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李文海同志

紀寶成

去年6月7日下午聽聞李文海同志去世的噩耗，我感到非常震驚！因為在距此僅僅半個月之前的5月19日，我還和他共同出席了在學校百家廊舉行的“讀史讀經典”項目啟動儀式。知道他心臟不太好，當時見面我還詢問過他的身體狀況，他表示還可以，然后我們閑聊了幾句，并囑他多保重。未曾想，這竟是最后一次見面！

李文海同志在人民大學求學、工作，辛苦耕耘了半個多世紀。因為所在學科不同，也因為我屬于小字輩，我本人和他的個人交往并不多。不過，早在1985年9月我擔任學校副教務長時，就曾與他有過短暫的工作接觸，他當時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對我履職有過直接間接的指點和幫助。2000年9月，我接替李文海同志擔任人民大學校長，他雖然退出了領導崗位，但對學校新一屆領導班子，對我本人的工作都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大力的支持，對學校黨委提出的請求也是有求必應，這讓我和我們領導班子成員都非常感激和感動。

李文海同志給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還是他作為一名學者，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對學問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嚴謹細致的研究。他50年代以調干生的身份進入人大中國歷史研究班學習，自此將歷史教學與研究作為了他一生的事業(yè)，不管政治風云如何變幻，不管行政管理工作多么繁忙，他始終堅持利用他能擠出來的時間盡可能從事教學和研究。他也曾說過，在學校這樣的單位擔任行政職務，如果脫離了教學和科研，同廣大師生就沒有了共同語言，實施的舉措往往不切實際，甚至出現(xiàn)主觀主義的情況。他的這番話是非常有道理的。難能可貴的是，在從事教學科研時間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他依然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取得了卓著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對清史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別是他退出學校領導崗位后，年齡也比較大了，身體狀況也不佳，但他依然應戴逸先生的請求，去協(xié)助審改清史研究稿件。他經常不辭勞苦前往清史編纂委員會的辦公室，面對密密麻麻的清史研究文稿，一審改下來就是一整天，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很讓人為之動容。

在學術研究方面，李文海同志有著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據(jù)我所知，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編纂了兩套資料，一套是《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另一套是《中國荒政書集成》，學術價值都很高。眾所周知，現(xiàn)在很多人都不愿編資料，覺得編資料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投入精力很多，但效益很少，因為編纂資料跟撰寫著作不一樣，按照現(xiàn)在科研統(tǒng)計的標準，編纂資料還不算科研成果，而編纂具有學術價值的資料實際上也是非常困難的，但他仍然堅定不移地致力于這一基礎性工作。比如《中國荒政書集成》，總共上千萬字，主要是中國歷史上救荒救災的資料，其中很多資料彌足珍貴，也很難找到，他為此花費的心血恐怕是很難用言語來表達的。當然，把這些材料收集匯編起來，對搞災荒史等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就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對于李文海同志個人來說，雖然似乎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但他從未有過抱怨，反而認為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比自己寫文章、寫本書要重要得多，樂此不疲。做這類學術基礎工作，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善莫大焉。

李文海同志是一位堅定的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歷史研究的學者。他堅持以辯證的唯物史觀對歷史現(xiàn)象進行理性探索，探求和認識歷史的真相。他還積極主張歷史研究者要有意識地去關注與探討與現(xiàn)實生活有密切關聯(lián)并能給現(xiàn)實生活以啟迪的歷史問題，更好地體現(xiàn)和發(fā)揮史學研究的社會功能，旗幟鮮明地回擊“歷史無用論”的論調。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長期致力于災荒史的研究就是這一思想的重要體現(xiàn)。他曾說，歷史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歷史學脫離社會，很多歷史學的文章大家都不愛看，覺得很枯燥，離現(xiàn)實生活很遠，所以他積極呼吁歷史學必須要走出史學界，不能光是給搞歷史的人看的，史學表述要更加生動一些、形象一些，讓更多的人能夠喜愛閱讀歷史著作。所以他也著力撰寫了相當數(shù)量的篇幅不長的雜文、隨筆，頻繁發(fā)表在《光明日報》等多個報刊上，觀點鮮明，文筆細膩，內容豐富，很受大家的歡迎。我也很喜歡讀他寫的這些文章，從中領悟、學習到很多。

見其文，而念其人。謹以此文深切緬懷李文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