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當紅的胡適之、顧頡剛點頭鞠躬，只談論已經(jīng)病逝或退出學界者，這種不成文的規(guī)矩，目的是維護校園里的平等與自尊。拒絕當面捧場，而將過去時代的教授，作為傳說人物，在不斷的“再創(chuàng)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與理想。至于校友的追憶文章，則又另當別論，因其不在現(xiàn)場，沒有獻媚之嫌。

當北大作為一個整體被追憶時，不可能局限在某個專業(yè)領域。因而，跨科系的課余活動，反而成了回憶文章的重要主題。比如，少年中國學會在來今雨軒的聚會（張申府《回想北大當年》），世界語宣傳運動在北大的展開（傅振倫《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語宣傳運動》），還有學生軍之組織及作用（程厚之《回憶我在北大的一段學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掛在嘴邊的“我們北大”，所認同的，更只能是一種精神氣質(zhì)，而非具體的專業(yè)知識。作為象征，則是各種各樣略帶夸張變形的奇人與軼事。

“軼事”不同于“正史”，除了敘述不一定真確外，更因其選材有嚴格的限制。不管是宮女話天寶，還是名士說風流，都不可能毫無選擇地復制“過去的好時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為追憶的目標；沒被追憶，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過。比如，緊張的讀書生活，嚴格的科學實驗，還有令人膽顫心驚的期末考試，都很難成為“老北大的故事”。就連眾多談及圖書館的，也都避開必須正襟危坐的經(jīng)史，而選擇“雅俗共賞”的《金瓶梅》（參見張孟休《北京大學素描》、柳存仁《記北京大學的圖書館》、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課程與圖書》）。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館、捧戲子、讀禁書、傳軼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獨立不羈，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晉人未必都如《世說新語》所呈現(xiàn)的，那樣永遠地“風神瀟灑”。

說的是軼事，又是幾十年后的追憶，自說自話，心態(tài)閑適，筆調(diào)從容，還有點倚老賣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類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時，往往轉(zhuǎn)而追求筆墨情趣：將“神情”與“韻味”，置于“事實”之上。這種傾向，與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結(jié)合明清小品與西洋隨筆（Essay）的努力，不無聯(lián)系。實際上，從三四十年代的徐■、柳存仁、朱海濤、謝興堯，到八十年代的張中行、鄧云鄉(xiāng)，周作人的影響依稀可辨——盡管在“漫說紅樓”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

“回到現(xiàn)場”之艱難

與史家之注重“關鍵時刻”不同，隨筆作家更喜歡“日常生活”。在我看來，不曾進入歷史敘述的“紅樓”，同樣值得后人追懷。當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費、講義如何分發(fā)、試卷怎樣評閱、課余活動及自我娛樂、教授眼中的學生與學生眼中的教授、紅樓的晨光、漢花園的月色、沙灘周圍的小飯鋪、眾名流的電話及住址，諸如此類瑣碎的生活場景，不為史家所重視，卻是進入“老北大”的必要門徑。將眾多素描、隨筆、回憶錄，與當年北大刊行的各種指南、影集、紀念冊參照閱讀，方才可能“回到現(xiàn)場”。

借助于各種歷史資料，我似乎逐漸回到了那個已經(jīng)變得相當遙遠的年代，親眼目睹了眾多日后傳說紛紜的人物與事件。正當我得意洋洋的時候，兩三件小事的考訂，使得“幻夢”永遠無法成真。