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說中的性描寫

似乎每個時代都有所謂“禁書”。禁的理由各有不同，然舉其大者，又為我們熟知的，則不外二端：一曰政治，一曰性。政治的禁忌不比宗教的禁忌，與性的禁忌之間似無必然的聯(lián)系，但政治上控制最嚴的時代，往往也是對性的禁錮最厲害的年頭，此時禁書之多，自是無怪其然。“文革”時期便是顯例，那時除“毛選”、魯迅著作之外，真正可以稱得上書的書差不多都被歸為“四舊”，在禁毀掃蕩之列了。

然而禁書的誘惑實在是難以抵擋的?！拔母铩焙笃?，緊張的政治氣氛已稍顯松懈，一些屬于“封資修”的舊書在民間早已解凍，像我這樣家中無藏書、也沒有什么特殊渠道的中學生也可以比較容易地弄到手了。古人將“雪夜閉門讀禁書”視為一大快事，那快意恐怕很大程度上是起于書之奇僻難得，我那時讀的禁書則在這之前、在這之后，都是最尋常的大路貨，今日的大學生若非師長的逼勒，也許碰都不會碰的，然那時對于我確乎有偷食禁果的意味。其實也并不存在一張明令禁止的書單，只是凡舊書總是可疑，不便大大方方閱讀的。這里面印象很深的一部是《子夜》，這也是我讀的第一本茅盾作品。說印象深同時又根本不知所云，似乎有點自相矛盾，但我的確什么也沒看明白。茅盾是30年代“文藝黑線”的要角，此書大寫民族資本家，立場觀點之成問題不言而喻，但這些年幼如我根本搞不清楚，書中又無攻擊“偉大領袖”之類，所以政治上的犯禁感是沒有的，茅盾所謂以此書參加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zhàn)云云，對我當然也是一片模糊。事實上我連基本的人物、情節(jié)也沒搞清楚——我的注意力全被書中的“色情”描寫吸引過去了，那朦朧的犯禁意識也由此而起。

《子夜》的開篇就讓我看得莫名驚詫。吳老太爺從鄉(xiāng)下來到十里洋場，馬上感到都市艷冶淫蕩的氣氛的威脅，從路上到吳蓀甫的客廳，那些摩登女郎身上飄出的肉香、嘴里發(fā)出的艷笑，更有近乎透明的輕綃中隱現(xiàn)的肌膚、舞蹈著的肉體上顫動著的乳峰，簡直讓老家伙喘不過氣來。我也像老太爺一樣地心驚肉跳，只不過他是要用《太上感應篇》來抵擋，我則是受到誘惑。我得承認，那些色香味俱全的描寫令我心跳加速、面紅耳赤。須知那時我從小說里領略到的男女風情，還在《林海雪原》里“少劍波雪鄉(xiāng)萌情心”的水平，不要說我們從圖書館里只能借到的那些“文革”“八股”書，即使私下里傳看的“文革”前的小說，對于男女之際，也基本上是不及于“肉”的，我的記憶里，像“乳房”這樣有些色情嫌疑的字眼就極少見到，寫到“胸部”也就足以喚起些許遐想綺思了。

受到《子夜》的誘惑，后來又鉆頭覓縫去找茅盾其他的小說，《蝕》三部曲、《虹》、《茅盾短篇小說集》等都帶著模糊的犯罪快感一一讀了。這些書里的性描寫更多，而且更“大膽露骨”，在我看來，整個夠得上“黃書”的級別。這些小說對于我似乎要比《子夜》親切得多，雖然對其時代背景一無所知，像《幻滅》《虹》《創(chuàng)造》《詩與散文》中主人公的苦悶、追求，以及此中包含著的濃重的所謂“小資情調”，對自命理想主義又易于感傷的少年人仍然有一種莫名的感染力。不過亦不必諱言，有關性的描寫也是它們對我具有吸引力的一個部分。作者如果知道居然有讀者部分地把他的作品當作“黃書”來讀，一定會覺得匪夷所思，要以此來印證接受美學的理論未免過分，這畢竟是一個特殊時代少年人特殊的閱讀經驗，不過也就見出接受的因人而異，非作者的意圖所能控制，即使是同一讀者，閱讀經驗也真是以時間、地點為轉移。

禁欲主義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從《子夜》這樣的小說以“犯禁”的方式得到一星半點、影影綽綽的性啟蒙，實在荒唐可笑至極。不待成為新文學的研究者，我也已經知道，雖說性與宗教、死亡被許多西方作家視為文學的永恒主題，茅盾小說關注的主要之點卻并不在這上面；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即在性描寫方面也較后來開放得多，茅盾的“大膽露骨”并非是無出其右的。不過我少年時代的閱讀感受也不能算全錯，至今我仍然以為，茅盾是新文學名家中對性描寫下了較多功夫的一位，而用今日用濫了的形容詞，他的描寫亦可說是相當“性感”，為許多同時代作家所不及?！段g》三部曲等書當年是真正的禁書，上了國民黨圖書審查機構的黑名單的，當然那是因為政治上的犯禁，可我也聽老輩的人說過，《幻滅》等小說剛一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即風靡青年讀者，不少中學生帶入課堂，上課時放在課桌肚里偷看，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其中的性描寫。據(jù)此看來，茅盾早期小說的暢銷，大約與讀者政治與性雙重的犯禁意識不無關系。而我的閱讀經驗，也并非完全是個別性的了。

因為小說家的茅盾形象在《子夜》中定格，論者多將茅盾描繪成一位仰仗理性寫作的作家。其實至少在他的早期創(chuàng)作中，茅盾也呈現(xiàn)出極感性的一面，《蝕》三部曲、《野薔薇》諸短篇中流露出濃重的苦悶感傷情緒，這是論者和茅盾本人都談到的，此外這類小說的富于感受性也見于他的性描寫之上。他筆下的女性幾乎都有著肉體上的魅惑力，不同于新文學中許多不同程度被精神化或性征多少被社會角色所掩的形象，她們幾乎都暴露在敏感的男性視野中，于“時代青年”“新女性”這些標識之下，分明呈現(xiàn)出作為性對象的全部特征。他的男女主人公在面對其他人生難題之外，大都同時面對著性的苦悶，性的沖動、性的困惑、性的焦慮和掙扎與政治上的追求攪拌在一起，時而形成轉換，渲染出其生命律動的底色，茅盾早期小說的情緒張力多少是來源于此。新文學名家對于性，大多沒有表現(xiàn)出茅盾式的敏感。在老舍筆下，性主題大體上是缺席的，巴金“愛情三部曲”等小說中的主人公與茅盾筆下人物有相似性，然他對性的描寫相當精神化，不具感受性。錢鍾書《圍城》《紀念》諸作都涉及性心理，然他只有一種理智的興趣，態(tài)度絕對地超然。沈從文小說、散文中都不乏性的描寫，郭沫若贈他以“粉紅色”作家的惡謚，恐亦多少與此有關，他的描寫卻是有距離的欣賞，相當審美化。與之相比，茅盾的描寫要投入得多。類于《蝕》三部曲、《野薔薇》中那些涉及性的描寫，單憑觀察是寫不出來的，必有個人的體驗在其中，這關乎他的經歷，也關乎他的個人氣質。王曉明論及茅盾對男人軟弱心理的玩味時稱“每個男人心中，大概都多少保留有一些?；笥谂匀怏w的感受。茅盾是那樣一種文弱清秀的體格，又接觸過不少勇敢浪漫的女性，他當然不會對這樣的感受感到隔膜”，即是有見于茅盾之植入個人的體驗。

但是茅盾小說中的性描寫也不乏理性的一面。這一點只需將他的描寫與郁達夫的小說稍加比較即可見出。郁達夫的小說從《沉淪》到《迷羊》，均以性描寫的大膽無忌著稱，他的描寫主觀性極強，幾乎全然是個人情緒的宣泄，因于反禮教的主題，常以一種極戲劇化的夸張的方式出現(xiàn)，又因個人心理氣質方面的原因，常有某種病態(tài)的沉溺傾向，致使性在他筆下反失其真。茅盾則能于入乎其中地體驗玩味人物的情緒心理的同時，又有出乎其外的冷靜的分析，性的生理面與心理面，性動機、性欲望中摻雜的各種因素，在他筆下都有一定程度的觀照，其間也多有微妙的轉換，可以說他的性描寫公式要比郁達夫復雜得多。他對人物性心理的刻畫細膩準確，有工筆畫的風致，實有賴于他冷靜的一面，他的性描寫亦因此比郁達夫更客觀，合于心理寫實的要求。當然這與他受到法國寫實派作家的熏陶不無關系。

此外還應提及的是，還在成為小說家之前，茅盾就曾對性描寫表現(xiàn)出學術上的興趣。1927年《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下）》刊有他一篇題為《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的論文，此文對中國文學中的性描寫有史的通盤考察。以“五四”時代的科學精神加“人的文學”的標準，得出的結論是不難想見的：他認為中國文學中的性欲描寫根本沒有文學性可言，只有《飛燕外傳》與《西廂記》中“酬簡”一段算是例外。他以“色情狂”和實寫性交的“性交方法——所謂房術”來概括中國性欲作品的“大概面目”，并指“采補術”“色情狂”與“果報主義”為中國性欲小說的“幾種怪異特點”，所以“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是自始就走進了惡魔道，使中國沒有正當?shù)男杂鑼懙奈膶W。我們要知道性欲描寫的目的在表現(xiàn)病的性欲——這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現(xiàn)病的性欲，并不必多寫性交，尤不該描寫房術。不幸中國的小說家卻錯認寫房術是性欲描寫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來方士們采補術的妖言，彌漫于社會，結果遂產生了現(xiàn)有的性欲小說”。顯然，這里面包含了茅盾對性描寫的個人思考，他并未徑直告訴我們何者為“正當?shù)男杂鑼憽薄哂形膶W價值的描寫，亦未確指舊小說“唯一方法”之外應取的路徑，不過他仍然暗示要寫“病的性欲”，把性作為“社會的心理的病”加以研究是走出“惡魔道”而歸之于正的不二法門。

“性欲描寫的目的在表現(xiàn)病的性欲”的說法頗值得懷疑，茅盾本人的性描寫，就并非一概是病態(tài)的表現(xiàn)。然而不必“以辭害意”，這里茅盾欲將性描寫納入反映社會生活的軌道的意圖是明顯的。他的小說也很能印證他的觀點。有意無意之間，他小說中的性描寫當然也是他為“正當?shù)男悦鑼憽毕碌囊粋€注腳，而他注重的，正是心理的、社會的角度。他的性描寫幾乎總是具有社會的意涵，傳遞出時代的氛圍，有時甚至就是時代情緒的象征。說性與政治相互交織，成為他早期小說中的兩大主導動機并不為過。而性可以成為他筆下的重要表現(xiàn)對象，也就見出他的重視，他顯然把性視為人生的重大內容，因而也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茅盾對此似乎一直懷有興趣，直到晚年續(xù)寫《霜葉紅于二月花》，他仍頗費了些筆墨在性描寫上，只是與早年相比，描寫上是“絢爛歸于平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