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的武器主要還是美國憲法的“權利法案”，而維護現政府政策的反批評者的武器則是“愛國”和“安全”，即指責批判者危害反恐斗爭是不愛國行為。對此，批判者的回答是：他們保衛(wèi)的是美國的立國之本，如果這一凝聚各族裔美國人的原則精神遭到破壞，美國就將變質，就不再是美國，也就無所謂“安全”。最激烈的言論是：美國不毀于恐怖主義，而將毀于決策集團中“新保守主義”之手。

可以設想，如果美國政府官員有權力壓制新聞，對待逆耳之言或封報刊、或追究罪責，甚至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有關人士，他們未必不會這樣做。事實上，當政者已經盡其所能縮小和掩蓋真相，但是在美國的制度下他們無權封殺輿論，這就是美國的自我糾偏的機制，也是其希望所在。不但如此，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主播丹?拉瑟因為獨家率先報道美軍虐俘丑聞，獲得在紐約頒發(fā)的64屆“皮巴迪廣播節(jié)目獎”，舉報虐俘事件的美軍士兵約瑟夫?達比也獲得著名的“肯尼迪勇氣獎”。報刊高調報道，說明媒體和公民自揭家丑的傳統(tǒng)和勇氣還是得到承認和鼓勵。虐俘事件可能是一個契機，喚起美國的社會良知，促使思想精英重新全面審視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政策和理念。

講美國，只是舉例說明一種普適性的內涵和民主的必要條件。當然，有一點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實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徑有所不同。說它不言而喻，因為縱觀歷史，橫觀世界，即使方今已經公認的歐美民主國家的發(fā)展歷史和具體形式也都是不同的。這點無人否認，所以根本不必擔心全盤照搬某一個外國的制度，即使有人想照搬也搬不了。相反，過分強調“國情”卻足以成為阻礙民主進程的借口?，F在更需要強調的是民主普適性的內涵。

另外，思想、言論自由更深層次的意義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獨立思考、心胸坦蕩、富于正義感、誠實勇敢的高素質國民。一個眾聲喧嘩的社會當然比“萬馬齊喑”的社會有活力。一國的國民如果長期思想禁錮，從小就培養(yǎng)察言觀色，按一定“口徑”發(fā)表言論，不敢講真話，甚至已經不知獨立見解為何物，長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斷萎縮，靠虛驕的豪言壯語、煽動性的狹隘民族主義是振興不起來的。這樣的精神狀態(tài)而求其堪與世界競爭的創(chuàng)新能力，或出現世界級思想和學術“大師”，無乃緣木求魚乎？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