，一路走來，領導了女權主義運動。它與民權運動、世界人權運動、反殖民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等偉大變革并駕齊驅(qū)，堪稱20世紀人類為自由而抗爭的最偉大運動之一。

然而，從很多層面上來說，女權主義運動還遠未完成。站在21世紀的開端，我越來越相信，提升女性地位，促進女性發(fā)展，不僅需要打破強加在女性身上的一整套新的刻板印象與固有成見，也需要擺脫社會對男人幾近僵化的角色定位。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對更大范圍內(nèi)的傳統(tǒng)觀念與認知提出挑戰(zhàn)。對于價值觀，對于衡量成功的標準，對于人性的根源，對于平等的真正含義，我們都需重新審視；對于職場設計，對于生活場景，對于領導風格，以及相關的所有一切，我們都需認真反思。

我理想中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可能擁有碩果累累的職業(yè)生涯，或者一份報酬豐厚的好工作，如果我們想要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同時，每個人又都可以擁有個人生活，去愛他人，關心照顧他人，獲得更深刻的滿足感。我希望我的這本書可以幫助我們朝這個方向邁進。

然而，凡事須一步一個腳印去做。為了到達理想的彼岸，我們必須從真實而非想象的世界出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