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著J. T. 混了大約三年之后，我開始與幾位教授討論畢業(yè)論文的主題。事實上，他們并不像我那么熱衷于對黑暗之王這一販毒幫派以及那位非凡的老大做深度研究。他們更加感興趣的是，與社區(qū)相關的標準社會學問題：頑固的貧困，內部的暴力，槍支的盛行，住戶與政府之間緊張的關系——還有他們不那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社區(qū)如何與幫派共處。

我的教授們說，如果我能夠把這些題目研究好，我就可以解釋羅伯特·泰勒的租戶們是如何真正行動的，而非只是簡單地討論他們與中產階級在行為模式上的差異。

威爾遜尤其堅持我要從更為寬泛的視角研究幫派及其在羅伯特·泰勒的角色。因為社會學有著非常強烈的“社區(qū)研究”的傳統(tǒng)，他希望我可以撰寫一份有關在高樓公租房計劃區(qū)日常生活的成熟報告。

他還說，他開始擔心我在計劃區(qū)的安全問題。這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打高爾夫球，以便和威爾遜這位高爾夫球癡有更多時間共處。有一次，他在球道中間面無表情地說，“素德，我在經歷夢魘，我很擔心你，我真心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他慢慢走開，沒有告訴我應該觀察的“其他人”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這意味著幫派之外的任何人。

我知道他對我最感興趣的事情有所關注。但是得知若仍以此社區(qū)作為我論文寫作的基礎，就必須要拓寬關注面，我還是吃了一驚。這意味著J. T. 將不會是我關注的唯一對象，甚至可能不會是主要的對象。我有幾位教授是經驗豐富的民族志學者，精通第一手觀察的方法論。他們都堅持，我要避免和任何資料來源者交往過密，如果我會受制于他的話。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還沒有忘記，J. T. 在見到我進入社區(qū)之后，是如何大為惱怒的。我認為，一定不能告訴他我將不再關注他的領導力。到目前為止，J. T. 并非我接觸該社區(qū)的唯一途徑，但他的確是最好的途徑。他是帶我進入的人，也是可以打開——或者關閉——任何一扇門的人。但是在所有這些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事實：J. T. 有其個人的魅力，他過著一種令人著迷的生活，我想繼續(xù)了解他。

有外來者愿意花上幾個小時，傾聽他那些關于逞強好斗和管理能力的故事，J. T. 似乎對此頗為自得。他經常說，管理一個幫派有多么麻煩，保證毒品經濟的平穩(wěn)運行有多么困難，而與那些視他為仇敵的守法租戶打交道有多么不容易。有的時候，他會冷靜地說起他的工作，就好像是某位小商品制造廠的CEO 一樣——我覺得這種態(tài)度不僅聽上去刺耳，而且考慮到他的事業(yè)所導致的暴力和毀壞，還很不負責任。

在他的自我想象中，除了是個領袖，他同時還是個慈善家。他會驕傲地談論自己脫離芝加哥市中心的主流銷售工作，返回到這個計劃區(qū)，并利用他的販毒利潤來“幫助其他人”。他是怎么幫助的？他強令他所有的幫派成員都必須拿到高中畢業(yè)證書，并遠離毒品。他資助一些當地的青少年中心，幫助他們購買體育用品和電腦。他愿意把自己的幫派成員借給羅伯特·泰勒的租戶領袖們，幫助他們?yōu)槔夏耆伺芡龋蛘咄醋崮切┘彝ナ┍┱?。J. T. 甚至可以把他通過販毒賺錢的事實說成是好事。他告訴我，毒品經濟是“對社區(qū)有益的”，因為它可以將癮君子的錢通過幫派的慈善活動再分配回社區(qū)。

我必須承認，J. T. 的雄辯頗有說服力，無論我如何努力質疑。事實上，我并不十分了解他的幫派是如何在更為廣泛的社區(qū)中發(fā)揮影響力的。甚至在更為基本的層面上，我都懷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J. T. 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他還有哪些幫派的活動沒有向我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