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研究概述

在俄羅斯文學^[1]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占有極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知識分子與俄羅斯文學一道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以公理與正義代言人的身份為民眾發(fā)出吶喊。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俄羅斯文學史就是以作家為代表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的隱性表達。許多著名的俄羅斯文學家從本質(zhì)上說是思想家和哲學家，他們通過文學作品來構(gòu)建自己的思想體系，闡釋重大的哲學命題。從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到托爾斯泰（Л.Н.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直至帕斯捷爾納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普拉東諾夫（А.П.Платонов）、特里豐諾夫（Ю.В.Трифонов）、索爾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以及當代作家馬卡寧（В.С.Маканин）、佩列文（В.О.Пелевин）、托爾斯泰婭（Т.Н.Толстая）、彼得魯舍芙斯卡婭（Л.С.Петрушевская）、波利亞科夫（Ю.М.Поляков）、瓦爾拉莫夫（А.Н.Варламов）等，幾乎所有俄羅斯作家的創(chuàng)作都涉及知識分子題材。知識分子與俄羅斯之間似乎存在某種“聯(lián)想信息”。因此，國內(nèi)外學界對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也給予了持續(xù)的高度關注。

蘇聯(lián)解體是20世紀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也是影響深遠的文化事件。它不僅使國家的政治制度發(fā)生了顛覆性變化，也改變了原有的文化發(fā)展路徑。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化范式走下歷史舞臺，后現(xiàn)代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等文化潮流逐漸興起。蘇聯(lián)解體后的文學在創(chuàng)作范式、審美旨趣、精神訴求等方面與蘇聯(lián)文學存在顯性的區(qū)別，呈現(xiàn)多元化、開放性、后現(xiàn)代性、先鋒實驗性等諸多特性。俄羅斯文學的發(fā)展從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tài)重新融入當代世界文學的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聯(lián)解體之后出現(xiàn)的文學可稱為新俄羅斯文學。新俄羅斯文學是俄羅斯文學最活躍、最具生活氣息的組成部分，它客觀上繼承了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國文學，尤其是“白銀時代”文學的諸多特質(zhì)，又以蘇聯(lián)文學為自身發(fā)展的養(yǎng)料。知識分子問題作為俄羅斯文學的核心主題之一，它在新俄羅斯文學中的闡釋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獨特的價值。

第一節(jié) 俄羅斯學界研究概況

一 俄羅斯學界對現(xiàn)實中的知識分子研究概況

由別爾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C.布爾加科夫（С.А.Булгаков）、格爾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弗蘭克（С.Л.Франк）等哲學家共同撰寫的《路標》（Вехи，1909）文集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知識分子發(fā)出的時代宣言。此后，這些哲學家又合作完成了續(xù)篇《來自深處》（Из глубины，1918）。十月革命后，僑居國外的思想家們再次發(fā)表了《路標轉(zhuǎn)換》（Смена вех，1921）文集。蘇聯(lián)時期，《蘇聯(lián)知識分子：形成和發(fā)展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1965 гг.），1968］、《知識分子與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1985）、《蘇聯(lián)知識分子簡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1917-1978 гг.），1977］等一系列關于知識分子研究的成果陸續(xù)問世。當代著名學者，如利哈喬夫（Д.С.Лихачев）、古德科夫（Л.Д.Гудков）、達維多夫（Ю.Н.Давыдов）、加斯帕羅夫（М.Л.Гаспаров）、索科洛夫（А.В.Соколов）等都將知識分子問題視為研究焦點，且都對該問題展開深入的論述。同時，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博士論文的數(shù)量也十分可觀。此外，近年來，伊萬諾夫國立大學、烏拉爾聯(lián)邦大學和涅克拉索夫國立師范大學分別成立了知識分子問題研究中心。“知識分子學”（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作為專門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學科近年來在俄羅斯也誕生了。知識分子對俄羅斯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羅斯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不論就深度還是廣度而言，顯然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二 俄羅斯學界對文學中知識分子研究概況

（一）俄羅斯學界對傳統(tǒng)文學中知識分子的研究概況

俄羅斯學界對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剖析也具有一脈相承、歷久彌新的特點。皮薩列夫（Д.И.Писарев）在《巴扎羅夫》（Базаров，1862）、《現(xiàn)實主義者》（Реалисты，1864）和《思考的無產(chǎn)階級》（Мысля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1865）三篇文章中對屠格涅夫的《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1862）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Что делать？，1867）做出了高度評價。他分析了《父與子》中的巴扎羅夫和《怎么辦？》中的拉赫梅托夫這兩個人物形象。他認為，巴扎羅夫是舊社會秩序的挑戰(zhàn)者，是比貴族更加接近人民的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以巴扎羅夫為代表的時代“新人”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在皮薩列夫看來，拉赫梅托夫是一個真正的職業(yè)革命家，是革命知識分子，也是俄國社會的希望。皮薩列夫的這幾篇文章開啟了對文學中知識分子形象研究的先河，為以后研究文學中知識分子問題打下了基礎。

赫爾岑（А.И.Герцен）在評論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1833）時，將奧涅金稱為“多余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這個術語一時成為熱詞。在赫爾岑看來，所謂的“多余人”就是當時俄國社會中一部分接受過歐化教育，卻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進而郁郁寡歡的上流社會貴族青年?！岸嘤嗳恕憋@然是俄羅斯文學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肖像之一。赫爾岑認為，我們只要不愿做官或地主，就多少有點奧涅金的成分。奧涅金是個無所事事的人，因為他從來什么事也不做，他在他所處的那個環(huán)境中是個多余的人，而又沒有足夠的性格力量從這個環(huán)境中掙脫出來。換言之，所謂的“多余人”并不多余，他們恰恰是社會中擁有最先進思想的精英，他們并非不能入仕，而是不愿同陳腐的社會舊習妥協(xié)，他們以此作為一種另類的反抗。普希金之后的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等將“多余人”的主題繼承下來，并將其發(fā)展到極致?！岸嘤嗳恕钡男蜗笠苍诓煌臍v史文化語境中不斷嬗變，在傳承中實現(xiàn)了突破。

杜勃羅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時候到來？》（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1961）一文中詳盡地闡釋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Накануне），他將英薩羅夫和葉蓮娜稱作“新人”（новый человек）。他認為屠格涅夫的創(chuàng)作與俄國“社會發(fā)展道路相適應，正在同一個方向上前進”，他所塑造的人物是不斷進步、不斷成長的，“巴辛柯夫代替了多余的人，羅亭就代替了巴辛柯夫，拉夫列茨基代替了羅亭。這些人物中的每一個都比前面的人更果敢、更完整”^[2]。杜氏認為屠格涅夫之所以會塑造出英薩羅夫和葉蓮娜，源于其創(chuàng)作內(nèi)在延續(xù)性的必然要求，更是當時俄國特定社會語境的要求。他認為，葉蓮娜“身上表現(xiàn)出一種為了一件什么事而引起的朦朧的憂郁，一種幾乎是不自覺的、但卻是新的生活和新人們的不可阻擋的要求，這種要求現(xiàn)在幾乎籠罩著整個俄國社會”^[3]。也就是說，杜氏認為，“新人”明顯區(qū)別于有追求自由的意愿、反抗意識萌芽，卻自我放逐、沒有真正行動的“多余人”。從“多余人”過渡到理性實踐者“新人”是歷史前進的必然和俄國社會的內(nèi)在要求。

奧夫相尼克-庫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的《俄國知識分子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1908）是研究19世紀俄國文學中知識分子形象的集大成之作。他從心理學和歷史文化學層面來闡釋《聰明誤》（Горе от ума，1824）、《葉甫蓋尼·奧涅金》、《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840）、《羅亭》（Рудин，1855）、《貴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1858）和《奧勃洛莫夫》（Обломов，1859），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一個城市的歷史》（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1870），以及屠格涅夫中后期作品、烏斯賓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勾勒出由恰茨基、奧涅金、畢巧林、羅亭、拉夫列茨基、奧勃洛莫夫、小官吏知識分子、別里托夫、巴扎羅夫、陀氏筆下的“活著的偉大罪人”^[4]等構(gòu)成的俄國文學知識分子群像。奧夫相尼克-庫利科夫斯基不僅細致地剖析了上述人物的心理，而且試圖厘清作為各個時期知識分子代表的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心理和動機。

1911年出版的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的兩卷本《俄國社會思想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1911）是另一部闡釋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形象的重要著作。他認為，“文學是生活投射出的光亮的聚焦”，“俄國文學是其知識分子的圣經(jīng)（福音書）”^[5]。換言之，繞開俄國文學研究知識分子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他強調(diào)，小市民是知識分子群體產(chǎn)生的背景，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就是其與小市民習性不懈斗爭和為了個性獨立頑強奮斗的歷史。書中詳細分析了從拉基舍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萊蒙托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再到契訶夫、高爾基等作家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將現(xiàn)實中的知識分子與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肖像進行深入對比分析，突出19世紀及20世紀初俄國社會思想的基本主題，即知識分子對抗小市民習性和追求個性獨立與解放。

（二）俄羅斯學界對新俄羅斯文學作品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研究概況

相比于對經(jīng)典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的狀況，俄羅斯學界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形象的解析顯得不是特別充分。

斯科羅帕諾娃（И.С.Скоропанова）編寫的《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教程》（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Учеб.Пособие，2001）對維克多·葉羅菲耶夫、佩列文等作家進行了概括論述。她認為，維克多·葉羅菲耶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意欲解構(gòu)“緣起于啟蒙時期的‘人的觀念’”，并且構(gòu)建新的“完整的人（包括意識、無意識和超意識）”^[6]。對人存在的意義的探索是貫穿維克多·葉羅菲耶夫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

評論家列伊杰爾曼（Н.Л.Лейдерман）和利波維茨基（М.Н.Липовецкий）在《當代俄羅斯文學——1950-1990》（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2003）一書中將維克多·葉羅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佩列文、托爾斯泰婭和索羅金（В.Г.Сорокин）、波波夫（Е.А.Попов）等視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代表作家，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論述。

列伊杰爾曼和利波維茨基認為，佩列文是一位極其特殊的當代作家，他的著作銷量可媲美阿庫寧（Б.Акунин）的偵探小說。佩列文與托爾斯泰婭等嚴肅作家正在“彌補大眾文學與嚴肅（高雅）文學之間的鴻溝”^[7]。他們對佩列文的代表作品《夏伯陽與虛空》（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1996）和《“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1999）中的人物進行了闡釋，認為夏伯陽和瓦維連·塔塔爾斯基是完全對立的人物類型。前者是創(chuàng)作者、詩人，后者是“文字處理器”，他的名字由Василий Аксёнов 和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組合而成，“他是一種自己（所寫）廣告宣傳的物體，或者商品，名字就是他的‘商標’”^[8]。

列伊杰爾曼和利波維茨基將20世紀80年代后期馬卡寧、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的小說和約瑟夫·布羅茨基（И.А.Бродский）的詩歌看作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進一步探索，認為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代表了這一時期“后現(xiàn)代主義新藝術體系的形成”。他們認為，馬卡寧是新俄羅斯文學的領軍人物，認為“個性”與“群居性”之間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是貫穿該作家創(chuàng)作過程的主題。在列伊杰爾曼和利波維茨基看來，《地下人，或當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998）的主人公是“當代英雄”，是一個在“群居性”社會中依然捍衛(wèi)“自我”的自由人。

他們認為，托爾斯泰婭是年輕一代作家中的一個耀眼的新星，她的早期作品因“童話般的意境”而備受矚目。評論家將《野貓精》（Кысь，2001）視為托爾斯泰婭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折點”，盛贊該作品使人想起“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9]這一著名論斷，因為評論家鮑里斯·帕拉莫諾夫（Борис Парамонов）直言在該作品中“托爾斯泰婭書寫了（構(gòu)建了）真正的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模型（модель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安德烈·涅姆澤爾（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和斯捷潘尼揚（К.А.Степанян）卻對《野貓精》提出了最為嚴苛的批評，認為這僅僅是“對列米佐夫和扎米亞金的高明的模仿”而已。在列伊杰爾曼和利波維茨基看來，產(chǎn)生這種兩極分化評論的誘因是“它解構(gòu)了俄羅斯傳統(tǒng)文化中的核心神話——對生命的崇高的救贖意義來自書本（從廣義上說是文化）”^[10]。該書對托爾斯泰婭《野貓精》的概述奠定了其作為新俄羅斯文學經(jīng)典著作的地位。事實證明，隨著時間的流逝，《野貓精》這部作品確實沒有被淡忘，它依然是評論界公認的俄羅斯當代文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馬卡寧、佩列文、托爾斯泰婭、彼得魯舍芙斯卡婭、波利亞科夫等作家被俄羅斯學界公認為新俄羅斯文學的翹楚，而他們的代表作《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百事”一代》、《夏伯陽與虛空》、《野貓精》、《深夜時分》（Время ночь，1992）、《無望的逃離》（Замыслил я побег...，2002）等的問世之于俄羅斯文壇都是重大“事件”。俄羅斯學界針對這些作品的論戰(zhàn)也不可謂不激烈，對作品的人物形象也有較多的關注。

俄羅斯學界對馬卡寧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瑪麗娜·阿巴舍娃（М.П. Абашева）在論文《二十世紀末的小說：作者同一性的形成》（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в конце XX в.：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втор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2001）中對馬卡寧創(chuàng)作中的“自我認知創(chuàng)作范式”進行了深入解讀。希林娜（К.О.Шилина）在副博士論文《馬卡寧的〈地下人，或當代英雄〉詩學：主人公問題》（Поэтика романа В.Маканина “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Проблема героя，2005）中認為：“《地下人，或當代英雄》是一部關于藝術家的長篇小說，其主人公是‘地下人’的代表?！?sup>[11]在該文中，她梳理了馬卡寧創(chuàng)作中人物形象的嬗變，著重分析了《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主人公立場與作家立場之間的關系，解析了“地下人”的生存空間，并闡釋了該作品中的“互文詩學”。葉夫根尼婭·克拉夫琴科娃（Е.А.Кравченкова）在論文《馬卡寧的藝術世界：觀念與詮釋》（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В.С.Маканина：Концепции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2006）中對馬卡寧創(chuàng)作的獨特主題、作家的立場、創(chuàng)作題材、作品結(jié)構(gòu)等進行了解析，文中專章分析了馬卡寧創(chuàng)作的主人公從“中年人”到“地下人”的演變歷程。

俄羅斯學界對佩列文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伊希姆巴耶娃（Г.Г. Ишимбаева）在《夏伯陽與虛空：維克多·佩列文的后現(xiàn)代主義游戲》（“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е игры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2001）中指出：“應該關注作品中三個主要人物姓和名的首字母重疊現(xiàn)象：Петр Пустота-ПП，Владимир Володин-ВВ，Семен Сердюк-СС，這種重疊具有象征意義，主要人物不僅僅是‘詩人’、‘企業(yè)家’和‘酒鬼——舊知識分子’，而且是‘藝術家’、‘俄國式的商人’和在房間里喝得不省人事的‘舊式俄國佬’。所有這些他們攜帶的特質(zhì)和所有表現(xiàn)出的本質(zhì)特征都不是租借的，而是屬于自身特有的。這些特質(zhì)受限于歷史因素、環(huán)境和傳統(tǒng)精神?！?sup>[12]達里婭·扎魯賓娜（Д.Н.Зарубина）在論文《佩列文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 в роман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О.Пелевина，2007）中較為詳盡地闡釋了《奧蒙·拉》（Омон Ра，1992）、《昆蟲的生活》、《夏伯陽與虛空》、《“百事”一代》等作品的主題，認為《“百事”一代》是對俄羅斯社會西方化所帶來后果的真實呈現(xiàn)。她還專門在“文化與文明選擇夾縫中的‘有文化天賦的’主人公”一節(jié)中對佩列文代表作品中的主人公進行了比較分析。在她看來，夏伯陽是一個走在尋找真正自由道路上的知識分子或人物；瓦維連·塔塔爾斯基則是一個內(nèi)心幡然醒悟的“佩氏文化人”?；餇枴炱澞舴颍ě?В.Кузнецов）在《當代俄羅斯文學中代溝問題母題：以庫普朗〈未知一代〉真實語境中的佩列文〈“百事”一代〉為例》（Доминанты поколен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Generation ‘П’” В.Пелевина в актуа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Generation Икс” Д.Коупленда，2008.）一文中，將佩列文的《“百事”一代》與加拿大作家的《未知一代》（Generation X）進行了對比分析。他認為，這兩部作品的主人公都不是個人，而是一代人，是一個集合概念。庫茲涅佐夫?qū)@兩個“群體”進行了身份定位和較為深入的心理探索。

俄羅斯學界對托爾斯泰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托爾斯泰婭的《野貓精》引起了俄羅斯學界的極大興趣?？死兹恢Z夫斯卡婭（О.Е.Крыжановская）的《托爾斯泰婭〈野貓精〉中詩意化虛構(gòu)的反烏托邦的世界圖景》（Антиутопическая мифопоэт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в романе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 “Кысь”，2005）中闡釋了該作品的反烏托邦主題；維索欽娜（Ю.Л.Высочина）的《托爾斯泰婭小說的互文性：以〈野貓精〉為例》（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 прозы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Кысь”，2007）研究了該作品與經(jīng)典文學的關系；波諾馬廖娃（О.А.Пономарева）的《托爾斯泰婭〈野貓精〉的對話性：民間口頭創(chuàng)作、文化與歷史文化三個方面》（“Диалогизм” романа “Кысь” Т.Толстой：фольклорный，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аспекты，2008）分析了以《野貓精》為代表的創(chuàng)作與民間文學之間的關系。佩列佩利岑娜（Н.В.Перепелицына）的《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俄羅斯小說中的藝術假定性的類型》（Т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услов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рубежа XX-XXI вв.，2010）則分析了《野貓精》中的神話詩學，認為托爾斯泰婭借助作品完成了新的歷史模型的構(gòu)建。潘成龍（Пань Чэнлун）的《當代批評中的托爾斯泰婭的創(chuàng)作》（Творчество Т.Толсто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2007）一文分析了主人公與作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隱喻、互文、神話等風格特征。他進一步指出，《野貓精》中的荒誕神話是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此外，他還略微提及了知識分子與文化的關系。

俄羅斯學界對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普魯薩科娃（И.Прусакова）認為，彼得魯舍芙斯卡婭作品中主人公的命運有某種確定性，厄運時時刻刻威脅著他們：“契訶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們坐在桌邊閑談時，他們在舞臺之外的命運已經(jīng)被決定了，而彼得魯舍芙斯卡婭作品中主人公的命運在劇目開始前就已經(jīng)被決定了，無論他們在舞臺上怎樣令人厭煩地晃來晃去都是徒然的?！?sup>[13]在斯拉夫尼科娃（О.Славникова）看來，彼得魯舍芙斯卡婭以如此殘酷和灰暗的視角來看待人和人的活動，以至于在她的小說中女主人公已經(jīng)完全不是人了，更確切地說，像“芭比娃娃”，“如此慷慨地用黑夜和土地調(diào)制出的濃稠的混合顏料來展現(xiàn)調(diào)色板上額外的黑色色差”^[14]。雷科娃（Д.В.Рыкова）在《彼得魯舍芙斯卡婭的創(chuàng)作：宗教文化傳統(tǒng)語境中作家理想問題》（Творчество Людмилы Петрушевской.Проблема авторского идеал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2007）中認為，主人公是彼氏表達自我理想的一種手段。她梳理了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受難者、圣愚、道德高尚之人和處于生存與死亡邊界的人等各類主人公形象。

俄羅斯學界對波利亞科夫的創(chuàng)作研究：拉利薩·扎西多娃（Л.С. Захидова）的《波利亞科夫的個人風格特征》（Специфика идиостиля Ю.Полякова，2009）、格盧霍娃（О.П.Глухова）的《波利亞科夫文本空間中的主觀情態(tài)性表達方式和手段》（Средства и способы выражения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модальности в текстов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Ю.Полякова，2010）、娜塔莉婭·亞楚克（Н.Д.Яцук）的《波利亞科夫的小說和政論作品中的詞匯創(chuàng)新》（Лексические н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прозе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е Ю.М.Полякова，2011）等都分析了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詞匯和語用現(xiàn)象。雖然這些論文并未直接分析人物形象，但對于我們深入理解作品的內(nèi)涵和人物的性格有一定的意義。

綜上所述，俄羅斯學界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可謂家學淵源深厚，且論述深入、翔實，能夠形成完善的體系，乃至“知識分子學”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我們看到，對傳統(tǒng)文學中的各類知識分子形象，俄羅斯學界有著較為深刻且細致的闡述，且已有對某一時期文學中知識分子研究的專門論述。誠然，對當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的孤立（單獨）研究已經(jīng)具有一定規(guī)模，但同時，我們尚未發(fā)現(xiàn)俄羅斯學界對當代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體形象的系統(tǒng)性專門研究，對當代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譜系化研究和對其所承載思想的深入論述依然缺乏。

第二節(jié) 西方學界研究概況

一 西方學界對現(xiàn)實中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概況

知識分子問題一直是西方學界研究的熱點，幾乎所有著名哲學家、思想家都有關于該論題的闡述。其中，古爾德納（A.W.Gouldner）的《新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1979）、約翰·凱里（John Carey）的《知識分子與大眾》（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2010）、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1999）、阿隆（R.Aron）的《知識分子的鴉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2005）、蘭德（Ayn Rand）的《致新知識分子》（For the New Intellectual，2005）、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的《知識分子都到哪兒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2005），以及葛蘭西（A.Gramsci）的《獄中札記》（The Prison Notebooks，2000）、?？拢‵oucault）的《真理與權(quán)力》（Truth and Power，1980）等著作都從各個層面對知識分子展開了十分詳盡的論述。與此類似的著作我們還可以列舉出許許多多，可見，西方學界對知識分子問題是極其關注的。

鑒于本書研究的是新俄羅斯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問題，因而我們不準備展開說明西方學界對知識分子的闡釋，而是更加關注其對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的論述，尤其是針對當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識分子問題的闡釋。

二 西方學界對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概況

（一）西方學界對傳統(tǒng)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概況

奧爾金（Moissaye J.Olgin）博士的《俄羅斯文學導讀》［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1820-1917），1920］和凱特麗奧娜·凱利（Catriona Kelly）的《俄國文學導論》（Russian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1）都對俄國文學做了總體概括，對各個時期的著名作家做了簡略分析和概述。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的《在宗教與理性之間——論俄羅斯文學與文化》（Between Religion and Rationality-essay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0）分析了《窮人》《死屋手記》《白癡》《群魔》等作品，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置于19世紀俄國文學的視域下進行了較為翔實的分析，并將其與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和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等進行對比分析，著重突出了陀氏創(chuàng)作中的宗教性與俄羅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關系，對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略有涉及。這部作品對于我們理解陀氏經(jīng)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著名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俄國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2001）無疑是一部研究俄國知識分子的重要著作。他將赫爾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作家視為俄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通過對這些作家創(chuàng)作的剖析來闡釋作家的思想，進而綜論俄國“知識階層”的特性。誠然，該書并非專門針對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展開研究，卻也不失為從新的視角理解俄羅斯文學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與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之間關系的參考資料。

（二）西方學界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研究概況

西方學界對新俄羅斯文學也比較關注，對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等流派，以及俄羅斯文學的未來走向等問題也予以了高度重視。

薩利·萊爾德（Sally Laird）的《來自俄羅斯文學的聲音——十位當代俄羅斯作家訪談》（Voices of Russian Literature：Interviews with Ten Contemporary Writers，1999）將彼得魯舍芙斯卡婭、馬卡寧、佩列文、托爾斯泰婭與波波夫、索羅金一道視為新俄羅斯文學的領軍人物，與他們進行了訪談。顯然，該書對上述作家的選擇證明了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已具有一定的世界聲譽，也為我們選擇他們的代表作品作為本書的研究材料提供了一定的依據(jù)。

利波維茨基（Lipovetsky）的《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與混亂對話》（Russ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Dialogue with Chaos，1999）^[15]、妮娜·科爾斯尼考芙（Nina Kolesnikoff）的《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敘事策略》（Narrative Strategies of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2003）和《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虛構(gòu)性格的構(gòu)建本質(zhì)》（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Russian Postmodernist Prose，2010）^[16]、戈盧布科夫（Mikhail Goloubkov）的《21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和文化密碼》（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al Co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2013）^[17]等研究成果都對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進行了總體概述，并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中體現(xiàn)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寫作策略進行了論述。

西方學界不僅關注俄羅斯當代文學發(fā)展態(tài)勢，對一些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進行了分析和闡釋。

西方學界對馬卡寧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馬卡寧的《高加索俘虜》（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1994）、《出入口》（Escape Hatch，1996）、《路漫漫》（The Long Road Ahead，1996）等作品早已被翻譯成英語、法語等多國語言版本。因此，西方學界對馬卡寧創(chuàng)作的研究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死锼沟侔材龋⊿chuchart Christiane）的《弗拉基米爾·馬卡寧的〈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t in Vladimir Makanins “Andegraund，ili Geroj na?ego vremeni”，2004）一文重點分析了《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的互文現(xiàn)象。比利時根特大學的蒂姆·萬德斯汀（Tim Vandersteen）在《弗拉基米爾·馬卡寧長篇小說〈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主題研究》（Het them van de nivellering in de roman “Andergraude，ili geroj nas?ego vermeni” van Vladimir Makanin，2006-2007）一文中對馬卡寧做了介紹，對其創(chuàng)作進行了梳理，對《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的主題進行了分析。英國?？速愄卮髮W學者薩利·道爾頓-布朗（Sally Dalton-Brown）在《無效的思想、暴力的后果：弗拉基米爾·馬卡寧的知識分子肖像》（Ineffectual Ideas，Violent Consequences：Vladimir Makanin’s Portrait of the Intelligentsia，1994）一文中對馬卡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進行了分析。頗為遺憾的是，該作品發(fā)表時《地下人，或當代英雄》尚未出版，然而我們認為該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牛津大學史密斯（G.S.Smith）教授的《在白紙和白雪上：弗拉基米爾·馬卡寧的〈地下人，或當代英雄〉》（On the Page and on the Snow：Vladimir Makanin’s Andergraund，ili geroi nashego vremeni，2001）一文對該作品的結(jié)構(gòu)、時空特征進行了分析，對《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的對話、酗酒、性行為和身體暴力等內(nèi)容進行了解析，并解析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西方學界對佩列文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佩列文的《夏伯陽與虛空》《“百事”一代》等作品在西方各國也都有了翻譯版本。西方學界對佩列文的創(chuàng)作給予了密切關注，其作品一經(jīng)面世便有相應的評論發(fā)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基斯·里弗斯（Keith Livers）的《昆蟲的王國：在維克多·佩列文〈昆蟲的生活〉中尋找自我》（Bugs the Body Politic：The Search for Self in Viktor Pelevin’s The life of Insects，2002）分析了佩氏早期作品《昆蟲的生活》，稱其堪比卡夫卡的《變形記》；薩利·道爾頓-布朗的《尋找造物主：佩列文和〈T〉中的無能作家，以及文集〈給美麗女士的菠蘿汁〉》［Looking for the creator：Pelevin and the Impotent Writer in T（2009）and Ananasnaia voda dlia prekrasnoi gamy（2011），2014］分析了佩列文2009年和2010年出版的兩部新作《T》和文集《美女菠蘿汁》（Ананасная вода для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ы）。雖然這些文章并未直接涉及我們要研究的作品，但是它們有助于我們厘清佩列文的創(chuàng)作歷程，從而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佩氏的創(chuàng)作。

鮑里斯·諾登博斯（Boris Noordenbos）的《進入新時代？從文化-符號角度對維克多·佩列文的解讀》（Breaking Into a New Era？A Cultural-semiotic Reading of Viktor Pelevin，2008）一文選取了佩氏兩部重要作品《“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和《號碼》（Чuсла）為研究材料，從文化視角對后蘇聯(lián)時代西方和俄羅斯的思想意識、文化和社會體制之間的沖突進行了解讀。妮娜·科爾斯尼考芙娜的《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中的梅尼普諷刺風格》（Menippean Satire in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2008）一文以《夏伯陽與虛空》等三部當代著名作品為對象，對后現(xiàn)代主義與梅尼普諷刺體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較為翔實的論述。漢斯·鞏特爾（Hans Günther）的《后蘇聯(lián)的虛空（弗拉基米爾·馬卡寧和維克多·佩列文）》［Post-Soviet Emptiness （Vladimir Makanin and Viktor Pelevin），2013］一文從社會學角度對《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百事”一代》和《夏伯陽與虛空》三部作品進行分析，認為這些作品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后，在整體體制轉(zhuǎn)軌、經(jīng)濟一落千丈的情況下，虛無的思想籠罩著整個社會，社會現(xiàn)實與幻想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極其模糊。

西方學界對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彼得魯舍芙斯卡婭被譽為“域內(nèi)開花，域外香”的作家，她的作品雖然在國內(nèi)經(jīng)歷了先抑后揚的命運，在國外卻一亮相就被高度評價。歐美文藝評論界對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具備一定的基礎。美國學者約瑟芬·沃爾（Josephine Woll）在《迷宮中的彌諾陶洛斯^[18]：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評論》（The Minotaur in the Maze：Remarks on Lyudmila Petrushevskaya，1993）中闡釋了彼氏筆下的人物及其創(chuàng)作基調(diào)，論述了讀者閱讀其作品的感受；著名美國評論家康納·多克（Connor Doak）的專著《奶奶追憶往昔：彼得魯舍芙斯卡婭〈深夜時分〉中的外祖母們和外孫們》（Babushka Writes Back：Grandmothers and Grandchildren in Lyudmila Petrushevskaya’s Time：Night，2011）論述了彼氏獨具一格的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手法，解析了《深夜時分》（Время ночь，1992）^[19]中以安娜為代表的老年女性在生存空間被擠占殆盡的困境中自怨自艾的講述，控訴女性-知識分子在新的文化生態(tài)中走投無路的慘狀。

西方學界對托爾斯泰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托爾斯泰婭是一位為西方學界所熟知的當代俄羅斯作家。她曾在美國工作過一段時間，精通英語。她的作品大部分都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匹茲堡大學的海倫娜·戈西羅（Helena Goscilo）在《表面文本的托爾斯泰婭之愛》（Tolstajan Love As Surface Text，1990）一文中對《索尼婭》《彼得斯》等早期作品中的愛情主題進行了較為細致的闡釋。另外，戈西羅教授在專著《達吉雅娜·托爾斯泰婭的爆炸性世界》（The Explosive World of Tatyana N.Tolstaya’s Fiction，1996）中系統(tǒng)地分析了《在金色的臺階上》（На золотом крыльце сидели，1987）等作品。琳妮·紐魯斯（Knowles Lynne）在論文《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語言、文化和翻譯研究：以托爾斯泰婭的〈野貓精〉為例》（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Russian Postmodern Novel and its Translation：Кысь by Tatyana Tolstaya，2007）中對托爾斯泰婭《野貓精》的英語譯本與法語譯本以及俄語文本進行了對比，并從語言學和文化角度分析了該作品，對其中的主題展開了闡釋。

綜上所述，西方學界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具有持續(xù)且深入的特點，而對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相對較為薄弱，針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形象的研究也依然處在以個案研究為主的狀態(tài)。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發(fā)現(xiàn)對該問題的系統(tǒng)化研究成果。

第三節(jié) 中國學界研究概況

一 中國學界對現(xiàn)實中俄羅斯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概況

我國學界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著作數(shù)量相對可觀。北京師范大學張建華在《俄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導論》一書中分別從宏觀與微觀兩個維度闡釋了18～20世紀初期的俄國知識分子思想全景圖。作者論述了知識分子個體的初現(xiàn)，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特殊群體的形成以及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在該書中，作者特別闡述了“懺悔的貴族”和“多余人”等俄國經(jīng)典文學中出現(xiàn)的貴族知識分子形象。李小桃在專著《俄羅斯知識分子問題研究》中系統(tǒng)地分析了知識分子階層的誕生及自我意識的萌發(fā)，論述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特性與社會實踐，闡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的自省與反思，概述了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發(fā)展歷程、自我審視及改革時期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等內(nèi)容。該書對特定時期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階層做了深入全面的解析。此外，還有李必瑩的《改革中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命運》，張建華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群體轉(zhuǎn)型研究（1917-1936）》，倪稼民的《從建構(gòu)到失語——文化傳統(tǒng)背景下的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與斯大林模式》，朱達秋、周力的《俄羅斯文化論》，等等，對知識分子展開了專門論述。此類著作數(shù)量頗豐，此外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各類論文數(shù)量也相當可觀。可見，我國學界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研究相當重視，且具有一定的延續(xù)性。

這些論著或從歷史的維度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演變軌跡進行了梳理，或從文化哲學的視角對俄羅斯知識分子階層的特性進行了深入解析，或?qū)μ囟v史時期俄羅斯知識分子生存狀況和命運進行闡述。誠然，以上成果對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剖析少有涉及，然而它們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細致論述對我們研究新俄羅斯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問題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中國學界對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概況

（一）中國學界對傳統(tǒng)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問題研究概況

如果說對現(xiàn)實中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進行得相對深入且系統(tǒng)，那么對文學中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研究則相對薄弱，該課題只是在一些成果中有所涉及，專門針對該問題的系統(tǒng)研究相對不足。

謝周的《從“多余”到“虛空”——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形象流變略述》一文分析并簡要闡釋了俄羅斯文學中幾個主要的知識分子群像，梳理出一條從“多余”到“虛空”的知識分子形象流變線索。張曉東的《苦悶的園丁——“現(xiàn)代性”體驗與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一書從知識分子與俄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角度對19世紀30～40年代到20世紀初的俄國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進行剖析。他將知識分子視為俄國這個“大花園”的辛勤園丁，將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與該形象在俄國社會中的原型進行有機的對比與綜合論述，充分展現(xiàn)了俄國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肯定了現(xiàn)實中的和文學中的知識分子所發(fā)揮的獨特作用。傅星寰、劉丹在《俄羅斯文學知識分子題材形象集群及詩學范式初探》一文中，在廣闊的文化歷史語境中對俄羅斯文學知識分子題材進行整體觀照，通過對幾種形象集群的分類梳理，以及對各種形象集群在主題層次、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形象模式等文本詩學范式方面加以提煉，從而把握住俄羅斯文學知識分子題材的倫理價值和美學特質(zhì)。莊宇在《反烏托邦文學：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路標——〈我們〉和〈野貓精〉的歷史比較研究》一文中通過對《我們》和《野貓精》這兩部創(chuàng)作體裁相同、作品內(nèi)容各異，但反映的歷史問題和社會現(xiàn)象卻極其相似的作品的比較研究，闡釋了俄羅斯的歷史宿命，使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俄羅斯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群體面對社會重大變革所肩負的責任。

（二）中國學界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形象研究概況

新俄羅斯文學同樣是中國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對馬卡寧、佩列文、彼得魯舍芙斯卡婭、托爾斯泰婭、波利亞科夫等作家創(chuàng)作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基礎。

中國學界對馬卡寧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馬卡寧的《地下人，或當代英雄》、《出入孔》（或者譯作《豁口》、《洞口》）、《高加索俘虜》等作品已經(jīng)有了中文譯本。針對這些作品的研究也初具規(guī)模，其中不乏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其中，侯瑋紅的《論馬卡寧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風格》和《自由時代的“自由人”——評馬卡寧的長篇新作〈地下人，或當代英雄〉》兩篇文章是國內(nèi)對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加以解讀的重要成果。前者將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分三個階段分別進行了宏觀概論，對作家創(chuàng)作藝術手法的演變進行了梳理；后者對《地下人，或當代英雄》這部著作的主要內(nèi)容作了介紹，粗略解析了其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王麗丹的《弗·馬卡寧的“元小說”敘事策略——評〈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一文將《地下人，或當代英雄》認定為“元小說”的代表作品，分別從作家的自省意識、敘事的鏡像性、反諷的戲仿、魔幻的隱喻、任意時空等幾個角度對該作品的敘事策略展開較為充分的論述。田大畏在《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文版“前言”中認為，馬卡寧意在展示蘇維埃時代“受迫害的有才華作家”在蘇聯(lián)解體后淪為看守的彼得洛維奇的種種遭遇?！兜叵氯?，或當代英雄》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混亂，著重記錄的是一個處于迷惘狀態(tài)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表現(xiàn)。這部作品的內(nèi)容復雜、多面，甚至不乏矛盾之處，因而比較晦澀難懂，但其無疑是一部當代的經(jīng)典作品。

侯瑋紅的學位論文《論馬卡寧的創(chuàng)作》梳理了馬卡寧各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描述了《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的主人公彼得洛維奇，認為他是一個不想失去尊嚴，又不能面對現(xiàn)實的人，最終只能沉默不語。

中國學界對佩列文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佩列文是最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當代俄羅斯作家之一，其代表作《“百事”一代》和《夏伯陽與虛空》（也譯作《恰巴耶夫與普斯托塔》）也已經(jīng)有中文譯本。學界對佩氏創(chuàng)作的剖析近年來可謂成效顯著。劉文飛在《“百事”一代》的中文版序言《別樣的風景》中認為主人公瓦維連·塔塔爾斯基是一名新時期的知識分子，作品展示的是以其為代表的當代知識分子在商業(yè)文化中迷失自我、走向異化的圖景。該文對本研究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鄭永旺的《游戲·禪宗·后現(xiàn)代：佩列文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研究》是國內(nèi)佩列文創(chuàng)作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書詳盡闡釋了俄羅斯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和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佩列文現(xiàn)象，論證了《夏伯陽與虛空》作為后現(xiàn)代經(jīng)典的理論合法性，深入、細致地論述了《夏伯陽與虛空》所蘊含的禪宗思想，解析了文本的互文性和游戲性寫作策略。李君在《對維克多·佩列文〈“百事”一代〉的后現(xiàn)代主義解讀》中對該作品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背景等作了介紹，對作品中現(xiàn)實異象和虛幻圖景進行了初步分析，同時闡述了互文、語言游戲等創(chuàng)作手法。祖艷在《佩列文的后現(xiàn)代主義創(chuàng)作研究》一文中關注佩列文創(chuàng)作中的“異化”主題與互文寫作策略，并將《昆蟲的生活》與卡夫卡的《變形記》進行對比研究。應當指出的是，祖艷分析了佩氏創(chuàng)作中的“人的異化”“知識分子的異化”，乃至“現(xiàn)實的異化”的現(xiàn)象。她將《“百事”一代》和《夏伯陽與虛空》的主人公視為知識分子的代表，對他們的精神異變進行了簡略的闡釋。劉輝輝在《從艾特瑪托夫到佩列文——神話詩學視角下的俄羅斯當代文學》中對佩列文進行了專章論述。他通過對佩氏代表作品中人物形象神話原型的嬗變、人物的異化和作品的神話時空觀的闡釋來解析佩列文的神話詩學。

中國學界對托爾斯泰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塔·托爾斯泰婭是為數(shù)不多的俄羅斯當代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她與柳·彼得魯舍芙斯卡婭、柳·烏利茨卡婭一道被稱為“俄國女性文學的三套馬車”。她的《野貓精》已被譯成中文，且在中國學界引起不小的轟動，是學界研究的焦點之一。

周湘魯?shù)摹哆^去，未來，還是現(xiàn)在？——評塔吉揚娜·托爾斯泰婭長篇新作〈克澌〉》一文簡要介紹了該作品，并對其進行了詩學分析。她認為《克澌》是一部以另類方式解讀俄羅斯歷史的寓言式作品。她將主人公貝內(nèi)迪克特視為“民眾”的代表，尼基塔·伊凡內(nèi)奇則是知識分子代表，認為作品的主題之一是“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頗為遺憾的是，文中沒有對該主題進行更深入細致的闡釋，但不可否認，這是對《野貓精》較早的相對全面的論述，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謝春艷的《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人性裂變——評達吉雅娜·托爾斯泰婭的小說〈野貓精〉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從物種的退化、獸性的衍生和精神缺失三個角度解讀《野貓精》中的女性形象。陳訓明在《野貓精》的譯序《哈哈鏡中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一文中認為，主人公貝內(nèi)迪克特是當時文化生態(tài)中的一名普通知識分子，尼基塔·伊凡內(nèi)奇則更像完美的知識分子。貝內(nèi)迪克特的言行彰顯的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群體固有的缺陷：好讀書卻不求甚解，耽于幻想?yún)s又不能脫離現(xiàn)實，自命不凡、驕傲清高而又盲目屈從，往往難以抵擋權(quán)力和金錢的引誘，乃至墮落到與掌權(quán)者、陰謀家狼狽為奸的地步。

田璐在碩士學位論文《塔·托爾斯泰婭小說詩學特征探析》中從傳承視角對作品表現(xiàn)出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人道主義情懷給予了高度評價。許麗莎在《塔·托爾斯泰婭長篇小說〈野貓精〉詩學特征探析》一文中對該作品的人物形象進行了梳理，對作品中人的異化主題進行了簡要解析，對作品蘊含的“知識分子與下層民眾關系”等文化內(nèi)涵進行了概論，并對文本的敘事策略進行了闡釋。徐子燕在《托爾斯泰婭作品中的后現(xiàn)代思維模式和結(jié)構(gòu)模式》一文中將《野貓精》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分為“知識分子精神代表”、“俄羅斯知識分子庸俗代表”和“徘徊于兩者之間的知識分子”三類，并簡單說明了三類“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的特性。

中國學界對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國內(nèi)學界對彼得魯舍芙斯卡婭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形象的闡釋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基礎。段麗君的專著《反抗與屈從》和論文《女性“當代英雄”的群像》是關于彼氏創(chuàng)作研究較為重要的成果。專著和論文分別對彼氏作品中的主題和女性形象進行了梳理，且解析了彼氏代表作的藝術手法。王卓的學位論文《論彼得魯舍芙斯卡婭作品的悖論藝術手法》將“悖論”作為彼氏創(chuàng)作的核心要素，分別從人物形象及其生存語境、作品情節(jié)設置等角度闡釋了彼氏創(chuàng)作悖論性，并簡要分析了這種悖論性所取得的藝術效果。

中國學界對波利亞科夫創(chuàng)作中的人物研究：波利亞科夫被俄羅斯文壇前輩謝爾蓋·米哈爾科夫稱作“最年輕的經(jīng)典作家”。他的代表作《羊奶煮羊羔》《無望的逃離》風靡全球，它們也都有了中文譯本。然而，我們認為，雖然學界針對波利亞科夫的研究已經(jīng)初現(xiàn)規(guī)模，但還遠沒有達到與其地位相匹配的程度。張建華在《俄羅斯知識分子心態(tài)變化的裂變的云圖——評長篇小說〈無望的逃離〉》一文中對尤里·波利亞科夫的《無望的逃離》進行了深入解析，通過對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巴士馬科夫、斯拉賓遜、蓋爾克、尤納克、阿瓦爾采夫等一系列沉淪與墮落知識分子形象的分析，展示了俄羅斯“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在探求個體存在意義和生命本體內(nèi)涵時心理和生理的雙重分裂，也即獨特的“艾斯克帕爾”文化現(xiàn)象。秦曉鷹的《酒醉酒醒時 情愛情深處——評介俄羅斯當代長篇小說〈無望的逃離〉》和牧野的《生活在別處——小議〈無望的逃離〉中的“逃離”》對該作品做了簡單的介紹。張文娟的《一幅令人玩味的風情畫卷——評〈無望的逃離〉的語言特色》重點關注的是該文本體現(xiàn)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詞匯風格。

鄧玉在碩士學位論文《自由時代的一聲嘆息——俄羅斯當代小說〈無望的逃離〉使命感淺論》中分析了巴士馬科夫、斯拉賓遜等人物，他們在缺乏人文關懷的文化語境中陰暗負面的人性弱點無限膨脹，精神世界逐漸崩塌，淪為廢墟；簡述了人物性格的扭曲和異變現(xiàn)象。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學界對俄羅斯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現(xiàn)實中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論述。各類著作多從史學角度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群體屬性進行了深入而透徹的解析，并對該群體形成的文化語境進行了系統(tǒng)闡釋。同時，我們注意到學界對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有部分文章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知識分子形象有所涉及，而對該問題的系統(tǒng)論述幾乎未曾見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所有上述文獻對本課題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第四節(jié) 選題依據(jù)

知識分子是民族進步的重要推動力，是民族意識覺醒和興盛的引導者。俄羅斯知識分子在宣揚民族意識方面發(fā)揮著極其特殊的作用。俄羅斯哲學界、思想界、文學界都有關注、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傳統(tǒng)。在俄羅斯，“文學不但深刻地表達了俄羅斯思想的訴求，同時也向外界展示了俄羅斯精神和俄羅斯民族心智”^[20]，俄羅斯作家們善于將自己的哲學觀念融入文學作品中，他們從某種意義上擔負起了哲學家本該解決的問題?；蛘哒f，文學中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形象演變歷史及其命運走勢是俄羅斯文學發(fā)展的顯著線索。知識分子形象的演變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現(xiàn)實中以作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承受的傷痛和釋然、踟躕和堅守、疑惑和虔誠等糾結(jié)艱難的思想演變路徑。俄羅斯知識分子懷有經(jīng)世濟國的理想抱負，不乏靜思己過的內(nèi)省作風，而這些群體特性往往通過文學文本直觀地體現(xiàn)在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身上。換句話說，深入研究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問題是審視俄羅斯歷史進程的重要視閾和必要路徑，對理解俄羅斯文學本身同樣有著重大意義。

本書準備論述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指蘇聯(lián)解體后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群體。鑒于此，我們選擇了馬卡寧、佩列文、托爾斯泰婭、彼得魯舍芙斯卡婭、波利亞科夫等當代俄羅斯文學領軍人物的代表作品作為研究資源。

上述這些作家都被收入了“俄羅斯大百科出版社”發(fā)行的《20世紀俄羅斯作家傳記詞典》（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2000），被視為當代俄羅斯文學的重要代表。蘇聯(lián)解體后出版的關于新時期俄羅斯文學史方面的重要著作《當代俄羅斯文學：1950～1990年》《20世紀的俄羅斯文學：風格、流派、方法、創(chuàng)作》也有專門章節(jié)對上述作家進行論述。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意義?；蛘哒f，他們是一種現(xiàn)象級的文化標志，且有可能在未來成為文學經(jīng)典。

這些作家并不直接參與政治，也并不熱衷于政治，但他們對社會現(xiàn)狀、思想潮流動態(tài)往往密切關注。如佩列文聲稱：“我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彼诮邮堋扮R鐵在線”（Шпигель онлайн）采訪時被問道：“雖然您的書（《‘百事’一代》——引注）中講述的是后蘇聯(lián)時期的俄羅斯，里面的許多話題讓人想起西方小說。比如：大眾傳媒——現(xiàn)實、廣告等等?！谀倪@部作品中，俄羅斯得以很真實地呈現(xiàn)：城市的描繪、悲觀情緒、犯罪團伙?！迸辶形谋硎咀约和耆徽J同這種看法，“但是，嚴肅地說，我（佩列文——引注）特別滿意的是，自己所寫的許多東西確實已經(jīng)發(fā)生了。”^[21]事實上，佩列文曾經(jīng)一度被認為是作家-神秘主義者（писатель-мистик），這種評斷主要依據(jù)其前期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代表作品《夏伯陽與虛空》，而《“百事”一代》被視為作家“從神秘主義到社會學”（Пелевин：от мистики к социологии）轉(zhuǎn)折的標志?！?999年前后《‘百事’一代》的出版被視為佩列文創(chuàng)作第二階段的開端。起初，誰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端倪，然而隨著其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神秘主義作家的創(chuàng)作向社會學（社會問題）的轉(zhuǎn)向愈加明顯?！?sup>[22]而馬卡寧在談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時說：“我感受到生活中即將發(fā)生某些改變，我開始觀察、摸索，創(chuàng)作關于各種各樣改變的短篇和中篇?！?sup>[23]可以說，社會現(xiàn)實問題依然是作家們關注的焦點，社會文化生態(tài)的變革是其創(chuàng)作的動力和激發(fā)點。

就創(chuàng)作風格而言，國內(nèi)外學界一般將佩列文和托爾斯泰婭視為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代表；將馬卡寧和彼得魯舍芙斯卡婭看作“后現(xiàn)實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或超現(xiàn)實主義）的典型；而將波利亞科夫列為現(xiàn)實主義作家。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后現(xiàn)實主義文學和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文學是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文壇最有影響力的流派。我們選取各個流派的重要作家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盡量增強樣本的代表性，提升其普遍性和可靠性，從而保證論題闡釋的合理性。

從文本的敘事看，上述作品除了《地下人，或當代英雄》直接以彼得洛維奇作為敘事者，即采取第一人稱敘事模式，其他都以第三人稱敘述展開。一般認為，文學文本是“一系列屬于某人（敘述者、抒情主人公、人物）的話語表述，文學正是借助于這些話語表述，來直接揭示人們的思維過程和人們的情致思緒，來廣泛地刻畫人們的精神性（包括智性）交流，這種交流可能是‘詞語之外的’其他藝術門類所無法表現(xiàn)出來的。文學作品中常會出現(xiàn)主人公對哲學、社會、道德、宗教、歷史等問題的思考”^[24]。換句話說，敘事文本主要由敘述者話語和人物話語構(gòu)成，這種話語承載思想之方式是文學有別于其他藝術范式的獨特之處。上述文本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文本中從不出現(xiàn)真實作家（言語生產(chǎn)者）的形象和話語，敘述者的話語（雖然是戴著面具的作家，但并不等同于作家）和人物的話語擁有無可置疑的自由和獨立性，可以認為他們并不為真實作家的意志所左右。因此，《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彼得洛維奇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整部作品以他的意識流動為文本和情節(jié)的推動力，映射的完全是他的思想和情緒。其余作品雖以第三人稱敘事，但人物話語的比例占據(jù)了絕對優(yōu)勢，是文本的主導敘事形態(tài)。換言之，這是一種“假第三人稱敘事”。根據(jù)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中提出的“聚焦”理論，上述文本都是“內(nèi)聚焦”，且為“固定式內(nèi)聚焦”^[25]。簡而言之，文本的整個敘述視角完全立足于主要人物（“現(xiàn)代知識分子”），我們的閱讀始終不離開主人公的視點，他們所看到、感受到、聽到、想到的一切構(gòu)成了“世界”。“世界”是他們“有限視野”下的世界。馬卡寧曾說，當作家用這種“第三人稱寫作的時候，就不應該預先定好結(jié)局”^[26]。換句話說，在這種情形下，人物本身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有獨特的思想意識，有其自為自主的發(fā)展路徑。一個有趣的事實是，電影版的《“百事”一代》和電視劇版的《無望的逃離》直接擯棄了原文本的敘事者角色，完全采用主人公塔塔爾斯基和巴士馬科夫的敘事話語，也即讓他們直接成為敘事者?；谏鲜鍪聦?，可以認為，文本中所彰顯的世界圖景就是知識分子眼中的世界，因而能較為完整地傳遞知識分子身上所棲居和映射的種種思想和情緒。

《無望的逃離》《野貓精》《“百事”一代》《地下人，或當代英雄》《夏伯陽與虛空》《深夜時分》等著作不僅是上述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俄羅斯權(quán)威文學獎——布克獎——的入圍作品和其他獎項的獲獎作品。就各個文本的主題而言，它們都是對蘇聯(lián)時代的批判性反思，對當下俄羅斯社會生活的反映和未來的展望。它們都以變革歷程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人生經(jīng)歷、思想動態(tài)為核心內(nèi)容，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承載的種種文化思潮的極致文學體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文學作品和當代俄羅斯哲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等擁有幾乎一致的論題：“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俄羅斯——飛奔的三套馬車’將走向何方？”這個命題不可能不引起作家們的思考。波利亞科夫的《無望的逃離》中，對急劇變革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如戈爾巴喬夫全面改革、“八·一九”事件、全面私有化、“十月事件”等都有一定的反映，這是知識分子群體生存狀態(tài)和思想動態(tài)的宏觀語境和背景。有評論家認為，這類作品不僅清晰地和不過分夸大地敘述當下的困難時期，且深刻地思考和解釋“為何我們和我們的國家（俄羅斯）會發(fā)生這種事情？”“出路何在？”“謎底何在？”的問題。^[27]托爾斯泰婭在接受采訪時被問道：“如果我們現(xiàn)在不回到蘇聯(lián)的老路上（в совок），走向另一邊，我們該走什么樣的路？”她毫不猶豫地回答：“當蘇聯(lián)崩潰的時候，準確地說，我們感覺到，似乎什么東西已經(jīng)倒塌，人與人之間開始形成另一種關系，突然出現(xiàn)了各種問題。我們天真地認為，一切獲得了自由，變得更好。然而更好并沒有到來，很多人已經(jīng)預料到在改革前的俄羅斯發(fā)生的一些事情，并記錄在那時的文藝作品中。總體來說是正確的——沒有‘黃金時代’……”^[28]她認為，改革后期的思想十分活躍，人們開始理解托爾斯泰、果戈理在19世紀寫的東西，對契訶夫的平淡日?，嵥楦抢斫獾猛笍厝肜??！翱傊幸恍┍┞冻鰜砹?，我們由此變得十分憂郁、沮喪，因為這些東西不是那種很多人期待的清透、進步之物?！覀儧]有掙脫！應該找到另外的方法。至少使人能夠在自身周圍創(chuàng)造一個潔凈的活動范圍（чистый круг），存在‘潔凈的一斑’（чистое пятно）：不要在自己周圍搗亂，不要以人們厭惡的態(tài)度來對待之，整頓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將社會拖向那種陽光燦爛、喜氣洋洋的頂峰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應該走另外的道路，一條平靜祥和之路，一條開明之路。”^[29]這種思考或許融入了作家們的作品，形成了俄羅斯評論界所謂的“佩列文方案”和“托爾斯泰婭模式”，但是，必須客觀地認識到，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們已經(jīng)無力承載、踐行這種種“宏大的”模式，雖然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事實上反映的是對某方案的一種探索，但這種生活經(jīng)歷本身偏向個性化自由敘事。這顯然與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相關，他們不再是也不可能是當下俄羅斯社會的核心力量。對此，馬卡寧認為，“現(xiàn)在，我或許可以這樣說，知識分子認清了自己的位置（找準了自己的定位）。知識分子仍然存在，他們靠著思想的殘渣取暖保溫，但到底還是找準了自己的位置?，F(xiàn)在，知識分子被中產(chǎn)階級排擠、踐踏，中產(chǎn)階級形成、成長得極其迅速。知識分子沒有被珍惜，確切地說，他們只是被容忍了。他們雖被考慮、顧及到，但是他們身上已經(jīng)沒有了那種熱忱、激情（пафос），那種精神、勇氣（дух），那種高高在上的氣勢、姿態(tài)（высокий полет）?！?sup>[30]換言之，上述文本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之間的形象差異是一種必然的存在。

上述作品的主人公巴士馬科夫、貝內(nèi)迪克特、尼基塔、塔塔爾斯基、彼得洛維奇、維涅季克特、彼得·虛空和安娜·安德里昂諾芙娜都有相對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是各自所處文化語境中當之無愧的知識分子。在惡化的文化生態(tài)中，巴士馬科夫、彼得洛維奇、安娜·安德里昂諾芙娜等或是失卻了抗爭的勇氣，或雖堅守文人風骨而無力扭轉(zhuǎn)乾坤，卻未曾喪失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而塔塔爾斯基、貝內(nèi)迪克特則發(fā)生了異變、沉淪，在受到外界刺激后又開始覺醒、獨立思考，走上浪子回頭之路。這些人物之間本身組成了一個成長序列，構(gòu)成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成長圖譜。

第五節(jié) 主要研究方法、理論和學術價值

一 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論支撐

本書立足于文本，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進行譜系化研究，并詳細闡述其類型和成長歷程，且從社會文化視角闡釋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思想變化、他們的精神訴求和能提供的未來圖景。

具體研究方法和理論如下。

其一，運用文本解讀法，以文學文本為研究基礎，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體進行類型化研究，并闡述其所承載的思想。

其二，運用比較研究法，將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體與經(jīng)典文學中的知識分子進行縱向?qū)Ρ取?/p>

其三，運用文化批評理論，對“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與俄羅斯文化的關系進行系統(tǒng)闡述。

其四，運用宗教哲學理論闡述“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

二 研究意義與學術價值

知識分子是俄羅斯社會的一種現(xiàn)象，而且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現(xiàn)象。知識分子在俄羅斯社會發(fā)展歷程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國內(nèi)學界對傳統(tǒng)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礎，但是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的俄羅斯“現(xiàn)代知識分子”問題關注相對不足。通過對當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我們將嘗試建立俄羅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譜系。

俄羅斯文學是思想文化的載體。通過對當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中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我們將追蹤俄羅斯文化生態(tài)的變化，了解蘇聯(lián)解體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驟變、西方文化入侵等狀況對以“現(xiàn)代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產(chǎn)生的影響。

在國內(nèi)外學術界對新俄羅斯文學中“現(xiàn)代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并不十分充分的前提下，本論題具備較強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對當代文學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對新俄羅斯文學的深入探析；有助于研究者準確地把握當代俄羅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zhì)、文化品格；有助于研究者透過這一問題了解當代俄羅斯社會的文化狀況和思想潮流，及時把握當代俄羅斯人的思想動態(tài)。一方面，該研究能夠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學理依據(jù)和研究資料；另一方面，該研究能夠為中俄兩國間的官方和民間的深入廣泛交流提供一定的參考。

[1] “俄羅斯”是蘇聯(lián)解體之后的稱謂，從文化視角而言也是泛稱、總的稱謂，一般來說“俄羅斯文學史”“俄羅斯歷史”，指的就是整個的文學史、整個的歷史，如“俄羅斯文學家”這一稱謂可囊括全部時期的作家。本書中“俄國文學”“俄羅斯文學”某種程度上可以通用。

[2] 〔俄〕尼·亞·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文學論文選》，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第261頁。

[3] 〔俄〕尼·亞·杜勃羅留波夫：《杜勃羅留波夫文學論文選》，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第287頁。

[4] 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Итог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блина，1908，c.692.

[5]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и мещанство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жизни 19 в.，С-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Дополненное，1911，с.3.

[6] И.С. Скоропанова，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Учеб.пособие.3-е изд.，изд.，и доп.，М.：Флинта：Наука，2001，с.243.

[7] Н.Л.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508.

[8] Н.Л.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508.

[9] Н.Л.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 472.

[10] Н.Л.Лейдерман，М.Н.Липовецкий，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3，c.473.

[11] К.О.Шилина，Поэтика романа В.Маканина “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Проблема героя，Тюм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Тюмень，2005.

[12] Г.Г.Ишимбаева，“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е игры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Вопрос литературы，№6.2001.

[13] И.Прусакова，Погружение во тьму，Нева，№ 8，1995.

[14] О.Славникова，Людм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играет в куклы，Урал，№5-6，1996.

[15] 利波維茨基的這部著作以英語在美國紐約阿蒙克由M.E.Sharpe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鑒于著作的英文形式，故將該作品視為歐美學界的成果。

[16]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Russian Postmodern Prose”一文于2003年5月以英語形式發(fā)表在《俄羅斯文學》（Russian Literature）雜志上；“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Russian Postmodernist Prose”一文以英語形式于2010年2月發(fā)表在《俄羅斯文學》雜志上。

[17] 米哈伊爾·戈盧布科夫為莫斯科大學教授，“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al Co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一文以英語形式于2013年1月發(fā)表在《歐亞學刊》（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上，因而算作歐美文學界的研究成果。

[18] 彌諾陶洛斯生活在克里特島上，是一種人身牛頭怪物。

[19] 彼得魯舍芙斯卡婭的這部著作的英語譯名為The Time：Night，漢語中目前有《午夜時分》《深夜時分》《時間是夜晚》三種較為常見的譯名。從文本的內(nèi)容看，主人公在家人都入睡之時，才有時間伏案疾書。鑒于此，我們認為《深夜時分》是最為契合的譯法。

[20] 鄭永旺：《論俄羅斯文學的思想維度與文化使命》，《東北亞外語研究》2015年第1期。

[21] Пелевин В.，Желания-они как крысы，http：//pelevinlive.ru/19.

[22] Константин Фрумкин，Пелевин：от мистики к социологии，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9，2009.

[23] Тимофеева О.，В предчувствии я сильнее других，Новая газета，декабрь，2008.

[24] 〔俄〕瓦·葉·哈利澤夫：《文學學導論》，周啟超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128頁。

[25] 〔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29～130頁。

[26] 侯瑋紅：《當代俄羅斯小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第215頁。

[27] Рябинин Ю.В.，Рус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37.15-го сентября 2000.

[28] Толстая Т.，С моей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начинать писать было стремно，https：//snob.ru/selected/entry/94953？v=1452685141.

[29] Толстая Т.，С моей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начинать писать было стремно，https：//snob.ru/selected/entry/94953？v=1452685141.

[30] Новоселова Е.，Зеркало для антигероя，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октябрь，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