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收錄于此的十幾篇文章，集中反映了我二十年中在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看法。雖然比較文學在中國一直很熱門，吸引了很多人的熱情參與，我自己也擔任江蘇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多年，參與過不少國際或國內(nèi)的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還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授過比較文學課程，但說實話，我一直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這倒不是因為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工作與比較文學無關，而是我一直敬畏“比較文學”這個稱謂，這個領域范圍過于寬闊，涉及現(xiàn)象過于龐雜，觀念方法過于多樣，要勝任這一研究超越了我的能力和學識。錢鍾書先生三十多年前在給一位青年學者的信中坦陳，比較文學說穿了不過是一種研究方法，而且廣義地看，晚清甚至唐代就已經(jīng)存在了。我心儀此一說法，因為比較的方法是文學或文化研究中最常見也最上手的分析方法。這么看，這些文章充其量也就是用比較方法考察了中西文學藝術和文化的某些問題，談不上系統(tǒng)的學科性建構，也說不上太多比較文學的學理性。

所以會寫這些文字，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為參加國際或國內(nèi)學術會議撰寫的發(fā)言，也有平時研究出于一時興趣之作，還有一些算得上是標準的“命題作文”。從最早一篇寫于1990年代末的布萊希特研究，到2016年關于用中國智慧解決藝術邊界問題的文字，整整跨越了二十年時間。今天，比較文學這個概念已經(jīng)相當泛化了，各式各樣的人文學術研究都會或多或少地觸及比較文學。更有趣的情況是，據(jù)我觀察，晚近比較文學又和世界文學較上勁了，處在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中，這是其一；其二，比較文學也隨著跨學科或多學科研究的流行，隨著文化和文明比較研究的興起，越來越轉向了跨文化或跨文明研究。我的這些文章從某個角度來看，倒是契合這些發(fā)展趨勢的。進一步，按照《牛津英語詞典》的權威解釋，所謂“跨文化”就是“有關不同文化或它們之間的比較”（Relating to different cultures or comparison between them）。據(jù)此，將此書看作是一本跨文化研究文集也許是合適的。

我始終認為，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從中國文明發(fā)展的歷史來看，還是從西方或其他文明的成長來說，離開了相互之間的交流是無法想象的。盡管目前國際上出現(xiàn)了一股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熱衷于闡揚文明沖突論，但全球化的浪潮勢不可擋，不同文明間的交往互動越來越頻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跨文化研究無可避免，而且愈加重要。如果說幾百上千年以前尚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么在21世紀的當下，不同文化和而不同的相處、融匯和互動不可阻擋。正是基于這個理念，跨文化研究才成為我學術研究中一個可持續(xù)的領域。

本書雖說是涉及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研究，但內(nèi)容繁雜，歸納起來大致有四個相關的主題。第一部分是有關跨文化研究的理論、觀念與方法，著重考察跨文化研究（包括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和核心概念，尤其是晚近非常熱門的身份認同問題。第二部分的主題是跨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也可以視作跨文化研究的本土性或在地性問題，包括用中國智慧來解決一些理論難題，本土人文學科所面臨的一些富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等。第三部分是對三位法國當代思想家的批判性分析，既考察了他們的思想對本土學術的影響和啟迪，也對其問題做了中國視角的審視和闡發(fā)。第四部分的主題涉及自我——他者的鏡像互映關系，前兩篇分別討論挪威和德國劇作家和藝術家的中國鏡像的建構，最后一篇概要地分析了晚清以來中國人走出國門看世界的心路歷程和觀念轉變。這些文章收錄于此時做了稍許修改，并對文章標題做了一些調(diào)整，特此說明。

是為序。

2017年初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