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從來都是統(tǒng)治者制定的，自己定下來的規(guī)矩，當然自己首先要遵守，這是言而有信的起碼要求，同時也是對全社會的莊嚴承諾。但是法律一經(jīng)頒布，就會對統(tǒng)治者超出限度的權力產(chǎn)生制約作用，因此兩者常常發(fā)生沖突。對于大權獨攬的君主而言，無視法律濫用權力的情況不時出現(xiàn)，如果這種情況成為常態(tài)，甚至因此而修改法律，那就會出現(xiàn)暴君。君主帶頭違法，必然上行下效，結(jié)果變成系統(tǒng)性的暴政，政權就越來越陷入危機之中。

在古代的君主集權體制下，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對于君主權力的有效制約。開明君主唐太宗也不例外，也常常凌駕于法律之上。但是，為什么皇帝違法之后，唐朝的政風和法制沒有遭受破壞呢？我們來看看下面幾件案子的前因后果，好好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貞觀年間，有一個叫做李好德的人，編造妖言，四處散播，搞得人心惶惶。官府將他抓起來，問成重罪，上報到中央審判機構的大理寺。大理寺的副長官張?zhí)N古親自審理這個案子后，向唐太宗匯報，說李好德是個癲癇病人。唐朝法律上有殘疾人豁免的規(guī)定，所以，李好德不應治罪。唐太宗私底下同意寬大處理，張?zhí)N古很高興，跑到監(jiān)牢里和李好德下棋玩耍。唐朝對官員的監(jiān)督甚嚴，隨即就有監(jiān)察部門的官員彈劾張?zhí)N古，揭發(fā)張?zhí)N古的家鄉(xiāng)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好是相州刺史，所以張?zhí)N古枉法為李好德開脫，他的上奏不實。唐太宗大怒，將張?zhí)N古押往東市處斬，以正法律尊嚴。

事過不久，又發(fā)生了交州都督違背圣旨被處斬的事情。兩件事相繼發(fā)生，唐太宗回想起來，覺得這兩個官員罪不至死，處罰太重了，懊悔不已。他因此想得很多，在皇帝用權突破法律規(guī)定的時候，竟然沒有大臣站出來勸阻，制度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破壞了，這怎么可以呢？必須從制度加以彌補。唐太宗采取了兩個措施來補救。

第一，唐太宗把房玄齡等大臣召集起來，嚴厲批評他們見到皇帝犯錯誤不能諫諍，相關部門也不覆奏，這是失職，以后再不允許。同時設立新規(guī)定，以后凡是死刑，于情可原的必須具錄案情上奏，從制度上防止刑罰過重。

第二，規(guī)定至今以后所有的死刑犯，即使有命令立即處決的，京城判死刑的必須五次覆奏。地方判的死刑要三次覆奏，并且寫入法令之中。唐朝的死刑多次復核規(guī)定，就是因為張?zhí)N古的案子而建立的。

唐太宗知錯能改，十分可貴。更難得的是他沒有停留于就事論事，或者追究個人責任，而是馬上想到健全制度，亡羊補牢，這是他高于眾多皇帝的地方。

唐太宗做的這一切，就是要身為表率，最高的權力也必須在法治框架內(nèi)運行，法必須大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